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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大业》精彩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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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建国大业》剧照
《建国大业》这部电影，讲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后，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之前的中国。
短短4年历史，留给后来人许多好奇的询问：
“二战”结束后，在全世界人民渴望和平与民主的潮流之下，为什么中国百姓并没有迎来和平，相反，却又一次陷入了内战？
一支拥有全副美式装备，武装到牙齿，中高级将官均接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军队，为什么输给了一支布衣草鞋，小米步枪，数年前还被追赶得在偏远山区流窜的农民军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于中华民族这一已经生存了5000年，并仍将以旺盛活力继续生存下去的古老民族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曾经担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的中国史专家罗兹·墨菲在其著作《亚洲史》中，曾专门以《国民党的削弱和共产党的强大》为章节标题，论及这一时期。他的阐述很简洁：
“1931到1945年日本人入侵和占领中国，以盟军打败日本而告结束，但它也无可挽回地削弱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力量和民众对它的支持。
“当美国的斡旋在1947年如预期般失败后，中国的全面内战便爆发了。国民党军的兵力和武器均占极大优势，而且占据着全部大城市，但它的腐败和无能使它失去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所有这些因素，使国民党基本上失去了中产阶级和大多数工商业者、专业人士和农民的支持。与此同时，共产党部队在长期抗日战斗中完善了他们的游击战略，他们以其保卫祖国的行动和重视农民的纲领吸引了千百万中国人。”
他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共产党人称他们执行的是‘群众路线’，他们从事的不再是上层阶级的事业，他们事业的主要根基存在于超过80%中国人民居住的农村。”
韩三平是《建国大业》的导演，采访他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代表大多数人的要求，这是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蒋介石失败、毛泽东胜利的根本原因。都是历史人物，就看谁代表的群众意志更多。毛泽东代表着更多的人的追求和希望，这和西方选举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那个时候不是选举，而是采用暴力手段。但是本质上是一样的。”
一些历史细节，现在看起来，还是饶有趣味。1944年6月，《时代》杂志记者爱泼斯坦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达延安采访，他在采访笔记中写下了对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不同印象：
“我个人感觉，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们在内的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毛在延安给我们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是，他的从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10多个抗日根据地频繁的战事和多方面的大量行政组织工作。在和国民党多方面的关系中，他是主要决策人，他既要躲开对手的攻击以避免发生内战，又要推动对手更有力地去打击日军。他已在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从事于理论写作和解决党内争论的问题。
“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都来自重庆，我们不由得注意到毛和重庆的蒋介石在举止方面的强烈反差。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似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
“蒋经常没有必要地过问过多的繁琐事务，事后批评他的指挥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毛则相反，他极擅长于委任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他也擅长于树立榜样，总结经验。由于交通的阻断和困难，内部通信联络不可能对很远的抗日根据地在军事和政治上给以具体的指示，这就要求每个人了解并遵循总体的方针路线，把一致性和主动性灵活地结合起来，由他们自己判断，决定自己的行动。”
采访导演黄建新时，他说，拍摄时，他想把两个阵营在视觉形象上进行对比，一方是工整、华丽、仪式化，然而却刻板无生气的。另一方非常简朴，但是健康、向上，像太阳下一脸朝气的孩子。
照片和当年的报道帮助历史中的个人穿越尘埃站在我们面前。1945年的重庆谈判，《大公报》女记者彭子冈前往重庆九龙坡机场报道，在报道中，她这样描述当年重庆九龙坡机场的情景：“当他(毛泽东)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下了飞机，毛泽东来到张治中公馆：“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簇新的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陌生。”
为赴谈判穿了新衣新鞋，拿惯了粗瓷大碗的手打碎了盖碗茶杯，这样的一个毛泽东，没有人之后能在影视作品中塑造出来。采访中，无论是姜文，张国立还是唐国强，都承认自己的演技无法及本尊生动之万一。
然而电影毕竟是人的艺术。《建国大业》已经尽了一切努力，突破种种局限，尽力还原历史中生动的人物。包括使用明星而不是特型演员来塑造历史人物，包括设计了周恩来发怒，毛泽东醉酒的片段。
采访中，导演韩三平和黄建新都表示，希望这部电影能够吸引“80后”的青年人来看。
唐国强说得很煽情：“一个人这么大了如果不知道自己的爷爷是谁，是一个悲剧。”
《建国大业》剧本的重要主创人员几乎普遍生于上世纪50年代，他们从小接受的是英雄史观教育，有浓厚的毛泽东崇拜情结。但当他们共同来拍摄一部关于新中国如何建立的电影时，他们遇上的，是以“70后”和“80后”青年人为主体构成的电影消费市场。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主旋律电影”，2009年的《建国大业》，既要承担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历史观的普及，又要证实“主旋律”也是可以取得好票房的。如何让这样一部“主旋律”电影被市场接受，成为主创团队必须去解决的课题。用明星来吸引观众成为共识，而制作费用有限无法回避，所以才有了172位明星共聚一部电影，而且不拿片酬的现象。
不拿片酬似乎是演员们的心意。演员们说，这部电影是献礼片，妈妈过花甲生日，做儿女的献孝心是应该的，怎么能拿报酬呢。采访韩三平的时候，他叮嘱记者写上，他承诺，票房过了2亿元，就给演员们补片酬。
无论片酬补与不补，中影集团在中国电影制作力量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是每个电影人都无法回避的。《建国大业》作为国庆60周年献礼片的位置也是毋庸置疑的。演员邬君梅说，韩三平做到了斯皮尔伯格都无法做到的事情。她说出了一个事实：中国不是美国，北京不是好莱坞。
1915年，美国导演大卫·沃克·格里菲斯以美国南北内战为背景，拍摄了《一个国家的诞生》。影片上映后因为浓厚的白人种族优越主义而备受争议，但电影本身长达3个小时，从此开创了全世界史诗巨片的先河。乔治·萨杜尔在《电影通史》中写道：“《一个国家的诞生》使美国电影在企业经营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好莱坞得以摄制那些比意大利影片规模更大、更豪华的故事片，由此开辟了走向超级影片和巨额片酬的道路。该片首次在美国上映的日子乃是好莱坞统治世界的开始，同时也是至少在以后几年里好莱坞艺术称霸世界的发端。”《一个国家的诞生》开创了好莱坞电影人关心政治，积极对历史和政治发言的传统，这一传统一直保存至今。
《建国大业》使用的宣传口号也是“史诗巨片”。韩三平说，在这样的一部电影里，使用这么多明星，是一种实验。《建国大业》无法重现《一个国家的诞生》的成就，然而出现在当下，它的制作模式和它承载的各方赋予的意义，必将使它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制作和经营的一个突出案例，或许也将确实成为今后一种电影制作模式的先河。
《建国大业》第一版剧本，主线围绕“第一届政协如何召开”展开，韩三平和黄建新接手后，调整为目前“国民党如何失败，共产党如何胜利”。建国60周年时，回首当年，有心人引起的思索，会远远超过影像表面。
自然，一部电影能承载的东西终究有限。因此，成片过程中，删掉了很多段落。许晴在片中扮演宋庆龄。曾有一场戏，两个女人，宋庆龄和邓颖超共同回忆自己在革命中不幸流产，从此终身不育——战争或许无法避免，然而不论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给人造成的伤害永远是巨大的，不管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领袖还是普通人。
比电影更好看的，永远是历史和历史中的人本身。1945年，毛泽东到达重庆第二天，《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撰写社评：“昨日下午3点多钟，毛泽东先生到了重庆。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民听了高兴，世界人民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结尾，他这样写：“说来有趣，中国的传统戏剧，内容演述无穷无尽的离合悲欢，最后结果一定是一幕大团圆。以悲剧始，以喜剧终，这可说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嗜好。有人以为艺术可以不拘于一格，但中国人有其传统偏爱，我们宁愿如此。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19年阔别，经长期内战，8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地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最嗜好的。”王芸生当年的善良、乐观和天真跃然笔端，在今天读来，实在有一种特殊的沧桑感。■
张和平谈《建国大业》策划始末
《建国大业》的总策划张和平 摄影：蔡小川
《建国大业》的总策划，是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张和平。北京市政协副主席这个职位，张和平当了5年。此前，张和平一直从事文化工作，他做过电视剧，做过电影，还做了5年北京市文化局局长。张和平说，在政协的5年，对他来说，是“体验生活”，对政协这个组织有了深入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这个制度本身是我们国家政治架构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政治建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架构。由于有了这样的一个5年的深入生活，我当着这个政协的副主席，所有应该体验的我都体验到了。”张和平告诉本刊记者。
