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实业，瑞高斯塔维公司前后有上百次的谈判，记得有几次重大的谈判，一次是在日本东京，我记得一共是7个人的团，有一个员工叫朱克东，是负责技术的工程师。是我从南通晶体管厂调过来的，有一个叫朱季平，是我司的智多星，还有一个叫刘启鹏，外号叫smoke刘，还有一个我们厂里学历最高的中科院的力学博士叫潘之远，此人学术渊博，沉稳，外表形象极好，算得上我们公司的美男子。就讲这么多。飞机到了东京，成田机场，来了一个我们的好朋友，这个人是日本人，叫中田博之，是一个非常好的日本人，他忠于他的老板，但对我们非常友好，中文也非常好。他过去长期在北京一家日本商社工作。在东京期间，选酒店我选择了一家在日本议会大厦对面的京王酒店，这家酒店是一家五星级的高级酒店，选这家酒店是有目的的，就是为了谈判的需要。以往的中国贸易代表团，去日本都住在小小的酒店里，甚至火柴盒酒店，他们只需要花1500日元到8000日元一天，而我们这家酒店每天需要30000多日元一间，我们7个人住了四间房。我们通知了日本的住友公司，日本人认为我们是个很有实力的中国公司，甚至于超过中央企业的一些公司，财大气粗。他们派了重要的代表跟我们进行谈判。我们一出手，就是定了1000万美金的设备。这就是我们南通西尔公司全自动注塑设备和供料设备。
第三天，在谈判期间我一直表现的漫不经心，还经常打瞌睡，在谈判桌上睡觉表示对这件事情不上心，可是他们谈判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计算我都听在耳朵里，三天后，我在日本的星宿住友大楼的顶部，款待了在日本的这些朋友。我记得当时吃的是铁板烧，每人的标准是60000日元，这在当时的日本来讲，也是最顶级的款待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回到中国以后，我的母亲教训了我很多次，摆阔气浪费公司的钱财自己只图享受，反正什么丑话都骂了，但是当我说给我父亲说的时候，我父亲认为这也是一种谈判的艺术，也有很多厂里的员工不清楚我们的这些员工在日本是何等的节约费用，最好的餐饮就是一碗日本拉面只花650日元一碗，所以想想，我至今都感谢随我去日本的这些同事。在中国认真的准备资料，在谈判桌上是针锋相对，后来大家都清楚，我们的设备买的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为今后的斯塔维的年产2亿4千万片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在90年代初，我们是中国拥有26台高流量，高精密，高速，全自动化的生产线的公司，可以跟海尔媲美，完全是计算机电脑自动化操作，我们的一个技术人员，一个工人能同时操作四台设备，至今我都感觉到这是一次成功的谈判，至今也非常怀念我的那些同事。
说两句中田吧，中田一直陪着我们，有一次他奉他的老板之命请我去吃饭，因为他的老板也要参加，中田了解我平常只吃拉面，在特别征求我意见后，我也不想让他们破费，就去了一家拉面馆，结果，却遭到了他们老板的痛殴，当着我的面扇了中田两个嘴巴。只听到耳光声和中田“嗨”的声音，打过后中田笔直的站在风口里。看到这种情景，我感到非常心酸，早知道去一家高级餐馆了也会避免中田被打，其实作为中田的朋友，虽然他是日本人，但我认为我们是兄弟，哪怕喝碗稀饭吃点咸菜也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后来中田到中国，我都会派专车去接，在南通我都会请他吃最好的，也就是请他去华蕾吃红烧鳗鱼和清蒸甲鱼，这是我们南通的特色，总想给他补补。若干年后，我带着我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去了东京，打电话给我在日本的朋友，才知道中田已经中风在家不能来东京了，我们的另外一位朋友叫静先生公司已经破产了，在做一个卡车司机，我们的一个蓝先生是帝人公司的已经辞去主管一职，去他的家乡接替他的父亲做医院的院长。我们的Kolomi先生，据说是日本的皇亲，还在做生意，我把他们都请到了东京吃了一顿烧烤，蓝先生那天特别开心，吃了五份也喝了很多日本的清酒，吃完后，我们这几位朋友在星宿的大街上勾肩搭背，非常的开心。送走了朋友，回到了京王酒店，我的妻子问我，你是不是抽烟被烟熏到了眼睛， 怎么眼睛里会有泪，我对他说，中田中风了在家里。第二天我带着我们全家去了日本箱根，那是一个洗温泉的地方，地方很美也是当年我在日本住友公司，三菱化成公司，帝人公司招待我们去的地方。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日本三菱公司招待我们代表团去箱根，那次我记得有一位市政府的市长秘书随同，这个人姓姜，洗完温泉后三菱公司宴请我们，出于日本的最高礼节，他们请了一帮日本的女性穿着和服陪同我们坐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给我们夹菜，倒酒，还进行了日本传统表演。我对日本的印象很深，日本是个干净的城市，道路整洁没有中国那么宽，但是街道非常干净，人也非常有礼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