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彩虹桥上的詹淑娴

本栏将发表一些纪实文章,描写澳洲华裔知名作者、画家、书法家、歌唱家的人生故事以及一些澳洲中国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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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彩虹桥上的詹淑娴

辛夷楣

她曾经历欧风美雨,足迹几大洲,她是澳航的华裔空姐,她以善良宽容之心对待所有乘客,她以记者的眼光观察记录生活

 

对我来讲,飞行时的每一次起飞和降落,都好像是在天空中划过一道美丽的彩虹。” 在当了两个孩子的妈妈之后,我的朋友詹淑娴居然穿起制服,成了澳洲航空公司的一名不年轻的空姐。

我们相识三十多年了,非常庆幸我的人生能与她有如此悠长及亲密的交集。她比我年轻十一岁,浑身上下总是充满蓬勃的朝气,这朝气多少次给我以鼓舞给我以温暖。她本性善良宽容,当她出国以后接触到不同国家的人与文化,特别是她当了澳航空姐走在彩虹桥上之后,她的眼界更广心境更宽,与她交往像与春风结缘,像与夏花亲近,常常使我与丈夫盖瑞欣喜不已。

我和她是国内《地质报》的老同事。记得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正处在百废待兴的时代。经历了长期的农村插队和工厂倒班之后,我也终于在1979年如愿来到了《地质报》。当时的我多想大展拳脚地干一番事业呀!然而,作为国家机关的专业报纸,《地质报》仍然迈着四平八稳的脚步。这让我有些不知所措。1983年初秋,编辑部一下分来6个大学毕业生,才把这暮气冲淡了。詹淑娴就是这6个年轻人之一。 我们年龄虽然有异,却在事业和生活上有着不少共同语言,也因此结下了深深的友谊。

1987年4月,我来澳留学,几个月后她去了德国。我本来以为,我们从此天各一方,很难再重聚了。1995年3月里的一天,我正在悉尼的报社办公室上班,忽然接到她的电话。听到那熟悉的声音,我愣住了,半天说不出话。等缓过神来,我冲口而出:“你在哪儿呢?”她说:“我在悉尼,我来澳之前,回了趟北京,《地质报》的老同事给了我你的电话……”我立刻在那个周末跑去看她。虽然已经是两个幼小孩子的妈妈了,但詹淑娴的性格还是那么热情开朗。

我经常想,是谁给了她如此阳光的性格?是什么环境造就了她宽广的胸怀?直到我决定要写她,她来我家谈了两天,我才好像找到了答案。

 

幸福家庭

詹淑娴出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北京家庭。

“妈妈是姥姥家的唯一孩子;爸爸也是爷爷奶奶的独生儿子。所以奶奶就希望妈妈能生个男孩传宗接代。于是妈妈就在连生了4个女儿之后,终于给詹家生了个男孩子,多不容易呀!”随着一连串的笑声,詹淑娴这样说。

“其实,真实原因是妈妈爸爸都太喜欢孩子了。妈妈常说,自己小时候太孤单了。人的眼睛还有两个,可妈妈却是姥爷和他的哥哥两家的唯一孩子,所以对姥姥姥爷来说,妈妈是比眼珠子还金贵的。她从来就羡慕别人家热热闹闹的大家庭。”

说起自己的童年和家庭,詹淑娴有着毫不掩饰的幸福。“我一直觉得自己特别幸运。虽然没有大富大贵的童年,但所有的记忆都是满满的快乐和幸福。”

当了妈妈后,她也常常把自己的童年讲给儿子们听。有一次小儿子问她:“妈咪,你的童年和成年生活哪个更好呢?”还没等她回答,大儿子就抢着说:“别傻了,当然是童年更好了。”“可你不是说小时候没有那么多钱吗?”小儿子执着地问。大儿子又抢着说:“可她有幸福呀!”站在一旁的她忍不住拥抱了两个懂事的儿子

詹淑娴一直强调自己的人生其实特简单。用她的话说是“平平淡淡”“零零散散”,没有什么“故事”。但在我一再追问下,她笑着说“我可能是继承了妈妈爸爸的全部优点吧。”