在政协的5年间，张和平策划制作了两部电影——《张思德》和《云水谣》。2005年，时任市政协副主席的张和平进入奥组委担任奥运会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的工作。他与张艺谋等人组成的庞大的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团队胜利地完成了4个“无与伦比”的仪式。身兼两职的他也同时启动了“政协委员写政协、政协委员演政协”的创意，并同时得到了市政协党组，特别是阳安江主席的大力支持。这个职务要担任到2008年初。张和平说，当时，他意识到，首先是剧本，他找了4名作家，其中包括编剧王兴东、王浙滨和作家梁晓声。王兴东、王浙滨是两位对题材的选择有着特殊敏感的作家，提出想写第一届全国政协的诞生。想法出来后，在电影形式和电视剧形式之间，最终还是选择了电影的形式。于是《建国大业》第一版电影剧本的主线，是围绕第一届政协召开前夕国共两党波澜壮阔的搏斗过程展开的。
剧本写出来之后，张和平把它拿给北京市政协主席阳安江看。阳安江觉得很好。广电总局副部长赵实看了，也觉得很好。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件事，张和平又专门去找了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去他的办公室汇报“工作”。贾主席全力支持这个事，还批示让所有全国政协副主席看剧本，并要求将其打造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精品力作”。
制作方的选择，也经过了谨慎的考虑。上世纪90年代，张和平曾经在北京紫禁城影视公司当过总经理，剧本出来后，他与王兴东都力主由“紫禁城”拍，然而最后还是阴差阳错地落到了中影，广电总局、电影局主要领导都极其重视。至于导演人选，张和平与王兴东在慎重考虑后，都认为韩三平最合适。“为什么当时会想到韩三平？因为他原来拍过《毛泽东的故事》。他跟我关系也比较好，我知道他对这类题材感兴趣，而且他的家庭是军人家庭，有这种红色情结。看了剧本，他自己也挺有热情的，很激动。”
然而，对韩三平来说，要导演这个戏，最大的困难是：“他自己不能决定他自己当导演。”——身为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要担负大量的行政工作和业务工作。就这样，《建国大业》有了两个导演：韩三平和黄建新。为了让韩三平能从董事长的职务里暂时脱离，张和平给赵实打电话，为韩三平请了假。
“原来也考虑过何群，但最后还是由黄建新来担任导演。黄建新是拍艺术片的一个人，他有他的追求，在拍这个所谓主旋律影片的时候，他加进了很多柔性的东西，电影就不会变得那么硬，那么愣。包括很多细节的处理，整个风格的把握上，黄建新的介入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三平是有政治上的热情和激情。所以人的审美上的和艺术上的这种风格，必然影响到这部影片最后的感觉。”
两位导演加入后，剧本进行了更改，增加了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期间国共双方力量此消彼长的更广阔背景，在后面的实际拍摄中，这条线事实上成为主线。
“实际上到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是谈出来的也不是团结出来的，是打出来的。所以这条线加强了，三大战役，一直到过江，电影里都有所表现。电影里有个细节，蒋介石和蒋经国谈心，蒋介石说：要是你，你谈吗——都这样了，还谈什么啊……”
张和平认为，修改后的剧本“现在真正变成了一个全方位的史诗般的一个作品。从力量来说，今年献礼的作品这么多，它应该是最有力量的一个。它几乎变成了一个‘现象’了”。
回过头来看当初对制作方、对导演的选择，张和平觉得结果说明当初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没有中影集团，没有韩三平，没有王兴东，不会是这个结果。”
张和平生于1946年，算得上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年过60的他回顾历史，认为1945年到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具有转折意义的大时代。1945年抗战结束后，无论国内国际，希望国共联合执政的呼声都非常大。然而历史证明，国共联合执政只是一个幻想。张和平认为，中国最终形成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是历史的必然：“从抗日开始，国民党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消灭共产党，因此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指明最大的敌人还是共产党。重庆谈判之后，国民党实际上就开始抢地盘了，随着国民党的腐败一步一步深入，它最后终于失败。‘打老虎’这段情节原剧本当中没有，它的加入说明了国民党为什么失败，原因还是在自己。此外，蒋介石实际上还是想建立一个独裁的军政府。它对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态度都是假的。电影中反映了国民党军统特务对张澜的打压和对闻一多等民主人士的暗杀，就非常说明问题。”
张和平透露，《建国大业》这部电影，将实现国内重大历史题材影片的一个突破——在台湾上映。能做到这一点，张和平认为，主要还是因为做到了对历史的真实反映：“现在看起来，这个分寸把握得挺好的。”
《建国大业》中，蒋介石的扮演者是张国立，这是张国立第一次扮演蒋介石。张和平说，这个角色，是因为张国立的演技超越了外形的限制，也超越了一般重大历史题材人物扮演的限制。毛泽东的演员依然是唐国强：“因为老百姓已经认了，几乎唐国强就等于毛泽东了。另外他由于多年演了以后，不仅是从形象上、从形体上，也包括他的神态上、精神上的，已经变成他就是了这个感觉。”
影片在把历史人物立体化的方向上做了很大努力：“比如说政治局夜里开会，把那灯给吹灭了，然后是主席说，咱们真成了开黑会了。这个情节以前不会这么表现——开中央最高层会议的时候把灯给吹了，咱们能够说话就行了，那个蜡烛留着我后半夜还要写东西呢。再比如说，胜利之后，几大书记都喝醉了。以前是不能表现这个的，现在剪了一部分，原来比这多。所以这就是分寸的问题。再比如说，总理大发脾气的情节。一般总理给人的印象都是比较亲和，比较儒雅，暴躁、大骂这个也是以前没有的，但现在也剪掉了很多。一般来说，塑造正面的形象要比塑造反面形象更难，这里面说实在的有个自然原因。但是这部影片，通过刚才那几个例子，做了很多努力，有了很大改变。”
分寸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的‘破’是要在原来基础上，太过了以后呢，人们也有一个接受的问题。所以应该说现在所形成的这个结果已经是很不容易了，这也说明整个主创班子在这里边的努力。”
成片之后，中宣部审过，文艺局审过，全国政协看了，北京市看了。都给了很大的肯定。影片片头，第一幅字幕，是“谨以此片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六十周年”。
张和平解释说：“没有第一届政协的召开，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这是一个程序问题，不是党派自己封的，还有很多人民呢，还有很多党派呢，还有各个阶级都有呢，是不是能够被国际、国内社会承认，因此就必得有一个程序。但当年这些代表是协商产生的，而不是选举产生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能用政治协商会议代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以后来有那么几句台词：三步并作两步走。”
张和平说，他认为《建国大业》的现实意义非常大，不论对当下还是对今后，不论对电影界还是对电影之外的东西：“电影如果在台湾上演，那是比多少文字都有力量。电影开始，重庆谈判的时候，蒋介石和毛泽东都穿了中山装，有一句台词是，我们都是中山先生的弟子，当然要穿中山装了。这是一个隐喻。”
“这个片子也是比较生逢其时的。我在政协的5年，催生了这样一个影片，对于我来说，这段生活体验呢，还是有成果的。政协从前是，现在也是，今后更会变成中国政治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什么都有一个过程吧，但是毕竟是在变化。”张和平最后这样总结。■
电影《建国大业》编剧
《建国大业》编剧王兴东 摄影：于楚众
编者按：王兴东，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影视文学委员会委员。
作为《建国大业》最重要的编剧之一，王兴东参与了电影《建国大业》的初始策划，并撰写了剧本。在实际拍摄过程中，剧本在结构和线索设置上都进行了调整和改动。
2006年春天，北京市政协主席阳安江策划电视剧本《政协委员》，邀请几位编剧出身的政协委员开会，我提出能否写人民政协的创建，从根本上展示第一届政协的故事。阳安江主席表示支持，他说这样更好，让人们认识到人民政协创建和共和国的诞生是息息相关，并且以历史史实解释了人民政协事业所以成为中国特色的组成部分，这是一部大片子，写作难度很大，尤其是怎么来写？政治把关是很重要的，还是要请示一下全国政协领导为好，在人民政协成立60周年时拿出来不迟，事先要做些积累。
我当选3届全国政协委员，尤其是进入全国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对于政协的感情日益加深。一次，王蒙先生(时任文史委的主任)谈起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召开历经艰难险阻，遭遇重重障碍，比如冯玉祥在美国接到邀请，为参加政协会议，途经黑海时在船上被大火烧死；李济深从香港冒险北上，乔装商人冒一路风险到达东北大连；张澜在上海险些遭反动派特务绑架沉江暗害，在地下党组织的营救下北上赴会；为阻止民革中央常委杨杰将军赴北平开会，特务奉命在其香港寓所将他杀害；新疆的政协代表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达列力汗、阿巴索夫、罗志5位代表，在赴会途中，坐苏联飞机在西伯利亚撞山遇难，全部牺牲。
我眼前呈现着围绕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国共两党展开了大阻截和大集会、大暗杀与大团结的生死较量，看起来仅是开一个会，然而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会，始终笼罩着惊险搏杀和危机四伏的悬念，是一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与蒋介石独裁统治集团，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导演的最富有冲突、最富有表现力的史剧。
王蒙先生非常支持我写电影的想法，让我写个报告，并当面向贾庆林主席报告这件事情。后来，贾庆林主席做了批示，同意立项。
于是，我全心进入了创作，为走出资料堆，找到更真实的感觉，我到河北省西柏坡、城南庄，到南京、上海等地调查，采集细节，采访名人之后。我请来好友陈宝光加盟，他从小对党史有兴趣，15岁开始研究毛泽东，有他加盟确保史料运用的准确。
