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文联副主席王林的几则“交代”（四）
“交代”虽然是文革时期的受迫文字，但也提供了不少信息资料，有几则的信息量不少，很有阅读价值。
传送刘少奇的叛变自首黑指示的交代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决定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宣告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彻底垮台。形势大好特好。
但是我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不仅是第一个往北平草岚子胡同伪“军人反省院”内共产党员政治犯传送刘少奇的叛变自首黑指示者，而且长期对这一罪行不认识和做了歪曲的解释。今重新交罪认罪如下：
1、当时不知道这一黑指示，是刘少奇（当时尚不知党内有此人）窃据北方局领导职务时，利用职权，勾结张闻天，背着毛主席所干的阴谋。因此对此事长期跟刘少奇的黑《修养》一鼻孔出气，认为是为了当时的工作需要，为了保存干部的“权宜之计”。
2、一九三六年秋我向关在伪“军人反省院”中的李楚离传送这一黑指示，遭到他的当面拒绝（文化大革命中才知悉他最后也叛变自首了），又在建国期间看到叛徒薄一波写的关于王若飞的回忆录，于是曾错误地认为这些人自首叛变的责任不应全由本人负。直至文化大革命中，看到了红卫兵小将翻印的中央专案小组办公室《关于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和中共中央批示以后，才知道当时在伪“军人反省院”中的人，对刘少奇的黑指示，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有的坚决反对，拒绝执行（如刘格平等），有的早就企图叛变保命，刘少奇的黑指示，就成了他们自首叛变的合法根据。他们不但自己叛变，还诱使和迫使别人同他们一同叛变。这样我才提高了认识：不管有无刘少奇的黑指示，只要是在阶级敌人面前自首叛变，就要由本人负责，就是无耻的叛徒。当然刘少奇本人更要负炮制这一罪恶的黑指示的历史罪责。
3、对我个人向伪“军人反省院”传送刘少奇这一黑指示，也长期认为我只是机械地驯服工具地执行了“组织”的决定。又以为自己只传过一次，并没有传通就没有再参与此事；后来也一直没有跟这些人有任何来往；在一九五六年审干时也写过书面材料，总认为自己罪责不大。文化大革命中才逐步认识到自己肯干这种可耻的勾当，我的灵魂深处也有内因。这个内因，就是我也有可耻的保命思想。
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的黑《六论》我都有。“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正因为我也有修正主义活命哲学，所以才会驯服工具地往伪“军人反省院”里传送刘少奇的自首叛变黑指示。我以往总是用“服从组织决定”做挡箭牌，那实际是推卸罪责，使我罪上加罪。今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
王 林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关于孙振的《战斗的青春》
《战斗的青春》出版后，就有个江西省的读者写信给江西省委，控诉这本小说是宣扬叛徒哲学，并要求江西省委向中央反映，调查这部小说的作者是否就是个叛徒。
这封有远见、有真知灼见的读者的信，不知怎么转到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委宣传部电示河北省文联召开座谈会，省文联电令作协天津分会开座谈会讨论这部小说。作协分会因此奉命开了三次座谈会。第一次是我主持，其余两次是别人主持的。座谈的内容，在一九五九年度《新港》上发表了。河北省委宣传部文艺部长远千里的结论性的发言，发表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份上。
王 林（天津市文联）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
关于张学新的情况
1．一九五四年文联秘书长田野要求调长影，方纪已经批准。文联正缺秘书长，张学新从北京文学研究所学习返津，方纪跟他谈了一次话，就封他为文联的秘书长了。事前，方纪并没有跟文联机关的任何人研究过此事。
