我难忘的初恋，是在黑龙江下乡后的1974年，当时农场是半军事化编制，我负责粮食筛选、打包、发送，粮仓女知青有一个排，负责扬场、清扫和整理，七八个男知青管装运，粮囤堆得有五六米高。

那时我认识了赵健秋。文革期间，人们潜意识中对学历还是看重的，我是高中生，她是69届初中生，在她这个年纪，对高中生很崇敬。

她很好学，休息或下班时经常问我很多问题，后来慢慢熟了，她赞扬我的字写得好，她说想把我写的报表拿回去练字，“当字头”——现在没有这样的表述方法了，就是把我写的字当样子，我说好啊。

到今天我还清楚记得，我拿了些方格纸，从左边竖着写一些唐诗宋词，让她练字，第一次给她写的是李白的一首诗，就是“白日依山尽，黄河人海流……”给她的时候，态度还有些躲闪，当时男女有很多规矩，下农场两年之内，男女生都不大说话，即使已过两年，也总是拘谨，记得那次我说，下工后要给她一份东西，她就等着我，我把诗给她，她很高兴拿回去了；夏天的黑龙江气候特别，晚上十点天才黑下去，农忙一般就劳动到晚十点。后来听别人说，健秋就是做到再晚，回来也点上煤油灯写字，天天这样。

文革和上山下乡期间，因为出身不好，没别的事可做，经常在玻璃上练字，这不会犯错误，万一写错可以擦掉，对于练字我有些体会，我经常告诉她写字的事情，每两天，她把写好的字给我看，坦率说，她给我最好的感觉就是认真，有上进心。

那时候人和人相处的标准很简单，不可能有现在那么多要求，男女只是起源于简单的感觉或某一个因素——干活干得最累的时候，有个男生帮女生锄草了，割麦了，就好了。农场的女知青最大的需求(现在人想不到)就是水，女生一天只有三茶缸水，三个茶杯，三杯水，这杯子当然不会如现在那么细小，是铁皮的大水杯，冰冷的井水，有个女生为了能够得到热水，就会跟烧锅炉的男生变成恋爱关系。

我喜欢赵健秋，开初是因为她喜欢我的字，喜欢我写的报表。我呢，喜欢教她。惊讶她练字的毅力。两人慢慢开始沟通，老高中对初中生，我告诉她每首诗的内容，辛弃疾的背景，毛泽东《咏梅》“反其意而用之”陆游词，讲历史，语文，数学——实际也是一个约会的理由。她经常找我，每次见她前，我都认真做些准备，尤其是数学，当时她连“合并同类项“都不知道，我凭记忆，看课本跟她讲一下乡时我带去了全套初、高中课本。

过一段时间，我惊讶发现，她的字已跟我写的字非常像，有时别人已搞不清这字是她写的还是我写的，我做过一个实验，让她填一份领粮食、豆饼的表格，会计看后认为，这完全是我的笔迹。

半年多我们已很有感觉了，但男女恋爱，在当时仍然敏感，发现谁谈了恋爱，会成为别人的大话题，而我和她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一天不见她，我已经不习惯了；有次我说，别人都在议论了，她每晚还是来找我，不怕吗，她坦然地说：不怕的，我和你的关系是不一样了，如果一天没见你，晚上就睡不好。

不久我们一起回上海探亲。

文革初时，我曾在学校音乐教室听唱片，是，四个同学躲着听，因为实在喜欢，学校又乱，我把唱片拿回家，之后下乡，我把它包好，吊在家里五斗橱的背后。

有一天我请赵健秋来家里，是夏天，很热，我拿出家里的手摇老式留声机，拿出唱片，提醒她小心，当时《梁祝》已判为黄色音乐，但我一直认为这个曲子优美健康；夏天，家家的窗子都开着，容易被别人听到，我们就跪在床边，用一床棉花套遮住机器，两个人躲在里面听了一遍，又一遍；当时我和她挨得很近，说了《梁祝》的故事，解释《梁祝》曲子。开始部分我解释是天上的欢乐，多么无忧无虑，他们见面是天遇，《梁祝》两人的天缘巧合，共同学习的机会。包括天勤、天别、十八相送，然后天问，因为不能得到，梁山伯悲痛欲绝，问苍天为何不能有美满婚姻，最后天怒，雷把坟墓打开。尾声，我解释成天聚。