在詹淑娴的童年记忆里,母亲不仅仅漂亮,还性格独立,豁达开朗,快人快语,心地善良,这种性格很自然地传给了孩子们。“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学会的是妈妈的心灵手巧,”她自嘲地说。“真的,妈妈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人家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小时候却觉得妈妈无所不能。记得她把自己的一件粉色旗袍居然变成了我和妹妹身上的两件漂亮连衣裙。每次过年,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有新鞋新衣服穿。妈妈自己剪裁缝纫,甚至做鞋子。其实当年的衣服根本谈不上款式,妈妈却总能在一些细小的地方稍加变化,比如把斜插兜变成竖插兜;花格布料在衣领或袖口处巧妙地拼出小图案等等,透着俏。不说远吧,至少在我们那条街上能引领潮流了。常常有人到家里来找妈妈要衣服版型。”

看詹淑娴沉浸在童年的幸福回忆中,我真不忍心打断她。“虽然妈妈从小娇生惯养,但过日子真是一把好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过了一会儿,她总结式地说:“我觉得我现在对生活的热情和执着就像妈妈。”

说到父亲,詹淑娴就是骄傲的三个字“好爸爸!”“我爸聪明,帅, 绝对是顾家好男人。妈妈总说:‘你爸干什么像什么。’这大概是妈妈对爸爸最高的爱情表白了。他爱妈妈,爱我们几个孩子,也爱爷爷奶奶。说他是好爸爸,因为我爸从来不打孩子!等我自己做了母亲,我才知道这是多伟大又是多不容易的事情!他不光自己不打孩子,在街上看见别人打孩子,他还要上去阻拦。”

“我最感动的就是无论多大的事儿,爸爸都给你解释的机会。记得有一次大姐不小心把一摞碗摔在地上了,爸爸不光没发火,反而温柔地安慰大姐说:‘扎着你没有?别怕别怕!’爸爸的理论是干活才会出错,不干活永远不会出错,如果干活儿的人出了错还要挨骂,那不是太不公平了吗?一直以来我努力做一个像爸爸那样的家长,跟孩子们像朋友一样相处,尊重孩子,理解孩子。”作为老朋友,我必须说,詹淑娴是个好妈妈,因为她的两个孩子也都像她一样有着阳光般的性格,聪明善良又懂事。

在她的记忆里,“父亲活泼,爱玩,游泳、滑冰、唱京剧,样样都能来,口才还特别好。我印象最深的是爸爸每次在家长会上的精彩发言,我那会儿一直以爸爸为骄傲。”

詹淑娴明显接受了父亲的遗传,记性好口才也好。她好像天生就有领导才能。所以,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她都是班长,而且胜任愉快得心应手。这种自信与干练也让她在应聘澳航空姐时受益匪浅。

我常常想,对于一个热爱飞行的人来说,拥有幸福家庭,应该就像是拥有了高质量的平直跑道,任你空客380或波音巨无霸,都可以安全起飞、着陆。詹淑娴就是在爸爸妈妈为她铺就的坚实跑道上,一次次起飞着人生的航程。

 

记者生涯

   詹淑娴说,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并将此作为职业是幸运,就像爱情,“得之我幸,不得我命”,能为自己喜欢的事情付出,则是幸福。

1983年大学毕业,她本来是被分配到北京地质部航空物探总队的。对于一个地球物理专业的毕业生来说,这个工作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但詹淑娴心里还是放不下自己喜欢的文学。所以,当机会来临,她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航空物探职位,转投《地质报》,当了一名记者。她常说,自己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在北京做记者的那几年,绝对是她人生的一个亮色,或者说是她的一次精彩飞行。“那是我最风光的日子!”

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这是我们当年受过的教育,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对生活的态度。虽然不是学新闻出身,但詹淑娴喜欢新闻,因此就多了一份主动,一份热情,一份勤奋和无限享受。她说:“当你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时,你不仅不觉得累,还会充满了热情和创意。”她进报社后很快就来了一个漂亮动作。一天,她在机关食堂吃饭时,偶尔听到别人说起一个被保送进北大的重点中学女学霸,父母都是外交官,她却选择了地质专业。詹淑娴抓住了这个新闻线索,自己独自去采访,很快完成了一篇特写,居然被放在头版。“这次采访的成功,让我看到了自己在与人沟通方面的优势。”如何在短时间内了解一个陌生人,问什么,怎么问,对于非科班出身的她来说,当时是摸着石头过河。显而易见,她对人物采访的准确把握和对细节背景的紧追不舍,当然还有对文字的把控,都使她所采写的人物鲜活,有个性。