2．一九五五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市委指定了文联临时党组，书记方纪，副书记王林，成员有王血波、陈因、张学新。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亢之直接抓（当时的市委文教书记兼宣传部长是吴砚农）。方纪在文联的党组成员开会时，把他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密信原件当面交给张学新这件事，在我的脑子里一点儿印象也没有。如果当时知道此事，我为了好奇（更不用说为了政治责任心）也要在散会后立刻从张学新手中要过来看看，可是我没有这种印象。只记得有一次张学新向我说：“市委借给我们一批胡风分子来往信件的照片，我看完了又送回去了。”我立刻着急地说：“你为什么不叫我看看就送回去？”张说：“市委要得很急，要我在几个钟头之内就得送还回去。你要看，我把有些要点抄下来了，你可以看。” 这件事，在我的脑子里印象很深。可是张学新当时说的是胡风分子之间的密信照片，而不是原件。况且当时还没有人敢称方纪为“胡风分子”。所以我的脑子里没有一点儿印着方纪与胡风来往的信件曾交给张学新的印象。 在文化大革命中，张学新如果自己交代出在一九五五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方纪曾把胡风给他的密信原件交给了张学新，张学新不叫我看，不叫我知道（当时我尚是党组副书记），也不叫文联党组其他成员知道或看一看，而匆匆忙忙地偷偷摸摸地把那些信件直接给王亢之送去，这件事本身确值得大胆怀疑了。
3．一九五五年春，市公安局搜查和逮捕阿垅（陈亦门）是我领着去的。带着阿垅下楼时，我才发现万晓塘立在楼下，我心里还曾大吃一惊：“他也亲自督战来啦！”文化大革命后有人说逮捕阿垅，是在万晓塘家中开会决定的，文联党组正、副书记应当列席参加此会。可是我不记得曾经参加过此会。不用说逮捕阿垅，即便是逮捕鲁藜、芦甸等人，也不是由文联党组开会决定的，而是市委或公安局直接决定的，决定之后有时通知我和其他文联党组成员，有时连通知我们一声都不就执行了。执行以后我们才知道。当时光知道党中央非常重视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个案件，而且对天津市特别注意，所以天津市委和公安局这般直接抓，也不以为奇。
4．张学新在文联这段工作中，倒是积极热情的，但是在掌握党的路线和政策上，表现忽“左”忽右，形“左”而实右。自己并不是一贯正确的，但是总把自己不正确的那一面忘掉，而单单记住自己正确的一面。比如一九五九年开座谈会批评（明批实保）孙振（雪克）的《战斗的青春》，事后他总是说他如何早就看出了问题，早就持否定态度。可是从《红旗战报》所引证他的发言看来，他当时对这棵大毒草还是肯定多于否定的。
5．他多年来总是吹嘘自己对巴人（王任叔）的《论人情味儿》的批评。可是他到话剧院当副院长后，积极主持排演曹禺的剧本。曹禺的剧本，还不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人性味儿的典型代表作！而对于《霓虹灯下的哨兵》，“几次看也看不下去”（张自己的语言）。
6．张学新对别人经常是“左”的可爱，而对自己则右的可怕。比如一九六○年因连年遭受自然灾害而粮食一度紧张的时期，起初发现浮肿病，张学新嚷嚷说：“什么浮肿病，完全是思想问题！”表现得“左”的可爱。但是后来不多久，他接到家中来信，说他在老家平山农村公社的二弟，因为粮荒而逃到内蒙包头市当“盲流”去啦，张学新又由“左”变成右，非常激动地说：“我们平山县是米粮库，怎么也闹起粮荒来啦，饿得我兄弟逃到包头当‘盲流’去啦！”一九六二年他的一周岁多的女孩病了，嫌医院一般大夫不好，竟把天津市最有名的儿科权威、儿童医院院长范权深夜请到家中治病。（他的三儿子，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都是请私人开业的医生来家治病。）他那一周岁多的女儿不幸夭折以后，竟在北仓公墓立了一座坟地，在一百天的忌日，由人民剧场向解放军借来一辆吉普车，全家（连保姆在内）到北仓坟地为一周岁的亡女祭奠。
7．他一向自夸对杨润身了解最深，批评得也最苦。但这只是一面。一九五七年处理杨润身与胡风分子陈元宁的问题以及他与小姨淫乱行为问题时，张学新竟在支部会上以支部书记的身份，用轻松的口气说：“这在杨润身的身上不算啥！”使人感到他在包庇杨润身，我当即给他提了意见。