我讲着，她靠着我，有些激动，说如果人生进人这样的境界，也是别无所求了。我第一次跟女性近距离接触，两人头靠着头，躲在棉花套中，很热很闷，等我把它拿开时，她头发上、脸上都粘了棉花絮的小球，我帮她拿，拿的时候她脸通红，因为音乐的感染，我感觉到她的伤感，她一直看着我，感觉到男人的那种冲动，我很想抱着她，表示那种讲不清楚的冲动，她滚烫的脸贴着我，我第一次跟异性间亲密相处，就是那个晚上，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两人觉得，我们的情感关系彻底定下了。她的脸贴着我的脸，我抚摩她的头发，重复梁祝故事，没有更多的动作；这种感觉，我今天想起还是铭心刻骨，感觉那种单纯，好像是集中体现了情感的精华。

那时很多人都一样，看一场电影，逛一次马路，牵一次手，就已经定了，何况我们脸贴着脸，第一次拥抱。无论我和她都相信，这一生，一定是在一起了。一生永远不会分开了。

但很快发生了变故。

我们认识了一年，1976年，那时可说我们的相处，似乎是精神恋爱，我甚至跟她说过柏拉图的精神恋爱。但当年夏天，她突然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当时被推荐上大学，普通知青眼中无疑是登天，不亚于现代人得了奥林匹克金牌、中五百万大奖。

她没有表示，说她接到场部电话，告诉她被批准，可以走了。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已经当会计了，我在办公室先得到这个消息的，然后让别人去正式通知她，是中午，我心情难受，觉得好像快要哭了，因为我实在不想离开她，那个时代，一个知青在农场，另一个回城读大学，意味着恋爱关系的结束，那种难受可以说悲痛欲绝，但又要表示出是坚强的男人，应该支持她，让她获得这次机会。恰在这个时候，她进来了，坐在我身边，我已经不想再说，说不出话来，她说你怎么了，你说话啊，我说我不想说了，好好准备吧，我已经知道她的事了。她说，不要这样，她不想去，她决定不去了。刹那间，我觉得她太了不起了。我连一句虚伪的话都没有讲——还是去吧。我说，这一辈子我永远不会做任何一件让你不愉快、对不起你的事。一定要让你能够把这次失去的成倍补回来。她说：你不要这个样子，我不去就不去嘛，我们在一起也很好。她很平静，笑嘻嘻的丝毫没有一点勉强，没觉得一点为自己惋惜。这事情过后，连队里批评她，说她小资产阶级思想等等，她都顶住了压力。

她真的没去读书，是为了我，完完全全为我，在第一时间考虑都不考虑，不是说跟我谈话沟通，我影响了她。连长去通知她，她就上我办公室去表示不想去，主观上就是不去，她要跟我在一起，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她更重要的了，我脑子里的想法是，我必须要为她而活，要报答她。现在有时想想，人生真是奇怪。

这么好的一段完美的感情，某种意义上悲剧已经开始。

1976这一年，她家里提议，要我们到她西安表哥处(咸阳)看一下，那边有个农场，我们可以一起调到那里，离上海更近，那时都是以离上海远近来判断的，离上海的远近是重要的因素，越近表明你的工作机会越好。我们两个人就去了西安，我记得很清楚，火车到了北京那天，是唐山地震的前一天，我们在候车室等半夜十二点到西安的火车，天气热得反常，热得我贴在候车室玻璃上，感受微弱的凉意；等我们坐了火车去西安，凌晨就是唐山大地震。

到了西安，见到了她表哥，谈到他可帮我们迁户口到咸阳某国营农场，是农场和农场对调，我们当然很兴奋。然后我们回来，我们的感情更好，每天工作结束就在一起，对我来说，不仅生活上，精神上对我都是很大的鼓励。她永远觉得，我是她眼里最了不起的人，她一直深信我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总是复述我教她的李白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她说这就是我，看到我就会想到这首诗，她希望我不要灰心，总有一天会实现我的想法，我会成功，无论她看到谁，总是说我比他们强多了。

她很俏皮，记得回家那次去南京路，她说，把河南路和山西路一封，让南京路这一段所有的人来比赛数理化，你一定考第一；我们走到外滩，她指着上海市革委的大楼说，丁伟中，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在这里上班。

所以，等后来我大学毕业，真的走进上海市政府工作的第一天，我想到的就是她。经常，当我想她，就非常难受，觉得对不起她。

当时从西安回农场，按照她家意见，我们去办户口迁移，准备调咸阳某农场工作，大概在1976年底调令过来了，名额有限，说只能先办一个，先来一人，接到这信，我让她先过去，我好坏还算连队会计，帮她办。她坚持让我先去。我说，两人反正都要去，那边是她亲戚家，还是她先去，最后她同意了。