说到这儿,还让我想起另一件事。记得当年澳洲政坛上出了个反对亚洲移民和多元文化的单一民族党。该党要求澳洲檢討移民政策,廢除多元文化。他们夸张地预言澳洲正在被亞洲人「蜂拥淹沒」(「swarmed」)。与以往历史上华裔的隐忍和一盘散沙不同,这次澳洲华人社区很快做出积极反应:以华人政治家为主的团结党迅速成立。

为了在大选中助战团结党,我们报社组织了系列专题采访。我当然不会放过记者出身的詹淑娴,就让她负责一个团结党候选人的采访。这个华人政治家是IT出身,当时仍然在麦考瑞(Macquarie)大学任职。詹采访之后打电话给我,说对这位IT政治家的采访很不成功,“材料太散,太乱,不知道从哪儿下笔。”我告诉她:“我不管,你必须按时给我稿子。”我这样说是基于我对她的了解和信任。来澳洲后,她被我“抓”着写了不少稿,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果然,她按时完成了任务。在纷纷杂杂的材料中,她抓住了被采访者的专业:将无数个体的电脑终端与一个总的终端相连,最终实现更大规模的运算能力。将这个科学的命题引申到当时的澳洲政坛上,强调每一个在澳洲生活的移民都应该像一个个电脑终端一样,参与到这个新祖国的政治文化系统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她的文章发表后,被采访者十分满意,将这篇文章放在他竞选地区的宣传板上。

她告诉我,刚到地质报时,无意中听到一个老编辑抱怨:“来了这么多学地质的怎么可能把报纸办好?”她就在心里憋了股劲儿,一定要用行动来证明,学地质的,也可以办好报。当然,他们这些大学生们没有让人失望,和报社同仁一起把一个专业报纸办得风生水起朝气蓬勃。

詹淑娴后来写了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报道——《一个年轻的假说》,说的是一个煤田地质专业的大学生周同学,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研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太平洋成因假说:太平洋是因为陨石撞击地球形成的。

詹淑娴说:“其实这个假说的科学含量有多少并不是我的重点。我是觉得,年轻人要敢于大胆说出自己的看法,哪怕是不成熟的想法。这是一种态度!一种对科学的热情和执着!尤其在当时的科技界,严重的论资排辈,千人同声。想想看,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就那么大胆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许幼稚但多么难能可贵呀!再说,本来就是个假说嘛,有待科学的证实。”

这篇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多数是支持的声音,但同时也引来了一些报社驻外省资深记者的投诉。他们认为不该这样大张旗鼓地宣传一个如此年轻的毕业生,因为他资历不够。而詹淑娴恰恰就是要挑战这些不成文的条条框框,所幸当时报社的领导对她很支持。

我记得这篇稿子很长,却文采飞扬,生动传神,年轻记者写年轻科学家,全篇洋溢着奋发向上的朝气。后来,这篇通讯获得了首都科技报刊好新闻二等奖。

回忆起这篇文章,今天的詹淑娴还是有些激动。“那个时候好像全中国的人都在关注新生事物, 到处都是年轻的声音,年轻的身影。每天忙忙碌碌,满脑子都是奋斗、理想,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生活得好充实。虽然只挣着一份普普通通的工资,却仿佛有拯救世界的责任,真是单纯呀!”

更为有趣的是,后来这位周同学报考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可是英语差了几分。在此关键时刻,有人提起这篇通讯。中科院的人惜才爱才,找到詹淑娴,以这篇文章为基础,将该大学生作为有特殊才能的年轻科学家破格录取。年轻记者又送年轻科学家一程。

 

欧风美雨

北京给了她生命和梦想;澳洲给了她蓝天和翅膀;德国让她认识了北京以外的世界;加拿大帮助她懂得了生命的精彩;美国帮她在失落后重新站了起来。但无论詹淑娴走得多远,住在哪个大洲,拿哪国护照,她永远说自己是“北京人”。

就在詹淑娴当记者当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出国又成了当时年轻人的一种机会和时髦。记得我在赴澳留学前曾经对詹说过,如果有机会,应该出国看看。那时我们都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和向往。但当时她说,自己已经不搞地球物理了,而文字记者出国能有什么益处呢?此时,她的男友,也是地球物理专业的毕业生,已经拿到奖学金去了德国。

后来的故事发展是,詹淑娴也在1987年的金秋10月,告别家人朋友飞往欧洲“明星之国”——西德!当时德国还未统一。一道柏林墙把德国瓜分为二:一边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东德);一边是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西德)。