8．张学新调到话剧院后，正赶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时期，住在我们集体宿舍的人都常看见人民剧场的刘兴周亲自给他送当时在公开市场上有钱也买不到的蔬菜和鸡、鸭、鱼、肉等。生活水平，显著比在文联时大大提高。
9．张学新来文联当秘书长、党组成员，都是方纪一手提拔的。可是张学新平素在谈话中，也常说方纪有错误不改，早晚要有一天“洗个热水澡”。他又常说一九五五年他把从胡风分子来信件照片中抄下来的关于方纪的问题，曾经拿给王亢之（或方纪本人）看过，希望方纪自己主动地在党内做个检查，否则不能令人服气，可是没料到方纪不但没有接受，反倒怀恨在心，从此疏远了他。一九六○年春在大阔饭店（市委招待所）开会时，张学新对方纪提意见，长达两小时之久，引证了很多他抄下来的胡风分子来往信中关于方纪的话，在我的印象中，这个发言在当时是对方纪揭发最深的，对方纪的刺痛也是比较深的。
10．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时，张学新在文联担任党支部书记兼反右倾斗争的领导核心。有党员引证党章中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语录跟张学新辩论问题，张学新怒斥道：“什么党章、党章的，满脑门子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中共八大制定通过的党章，今天看来当然有很多重大缺点，需要九大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加以修订、提高。但是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毛主席一贯坚持和发展运用的。身为领导核心和党支部书记，公然叫嚣党的民主集中制是“资产阶级法权”，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11．一九五七年春文联为陈其通的文章发生辩论时，我因事外出没有赶上参加。事后听说他左右摇摆，但具体经过不详。
王 林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吴方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到西南联大读书，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曾秘密到华北解放区考察，写成《冀东行》一书，成为当时平津地下党组织的重要学习材料。自1953年起至文革，一直担任黄火青的秘书。他儿子吴志攀曾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
关于吴方的情况
吴方的爱人刘恩英的小说稿《女童工》，一九六○年先给我看了前几章。我认为有发展前途，推荐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林呐。林呐看了也说好，约我立刻找到刘恩英订立了“约稿合同”。当年夏，刘恩英把全部小说稿寄给我看，我随看随时在原稿上写意见，看完后又提了约六七千字的意见。同时我又给黄火青写一信，希望他帮助刘恩英完成此小说。
一九六五年春节，长影的剧本厂长胡苏来津见到我说：“毛主席最近指示：青年一代对资产阶级恨不起来，文艺应当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大意）。”于是我给刘恩英和吴方写信报告此伟大指示，并希望他们告创作假早日完成小说《女童工》的修改工作。刘、吴回信说工作忙，不能为修改小说而告假。我估计他们夫妇自己向领导机关告创作假有困难，于是以个人名义给周扬写信，为刘恩英呼吁创作假。当年九月四日，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远千里在周扬住处召开座谈会，我也参加了。散会时我问周扬我给他写的信见到没有？周扬瞠目无以对，我就知道我给他写的信，周扬本人没有看到，因此我也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
一九六五年十月，我从四清前线回到市内机关，听说周扬对如何写“揭资”剧本，发表了很多黑指示。我找黑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任朴借来周扬的黑话打印稿，交刘恩英的胞弟抄写一份给刘恩英和吴方寄去参考。十二月间天津百花出版社派人去沈阳为刘恩英请下创作假，吴方也陪同来津帮助修改。