最初想从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38人出席的旧政协写起，后来我们排除了这个开端。剧本以谁为主，则在开端提出人物的需求，这事关故事走向和决定主题的要害问题。以旧政协开端是写蒋介石操控下召开的所谓和平建国大计的会议，是表现蒋介石的建国思想。而我们的剧作要完成人民政协的筹备和创建，表现毛泽东的建国思想，则必须从1948年毛泽东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发出“五一节口号”，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与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行动主张开始。这个主张向世人表达了中共要召开政协会议，建立新中国的大计，这是毛泽东的主动作，也是人物的最高需求。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如何完成了“建国大业”，这个主题将紧扣住人民政协会议能不能开成？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身在蒋统区的民主党派的领袖们能不能来参加这个会议？遇到哪些障碍与险情，最后是怎样到达北平参加会议的？三位非中共的民主人士又是怎样当选为国家副主席的？为什么要召开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各界人士参加的人民政协会议？这正是此次历史盛会所赋予的重要使命，唯有经过人民政协会议民主选举产生的中央政府才是合法的政府，向世界昭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符合中国人民意志的。否则，没有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一切都被认为是非法的。
“会议”与建国至关重要，“会议”是故事的核心，剧作方向就是要表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袖如何开成、开好这个会，整个故事从“五一节口号”提出，围绕“军事南下，政治北上”的战略方针展开，一切都紧紧揪住“开会”这个核心事件，着重表现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之外的另一条战线的政治智慧，那就是我党的统一战线，实现多党合作、协商建国的政治目标，克服重重障碍，摆脱了反动派的大破坏大截杀，以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团结和争取一切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代表们冒着敌机轰炸会场的危险，前来参加推翻蒋介石反动政府的群英盛会，完成了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的政治使命，通过了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做出了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的历史性决议，选举了新国家的领导人，合法地接生了人民共和国，这就是《建国大业》的故事。
面对着浩瀚的文史资料，面对着众多参加政协的历史名人，怎样写比写什么更难，不能面面俱到做成大量史料的罗列，观众看的是故事，而我们编剧必须要讲一个好看的故事，阐明一个深思的主题，树立起毛泽东为代表的人物形象，而不是牵出一群人物点名亮相。
研究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民革主席李济深、民盟主席张澜等人的传记之后，我们深深地被他们的领袖作风、人格魅力、政治主张所感动，深深理解了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尊重他们，并盛情邀请他们一定北上参加政协会议。
毛泽东作为中共主席，要实现多党合作，必须请来这三位非中共的领袖。于是，主要人物和主要人物的关系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主角，用“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来结构戏剧，重点表现毛泽东与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三位非共产党的副主席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的情谊，人物关系的局限性突出了人物的特性，避免流水账式地交待众多人物。在电影中使用足够的篇幅展示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和协商建国的情怀，中共如何安排李济深摆脱特务跟踪，从香港乘船北上大连，布置上海地下党从虎口中营救出张澜，派邓颖超赴上海诚请宋庆龄赴北平开会。宋庆龄因1925年陪孙中山北上，结果孙中山病逝在北平，北平成为她伤心之地，不想前来。在邓颖超耐心细致的工作下，宋庆龄终于同意北上，毛泽东和所有人都到车站迎接，其真诚令人动容。
写人民政协往往被认为是枯燥无味的政治片，恰恰相反，这是一部充满惊险危机和紧张情节的故事。开场毛泽东提出召开政协会，半月后，混进我军的特务刘从文密报毛泽东的位置，蒋介石立即派飞机轰炸毛泽东住所，实施斩首阴谋。紧接着应该是第一位到达解放区的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在苏联客轮上被大火烧死。李济深在香港面对多方政治势力的争夺，何香凝促使李济深冒险北上，在海上漂泊9天，一路风险。在蒋介石企图划江而治的阴谋下，张治中作为国民党代表团团长前来谈判，在毛泽东的真诚感召下，居然整个代表团都留在北平，并参加了人民政协会议。蒋介石在上海撤退前采取绑架屠杀手段，民盟中央执委黄竞武等12人被活埋，为了确保张澜、罗隆基的安全，地下党营救张澜出现惊心动魄的场面……没有比政治斗争更加残酷和危险的了。总之，像一个婴儿出生母腹必然会有阵痛和流血一样，新中国是在硝烟战火中出生，也必然流洒无数人的鲜血。因此，了解这样一个新旧政权较量的故事，围绕一次政协会议展开的尖锐冲突，让观众在惊险情节和揭秘性故事中感受当年。
“召开一届政协会，接生一个新中国。”这是60年前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盛会，各种政治人物都在这个舞台上有所表演。毛泽东这位领导农民秋收起义的共产党人，在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上当选为新国家的主席，他在闭幕式上庄严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站起来了！”
五星红旗在地球上飘扬60年了，身为共和国的公民都应该知道自己的国家是怎样建立的，人民政协作为基本政治制度为何永久性地载入宪法。由于电影背后的故事异常丰富，我们把对毛泽东建国思想的认知和对人民政协历史的研究，融会成长篇纪实小说《建国大业》，由作家出版社发行，电影和小说都作为我们两位新中国礼炮催生下的公民，献给共和国60华诞的礼物吧。■
韩三平谈《建国大业》
《建国大业》导演韩三平 摄影：蔡小川
“既然这部电影是丰富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就所有历史人物或者说重要的历史人物都要有所表现，不能忌讳。我们在创作时有一个观点：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不能完全和他的道德品质画等号。政治态度没落的人道德品质并非必然败坏，政治态度进步的人，道德品质也并非完美无缺。”
三联生活周刊：您怎样看待1945～1949年这几年对于中国历史进程的意义？
韩三平：在中国近代史上，这4年多的时间，是变化最大的一段历史。不光是在政治制度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甚至中国人的观念、文化、经济、军事、教育，都发生了重大、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最翻天覆地、最波澜壮阔的。
这段历史有着很浓厚的国际背景，1945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束后，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主的、进步的、和平的力量战胜了法西斯之后，全人类都在思考：人类应该怎么办？人类应该怎么避免再次出现这样的浩劫。
这样的浩劫在政治制度上的体现是什么呢？法西斯专政，独裁专政，军事独裁专政，特务专制。三个大的法西斯独裁的军事集团：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本军国主义，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法西斯，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意大利法西斯，给人类制造了空前的灾难。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灾难比任何自然灾害，还有人类历史上过去的人和战争，带来的创伤和伤害都要大得多。
中国当时作为一个国际社会的大国，虽然不强，但是大国，4.5亿人口。作为一个胜利国，中国毋庸置疑被放到了这个人类大环境中——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应该怎么办？
我们选择了抗战胜利以后，一直到1949年这段历史进行创作，因为这段时间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巨大问题是跟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步。
自然灾害面前人和人往往很容易团结，不管是政治、文化观点不同，甚至意识形态立场不同，面对自然灾害，人类社会为了生存，往往容易团结起来。但是人和人之间出现的问题，再加上伴随着发达工业和高科技，是不得了的。所以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向何处去？势必出现两大截然不同的对立的政治集团，这两大不同的政治集团代表着不同的历史观、意识形态、政治观、文化观，一直到经济立场，这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这两大政党和政治集团之间，又有很多第三势力，比如民主党派。这是一个非常波澜壮阔的历史时代，我自己奉行唯物史观，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要发生变革，但势必也会出现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军事力量来阻碍这个变革。这两大政治集团就因此开始较量，政治较量延伸到军事较量，乃至延伸到经济、文化、社会，甚至包括每一个人，都在选择。
三联生活周刊：电影的时长是有限的，面对众多史料，取舍材料的原则是什么？
韩三平：三个角度，政治角度、军事角度和经济角度。这是人们社会生活最主要的三个方面。《建国大业》反映的是一个重大历史时期，因此必然有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事件中，势必就有很多叱咤风云的、具有高度代表性的人物，比如毛泽东、蒋介石、宋庆龄、李济深、张澜。这部电影是以重大历史事件、历史环境作为背景，以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我们主要叙事的支点，以重大的历史人物作为我们浓墨重彩表现的重点。历史应该说它是循着自身规律发展的，同时是人民创造的，但是风云人物在历史中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我们把1945到1949年的重大事件，高度浓缩地来表现，然后着意刻画这个历史事件中所涌现的人物，最后展现一个历史事件的归结。结论是1949年以共产党为首的政治集团、军事集团和意识形态集团胜利了。以蒋介石为首的集团失败了。结论是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新的政体，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联生活周刊：“二战”结束之后，整个世界的趋势都是要求和平、民主、进步和发展，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却偏偏陷入了4年内战，您怎样看待这个历史史实？
韩三平：两大政治集团和军事集团为了表现各自的政治主张和国家的主张、政体的主张，要进行较量。这个较量在谈判桌上是无法完成的。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和平是无法在谈判桌上完成的？
