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胡说之六：莫谈国事？

从前的不少茶馆里，贴着“莫谈国事”的条子。按说大伙儿在茶馆里闲聊天，什么话题聊不到啊，从家里的柴米油盐，老婆孩子，到天南地北的新鲜事儿，怎么偏偏国事就不能聊呢？其实国事和家事的关系并不象有些人以为的那么小，倘若国事不稳，咱们的家啊，估计也是风雨飘摇。

“莫谈”，不是心甘情愿的，是被强迫的，因为说了不安全，弄不好大发了还会掉脑袋。茶馆的主人为自己着想，为客人着想，只好立着耳朵听听大伙儿的吵吵，然后指指墙上的条子，使个眼色，低声提醒一句，“莫谈国事啊！”

这种条子越多，说明人们生活的空气越压抑沉闷，说明人们的自由越少。

我喜欢茶馆，打小就喜欢，尤其喜欢里边的那股子热闹劲儿。后来长大了，也喜欢跟朋友们约在茶馆里喝茶聊天，又说又笑，亲切，自然。当初郭德纲选择在茶馆里开始说相声，实在是太对了，只有从那里开始，他才能找到真正的观众缘，找到真格的自由发挥的感觉，而不是象在电视台里那样，旁边有几个导演看着，“哎，这句不合适啊，哎，那句太长了点吧......”。

茶馆的好处，在我看，是有一种广度的交流，比如你忽然听见旁边的桌上有谁说了句什么，让你心有所感，你可以接个话茬儿，没准儿就两桌并一块儿聊起来了。另外，茶馆虽然也设什么雅座，但基本还是想喝茶的都是客，实在没两个大子儿，也能赊一碗喝。每日里走动的多是贩夫走卒，可别小看了这些人，他们也许大字不识几个，但来自最平实的生活空间，有最深入的生活经验，他们说的，想的，都是最实在的东西。老实说，如果那些国家领导人能多听听贩夫走卒的意见，能替他们多想多做事，国家才会从根儿上好起来。

如今北京的茶馆也不少，但大部分看上去更象咖啡馆，也许装潢是刻意追求的老样板，但气氛太雅致，尽管墙上没有了“莫谈国事”的条子，可也让人张不开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是谁说的来着，钱钟书吧，“俗得这样雅”，或者“雅得这样俗”，都脱离了俗和雅的境界，不伦不类，一句话，就是没意思，没趣。

我在日常的生活中是个很清静的人，但我喜欢思想上的热闹，喜欢杂七杂八的见解。很久以前我写过一篇关于博客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我至今特别喜欢一些不同寻常的，怪异的，不好理解的，脑后长反骨的，六指儿的，动不动就哗变暴动的，跑单帮的，贩私盐的，不能自圆其说的，逻辑掉井里的，蛤蟆跳水的，神经病的，理智与情感都不健全或者超级健全的………….东西”，这些话写得有些故意的扯，其实我的意思是，天上地下，任何东西任何事情，都可能是好的，是有价值的，更别说是有趣的，一个真正美好的世界，应该是开放的。

我不相信有唯一真理，因为我不认为有绝对的东西存在。出于这个观点，我喜欢并欢迎一切与我相似和相反的东西。黄鹂批评儒家的文章，我看得很仔细，虽然懂得的不多，一方面是我的古书读得少，他说的很多我都没读过，另一方面我把他写的当作了一种类似入门教材的，这样我可以偷偷懒，理解得稍微快一点儿。

我自己对儒家，其实反对的是咱们在传统中对儒家的超级认可，也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作为唯一对中国和中国人有益处的真理。更糟糕的是，儒家通过被统治阶层的认可，获得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把持了对一切的解释权，话语权。

愚民政策，总是有两种，一种是不让人民接受教育，还有一种是让人民只接受一种教育。所以中国的朝代，我最向往的是先秦，那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野草野花也能够欣欣向荣，铺满山野。

后来盛唐的一段时间也很好，在文化上具备一个真正泱泱大国的雍容气度，这些我们单单从那时的艺术成就会看得很清楚。如果真的有黄金时代，我想，它的意义，就是让一切都闪闪发光。

说出自己的观点，聆听别人的观点，是所有交流的基础，尤其当讨论来自四面八方的时候。有时候，倾诉是一个孤独的现象，假如没有多少回声，或者回声里有太多的反面看法，我想这是最正常的现象之一。

自由是个什么东西呢？众说纷纭。我想，自由的其中一个特点，是有勇气表达自己，同时有勇气听别人的表达。对了，我认为自由的前提之一，是勇气。

当年陈寅恪先生写《柳如是别传》，他最想表达的，是一个民族，甚至一个人，能否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认为“河东君一人之身，可以当之无愧”。柳如是的诗和画，都相当的出色，她的人格是她一生最精彩的成份。

这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知道。

假如将来我中了彩票的头奖（嘿嘿，我还没买过呢），我很想在周游世界后回家，开个大家谈的茶馆，多好玩啊！对了，茶馆里还设厨房，谁喝饿了，就自己下厨做点儿什么吃的，比如胖头鱼炖粉皮吧，我也可以赖着尝个鲜。

说话，好啊，能自由地说话，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