吴方来津时带着周扬在黑指示中所提供的参考书，因此我觉得吴方对周扬的黑指示用心考虑过。
我当时尚认识不出周扬的“揭资”黑话，实质上是反对毛主席的指示的。只是觉得周扬所叫嚣的“五大关系”在艺术上极不容易表现，所以才不敢劝刘恩英照此修改。又因为刘恩英的生活实践和小说《女童工》原稿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人公的，因此我才主张以工人阶级为主人公的原计划不能稍有动摇。吴方对此没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们也深深受了周扬黑指示的毒影响，主张在不妨害以工人阶级为主人公的前提下，尽量多塞进一些资本家的生活描写。刘恩英说自己不懂资本家的生活，不容易多写。我与吴方自荐代替写资本家。一女工跳楼自杀后资本家如何勾结国民党官方“嫁祸于人”一章是我代为起草的。资本家要扩大厂的美梦被美帝过剩物质排挤而由工业转为投机事业的一章，是吴方起草的。这两章是按照周扬的黑指示为资本家树碑立传了。
为描写资本家而搜集资料，我同吴方一快到天津市工商联访问过一个广东人资本家。又同吴方到第三毛纺厂（原东亚）访问过一个高级职员，企图找到一些原始档案来点缀小说《女童工》。
王 林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五日
文外附言：近来觉得所发的博文感兴趣的网友日益减少（与以前相比），影响了发博文的动力。我也知道对这类资料感兴趣的都是有些年资的网友，年轻的很少会有兴趣，所以有兴趣交流的只会越来越少，因之，以后发博文的频次也会减少，但仍希望和愿意与有兴趣的网友分享交流。
天津市文联副主席王林的几则“交代”（四）
毛囡 (2026-01-29 08:25:22) 评论 (5)天津市文联副主席王林的几则“交代”（四）
“交代”虽然是文革时期的受迫文字，但也提供了不少信息资料，有几则的信息量不少，很有阅读价值。
传送刘少奇的叛变自首黑指示的交代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决定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宣告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彻底垮台。形势大好特好。
但是我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不仅是第一个往北平草岚子胡同伪“军人反省院”内共产党员政治犯传送刘少奇的叛变自首黑指示者，而且长期对这一罪行不认识和做了歪曲的解释。今重新交罪认罪如下：
1、当时不知道这一黑指示，是刘少奇（当时尚不知党内有此人）窃据北方局领导职务时，利用职权，勾结张闻天，背着毛主席所干的阴谋。因此对此事长期跟刘少奇的黑《修养》一鼻孔出气，认为是为了当时的工作需要，为了保存干部的“权宜之计”。
2、一九三六年秋我向关在伪“军人反省院”中的李楚离传送这一黑指示，遭到他的当面拒绝（文化大革命中才知悉他最后也叛变自首了），又在建国期间看到叛徒薄一波写的关于王若飞的回忆录，于是曾错误地认为这些人自首叛变的责任不应全由本人负。直至文化大革命中，看到了红卫兵小将翻印的中央专案小组办公室《关于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和中共中央批示以后，才知道当时在伪“军人反省院”中的人，对刘少奇的黑指示，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有的坚决反对，拒绝执行（如刘格平等），有的早就企图叛变保命，刘少奇的黑指示，就成了他们自首叛变的合法根据。他们不但自己叛变，还诱使和迫使别人同他们一同叛变。这样我才提高了认识：不管有无刘少奇的黑指示，只要是在阶级敌人面前自首叛变，就要由本人负责，就是无耻的叛徒。当然刘少奇本人更要负炮制这一罪恶的黑指示的历史罪责。
3、对我个人向伪“军人反省院”传送刘少奇这一黑指示，也长期认为我只是机械地驯服工具地执行了“组织”的决定。又以为自己只传过一次，并没有传通就没有再参与此事；后来也一直没有跟这些人有任何来往；在一九五六年审干时也写过书面材料，总认为自己罪责不大。文化大革命中才逐步认识到自己肯干这种可耻的勾当，我的灵魂深处也有内因。这个内因，就是我也有可耻的保命思想。