韩三平：历史往往是这样的，哪有政治制度的变革在谈判桌上就完成了？那人类社会就没有战争了。几千年来的人类社会变革伴随的是几千年来绵延不断的人类战争。不光是东方如此，西方也是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资本主义最后战胜封建主义，也是经过长期战争的，付出的代价也是极为昂贵的。中国共产党战胜蒋介石，不是说谈一谈，协商一下就能解决的。但是我们要表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以毛主席为首的政治力量战胜了蒋介石以后，他们采用什么样的政治方式和政治体制来建立新的国家？这就是根本性的不同。蒋介石是搞专制，搞独裁的，我们搞民主协商，多党合作。但是有一个前提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这是我们坚持的一个基本前提。
三联生活周刊：重庆谈判时，国内各界存在很大的呼声，希望国共两党联合执政，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制度。影片里反映了这一点，但同时也指出这是不现实的。
韩三平：国共两党联合执政是不现实的，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它不现实。体育比赛也是这样，你说咱俩协商一下，今天你当第一我当第二，明儿你当第二我当第一，这可能吗？根本不可能。枪一响，跑，谁跑前边，谁就是胜利者。这跟政治斗争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这就是人类的本性。所以，有时候，战争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当然前提是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政治主张，一个历史主张。所以一句话，共产党代表着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蒋介石实际上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在电影中我们就表现了这一段：国民党对不同政见者的屠杀，对共产党军事上的剿灭，在制度上的虚伪民主。国民党也搞选举，但那选举完全是用强权逼着选的，而且是违背了民意的。电影也表现了国民党对多党合作、对各个政治派别是采用极端手段的，查封民盟，暗杀民主人士，在军事上大军围剿共产党。它企图消灭不同的政治力量，这显然是违背历史发展方向的。所以在电影中，美国人也很不同意这种做法，美国人抽掉了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它垮台的速度就更快。
三联生活周刊：影片中出现了两个重要片段：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到上海去“打老虎”，以及蒋介石和蒋经国谈心，指明“打老虎”不能再持续下去，再持续下去就会亡党。为什么会安排这两个片段？
韩三平：我个人有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经济状态决定政治状态，这跟今天的中国也非常符合。
我们一方面从正面来写共产党为什么会胜利，另一方面从侧面甚至反面来写国民党为什么必然失败。国民党当年在经济上已经非常腐败：那种官商、官倒，那种家族经济，不顾人民死活疯狂席卷财富的手段。四大家族不仅在控制政治，甚至控制着经济和文化，那这个国家怎么发展？
我们刻意表现了这一段历史，是希望能对今天的现实中国有所借鉴。特别是腐败、官倒，都能从电影中找到很多写照。我们希望这能引起今天中国人一定的思考，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目的。一个电影总要有一定的教育作用、观赏作用、审美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蒋经国的形象很正面、很积极。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父子情也表现得很感人。
韩三平：我们在塑造历史人物时的出发点还是真实。你比如说蒋介石和蒋经国，他们除了都是国民党的骨干以外，还是父亲和儿子，所以当然要敢于表现他有父子情啊。另外有一些心里话，蒋介石他也不能对着别人去说，他只能对蒋经国说。
蒋经国这个人物，在当年是一个30多岁的青年，就凭他当年30多岁这一条，说他有多么彻底的腐朽没落，他不可能的。他当年还是想励精图治，想改变现状，甚至想推动国家民族发展。蒋介石那时60岁左右，固执、保守、没落，但在蒋经国身上未必是这样的。第二，蒋经国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在苏联卫国战争时候，是拿着冲锋枪跟德国人打过仗的，他是职业军人，跟那种大少爷完全不一样。他身上有许多应该是很优秀的东西，《建国大业》可以说是真实地表现了这种东西。
既然这部电影是丰富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就所有历史人物或者说重要的历史人物都要有所表现，不能忌讳。比如说杜月笙的形象，也是重大历史题材影片里第一次。我们在创作时有一个观点：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不能完全和他的道德品质画等号。政治态度没落的人道德品质并非必然败坏，政治态度进步的人，道德品质也并非完美无缺。
三联生活周刊：在共产党领袖的表现手段和表现细节上，《建国大业》相较以往也做出了突破，比如展现出他们喝醉酒的样子、周恩来发怒的样子等等。
韩三平：这应该说也是尊重历史事实。毛泽东也是正常人，胜利了以后高兴，相当于你们领到奖金以后高兴。高兴了以后怎么办呢？喝酒啊，唱歌跳舞啊，都很正常。共产党的领袖也有受到挫折的时候，比如说在冯玉祥的问题上，确实就没能很好地保护冯玉祥。那周恩来也勃然大怒，甚至怒发冲冠，拍桌子砸板凳骂人啊，这都正常的，就是说尽量表现这些历史人物有血有肉。还有，毛泽东可以五六天为了淮海战役不吃不睡，但是一旦拿到胜利的消息以后，就感觉身心疲惫，很沉重地说：今后长江以北没大战了。常人的喜怒哀乐在这些风云人物、政治人物身上，作为人的本性他是一样的。人物塑造不能简单化和概念化。
三联生活周刊：90年代，您曾经拍摄过一部影片《毛泽东的故事》，这部电影对您在《建国大业》中塑造毛泽东有何帮助？
韩三平：我17年前拍过《毛泽东的故事》，拍这部电影跟我这个人的性格有关系，或者就是说跟潜意识的一些东西有关系。比如说英雄崇拜。我们这一代人也有英雄崇拜，就相当于你们这一代人有追星一样。追星和英雄崇拜它的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追的更多是政治明星、军事明星，你们追的更多的是电影明星、体育明星。
这些优秀人物身上有什么呢？我觉得至少他有三个东西：第一是超常的智慧，第二是迷人的魅力，第三是不同常人的性格。
我认为毛泽东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英雄。2000年美国时代集团搞了一个评选，从1001年到2000年中的众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评选出100个影响人类社会的优秀人物，和100件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件。中国有两个人物当选：孔夫子和毛泽东。100 个事件里，也有一件事当选，就是毛泽东领导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晚年肯定也有错误，而且是受到历史的局限，这恐怕就是一种必然。但他在最辉煌的时候，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业绩。
三联生活周刊：您怎样看待1945～1949年的毛泽东？
韩三平：这是毛泽东最辉煌的时代，也是他最有创造力、最气吞山河的时代。1945到1949年。他的事业，他的政治追求，他的理想，达到了顶点。这个时代的毛泽东是无法战胜的，他身上最优秀的东西全部表现出来了，最高超的智慧，最不易表现出来的才华，全表现出来了。他两年之内指挥了人类历史上很难找到同等规模的三次大战役——辽沈、平津、淮海。任何一个军事家都无法和他比拟，包括拿破仑都没法和他比拟。另外一个就是他性格中体现出来的那种潇洒，那种胜利者的自信给他带来的博大胸怀，这在他晚年是没有的。晚年他甚至丧失了这种优秀品质。那时候他的胸怀非常博大，什么历史人物在他眼里都是可以超越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银幕上塑造毛泽东的电影形象时，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韩三平：这个怎么说呢……因为他的命运变化太大，大到不可理喻。一个韶山的农民，最后成为共和国缔造者，他的命运的逆转，跟一个会唱歌的少年变成了歌星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有几亿农民，为什么唯独他战胜了所有政治力量，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唯有他拿着一把雨伞去安源，到最后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他具有人格的魅力、人格的复杂性，多重优秀品质集于一身的魅力。一个农民组织了一支几百万人的军队，从钻山沟、建立根据地，到最后一步一步，建立了一个国家，成为举世瞩目的一个人物，不是那么简单的啊。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目前最好的表现毛泽东的演员是谁？
韩三平：我只能说现在我们觉得唐国强是演得最好的。但是他肯定不是最后一个演的，我相信肯定会有更好的，时代发展，与时俱进嘛。毛泽东和蒋介石处理起来到底还是不一样，他更加神圣，我们的禁忌更多，这个不容否认。但我们觉得，唐国强还是胜任的，演到目前应该算是最好的。
唐国强自己悟性很好，我们在导演时，只不过就是说，不要那么使劲儿，跟他过去的表演比，稍微卸下来一点，更多表现一个伟人在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面前表现出来的一个常人的心态，一般人的心态。
正面的那就不用说了，北平还没有打下来，北平什么时候能够占领，都还不是定论的时候，但当时已经决定，新政协的会议就在北平开。你想他这政治气魄有多大。最后果然全部按他的愿望实现了。
三联生活周刊：蒋介石和张国立，在外形上两人并不相像，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决定由张国立来饰演蒋介石的？
韩三平：历史人物在银幕上的展现，当然我们遵循两个原则，神似和形似。但是有时候随着历史的久远，神似超过了形似。性格精髓是什么，文化精髓是什么，他骨子里渗透出来的精神气质是什么，这是最重要的。
你仔细去观察张国立，张国立有时沉默的时候，脸上有一种末路英雄的状态，有英雄气但又有点茫然。另外他确实还是蛮像的，至少大框架像。张国立是一个职业演员，演一个角色除了精神气质和形象外，还要具备一个东西，就是演技。最开始我们确实找的是陈道明，但后来他由于各种原因，主要还是时间问题没来。张国立现在到底演得怎么样？我自己很满意。
你比如说，冯玉祥和蒋介石的戏。冯玉祥应该是蒋介石必杀之而后快的一个人物，但是，冯玉祥和蒋介石又是拜把兄弟，不得不说他俩又有很浓郁的个人感情。蒋介石是有双重人格的，他又是个人，又是个政治家。他想杀掉冯玉祥，但是冯玉祥死了以后，他的那种多重的一面，我觉得张国立表现得挺好的：既消除了一个政治上的隐患，但又失去了一个把兄弟。
再比如说姜文演毛人凤，这个毛人凤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姜文演得也很好。其实姜文也有浓厚的毛泽东崇拜情绪，他跟我说，他想演毛泽东。但是他也说，对他来讲，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他要有多年的酝酿和准备，时机尚未成熟。我们希望他能如愿。
三联生活周刊：影片中也塑造了一些大事件中的小人物形象，比如刘烨饰演的闯进阅兵式的老兵。
韩三平：这个老兵是个虚构人物。这部电影还有一个特点是，它的结构是两大政治力量的较量，也是两种情绪的较量和展现。国民党这边的灯红酒绿，车流滚滚，装甲车汽车大炮火炮一应俱全，但是，没有生命力，是清冷的、灰蒙蒙的、湿漉漉的、压抑的、悲凉的。共产党这边是阳光的、暖洋洋的，虽然是土布衣服烂步枪，平房，小村落，但是生命力是博大的，是健康的。它是两种情绪不断地来相互冲击和对抗，形成这个影片的戏剧冲突，来抓住观众。
