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通常说的知青大返城，是指1979年开始的几年时间。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准确地说，是上山下乡知青和城镇居民的大返程，而不是只有知青。用我们一家的事例来说最清楚。

    我们一家7人（父母和我们五个兄弟姐妹）是1969年下乡的，1979年可以全家回城。这时候, 我们一家有4人有条件回城：我父母、我最小的妹妹和我。其他3人呢？我姐姐婚嫁了，我的大妹妹有固定工作了，我弟弟在读大学。所以，只有我们4人户口还在农村。

    这一批回城，是安排城镇居民回城，凡是下乡的城镇居民户，还没有升学或者工作的，户口还在农村的，愿意回城的都批准。

    这就是说，在回城的浪潮中，城镇居民是先于知青回城的。在我们下乡的书洋公社，据我估计，下乡的城镇居民人口比下乡的知青还多。在我们的生产队，下乡的时候，城镇居民有13人，知青有7人，附近的几个生产队也是如此。因为大队安置下乡人员，分派到每一个生产队，大多是根据居民和知青的比例安置的。

    这些细节也许没有人注意到，却是非常重要的，对我八十年代的工作和生活有很大的影响。

    我是老三届知青，照理说1969年下乡是以知青身份下去的，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是全家下乡，就按照城镇居民的人头算我的份。我姐姐也是老三届，她也和我一样，城镇居民身份。在我们公社，像我们这种知青身份被划到城镇居民身份的很多。城镇居民中个人的生活补贴比知青差，根据我的旧信记载，当时龙海县政府对全户下乡的落户安置费是每人１６０元，单身汉每人２３０元。在落户后的六个月里，单身汉每人每月８元，全户每人每月６元。半年后就取消任何补贴。安置部门只区别单身和全户，不是知青的单身汉也享受知青待遇。这就是说，只要单身就是知青，只要是全户的，就是居民。

当地的领导干部为了区别居民户的知青，称我们是户青。知青和户青的的待遇在半年之后就停止了，看起来一视同仁，可是到了有招工指标的时候，知青优先。下乡之后一年，单身知青就陆陆续续走了，有的招工，有的补员，有的申请病退回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唯有居民户的知青因为家里有父母需要照顾，很难走。居民户下乡的，又大多数是有历史问题的家庭，子女即使是知青，也不在招工的考虑之内。所以，直到1979年，留着农村的几乎只有居民户。这一年夏天，城镇居民户都落实回城，可是回城不会安排工作，我想我是知青，可以等待招工，所以我没有回城。为的就是这张知青身份的ID卡。

      1980年回城之后我参加工作的经历已经介绍过了，但是我的知青身份还是没有被承认，因为知青是计算工龄的，我没资格加工资。我只好再找亲友到劳动局说情，还到原来读中学的龙海一中打了一张毕业证明，证明我是1967年在该校初中毕业，毕业时没有发毕业证书。这是一张32开的纸条，却让我纠结了十几年的心病。

其实，纸条容易打，劳动局这关不容易过。若不是为了加工资，我才不在乎什么毕业证明，我是不是知青身份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和我一样纠结知青身份的户青朋友还很多，他们为此的遭受挫折的故事我也知道不少，现在，那些下乡的朋友，不管是知青还是户青，不管是退休还是还在工作，都享受着下乡的工龄补贴。没有人去注意到40年前上上下下的那条醒目标语。

   “热烈欢迎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到农村去！”

     时代只记住知青，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城镇居民，尤其是户青。那些年我为什么快乐不起来？就是因为是户青，憋气窝火十几年。十几年的光阴足以使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脱胎换骨。

     补充一个问题，在我的回忆录《土楼岁月》里，我记录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生产队的，但是我错了，直到2016年我回到第二故乡的时候，90岁的老队长对我说，我们队里最后走的不是我，而是两位知青。原来，这两位知青长期回城，户口还在农村。直到我走以后，也就是1980年之后，才把户口迁回去。具体哪一年？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八十年代的故事。还有很多知青和户青的故事我不知道，我走之后，我们大队还有不少户青没有招工的份，尤其是那几位地主的儿子，我的同龄人，他们在八十年代的遭遇，一定比我更加坎坷。

     八十年代的往事不堪回首！ 也正是不堪回首才要回首，历史就是回首。户青的历史我们不回首？谁回首？！什么是“户青”？在文革的字典里都找不到，应该在文革史上补上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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