刚一踏上这片土地,詹淑娴就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二次大战留给德国的分裂之痛。当年中国没有直航西德的飞机。詹是乘坐国航由北京途径莫斯科前往东柏林的航班。同机的是一群去东德公费留学的学生。在《柏林的故事》里她这样写到:“当时的东柏林机场不大,也不繁忙。在同一间屋子里有一大一小两个‘国门’:大的属于东德,小的是西德。但因为我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激动又紧张。下了飞机,取出行李,就手忙脚乱地跟着同机的人一起往那个最大的出口走去。我当时以为那是唯一的出口,却不知(也根本没注意)旁边还有一个小门是通往西德的海关。更不知道我这一步跨出,就‘进退两难’了。可气的是,东德海关并没有因为我的签证是西德的而加以阻拦。顺利‘出关’后,才知道有了麻烦。没有见到来接我的他,(他在那一边等我,我在这一边找他)语言又不通。平生第一次感到无助。是那场战争跟我开了个玩笑。

最后是一位从西柏林来接人的同胞救了我,他说常常有初来者因为忽略了那个小门而误入东德境内,所以他在西柏林那边没有接到要接的人,就跑到东柏林这边来找了。没找到他要找的人,却救我于危难之中。他带我又重新出境。这一次海关人员验看护照签证十二分地仔细。出了东德,再入西德,其实就是在一个大房间里从这个门走到那个门, 我就从社会主义走到了资本主义,从东方走到了西方。”

这里要简单介绍几句詹的男友:同样是地球物理专业毕业生,与她快人快语开朗热情的性格截然不同的是,他是典型做学问的人,严肃认真,执着理性,不善言辞,在学校以成绩优异著名。攻读硕士学位时,他就在美国的地球物理杂志上发表论文了(该杂志此前从来没有发表过硕士生文章)。所以,到德国不久,他就通过了博士学位的资格考试,转读博士学位。一路走来,他坚实的专业知识,出色的研究成果使他从来没有为工作发过愁。从德国到加拿大再到美国,最后就职于澳洲科学院,成了那里最年轻的高级研究员。不记得什么人说过,夫妻就像土豆和西红柿,本来不是一个世界的,但却走到了一起,因为土豆变成了薯条,而西红柿也把自己变成了番茄酱,于是他们就成了绝配。我记得曾经和詹谈过很多次爱情婚姻的问题,她说自己很多时候都是感性的,但在婚姻问题上是非常理性的:“我要找一个自己佩服的人,也就是说有些事他能做而我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一方面她佩服男友对专业研究的执着追求和学习能力;另一方面又总是矫情:“像他那样一个研究课题做十年,打死我都不干。”说是说,他们至今还是像薯条和番茄酱一样谁也离不开谁。

其实,他俩之间还是有共同点的,那就是旅游。英语里用“ Itchy feet”(脚痒) 来形容那些喜欢游来走去的人。看看詹淑娴出国之后的生活轨迹吧:德国—加拿大—美国—澳洲。现在他们夫妇俩,一个是全职空姐,工作就是走南闯北;另一个是职业摄影师,成天东游西看。两个不肯停下脚步的人,生活当然十分精彩,故事也多。

在德国,他们就读于著名的哥廷根大学。该校因为曾经拥有高斯、韦伯等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被称为物理学的摇篮。中国的开国元帅朱德也曾经在哥廷根留学,至今那里还有朱德将军的“故居”。而她最津津乐道的是见证了柏林墙的倒塌,亲历了东西德的统一。

德国大学对海外学生的待遇非常好,不仅与本地学生一样免学费(前提是要通过德语语言考试),哥廷根大学还设有专门的机构负责海外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更经常组织物美价廉的德国境内游。詹说:“最难忘的是柏林讲座。在柏林吃住一周还看了一场多明戈的歌剧,只象征性地付100 西德马克。”

1990年10月就在勃兰登堡门前的广场上响起欢乐颂,整个德国都沸腾在国家统一的欢庆中时,詹淑娴和她的丈夫离开了德国前往加拿大。

如果说离开中国,到一个语言文化都陌生的环境里学会生存是一次挑战的话,那么从德语国家到英语国家又是另一个挑战。詹说,面对第一次挑战她信心满满,用最短的时间通过了语言考试进入大学,并且放弃地球物理转学德国语言文学和新闻。但初到加拿大,丈夫立刻投入到忙碌的新工作中。而她,再次丢了朋友;断了学业;没了语言;只剩下“大面积的失落和孤独”。“在无处不在的陌生中失去了方向和热情”,当初出国只是说要看看外面的世界,但现在好像突然“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了。