三联生活周刊：您如何看待历史中的人民群众和英雄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
韩三平：英雄在顺应大多数人民想法的时候，引领大多数人前进，这是我的英雄观。但是有个前提：你必须顺应大多数人的要求，或者代表大多数人的要求。这就是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蒋介石失败、毛泽东胜利的根本原因。蒋和毛都是英雄，但是毛泽东代表着更多人的追求和希望。比如说，耕者有其田，毛泽东就可以把这个口号高高举起，而且切实实行；蒋介石他连那口号都不敢喊，因为他是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啊。但是当时中国大多数人要求什么？要求耕者有其田，要求民主，要求温饱，反对独裁，反对特务，反对法西斯。其实这和西方选举有什么区别啊？你是54%，我是46%，你当总统我不当，这不是一回事儿么？你仔细想通了都是一回事。毛泽东为什么胜利？是他代表更多的人。只不过那时候不是选举，而是采用暴力手段，但是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英雄、优秀人物怎么才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呢？看你是不是代表着更多人的利益。
三联生活周刊：影片中表现了第一届政协的召开，您怎样看待第一届政协的召开，并且处理它在影片中的位置？
韩三平：在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共同参政、议政，这是中国施行了60年的一种政治体制。应该说它代表着当时条件下的合法方式，我们一定要注重当时的条件。
这个电影表现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100年的战争，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国共内战，基本上100年战祸不断，给整个民族伤害特别大。从战国时期到现在，中华民族历史伤害最大的就是这段时间。要迅速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啊？和平建国，统一建国，这是我们当时最迫切的一个要求。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一样，首先要和平，首先要安定，然后再来城市建设。你说当时能停下来，搞什么民主选举吗？所以电影里有一句话：三步并作两步走。
毛泽东胜利了，是因为他团结了大多数人，众多的第三党派，众多的风云人物，比如宋庆龄、李济深、蔡廷锴，包括张澜，等等等等，这些人当时在中国政坛都是有影响的人物，各自都影响着一批人。毛泽东团结了他们，就团结了大多数人，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在真实地表现那段历史。
三联生活周刊：连年内战，对当时中国普通老百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但这部电影缺乏在这方面的细节表现。
韩三平：所有战争，不管它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是进步的还是没落落后的，是推动历史发展的还是阻碍历史发展的，都是我们不乐见的，它们都是对人类社会的伤害。但是你要看到一条：当时你只能用这种手段来解决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美国为首的盟军，跟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的战争，没有盟军的强大战争力量军事力量，哪有最后的胜利？在历史的过程中，肯定是有人会受到很多伤害的，但是为了使历史迅速趋于和平，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战争来打掉一方，才能达到平衡和稳定。战争带给普通百姓的肯定都是创伤、灾难，但这不等于可以没有战争。毛主席说得很清楚，用正义的战争来最终消灭所有的战争。
三联生活周刊：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再来表现这段历史，《建国大业》比起之前重大历史题材的影片，突破在哪里？
韩三平：我肯定不能说我比人家高明，但是历史在发展。今天的摄影机和20年前的摄影机不一样，它拍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今天的声音制作和20年前的声音制作，它拍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肯定比过去在技术上、工业上要精彩。内容上我觉得我就不要多说了，最后大家看电影呗。
三联生活周刊：《建国大业》在商业推广上的计划是什么？您认为主旋律电影在商业化环境里怎样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韩三平：主旋律影片在一个时期内搞得比较概念化，简单化，公式化。我认为，主旋律影片这个概念是不确切的，应该是主流意识形态影片。主流意识形态影片将来会成为中国电影的主流：你看美国电影，爱国主义，励志，歌颂美好爱情，这都是每个电影的主流，90%都是这种电影，追求美好生活，追求幸福，追求爱情，追求爱国主义，为国家献身。兰博就是为国家献身啊，跟我们的李向阳有什么区别啊？
仔细想想，美国电影比我们概念多了。兰博打到现在，全世界哪儿没打过？越南，阿富汗，到处都去了，次次都被重兵围着，但是次次都化险为夷，神奇无比。我们的概念化比它还好点，但是我们拍得不好看，就那么点儿手段，就那么点儿技巧。
我依然认为，中国电影不能老是那种怨妇情结。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的是励志、阳光、向上、浪漫、酷，而不是沉重、沉闷，好人没有前途，坏人当道。你不能跟年轻人说，我们那个时候能有两条裤子就不错了，就你们这么大的年纪，那时候我当兵，就一条裤子一个样式，就是后来到了电影制片厂，那就三条裤子到头了。我们不能说你们忘本了，你们变质了。大家追求不同，当年我们这样是合理的，年轻人这样也是合理的。不一定大家都去学那个时代，学那个人物，但是你们要记住，我们的历史上，有这么一个时代，有这么一批人物。至于记住了以后对你产生什么影响，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谁也不要强求谁。
但是有一条，追求阳光，追求向上，追求爱国，追求爱人，追求幸福生活，追求美好爱情，我们这一代和你们是一样的。因此表现和歌颂这些会成为主流。问题在于我们怎么表现得让年轻人能够接受，潜移默化地接受，而且心悦诚服地接受。未来我们真的写一下雷锋的爱情啊，焦裕禄的爱情啊，他们怎么谈恋爱的，这怎么不行啊？这个你们更容易信服，更容易接受，在谈恋爱过程中，他们是怎么张扬他们美好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
三联生活周刊：具体到《建国大业》这部影片，在商业推广上，这次有什么计划？
韩三平：当然是用我们能够用的一切合理的商业手段、营销宣传手段、推广手段来推广这部影片。
我们的投资这次是3000万元，基本花在设备、场景、服装、化装、道具上，演员确实没花钱。从投资回报上讲，一个亿的票房就收回来了。
我们要用一切推广商业电影的手段，来推广《建国大业》。我认为，重点影片也应该享有这种权利，也应该利用这种手段。要改变那种以前重点影片拍完了，领导说好，专家说好，然后就锁库房了这种局面。它应该有它的商业待遇，这是公平的、公正的，我们不能只用商业手段推广商业电影，我们要用商业手段推广一切电影。这是一个公正的待遇。
这部电影使用了很多明星，因为明星有被关注的作用，尤其能被年轻人关注。我非常感谢刘德华、李连杰、成龙、冯小刚、陈凯歌、章子怡、许晴、赵薇等等，感谢姜文、陈道明、张国立。他们都愿意给我们这部电影做一些奉献，做一些试验。
你可以写进去：如果这个片子发到2亿元的票房，我都可以按市价给他们付片酬。我们现在做一个试验，一旦商业上获得成功，我们可以用付片酬的方式来拍这一类影片，不是不可以。只要票房能发到两个亿，我觉得所有明星都可以按市价付片酬。■
王希钟眼中的领袖造型
王希钟 摄影：蔡小川
王希钟已经80岁了。他看着显年轻，身体啥毛病也没有。每天都得喝点啤酒，晚上不到零点就不愿意躺下。新中国成立前，他当过纺织厂的学徒，上过夜校，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成立，面向社会招生，他觉得拍电影不错，可以出风头，就报了名。他考上了，被分配去学化装。1949年，他从长春调到北京，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化装车间。
王希钟高寿的好处之一是，他亲眼见过许多历史人物，这给他的工作带来了很多便利。“文革”时期拍样板戏，他和江青有过多次接触。他说，如果他来为演江青的女演员化装，他会抓住她“专横”的一面：两颊的肌肉下垂。
“其实化装，就是抓住这个人最突出的特点，这儿添一点，那儿减一点，人就不一样了。”
“文革”后，从电影《西安事变》开始，王希钟就成了给重大历史人物角色化装造型的“专业户”。开始时还是要靠历史资料，“现在基本上进入‘自由王国’了，对一些新演员也能看得比较准了，不像刚开始需要摸索”，王希钟说。
《建国大业》涉及的历史人物众多，王希钟指导下的化装组任务很繁重：“这部戏，我们通常早上四五点钟就起来造型。我们对这个片子是很兢兢业业的，一定要搞好。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是献礼片，拍这部戏，我们都死心塌地好好干，尽可能干好，其实就是这么个心态。我们对这个戏基本上不考虑什么赚钱少了，什么酬金低了，来了就干。”
这次饰演无产阶级领袖的演员们，他们以前演的领袖戏已经比较多了。比如唐国强演新中国开国领袖都演了 10年，从化装上讲，对于他们，也是以前的老路子。有一些化装的零件，比如假发、假眉毛都是重新做的，这些工具性的零件要不断地更新，不能10年都用一副眉毛、一顶假发，但是基本形象还是按照真实形象靠近，越准确越好。另外，历史阶段不一样，形象也有变化，头发多一点或者稀一点，都在不断地变化。
毛泽东的形象，大体轮廓还是按照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标准像在做，这是约定俗成的。我们在设计造型的时候尽量去设计一些变化，但是变化不能大，因为我们观众脑子里也有一些概念化的东西，这是个客观原因。
唐国强第一次演毛泽东，是在《开国领袖毛泽东》这部电视剧里。唐国强那时候还算年轻，也比较瘦，额头的高度不太够，所以要剃掉他自己的一些头发，安上假发。唐国强虽然也是双眼皮，但是没有毛主席的双眼皮宽，所以要粘上一些假眼皮增加宽度。另外，毛主席的眉毛比较宽比较平，唐国强的眉形比较立，所以也需要改变一下。当时，唐国强还需要增肥，因为那时候他不够胖——现在又有点儿过胖了。那时候他要吃奶油、面包来增胖。拍《长征》的时候就要他减肥，因为角色要求他必须很瘦，我们化装的时候，脸颊颜色要打得暗一点，另外肤色也比较深，长征路上风尘仆仆的，肤色不可能白皙。
我们化装时当然要参考历史资料，我们的资料一大堆，各种历史时期的图片，不管是毛主席还是其他的无产阶级领袖，包括那个时候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两方面的、三方面的都有。我们基本是按照历史的资料来进行艺术加工的。但是有时也不能太生活化了。比如按照历史图像，毛泽东在开国之前的阅兵仪式上胡子还没刮，但是拍电影的时候你不能这么处理，还是按照老百姓印象最深的毛主席的形象来进行处理。
这次出演宋美龄的是女演员邬君梅。邬君梅曾经在《宋家王朝》里面出演过宋美龄，当时给她造型的是一个美国人，化装痕迹比较浓一些。我们这次是比较生活化一些，因为这个人物在《建国大业》所反映的历史阶段，不再是上海滩的一个交际人物，而是一个政治人物，造型就比较稳重一些。邬君梅的外形和宋美龄也并不相似，但是这部戏基本上没有要求必须非常贴近宋美龄的原型，不是特别追求要特别像宋美龄，而是要符合她这个人物的身份感，要庄重一些，毕竟是一个政治人物，第一夫人。在我看来，这次邬君梅演得挺好的，不是外形上的像，而是身份感觉非常好。
演宋庆龄的许晴，演员不是很像，相比1945～1948年间的宋庆龄，许晴的年纪太年轻，所以在造型上要尽量显得年龄大一点，庄重一点，要沉稳和大气。比如毛主席欢迎国母进京，一下火车出来一个小姑娘，这就不对了。许晴在气质上很好，服装造型都给她打扮起来后，往那儿一站就很有味道。