1977年初，四人帮已经粉碎了，以今天来看，下乡的期限也快结束，但那时对将来的前途，谁也不知道，她就走了，一生中我是第一次失眠，其实那晚我们都没睡觉，有意思的是，我们当晚都为对方写了一封信，到车站时，她挨着我，马上就要上车了，我心里难受，她在墙角边上拉着我说，可不可以像书上写的那样，抱抱她，亲她一下。现在想来真是后悔，那时我说不要吧，我掏出一封信，说有东西给她，她说也有东西给我，结果我们掏出来的同样是一封信。我说，等她上了火车，就在嫩江站邮局把它寄出，她说，到咸阳后，在那边的车站寄给我。

我们互相在信上的称呼，记得是用革命家陈觉民家信的方式，我称她“健秋至爱如吾”，她也是一样，“伟中至爱如吾”。

以后当我拆开她的信时，真感到我们是同一条命，我们互相约定，不等对方信来时就写信，结果每一次信都是回前一封信，而不是等到信来再写。自她走后，即使看到农场的领料单，看到那些字心里就非常想她，她在咸阳农场，每次要写报告，写总结，都是我帮她写了寄出。

农场每次有信件送来分场，其中一定会有她的信，就这样，到了四月十二三号收到她的信(此信我现在还保留着)，我拆开一看完全不对了，她信上称呼不对了——前两个礼拜突然就接不到她的来信，那时我每天给她写信，却连续半个多月没有回信，我好像有一个预感，打开一看我就傻了，她写了“丁伟中同志”，我懵了，怎会这个称呼，看名字确是她的签名。

她的字体潦草，完全不像平时那样，大意是说，她必须要讲清楚一件事，我们间的认识和恋爱，是一种错误，完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在作怪，因为我们是不同背景和家庭出身，她是工人阶级子女，我是资产阶级有罪恶的家庭的子女，我们两人不可能组成家庭，不应该结合在一起，即便她愿意这样结合，也会影响她弟妹的政治前途，他们将无法入党入团，得不到任何工作上进步的机会，等等等等，她希望通过这信，能给我一个警觉，要我认真改造世界观，尤其不要再学封资修书本上的知识，这样只能让我越陷越深，走白专道路是没有出息的，信就结束了。

完全是她的字，只二十天沉默，变化如此之大，我来不及分析，是那种天塌下来的感觉，之后的日子里，办公室有她的字迹的纸我都不敢看，甚至不敢看别人与她类似颜色的衣服，仿佛一切都是假的，空的，极度无助和恐慌。

几天后，我突然接到上海姐姐的来信，我祖母去世了。

是4月19号。我姐姐说，赵健秋的父亲和她妹妹，几天前到我家时，祖母正生病，他们父女来的意思，是要家里人告诉我，绝对不许再跟赵健秋来往，痴心妄想!你们这样的家庭，绝对不可以跟工人子弟恋爱，影响了她的进步，她上不了大学，完全是我的责任。

我祖母本就经历着多次的政治冲击，遇到这种事，非常伤心，等他们走后，祖母突然间就不行了，她在临去世的时候说，哪怕全家做牛做马，讨饭要饭，也要让我能有机会读书，她知道我喜欢读书。

这封信对我而言，是又一个沉重打击，我觉得对不起祖母!也许，在恋爱上我错误的一步，等于把她老人家葬送了，这事的发生，让我来不及去想这封信背后有什么，到底为什么她写这信，在绝望中，我产生极端的想法，觉得人和人之间太不可信了，同时我期望相信自己，一定要努力站起来，努力向世界证明我不是卑贱的，我不是别人的包袱，我不会影响别人，我要证明给所有人看，我自己的价值；一段铭心刻骨的爱，怎突然这样一个结局，所有的美好的梦全部被击碎了，剩下的就是与冷酷的现实抗争，我连再写一封信的想法都没有，说起来都不信。我觉得不应该再去想她，要用自己的努力，哪怕以十倍努力，换取别人十分之一的结果，我都将去做!

一般意义上的情变，处于如此境地，必将努力追问。我的沉默，含有家庭成份的极度自卑——这种感受，现在的青年难能体会。因此当时，我连再发一信证实、责怪、询问都没有，结束了。

