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了解具体，不过就那些只知道为反抗而反抗的人（比如萨特等）来讲，多少能理解其视角。
大概当年大概法国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文化界的力量，一个是政治界的力量，都对公众舆论有影响。有食候或者公众被文化届蛊惑的可能性还高点。
对比美国和法国，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 * 美国的文化是执政党的、建设性的，比如独立宣言和起草宪法当时的人，都是理想和实干兼备的政治家。
- * 而法国文化更多输出的是在野党的、反抗的文人。不懂建设，只知道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其理念和政策完全被敌人所支配。
- * 要想建设一个国家，还是要看那些有理想的实干家设计和建立的系统，就是美国。
下面是关于萨特、福柯在霍梅尼事件上的翻车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思想史话题。在1978年至1979年间，巴黎不仅是霍梅尼的临时避难所，更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麦加。
当时以萨特（Jean-Paul Sartre）和福柯（Michel Foucault）为首的法国顶尖学者，对霍梅尼和伊朗革命抱有一种近乎浪漫主义的幻想。他们将其视为一种超越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极化的第三种可能性。
1. 萨特：晚年的最后一次革命凝视
萨特当时已是暮年，视力几乎丧失，但他对革命的热情依然不减。-
支持立场： 1979年，萨特与他的伴侣波伏娃共同签署了支持伊朗人民反抗巴列维暴政的声明。他曾会见霍梅尼派往巴黎的代表，并表达了对这场被剥削者起义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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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点： 萨特习惯性地将伊朗革命套入他熟悉的反殖民主义和阶级斗争框架中。他认为这只是又一场典型的、反对西方傀儡政权的左翼革命。他未能预见到，这场革命最终会走向政教合一的威权主义。
2. 福柯：最著名的翻车经历
如果说萨特只是声援，那么福柯则是亲身投入。他曾两次受意大利《晚邮报》委派，亲自前往德黑兰调查，并多次在巴黎撰文。-
政治灵性（Political Spirituality）： 福柯对霍梅尼最著名的评价是：他在这场革命中看到了一种政治灵性。福柯厌倦了西方枯燥、理性的科层制社会，他认为伊朗革命不是为了争取面包，而是为了改变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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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霍梅尼的痴迷： 福柯将霍梅尼形容为一个不带武器的老人，独自面对一个强大的政权。他认为霍梅尼不是政治领袖，而是一个凝聚了全民族意志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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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与反思： 当霍梅尼上台后开始处决异见者、强制妇女戴头巾时，福柯在法国遭到了猛烈的抨击。他随后陷入了长期的沉默，这段经历也促使他后期转向对自我技术和伦理的深层研究。
3. 为什么他们集体看走眼？
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普遍存在以下几种心态：-
对巴列维的极端厌恶： 巴列维的秘密警察（SAVAK）在欧洲臭名昭著，这让法国学者下意识地认为国王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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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主义的失望： 当时苏联模式在西方左翼心中已经破产。霍梅尼提出的既不靠东，也不靠西的口号，完美契合了法国知识分子寻找第三条道路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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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域风情的投射： 就像18世纪的欧洲文人幻想高贵的野蛮人一样，20世纪70年代的巴黎学者将伊斯兰教视为一种能够对抗西方物欲主义的纯洁力量。
4. 少数的清醒者
并非所有人都被狂热冲昏了头脑。-
克劳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他敏锐地指出，福柯所赞美的民族整体意志实际上是极权主义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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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女性知识分子： 当时在巴黎的一些伊朗流亡女性曾公开向法国学者求助，警告霍梅尼对女权的威胁，但在当时的革命狂热下，这些声音被淹没了。
历史的总结
1978年的巴黎，霍梅尼是一个被法国知识分子概念化的对象。萨特看到了阶级斗争，福柯看到了精神反抗，他们都在用西方的哲学理论去解释一个深植于中东社会肌理的宗教运动。这种跨文化的错位理解，最终变成了法国思想史上最令人唏嘘的篇章之一：当霍梅尼踏上返回德黑兰的波音747时，巴黎的哲学家们还在庆祝灵性的胜利，而迎接伊朗的却是长达数十年的宗教严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