谈到对加拿大的回忆,詹不失幽默地说:“当然不是什么都没干,学了点儿英语,拿了个驾照,交了些朋友,读了几本书,自我晋级成了妈妈。”加拿大其实更像是他们的一个驿站,给了她一个放慢自己,转换人生角色的机会。一年八个月后,他们带着4个月大的儿子,启程驶向美国犹他大学。

丈夫的工作如鱼得水,犹他大学有他尊重的教授和优秀的科研团队。当第二个儿子出生之后,詹重新拿起书本打算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她准备报考专业的导师因家庭变故搬走了。她就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在盐湖城的中文报社做编辑。本来有些失落的詹这时结交了一个好朋友武远,她是来犹他大学陪读的。武远曾经是重点中学的优秀教师,长得非常漂亮。来美后丈夫读博士她就当了全职主妇,可她一点儿怨言都没有。靠着丈夫的微薄奖学金,武远总是把家和自己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她说:“做家庭主妇我们也要做最棒的。”詹说这句话她牢记至今。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放弃自己!做就做到最好,做到自己的极致,这其实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詹迅速调整自己,不仅要当一个棒棒的家庭主妇,更要做一个棒棒的妈妈。态度变了,同样的生活不再无望单调了。她更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发现了英语儿童读物这个浩渺的海洋。于是她收集了很多非常好的儿童读物。在陪伴孩子的同时,她说自己也非常享受,仿佛重新过了个童年,甚至计划将来有机会也要尝试儿童读物的写作呐。

詹把自己在加拿大和美国的生活都看成了飞机起飞前在跑道上的滑行。要想飞得高,飞得远,就必须积蓄力量,冲破阻力。她说:“直到今天,飞行十几年了,每一次的起飞还是让我心潮澎湃,特别激动,我好像能感觉到那种克服阻力而向上,向上的力量。”

 

彩虹桥上

1995年,美国一家著名石油公司和澳洲科学院先后向詹的丈夫发出了工作邀请。热爱旅游的她毫不犹豫地说:“去澳洲,去澳洲!”就这样,在美国呆了3年之后,他们全家收拾行囊,横跨太平洋,飞抵南半球的澳大利亚。

经历过欧风美雨的洗礼,詹淑娴心理素质明显增强。到澳洲后她很快安排好家庭(母亲支持她,特意从北京来帮她照顾孩子),然后在麦考瑞大学拿下了国际传媒专业的硕士学位,终于对自己有了个交代。作为朋友,我为她的执着和努力而欣慰。她乐观积极的性格此时又因为成熟而变得包容,少了些锐气,多了点宁静。

   天时地利人和,讲究的就是在正确的时间空间里遇见正确的人,于是,生命中的一切都合情合理了。爱情如此,事业亦如此。詹淑娴拿到硕士学位后,就恰好遇到一位热心的邻居。他是澳洲航空公司的机械师。他说澳航在招人,“你应该去报考。”詹说:“别逗了,我都是两个孩子的妈了。”“这与年龄无关呀,”这次是机械师吃惊了。

詹说那是她第一次真正地爱上澳洲,一个给所有人机会的国家!她,也勇敢地给了自己一个机会!“这次就好像有神助一般,一次次面试过关斩将,真爽!又找到了曾经的感觉。”2000年6月,她穿上制服,成了一名澳航华裔空姐!

她喜欢旅游,喜欢穿制服,善于跟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更能适应不规律的作息,她似乎是为当空姐而生的。穿上制服的詹淑娴焕发了青春,风光多彩的生活让很多年轻人都羡慕。但我知道,她的微笑充满岁月的积淀。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飞遍五大洲的詹淑娴朋友多了故事当然也多了,没变的是她保持了读书与写作的好习惯。她的第一个飞行任务是悉尼——洛杉矶——纽约。在近15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中她兴奋得像当年做记者一样有使不完的劲,一点儿不知道累。感染人的微笑让她赢得了自己的“粉丝”——几个美国大学生。他们得知这是她的“处女航”之后,动手为她做了一个可爱的卡片“Happy 1st flight!”(首航愉快),还贴上了糖果,那张卡她保留至今。