人性的反应有时很奇特，心里只是狂喊，我要证实我自己，回信或争吵、了解的兴趣都没有，结束了。这结束就结束了很久，一点的回音都没有。

几个月后，应该是稍有情绪的表现，我跟我现在的太太文娟，同样是当时农场的女知青交往，恋爱。不久，两人的关系就很好。

等到1978年全国第一次恢复高考，第一次全国统考，我考上了大学。

上学后我突然接到她一封信。信里说，她知道我考上了大学。

一年里，她没和我任何联系——如果家里给她压力，可以给我在信中解释，但她没有。我心里仍然漾起以前的情感，我很快给她回信，在第一个学期我们俩通了多次信，仿佛冰释前嫌了。寒假时，她来找我，我其实也很想找她，见面后我们一次长谈，她告诉我，那绝交信是她父亲逼着写的。她父亲好像是上海101厂(造币厂)一个工人，非常普通一个工人，住在工人新村，应该说，她父亲没有什么让我感到可恶憎恨的地方。通了半年信，我情感上已经明显恢复，接近过去，但也明显地有阻隔在那里，就是我有女朋友了，她和文娟都是知青，曾经的同事，早就互相认识。不可思议的是，她提起我当时在火车站送她去西安时，说她上了火车，我在车下，我们还是讲话，拉着手，她说有一件事情，一直想说，又不敢。我在车下说，再不说，火车要开了，没时间说了。于是她说，昨天做了一个梦，昏昏沉沉一直没睡好，想写信给我，临天亮时，闭了下眼睛，她做了一个怪梦，梦到她到上海跟我见面，忽然发现我跟文娟好了，两个人一起来接她。当时我说，怎么会和文娟扯在一起?我跟文娟还没说过话。怎么可能?一点根据都没有的事——这事想起来是很奇怪。

我们也许真是一个心，好像对人生将来，很多事情都有预感一样。

在1978年寒假，我跟她谈了很多，她说写了日记，如我能原谅她，可以去看日记。的确，她的日记很让我感动，写了很多她当时的想法。当时确实是她父亲说，如她再想我，就跟她断绝关系。我说，为什么写完那信，不马上再给我写信解释呢?完全可以在她父亲走后，再给我一封信解释这事情的，她回答不出原因。她只是说我，为什么我那么快，才两个月就跟文娟谈恋爱了，我说，她理解我当时的感受吗?我连她写过字的纸都不敢看——她皮肤很白，我喜欢她穿黄颜色的衣服，我说自那信以后，我不敢看别人穿黄颜色的衣服。

真有整整十年，我一直不能看到女生穿黄颜色衣服。就是这样，我处于一种从情感上很想跟她好的犹豫状态中，保持我们书信的来往。

大学期间，我在西安飞机制造厂实习，曾去农场看望她，在她宿舍住了一晚，她把床位让给我，自己住在同事小姐妹家，很明显，我和她非常可能恢复关系，至今我还在责怪自己；但当时总忘不了，她为什么曾这样拒绝我，我一直反复问她，为什么她要等我上了大学，才给我来信?是因为我成了大学生，她就要我，跟我好了?哪怕早一个月联系我，我都会觉得她还有真情，我问她一百次，她就一百次耐心跟我解释，她在情感上仍然迁就我，对我尊重，关心，体贴，谦让，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但当时我就是觉得，似乎心态变了，不断责问她，也折磨自己，为什么一直等我上大学，才有她第一封信?她从各种理由来解释。我放不下这个问题，这已经是个障碍了，我甚至感觉自己的病态，反复问她，她一遍遍给我解释。

回上海过暑假，她请假来到我家，无论我说什么，她一直低着头说，都是她不好，她害了我，伤害了我。另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家里再不能接受她，那时我家已经平反，落实了政策，某种意义上，因为当时她和父亲来我家闹了一次，祖母才去世的，家里根本不允许我回头，连我好的朋友，也都反对，所以在我大学毕业前，我说，我真的很痛苦，不能再爱她，但很难忘记她，她总不能解决我这块心病——为什么我上了大学，她才跟我来往。

后来，我写信跟她说，我准备毕业后跟文娟结婚了。

以后，她知道我结婚了，从此，再没有跟我有任何的来往。

一直到1985年，那时我在上海市政府当处长，有一次下厂检查工作回来，我和同事在一家小店吃午饭，茫茫人海，我跟她就会碰上，仿佛我们有剪不断的纽带；是在河南南路和人民路的饮食店，同事们说处长你坐着，他们去端面，我一抬头，她竟然就坐在我对面，对着一个方桌，她低着头，没有跟我讲话，匆忙吃完就出去了，我那时三口两口对付，也站起来走出去，我知道她在门口等我，她果然站着，看上去憔悴，一看就是有病了，衣着按照现在来讲，过于朴素，我们站到店外说了些话，她低着头，涨红着脸说，听说我和文娟已有了小孩，我说是。她说刚才听见同事叫你处长，你当处长了，我说是啊，她说，她没这个福气。都是她自己不好，我让她不要这样讲，这事过去了；她说，是她自己对不起我，我说，别再说了，问她过得可好，她说她仍然在西安生活，来上海看病，肾脏不是很好。她说，早就知道，我一定会成功的。一定会实现愿望。正好这时，同事都出来了，我介绍了一下，一个同事热心地说，如果要看病有难处，可以找他，留了一个电话，然后我们告别，坐上小车走了。