这次人物塑造的确不是追求外形的像，我们也不完全追求像历史人物，基本按照演员本身的外形条件，尽量弄得好一点，弄得像一点。
这一次还有许多明星客串，使用这些明星，主要还是商业上、票房上的考虑，另外像这些演员本身都很有影响，戏也不多，一闪就过去了，都是来为共和国60周年献艺，这种积极参与的心情还是能体谅的，所以就只能尽可能地贴近一点当时的人物。事实上，你也不能给人改大了，观众还要看他，别最后看了半天，还在找成龙在哪儿呢。
客串的演员里，有几个人物也是挺好的，比如冯小刚，从形象上讲，很接近杜月笙。还有陈凯歌也是可以的，那个块头很贴近冯玉祥。
我是1949年就开始做化装了，1950年调到北影来的，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三四个月的时候我就来了。这些历史人物，我都亲眼见过。毛主席，我隔老远见过。周总理见过好多次，见得比较靠近。江青在我们拍样板戏的时候，经常接见。
拍样板戏，我给李玉和化过装。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拍革命历史题材，蒋介石啊，毛泽东啊，内部规定，这些人物就不让碰，不让出来。到“文化大革命”之后，80年代《西安事变》，文化工作者希望能有一些反映历史真相的东西出来，我就开始给这类影片里的领袖化装做造型了。
孙飞虎演蒋介石，是我做的造型。当时他还是贵州话剧团的话剧演员，那时在舞台上演蒋介石，演得不错，所以当时拍《西安事变》的时候就把他找来了。他当时剃一个大光头，脸型有点长，其实要说像也不全像，蒋介石的脸是鼓的凸的，他的脸是长的凹的，鼻子有点矮，颧骨也不高，脸型比较长。但是他表演得比较好，加上他当时是个大光头，而且导演觉得“西安事变”时候的蒋介石要有一点流氓气息，孙飞虎身上恰好有这么点儿流气，所以导演就选了他。当时给他做造型的时候还是挺费劲的，我和我们一个化妆师合作，孙飞虎的鼻子高，眼睛又是弯的，而蒋介石是凤眼，所以眼角要调整、上吊，改造他的眼睛花了很大工夫。颧骨当时只能用颜色补一补，头发剃光，现在看起来也有点夸张，当时蒋介石的头发也不是那么光、那么秃。
历史上，蒋介石其实是挺漂亮的，挺有威严的。但那个年代里就是把他漫画化的，光头，两边太阳穴上贴块膏药那样的。
毛主席呢，本身他就有点女相。我第一次看毛主席像，就觉得像女的，脸很宽，皮肤很细，很柔和。其实他 “七大”的时候，延安时期的头发挺长，新中国成立前不修边幅，有点随意。但是我们为了强调他的威严，所以给他做造型时头发比较多比较厚。古月演的那些戏，毛泽东两侧的头发厚实得就像两个大鼓包，当时觉得这就是威严的王者之像，就是毛泽东。
后来，我们逐渐发现，蒋介石也好，毛泽东也好，我们对他的造型有点过于太强调这些了，有点太概念化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尽量生活化一些。从2003年《延安颂》开始，历史人物的造型开始有了点改变，不是那么脸谱漫画化了。
比如一般观众都会认为蒋介石是黑胡子，其实他到了台湾之后，胡子已经都白了，变成白胡子了。电视剧《解放》里面这个蒋介石，就按照历史时期有了变化，刚开始的时候胡子比较黑，头比较秃。等还没到台湾、下野的时候，我们按照历史人物夸张了，让他的胡子更白了一点，就是说，有点一夜白了头的感觉。他到了老家，到了慈溪奉化，和他的孙子一起玩，就让他夸张了一点，白得厉害一点。
但所谓生活化，也是有限度的。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象也肯定是有变化的，重庆谈判那时候，日本刚投降，“七大”刚开的时候，显得很年轻，还没有那么胖；到了1948年，1949年，进城的时候，开始发胖。但是我们从造型处理上，很多时候很难这么做。因为要考虑观众的印象，他们觉得周恩来就是这个样子，毛主席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也是考虑观众的接受程度，演员自己也会有要求，他觉得这样弄一弄感觉就对了，所以也要考虑演员的心理。
《建国大业》里的蒋介石是张国立出演的。张国立这次是第一次出演蒋介石。从外貌上讲，张国立和蒋介石的脸型完全不像，张国立演蒋介石和蒋介石本人的脸形刚好是相反的，蒋介石骨骼比较硬比较鲜明，张国立比较肉，肉脸，从外部造型上很难办。最初我们企图改造大一点，鼻子弄挺拔一点，眉骨要高一点，后来考虑电影胶片技术比较先进，清晰度挺高，怕穿帮，怕显得假，加上天气也越来越热，不太好处理，所以虽然零件都做好了，但也没用。作为造型师，我们从造型技术上要让观众感到，这是蒋介石，最主要的，就是突出了蒋介石头顶这一块——蒋介石是秃顶。别的地方就用色彩弥补一下，眼睛深邃一点，加了蒋介石的小胡子，人物造型比较简化。其他就完全靠演员的表演了。■
唐国强：我追求的是“神似”
电影《建国大业》剧照：唐国强扮演的毛泽东与张国立扮演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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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建国大业》剧照：唐国强扮演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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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唐国强 摄影：蔡小川
1996年，唐国强在翟俊杰执导的电影《长征》中第一次扮演毛泽东。当年翟俊杰说：“此前，共有8位资深演员要演这个角色，但我都说：‘容我再考虑考虑。’选唐国强，首先是我考虑到年龄段。毛泽东长征时是41岁，而唐国强正当42岁的盛年。再有，就是唐国强经历了生活的坎坷，已变得更深沉，少了浮躁。让他在片中讲普通话，也是考虑到从人物的内心出发，向人物性格与个性的深层开掘，而不是一味地模仿外形。”
今年9月，由唐国强担任导演与主演的国庆献礼剧《解放》将在全国播映，这是他第五次塑造毛泽东的形象。电影《建国大业》拍摄中，唐国强是扮演毛泽东的不二人选。
采访中，唐国强说，他演出毛泽东，追求的是“神似”：“这么大一个屏幕，仅仅追求形似是不可能的，更多的是追求一个神似。”追求“神似”，唐国强由此展开了他对饰演毛泽东一角的叙述——
“我不是特型演员，我是一个演员”
1996年，在电影《长征》中，我第一次演毛泽东。当时接这个戏也是有压力的：古月他们都演过了，而且老百姓们都承认。作为一个后来者，你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观众不会认可。一开始从心理上就败了三分，那么就只能从戏上下工夫。我干脆就撇开这个角度像、那个角度不像的问题，更多地去接近这个人物，从状态上得到一种认可。这就是神似的东西。这是其一，其二是前面扮演过的演员总是想从腔调上进行模仿，一开口就说湖南话，不管是湘潭话、长沙官话还是韶山话，只要是湖南腔，那就是主席。这就又带来一个误区，一些老同志听过主席讲话，见过主席，他们会先不看，只闭上眼睛听。但是，艺术欣赏不能够仅满足于闭上眼睛听，并不能满足于某个角度挺像。大家在参考毛泽东造型的时候，首先参考的是照片。可照片都是毛泽东在微笑的，没有他发怒，没有他流泪的。另外一个不合理的，在于它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要是按照艺术创作的规律，那就应该说普通话，不要说家乡话。比如说有一部电影叫《毛主席和他的乡亲们》，毛主席说湖南话，乡亲们都说普通话。那这到底是不是乡亲们？或者还有的影视作品：邓小平在说四川话，刘伯承在说普通话。难道是谁官大，谁说家乡话？照这样，影视作品里的孙中山就应该说广东话，那根本就听不懂。
所以说，我觉得影视作品在塑造历史领袖的时候，一开始走入了一个误区。
我从第一次扮演毛泽东开始，就说普通话。我觉得这是走了一条比较艰难的路，但它是真正的艺术创作之路，而不是图一个近、贪一个巧。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第三，我是一个熟面孔。我如果是一个生面孔，从来没有演过别的戏，一出来就演主席，观众没有其他的参照物，会比较容易接受。但我是一个熟面孔，我演过《小花》，那时大家说我是奶油小生，是偶像派；我也演过“诸葛亮”，演过“雍正”。甚至连主席的女儿都说： “唐国强是演雍正的，能演我爸么？”——从一开始，观众对我就抱有了很大的疑问，这个疑问就很难取消。因为我塑造过很多形象，观众看我的时候，需要把我以前的形象都撇掉，才能进入毛泽东这个艺术形象的审美。
这三点对我来说就是三方面压力。但好在《长征》是电视剧不是电影：20集电视剧还得播10天吧，40集电视剧就得播20天吧？我今天改变不了你，我20天慢慢慢慢改变你，逐渐逐渐观众就跟着剧情走了。开始跟着人物思想、性格，就开始追着这些细节走了。到现在从“唐国强能演吗？”变成了“唐国强能演别的吗？”
这就是演员的悲剧——你好不容易把观众拧过来了，结果就掉进新的这个坑里去了。所以我说，我不是特型演员，我就是一个演员，我就是在屏幕上或者银幕上塑造一个领袖的形象。
情感与细节的融合
拍《长征》的时候，因为在后期我担任导演，所以我就和摄像说：“你不要顾忌到我哪个角度像哪个角度不像，你先把整个画面流动起来。”我说，一集戏里面能有五处让人感到外形挺像就够了，你不可能做到像拍照片那样，要真这么拍那唐国强就完了，这个角色就死了。
我更多地追求的是人物在流动中的状态。首先是情感，因为情感是最能和老百姓沟通的。七情六欲是人共有之的，谁也改变不了。父子之情、夫妻之情、同志之情等等这些情感是能够打动老百姓的，抓住这一块之后就是细节的雕琢。
主席是一个擅长逆向思维的人，一个并不是很拘泥于小节的人，很大气，但同时他又是个农民出身的人。你想，主席当过小学教员，当过图书馆管理助理员，创办过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还当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大革命失败后，他到了井冈山，和土匪在一起，改造土匪。他几经磨难，经受到很大的打击，从长征中人人排斥他到逐渐掌握领导岗位。他的经历是一般人不具备的，他的起伏，接触的人之广，对中国历史了解之深厚，他的诗人气质，他这种哲学家的思考——这么复杂的人，是不能按照模式化的思维去演的。
比如主席看地图，按照模式化思维，主席一定是像决战前夕的油画那样，背着手，挺着腰或者掐着一支烟在看墙上的地图。如果我们按照这样来演那就完了，因为影视是流动的，它不是油画，老是这么端着，戏就完了。我在拍《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时候，我就说，能不能把地图铺到地上——地图太大，几个地图放在一起就要放在地上。地图的位置一变，整个场面调度、形体变化、人物的感觉就全不一样了。毛泽东可能就是蹲在地上、跪在地上，甚至拿个放大镜撅着屁股在往地上看，这个人物就活起来了，所有的其他人物来这里交流，就活起来了。
再比如，在屋里开会是一种做法，那能不能挪到外面去开会？能不能在行军当中开着会说着事儿呢？一到开会的戏，就不断地坐在屋里开，那这戏就没法看了。
主席的诗词写得又多又好，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危险的时候，他的诗词量越大。比如《长征》里面《十六字令》：“山，快马加鞭未下鞍。”如果我们仅仅拿出来就这么念，那就没有意义没有意境了。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这是写文章，而表演也一样，要有气要有意境。行军当中，毛泽东之所以念出这个“山”，是因为当时各种情况堆积到一起：主席决定要出山了，转兵之前却到了最危急的状态。老百姓说：“你们撤离之后很多人就被杀害了。”我选的外景，山很陡，一队人马打着火把，像龙一样在山间蜿蜒曲折。在这个情况下，毛泽东心里面很沉重，决定要出山，所以他才讲“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另一首就是《娄山关》。如果主席还在之前那个场景中念诗就重复了，所以这一场是在马背上吟诗。这首诗最后“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是因为刚打完一个败仗，在转移途中，并不是像“文化大革命”中说的那样，是主席对革命充满了信心。其实那时候他心情并不好，充满了压抑，要不然怎么会“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呢。那一定是在马背上，部队蜿蜒走着，他看到了群山，尤其听到了那几声雁声，是一种很凄凉的感觉，所以“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建国大业》里，“重庆谈判”一场，主席去见蒋介石，两个人从楼梯上下来，主席还是毕恭毕敬地伸出手来握。我觉得这是不亢不卑的表现：你看人家还是比较恭敬的，礼数到了。但是他有自己的幽默，他不去抢着宣传自己，因为这恰恰就小气了，这是主席的胸怀，也是他另一面的表现：能伸能屈。这一刻他是屈着的，可柔中有刚。
