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从《永乐大典》中还“偷”走了什么？

无意中点开了一个人的作品：什么电脑出自《易经》，手机来自《天工开物》，牛顿抄袭的《奇器图说》，奔驰山寨的木牛流马，青霉素取自《伤寒杂病论》，就连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图纸，都是剽窃明代魏学洢的《核舟记》。他宣称，这一切在《永乐大典》中都有记载，甚至他还宣称，人类对《永乐大典》的开发不足千分之一。比如马斯克只是秘密得到了《永乐大典》的一点儿残本，就敢夸下海口移民火星。

质疑是迈向真理的第一步，从布鲁诺疑惑地心说，到爱因斯坦怀疑牛顿，质疑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表象、直指真理。但质疑不是无脑的牵强附会，不是张冠李戴的自我催眠，而是对真理的执着追寻。可以怀疑后人托名附会亚里士多德，但不是看到《核舟记》这三个字，就把它吹嘘成是核动力航母的设计图纸。

我一直以为那些是搞笑作品，但是看到几十万的点赞，不免就陷入了沉默，然后再看看他们带的货，名贵的保健品、酱香的珍藏酒，便又恍然大悟。

不过，我还是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他们热衷于说西方的科学发明来源于《永乐大典》，而不说西方的人文发明也来源于《永乐大典》呢？比如美国国父的六大发明。今天，我们来一起看看，美国国父们在《永乐大典》里偷走了什么。

第一、制宪会议。

1787年，美国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一个重大发明。55名代表坐下来，通过会议来创建国家，而不是凭借谁的钱多，或者谁兵强马壮。代表们通过开会来讨论国家的根本大法，他们进行的不仅仅是创建国家，更是人类首次系统的实践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契约论。

这一制度发明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会议的代表并非各州官方指定，而是人民选出来的代表。其次，会议的程序突破了原来的邦联条例，采用了一人一票的表决机制。最后，宪法的批准由各州单独审批。

这种自下而上的建国模式，彻底颠覆了传统国家的叙事逻辑。正如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所说：制宪会议不在于邦联条例的授权，而在于人民主权的直接行使。

第二、成文宪法。

1787年，美国宪法文本的制定标志着成文宪法范式的确立。美国宪法以6000多字的精炼文本，实现了国家规则的明文化。富兰克林曾经充满深意的指出：我们正在为世界立范，这个实验的成功将改变人类文明的进程。

与英国不成文的宪法相比，美国宪法的成文化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第一、确立了宪法作为最高法的地位。第二、建立了刚性的修改程序。第三、创设了宪法的解释机制。这种将政治契约法典化的模式，成为了宪政国家的标准。正如《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逊所说：将权力关进法律文本的牢笼。

第三、分权制衡。

美国表面看是三权分立，但其实是八权分立。只是因为国家机构只有三权而已，另外的新闻权、工会权、持枪权等等并不在国家机构手中。

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指出：野心只能用野心来对抗。美国国父们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发展成了错综复杂的动态制衡体系。让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制约。这种既对抗又协作的制衡体系，确保了任何权力分支都无法一家独大。正如美国第28任总统威尔逊所说：不是简单的分权，而是交织的制衡。

第四、权利法案。

1791年美国各州批准的《权利法案》，将自由主义之父洛克的自然权利理论，转化为了具体的宪政实践。杰斐逊在给麦迪逊的信中说：《权利法案》是人民的必要武器，没有它，宪法只不过是统治者的游戏规则而已。

比如：1971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最高法通过开放性的解释，维护了第一修正案。《权利法案》的开放性解释机制，让它历经230余年仍能适应时代的变迁。

第五、司法审查。

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立了司法审查权，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判决书中创造性地指出：解释法律是司法部门的权力，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

这一制度发明也体现三个方面：第一、司法权是宪法争议的终极仲裁者。第二、司法权充当了联邦权与地方州权的协调者。第三、司法权是公民权利的最后保障。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所说：美国问题的最终解决，迟早都会变成司法的问题。托克维尔的预言无一不准，因为后来有一次美国总统大位的归属，都变成了司法的问题。

第六、复合共和。

美国联邦制的创新在于构建了双重主权的体系，也就是既非单一制国家的中央集权，也非邦联制的松散联合。形象表述就是：大共和国里套着一堆小共和国。这种权力划分，创造性地解决了大国治理的规模难题。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各州如同实验室，不断进行制度的创新。而联邦既给予各州自由，又提供国家力量，这是美国保持活力的奥秘。

美国国父们的六大发明，环环相扣，构成了相互支撑的体系：制宪会议确立了人民主权的原则，成文宪法提供了根本的规范，权利法案保护个人的自由，司法审查维系宪法的权威，分权制衡防止权力的滥用，复合共和平衡中央与地方。正如《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之一杰伊所说：这个国家不是建立在抽象的理论之上，而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刻认知。

美国国父们的六大发明，或许是抄袭的《永乐大典》，但《永乐大典》的缔造者明帝国，显然并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