现在想起，这种见面对她来讲，多少是残酷的，她心里一定非常难受，她有我的电话，她也完全可以找我，但是她一次都没有找我，一个电话都没有给我。

这次见面后，我再也没见过她，一直到1998年，那时我已经在国外了，有一次是一个项目上的需要，到西安，中午时省里有些官员接待我们，吃饭的时候，我说，当年我的初恋，就是在你们陕西被拆散的，否则，我就成你们陕西人的女婿了。他们说丁总，想不想去一下那个地方?于是他们开车，十多个人陪着我，找到她调去的那个工厂，咸阳第一服装厂，砖砌的破旧的小厂房。去后才知道，厂已关并，办公室坐着一个中年妇女。

我说，请问这边有没有赵健秋?

她说，啊，她已经不在了。

我说，她去哪里了?

她说，不在了，不在了就是不在了。

我说，不在了总有个去处?

旁边省机关的干部说，丁先生从美国来，找他朋友，是老朋友了。中年妇女站起来，看看我。你美国来的?

我说是，我跟她以前是黑龙江同事。

她说，你是她以前的男朋友?

我说，是的，你怎么会想到的?

她说，她已经去世了。

我大感震动!怎么她去世了?!那时1998年，她才四十多岁，怎么会去世了?!

她说，你知道的，她一生很悲惨的，很苦，厂里很多人都知道她以前黑龙江有个男朋友，她一直忘不了她的男朋友，她一直跟我们讲，说她害了自己的男朋友，总是在人家面前说自己不好，说她害了他，人家都劝她，你男朋友已经成家了，人也去了美国了，她现在也成家了，不要在精神上一直想这个事了。

之后她得了尿毒症，因为换肾，有排异。手术前，同事陪着她，在家里没人的时候，她说，请帮她跟医生说一下，最近她突然感到，她的男朋友要来了，已原谅她了，他从美国回来。同事被她说得很伤心，就把医生叫来，她拉着医生，说真的要救救她，哪怕让她再活一年，已经觉得男朋友要回来，不再怪她了，医生一定要救救她，让她多活一年，可以看到他了。

但她最后，还是没有活下来，手术后，她就去世了。当时条件困难，她手术费用都是单位的同事和好友捐的，咸阳的医学条件不是很好，医生告诉同事，你们要注意她的情绪，手术前这情绪不好，那两天晚上，她一直在听《梁祝》。

做完手术，她就去世了，

我在她的厂里，听完这些，再也忍不住，我大哭起来。当时跟我一起去的一个美国同事，中国台湾人，他也哭了。

我觉得自己太对不起她，从某种意义上，她的死我有很大的责任，我太可悲了，我为什么心胸那么狭窄，盯着“为什么我上了大学才写信”这样的问题不放?早一点就找到她，按我的经济情况，可以给她找一个很好的环境，用很好的条件治病，但我没这样做，为了我性格上的固执和不宽容，她这么早就走了。

她同事讲的过程，是真实的，肯定是健秋的话，《梁祝》的细节，只有她知，我知。我感到震撼。

我们以前经常听音乐，她总是说，每天半夜时总会听到《梁祝》这个曲子。现在，我再也看不到她了!

也是从那天起，我永不跟随别人去卡拉OK，婉拒所有豪华消费，高档游览消遣的请客方式，从此我再不去了，不会再去。有时甚至一用钱都会觉得，对她有罪恶感，我讲不出来为什么，很深的一种刺激。我无法忘记她，也是从那时起，我逐渐把业务重点转到医疗领域中。

得知健秋死讯的当天，我就打长途告诉文娟。

直到现在，我经常与文娟聊这件事，从某种意义上，这一切对她都是不公平，文娟是无辜的，但她一直很谅解，她一直说，她和健秋曾经是知青姐妹。

我在美国的家里有个佛堂，是专给健秋超度的。文娟经常跟我儿子提到健秋，她说，这阿姨完全可把你爸爸从我们家夺走，你爸爸也会这样，但她连一个电话都没有，到她生命最关键的时候，都没来找我们。

她完全知道我在哪里，她知道我出国了，知道我在做什么，她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我，只要打个电话给我，我一定会找她，帮助她，她承受太多不该承受的东西。

健秋是我们全家敬重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