《建国大业》里，毛泽东的心理活动不明显，大多是通过一些动作、眼神展示的。比如斯大林当时对中国政局的意见是划江而治。而毛泽东说，中共会议决定了，4月渡江。这就是不动声色的抗议。
淮海战役胜利了，毛泽东坐在那里说“江北从此无大战”，这场戏看不出什么来，下一场喝酒，毛泽东喝多了，坐在缸上像孩子一样笑，那是他心理活动的展示。那场戏，演员们都喝多了，我也喝多了。所以我就说，这就是这部戏突破的地方：怎么去表现这个人物，不在于他喝醉酒不喝醉酒，而是在于表达他的心情。
毛主席和李济深谈话的时候，李济深说，我杀过共产党，蔡和森就是我杀的。主席稍微愣了一下，咳嗽了一下，喉骨咽了一下，但还是接着讲：“我们往前看吧。”这是一个政治家的胸怀，但对方的话并不是没有触动他——他毕竟曾经是你的敌人。那么这一种瞬间的停顿是非常正常的，而不是那种“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这样倒反让人觉得有点假。这个停顿也有点伤心，这就是心理活动。
在政协会议上主席讲话的一场戏，我认为导演很懂戏。当时主席演讲完后，得到了热烈的掌声，在这里导演用了升格镜头：主席很慢地看着大家，他眼睛里面有一点湿润，也轻微有一点惊愕：“我是得到这么多人的拥护吗？”还有阅兵一场戏，主席从车里面出来，陈凯歌跟我说“你先愣一下”，当时毛泽东也没想到，他从车里一出来，这么多人围了过来，然后他才说“希望大家帮忙打开共和国的大门”。
编剧给设置了很多有意思的小细节：主席拿一个梯子就上房了，他在房顶上看，别人问他：“你看什么呢？”“我看锦州，10点半还没打进去，哪个部队啊？”别人说：“你已经问了8遍了。”
还有一场是吃完安眠药准备睡觉的戏，正赶上胡宗南轰炸延安，李银桥这些人来抬他，他说：我不走，炸不死我。导演说：那段戏的感觉是，你还没有从吃完安眠药的那个劲儿中出来。
我也设计了一个细节：撤离的时候，毛泽东马上看地图抽烟。原来我抽烟，都是很正常地点烟，后来陈佩斯跟我说：“你错了，主席点烟是这么点的。”——他做了个手往后背的动作，后来我把这两个动作融合了起来：因为他骑在马上有风，所以就往后点。
这样一些细节就是按照不正常规律出牌的，但可能就出现意外结果。那些好看的戏往往就是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更多就是要找一些这样的戏，这个人物就活起来了，一个小细节一个小细节加起来后，就像一个一个珠子，就变成很漂亮的项链。
其实表演上的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说清楚了反倒浅了。很多东西都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剧本中台词前面和后面的空白处才是演员表现的地方。
我认为，毛主席是个极聪明的人，但又不是那么外露的人。他给女儿起名李讷：敏于行而讷于言。实际上主席是个讷于言的人。他确实有桀骜不驯的时候，拍《建国大业》，导演也和我说过，重庆谈判的时候，蒋介石没有想到毛泽东去见他的时候穿了一双拖鞋。我想主席穿着一双拖鞋去见蒋介石是有他的想法的，而不是说无意识地穿着拖鞋去见，他一定有他的想法。
他也有顽皮的时候，比如七届二中全会拍照的时候，他说自己：“还这么瘦啊，100多斤的蒋介石吃到肚子里还没长胖。”他们经过考证，认为七届二中全会，主席脚下铺了一张虎皮，而不是一张毯子。你想，脚下踩的是虎皮，那是什么感觉？可惜电影的篇幅有限，我们只能在有限的基础上，把一些细节和他个人的东西张扬一些，加强一些。
1945～1949年的毛泽东
1945～1949年，这是毛泽东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他在各方面都已经成熟了，从弱势转入强势。毛泽东之所以必胜，《解放》里面讲得比较清楚。《建国大业》电影毕竟只有两小时，说不清楚。
首先，毛泽东觉得尽管国民党有400万军队，共产党军队不到100万，但是从兵源上来说，谁能给农民以土地，谁就将是这个国家的领导者。所以他搞土改，就有了《土地法大纲》。农民分到了土地，他就要保卫土地，他就会踊跃地参军，这样就保证了兵源。对待国民党俘虏兵的教育也是这样：你帮助国民党打，就是帮助地主老财，打赢了家里还是没有地。你帮着共产党打，打完了就分地。战争打到最后还是人，有了这个兵源，所以主席在几个战役的安排上是有长远想法的。七届二中全会，解决了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进城之后想到的是整顿纪律的问题和建立民主政权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包括“糖衣炮弹”的问题和“不学李自成”的问题，他都是超前思考，所以战胜了蒋介石。蒋介石是走一步看一步，主席是一步看几步。
《建国大业》侧重写了“政协”，但是我不敢苟同里面的观点。共产党取得天下是靠三个法宝：第一个是武装斗争，第二个是群众路线，第三个才是统一战线。把统一战线放到一个过高的位置，不太妥当。而且群众路线这一块写得不够。
但是对于一个电影，你不能求全责备。它反映的是一个大的历史段落，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60年的今天拿出来，不管是《建国大业》还是《解放》，对于老一辈革命者都是一个交代。
对于年轻一代，作为共和国的公民，要知道共和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就好比一个人这么大了如果不知道自己的爷爷是谁，是一个悲剧。■
张国立：蒋介石的气质很多面
电影《建国大业》剧照：张国立饰演的蒋介石和刘德华饰演的俞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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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张国立 摄影：蔡小川
张国立说，给他的化妆很简单，仅仅贴了个胡子，剩下的，都靠他自己的表演。1945～1949年间的蒋介石体形清瘦，为了从外形上贴近，张国立进行了艰苦的减肥，减了16斤，几乎得了厌食症。
采访的时候，他不愿意谈自己对那段历史的看法，他说：“历史不是我们说的。”
这么多年来，很多导演，包括韩三平导演都认为我应该去大银幕上演戏或者导戏。我觉得我会去演电影，但必须是主角。
接到《建国大业》的邀请时，我正在拍戏，拍《铁齿铜牙纪晓岚》。他们说要拍一部反映国共之间从 1945～1949年故事的电影，叫《建国大业》，让我来演蒋介石。当时我听了之后觉得没兴趣，第一，当时我认为，蒋介石的戏不可能是主要的戏；第二，我愿意演电影，但我想要演主要角色，而不是一般角色。
当时按照我的惯性思维，应该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是主角。蒋介石只是一方人物的一个代表而已。而且蒋介石这个人物，这么多年在我们的作品中是从没有得到过很完整的表现的。
我一看剧本，一看全剧和蒋介石有关的，有38场戏。38场戏在这个电影里已经是很多了。我看了剧本，看了之后还是不太想演，韩三平导演就让我来试一次妆。他亲自来了，我当时就觉得这事要重视了。那天我拍完戏，晚上很晚了，我们在飞腾基地《铁齿铜牙纪晓岚》的化妆间，秘密地试了一次蒋介石的妆。那一次感觉很奇怪，我当时正好是光头，贴上胡子之后大家就说我像蒋介石。其实我光头留着胡子的形象有很多，但从来没往这儿想过。韩三平当时在现场，我们架着机器让他看，还拍录像给他看，看完他就说“就是你了，就是你了”。
我当时想：“你别就是我了，我演不演还不一定呢。”因为演这个戏会耽误我很长的周期，我后面的戏都是满的，一个接一个。但是三平导演讲，国庆60周年是一个大生日，花甲不容易，咱们总是该有一个献礼的想法吧，母亲过寿，儿女总得有点表示吧。他说这话，我就没办法推辞了。于是我就开始接受了这件事，但接受这件事的时候我还在拍戏，就没把这件事放下来，所以我就开始让美术人员把蒋介石各个时期的照片和戏里反映的历史资料都给我，我开始偷偷地看了。
我年轻的时候，对蒋介石的印象就是拿着屠刀、裹着纱布、脸上贴着膏药、一条腿跷着、一手举着刀、屠刀上滴着血。“屠杀人民的刽子手蒋介石”，这就是我对蒋介石的印象。后来很多作品里也有蒋介石的形象，但总是脱离不了这个。蒋介石究竟是个什么人物，我脑子里面没有印象，没有关注过这件事。我倒是很仔细地读过毛泽东的传记，因为我们小时候都很崇拜毛主席。后来读了一些资料后，对蒋介石有了感性认识，我觉得他也算是一代枭雄。当然，他的个人魅力和他的领袖气质是绝对不能与毛主席同日而语的，到现在我也这样认为。尽管我演了蒋介石，尽管我看了那么多的书，我仍然觉得蒋介石和毛主席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两个人物。
人们都会喜欢问，你演蒋介石，你抓住他什么气质？其实蒋介石是一个经历很复杂的人，他的气质有很多面。 1945年，经过抗战胜利，国民党内部各派各系已经基本上让蒋介石岌岌可危了，他的控制力开始减弱，国民党内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再加上国民党内部的一些腐败等问题，国民党当时已经失去了民心。蒋介石那时候开始认真思考他们自己在中国的位置，包括他自己在这时期的执政能力。我觉得蒋介石已经认为自己其实是无力回天了，所以从精神气质上讲，他有点落寞英雄的意思。他不甘，他不是没有能力，但他已经无力回天了。我觉得蒋介石那时候的感觉是这样的。
扮演蒋介石，比演一个皇帝要紧张。因为唐国强、刘劲、王伍福他们几个人的造型是完全按照真实原型去塑造的，而我不能做到完全按照人物原型去塑造，其实有一段时间，媒体在瞎猜，有些记者甚至煞有介事地写“他化妆要很多时间，他粘耳朵、粘鼻子”之类的，其实我除了粘一个胡子，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粘。
当时造型师们来试妆的时候，带了很多东西。他们开始时完全想按照蒋介石的样子造一个脸壳放到我脸上来，我当即就反对，我说，“要是那样子的话，你们不要找我演，我不会演”。我告诉他们：“你们打消这个念头，我非常不像，但我绝对不会粘任何一样东西来演这个蒋介石。”我说：“你们要相信，演员有几种方法来接近这个角色。还有一种是精神气质，我去领悟这个人的精神气质，我去感受他的时候，我让我的内心接近他，我可以做到。”所以，韩三平很信任我，在化妆造型上，我们没有用任何的技巧和方法。
我减肥，是因为扮演毛主席他们那边的演员像得让我害怕。唐国强已经演过十几、二十次的毛主席，刘劲演过更多次的周恩来，他们身上那种东西，不管是外形刻意地模仿，还是演员演戏的经验，他们演这些东西已经是轻车熟路了。当时我自己觉得，我内心上已经抓着蒋介石的感觉了，但是他们总是说我胖，说我不像，于是这种舆论对我来说有一个心理上的压力。他们总是说你瘦一点就像了。其实说实话，这和胖瘦一点关系都没有，只不过觉得从外形上要是瘦一点就更贴合人物。蒋介石那时候确实比较瘦，抗战胜利后，中国内政其实已经到了最艰难的时期，又紧接着打内战，他的状态那时候也不是特别好。但我们是演员，人们常说，这个演员演技特别好，演就是表演，技就是技巧控制，一个技术性的把握。所以我觉得，这无非就是塑造一个人物而已。所以一方面外形上他们给了我一个压力，另一方面我又告诉自己这不是压力，那时候内心有点拧巴，瘦了大概有十几斤。
很多动作都是我自己设计的。比如李宗仁竞选总统，当时我跟他说：你不要当总统了，我们两个都是军人，当了总统别人说我们是军政府。他回应：说不定我也能选上。当时我的反应是笑，但是从喉音里发出的笑——那是一种又觉得他不是和我同心同德了，又觉得他有点自大，所以从喉音里发出的笑。
李宗仁后来还是竞选了总统，而且当选了。他过来跟我握手，我的反应是不握手，客气地鼓掌。蒋介石是这样一个人物，这样的一个级别，他不可能直接站起来，说我不支持你，或者说你让我不爽。他用这样一个动作告诉李宗仁，我不高兴了，我并不喜欢你当选，但是又得客气地鼓掌。我又给所有的媒体、所有站起来鼓掌的人一个表示，因为当时支持李宗仁的人也很多，所以又要表示一个祝贺。我觉得这是这样的人物处理事情的一个特定的方式。
站在我张国立的立场上，我觉得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关系很微妙。我觉得宋美龄对他的控制有点过度，我个人认为，蒋介石有很多的悲剧其实也在此。我不认为他有些事情处理得是对的，我觉得他不具备当皇帝的气质。皇帝的气质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蒋介石有点优柔寡断。