另一次飞台北的航班上,有个高山族旅游团。他们很喜欢这个会讲国语的空姐,抢着与她合影,还送她手绣的民族挎包。乘务长也为她的“高人气”感动,破例允许她在整个飞行中都背着那个挎包。她笑说自己当时“成了整个航班上的一道风景”。

詹淑娴曾经为我工作的中文报刊写了不少文章:《9月11日飞往洛杉矶》,讲的是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事件中,她正在从新西兰飞往洛杉矶的航班上,而且是机场关闭后因燃油不足而唯一允许降落的飞机。她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真实生动地写了出来,后来该文还被国内一些报刊转载。

《警察的故事》则是她在世界各地与警察打交道的亲身经历。

《去南非度周末》是她在飞替补时,带全家去了南非。她描述在野生动物园里追狮子,看大象,语言灵动有趣,比如关于狮子她写到:“狮子的一生好像都在‘度假’——哪儿舒服就呆在那儿。只是饿极了,才会‘上班’——狩猎。如果能抢到别人的猎物,比如鬣狗的,它就会坐享嗟来之食,心安理得。所以狮子是连腐肉都吃的。虽然它拥有最大的杀伤力,但它却并不随便开杀戒。科学家说,狮子是食肉目中最高等的动物。它们的牙齿最适合咬噬,它们的上下颚各长着一对儿裂齿,咬起东西来就象剪刀的两片利锋,连老虎也只能是生吞动物呢。”

大概又是做记者的习惯,詹写文章喜欢交代背景和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在《去南非度周末》的最后她写到“是呀,南非的确是个美丽的地方。美丽在她的山和水,在她的动物世界,象一个迷人的童话。然而,这里的文明世界,也就是人类社会,却是另一个版本的故事了:她曾经拥有世界上种族歧视最严重的法律,也曾经发生过血腥的种族暴乱。这里的富人们都住在监狱一样铁丝网林立的豪宅里,他们购买私家车时考虑的第一要素是车的防盗和防弹性能……也许,下次有机会,我还要带家人来:带他们看看索维托当年种族暴乱遗址,看看前总统曼德拉的旧居和那些仍然住在黑暗、狭小泥土屋里的南非黑人。那里是南非土地上与动物和山水无关的另一面,就叫做历史和文明吧。”

这篇文章反响很好,以至于很久以后,在她下班的出租车上,华人司机说:“你就是写非洲野生动物的吧(该文发表时附有照片)?”她楞了,过了好久才反应过来问:“你看了?”对方说:“是啊,挺好的,多写点儿嘛!”这让她感动半天。

她热爱自己的工作。不仅仅因为每次飞行对她来说都浪漫得像是在天空中划过一道彩虹;还因为她可以看到听到很多感人的故事。有一对澳洲退休夫妇去香港庆祝结婚纪念。因为47年前,他们俩在香港一艘邮轮上邂逅。女孩是澳洲人,男孩是水手,来自英国。“几天之后他就向我求婚了!”幸福的太太拉着丈夫的手,在丈夫无限爱恋的目光中,娇羞得像当年的小女生一样。“后来呢?”“后来,他放弃了水手工作与我一起回到澳洲,从此47年再也没有分开过。”

我有时真佩服她,跟谁都能聊,而且谁都愿意跟她说“知心话”。她一直想写《各国的哥的故事》,就是她接触到的各国出租车司机们的故事。比如悉尼有个年轻的出租车司机告诉她,自己正在经历的网恋故事,还征求她的意见;还有一个印度裔的司机给她讲述了自己与一个来自武汉的美丽女护士在沙特阿拉伯的初恋故事。我想大概是她的诚恳赢得了周围人的信任。

她在新浪和文学城都有自己的博客,就是想与更多的人分享自己的多彩人生。我成了她的博客粉丝,接长不短地就打开读上一段。遗憾的是她太忙了,很多故事还都只存在于她的日记里。

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时期,澳航的国际航班都停了。詹淑娴不得不待在家里。她想念飞行,想念在彩虹桥上的日子。悉尼的疫情缓解了。我和她不时相聚。我对她说:“詹,你的彩虹桥上的生活会继续的,疫情一定会过去,你的生活将依然丰富多彩!” 2021年4月,澳洲和新西兰之间恢复了国际航班,詹淑娴终于踏上彩虹桥,投入繁忙的飞行之中。

 

选自在澳出版新书《这边风景》。

yuentin 发表评论于
好!
东村山人 发表评论于
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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