我个人认为，蒋介石受宋美龄的控制有很多表现：宋美龄总是拿美国的事情来压他，一提就是美国方面怎样怎样。刚开始抗战的时候，苏联在控制中共和蒋介石，蒋介石摆脱苏联之后，一直在依靠美国，这和宋美龄有很大的关系。美国人觉得宋美龄是一个完全接受美国人的传统观念教育成长，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再比如他信基督教，他每天自己要写日记。内战是什么？一个政权和一个政权之间出现了竞争的时候，其实代价是生命。但他一直在做虔诚的基督徒的样子，就让我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很分裂——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基督教徒，那么这场战争就不要打。战争的代价就是每天都有生命付出，不论是哪一边的战士。
我觉得那个时期的人是挺怪的。但是你要问我为什么觉得那些人怪，我说我不知道。或者你问我那段历史你是怎么看的？我真的是不了解。因为我们看到的历史，我们没有经历过，我们都说的不是自己的感觉，所以真的是不了解。
我对历史是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们都说我们是中华民族，但中国内战时期，就是中华民族杀中华民族。那历史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让他们两个人带着两拨人杀来杀去？这也是我的一个疑问。
有时候我觉得一个演员谈到历史，谈到文化，谈到人文，我都觉得这话有点过，因为演戏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尤其是演电影，比演电视剧还好演，因为有这么多的手段和这么多人去帮助你，而电视剧就是靠生演。所以我很不明白为什么有些演员靠演电视剧成了名，反过来说我从此以后不演电视剧，因为电视剧没有科技含量之类的话。表演其实就是一个技术活。
电影里有一场戏，冯玉祥打着灯笼去见蒋介石，蒋介石躲起来了。蒋介石和冯玉祥是把兄弟，冯玉祥在他们把兄弟里面为大，只有冯玉祥敢去冲撞他。冯玉祥那时候的政治主张是希望国共合作的，但是蒋介石那时候党内的事情非常复杂，他不希望冯玉祥这时候来干预。冯玉祥身上，也有旧军阀的那一套东西，他认为咱俩是把兄弟，很多话就可以直接说。他打着白色的灯笼来看蒋介石，说，我都找不着路了。原来那段戏里并没有我，后来我们到一起和黄建新商量那场戏怎么处理。因为后面是蒋介石让毛人凤把冯玉祥杀了，我认为，如果不给蒋介石一个直接的刺激，戏会连不上。建新非常同意，于是我们就讨论我应该藏在哪儿。原来冯玉祥进来的时候，应该是让张建亚饰演的副官说：“委员长，冯玉祥要见你。”然后蒋介石说：“说我不在。”直接走了。但是走之后要躲到哪儿去呢？后来一说，我们专门在一个角落拍了一个镜头，表示蒋介石已经躲进屋里了。商量这出戏的时候，陈凯歌已经不在现场了，所以我们用替身在玻璃后面晃了一下，表示冯玉祥的声音在那儿，蒋介石已经听到了这话。
蒋经国去上海整顿金融秩序，去“打老虎”，是经过蒋介石同意的。有一场被剪掉的戏是这样的：蒋经国说：“父亲，党和国家的命运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蒋介石要求他：“你告诉我方法。”
但是蒋介石同意了之后，又告诉他不要打。这是很矛盾的，一听蒋介石的语气就知道，这是宋美龄告诉他的： “美国人现在要援助我们，而你非要说自己贪污腐败。那美国人这边怎么会拿钱给你？你必须要停止，不能把这些事情揭出来。”蒋经国“打老虎”，蒋介石从东北飞回上海制止他，最终还是因为宋美龄，因为牵扯到宋家宋子文的事情。到了他们这个位置，家庭里的很多事就与党和国家的命运有关系，家事就是国事。
我演戏，只演出当下的规定情景。我不会在一个戏、一段对话里承载那么多内容，那样演员就演不出来，演戏就是很简单的事情，越简单越好。但《建国大业》里有一些戏，我演起来，和蒋介石很贴近的感觉还是有的。
还有一场戏被剪掉了——关于蒋介石的戏，剪掉了8场，还有好几场戏中间被截断掉了。离开大陆前，蒋介石告诉蒋经国：陈诚到了台湾去做省府主席，你到台湾做省党部委员，你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就做一件事——土地改革。
蒋介石一直在想一件事：我有几百万的美式装备，却被共产党的几千万民夫给打垮了。为什么？因为共产党得了人心，他把土地分给了老百姓，他得人心。那这种事情蒋介石也想过，但他做不了，因为国民党内部有太多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到了台湾之后，台湾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多关系，所以他对蒋经国说：你要把土地分给农民，做到耕者有其田，赢得民心。赢得民心之后，十年之内反攻大陆才有希望。
那场戏把陈坤演哭了。导演说：“陈坤你怎么哭了呢？”我记得陈坤说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父亲的杀伤力太强了。”陈坤说：我感觉到这是一个倔强的老人。
蒋介石身上有非常执著和倔强的部分。即使到了退守台湾之前，他还是没有完全放弃。蒋介石看到江山易主，他不服气：毛泽东是他一直瞧不起的，一群很土八路的人。那是一群什么样的军队？什么衣服什么装备？他怎么能把毛泽东的军队放在眼里？但是，他就是被这样的一帮人打败的。所以，蒋介石最后走的时候，部下问他要不要轰炸天安门，他说了一句话：“国民党败在自己手里了。”他心里总是觉得，自己毕竟是一代君王。
被删掉的另一场戏是蒋介石和马歇尔的谈判。那场戏，他当着宋美龄的面对马歇尔说：“你不是中国的太上皇，在中国我说了算。”蒋介石身上还是有霸气的，那场戏是最体现蒋介石的霸气的。我唯一遗憾的是，这部电影里展示他比较霸气一面的两场戏都被拿掉了。所以你现在看，会觉得蒋介石身上没落的东西多了点，霸气的东西少了点。
现在要再有戏让我演蒋介石，我还可以考虑，因为演一次之后，我觉得可以更简单地去接近这个人物。我演这个人物做了很多功课，用一次怪浪费的，再用一次也无妨。
我演不了毛泽东，百分之百演不了。毛泽东打败蒋介石是必然的，无论从哪一方面。毛泽东这个人运筹帷幄，他没有在战场上打过一枪，没有像蒋介石那样每天穿着军装、挎着刀做足仪式感，但无论从哪个方面他都比蒋介石伟大得多。■
许晴：理想主义的人是最美的
电影《建国大业》剧照：许晴饰演的宋庆龄和徐帆饰演的廖梦醒
许晴见了本刊记者，很认真地说，你能帮我声明一下么？我没有入日本国籍，我也没有出家。
许晴在《建国大业》里饰演1945～1949年的宋庆龄，那时宋庆龄已经50多岁。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许晴也曾因为本人与角色的年龄差异而犹豫，但让她考虑最多的还是宋庆龄本人的高度。“宋庆龄还是被‘神化’了的，还是会有绳子限着。所以演宋庆龄很难，如果真的按照模式化的表演方式，这个人就很容易被‘演死’。”
电影出来，朋友们夸奖她演得好，表演方法很现代，没把宋庆龄“演死”。
我不需要做宋庆龄的“特型演员”
对于宋庆龄，之前我对她的理解和大家应该都是一样的：很淡定、很端庄的女人。但这只是大家概念化的一个东西，真正拍这个戏的时候，真正去看她的资料，去接近她，才知道她内心的力量，她真的外表是非常柔美的花，内心却很坚韧。一般说，三个姐妹里，一个爱钱，一个爱国，一个爱权。她是爱国，那么一定是有着信仰的。
外表在当今的条件下是很容易达到的，漂亮和悦人眼目是很容易的事情，而内心的东西是最难表现的。角色能够动人心魄，需要创作者和整个角色达成的共鸣，这个共鸣就需要和角色本身有交叉点，这是我觉得特别难的。这就需要去积累很多。
演出《建国大业》之前，有不下三个剧本的“宋庆龄”来请我演，包括《大清风云》的导演陈家林，在我们拍戏的时候就说，“许晴你应该演宋庆龄”，还有《红磨坊》的导演，拍《水浒》的张绍林也这么说。他们都是老导演，都是60多岁，对宋庆龄有所了解。《建国大业》找我演宋庆龄，我并不惊讶，但是演出1945～1949年的宋庆龄，我有点扛不住，因为年龄相差有点远。更何况局限在电影里，而这个电影又包含了这个时期全部的历史，气势磅礴。虽然宋庆龄是里面的主要角色，但毕竟只有十几场戏，包括她之前的退隐、她之前的境遇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要在十几场戏里表现出来，怎么去展现都挺难的。所以演员一般都不敢接这个角色，因为也不是说这部电影她是主角，就好展现人物的各个面。
我收到邀请的时候，还在美国上学。他们说，那来试一下妆，好不好，你来感觉一下。化妆师王希钟老师也很优秀，他特别有意思，没有给我贴这个贴那个的，他说：“许晴，我认为不需要，你的气质和场足够了。”所以我在造型上就是把头发一梳，甚至连眉眼都没有特别刻意地去弄。因为他觉得已经有很多特型演员了，不希望我再去做宋庆龄的特型演员。
一开始，我总想的是年龄怎么和那时的宋庆龄相符。但是到最后，大家都认同，虽然我们想要塑造的宋庆龄是她50多岁的时候，但停留在大家记忆里的还是她最美的时候，也是最能代表她、最能概括她的时候，就是40多岁的时候。这样我就能接受了，我就觉得年龄方面不是太难的了。
演宋庆龄需要沉静下来
演宋庆龄的时候整个人要沉下来静下来。她和宋美龄是姐妹，她们的气质一个走外，一个走内。简单说，就是一个张扬一点，一个内敛一点；一个洋派一点，一个传统一点。
历史上，见过宋庆龄的人，都会说“她真的太美了”。她确实非常美，但她的美不是表面上常规所说的那种五官怎么美，而是她的气韵。她的这种气韵不是一天两天能够造就的，而是从骨子里从小而来的。这关系到她整个的学识背景以及她整个家庭的成长环境。我在上海的时候，专门去拜访了她的故居。她的那间屋子，家具全部是纯白色的，欧式的，地上铺了厚厚的地毯。还有一间上了锁，我们想办法从门缝里看进去，发现那是间书房，四壁全都是书。
我这次演宋庆龄，得到了领导的表扬。他说别的演员都是在演那个时代，唯独许晴是进入了那个时代。领导说，你看她鼓掌都是这样子，手臂是斜着的。这其实特别简单，因为我看了资料片，宋庆龄鼓掌就是这个样子。我确实做功课做得比较多，因为不能怠慢。我特别会注意这些细节，包括她的神韵。我觉得她最有灵魂的是，她眼睛里的爱，而且是慈爱，我觉得这才是最吸引人的。她坐在那儿就那么静，但是心里的场却那么大，她也不用说话。
理想主义者是最美的。
有一场戏，我拍摄的时候真的很感动，但是没有剪进去。那场戏就是宋庆龄和邓颖超一起谈论她们孩子的问题 ——因为这两个人都没有孩子，她们的孩子都在革命中流产了。其实女人在革命中的牺牲是最大的。作为女人，虽然我没有经历过生产也没有经历过流产，但我觉得是相通的。那场戏我们拍了两夜，很动情，一直在哭。那场戏是特别女人、特别阴柔的，看上去好像和整个电影的氛围不是很搭调，但其实我觉得特别搭调。革命轰轰烈烈，死的是男人，受伤最深的是女人。革命的成功，后面有许多人在奉献。
《建国大业》基本上还是英雄史观，焦点集中在历史的英雄人物里多，表现战争中个人所受的伤害少。唯独这场戏展现了，所以可能看起来特别突兀，就剪掉了。
邓颖超是奉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命令去请宋庆龄出山的。但我觉得，当时宋庆龄的心境，是不再想登政治舞台。对北平，她说了一句“伤心之地啊”，那里是孙中山逝世的地方。当然她还是爱国的，虽然她是处在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但北平是她的伤心地也好，孙中山的去世和她对革命的一些看法也好，她对新中国还是寄予期待的。我不认为她是心灰意冷，我认为她表面是退，心还是在那里的，她对时局是很清楚的。尽管有个代总统，但是蒋介石还是掌管一切的，她一直在关心着，我认为可能比她在位的时候还要更关心。
有一场戏，是解放军官兵进上海，为了不扰民，都睡在街上。宋庆龄出去看到了，那场戏我的表情是悲悯的。我觉得她心里有悲悯之心，就因为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她对共产党有了信心，又找回了和孙中山一起革命的心情。所以她被感动了，后来才答应去北平。我一直认为宋庆龄是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是活得最辛苦的，也是最美的。
演完《建国大业》，我其实挺想演一次宋美龄的。现在可能还不能以宋美龄为一个题材来拍一个电影，但是我要和张国立一起演一个电视剧，我演宋美龄，他演蒋介石。我觉得她们两姐妹有相似处：她们对男人的爱、对自己内心要去扶持的东西的坚定态度是相同的。尽管她们是不同立场，但是作为两个女人，她们都是为了爱而出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