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的黑《六论》我都有。“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正因为我也有修正主义活命哲学，所以才会驯服工具地往伪“军人反省院”里传送刘少奇的自首叛变黑指示。我以往总是用“服从组织决定”做挡箭牌，那实际是推卸罪责，使我罪上加罪。今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
王 林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关于孙振的《战斗的青春》
《战斗的青春》出版后，就有个江西省的读者写信给江西省委，控诉这本小说是宣扬叛徒哲学，并要求江西省委向中央反映，调查这部小说的作者是否就是个叛徒。
这封有远见、有真知灼见的读者的信，不知怎么转到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委宣传部电示河北省文联召开座谈会，省文联电令作协天津分会开座谈会讨论这部小说。作协分会因此奉命开了三次座谈会。第一次是我主持，其余两次是别人主持的。座谈的内容，在一九五九年度《新港》上发表了。河北省委宣传部文艺部长远千里的结论性的发言，发表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份上。
王 林（天津市文联）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
关于张学新的情况
1．一九五四年文联秘书长田野要求调长影，方纪已经批准。文联正缺秘书长，张学新从北京文学研究所学习返津，方纪跟他谈了一次话，就封他为文联的秘书长了。事前，方纪并没有跟文联机关的任何人研究过此事。
2．一九五五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市委指定了文联临时党组，书记方纪，副书记王林，成员有王血波、陈因、张学新。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亢之直接抓（当时的市委文教书记兼宣传部长是吴砚农）。方纪在文联的党组成员开会时，把他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密信原件当面交给张学新这件事，在我的脑子里一点儿印象也没有。如果当时知道此事，我为了好奇（更不用说为了政治责任心）也要在散会后立刻从张学新手中要过来看看，可是我没有这种印象。只记得有一次张学新向我说：“市委借给我们一批胡风分子来往信件的照片，我看完了又送回去了。”我立刻着急地说：“你为什么不叫我看看就送回去？”张说：“市委要得很急，要我在几个钟头之内就得送还回去。你要看，我把有些要点抄下来了，你可以看。” 这件事，在我的脑子里印象很深。可是张学新当时说的是胡风分子之间的密信照片，而不是原件。况且当时还没有人敢称方纪为“胡风分子”。所以我的脑子里没有一点儿印着方纪与胡风来往的信件曾交给张学新的印象。 在文化大革命中，张学新如果自己交代出在一九五五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方纪曾把胡风给他的密信原件交给了张学新，张学新不叫我看，不叫我知道（当时我尚是党组副书记），也不叫文联党组其他成员知道或看一看，而匆匆忙忙地偷偷摸摸地把那些信件直接给王亢之送去，这件事本身确值得大胆怀疑了。
3．一九五五年春，市公安局搜查和逮捕阿垅（陈亦门）是我领着去的。带着阿垅下楼时，我才发现万晓塘立在楼下，我心里还曾大吃一惊：“他也亲自督战来啦！”文化大革命后有人说逮捕阿垅，是在万晓塘家中开会决定的，文联党组正、副书记应当列席参加此会。可是我不记得曾经参加过此会。不用说逮捕阿垅，即便是逮捕鲁藜、芦甸等人，也不是由文联党组开会决定的，而是市委或公安局直接决定的，决定之后有时通知我和其他文联党组成员，有时连通知我们一声都不就执行了。执行以后我们才知道。当时光知道党中央非常重视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个案件，而且对天津市特别注意，所以天津市委和公安局这般直接抓，也不以为奇。
4．张学新在文联这段工作中，倒是积极热情的，但是在掌握党的路线和政策上，表现忽“左”忽右，形“左”而实右。自己并不是一贯正确的，但是总把自己不正确的那一面忘掉，而单单记住自己正确的一面。比如一九五九年开座谈会批评（明批实保）孙振（雪克）的《战斗的青春》，事后他总是说他如何早就看出了问题，早就持否定态度。可是从《红旗战报》所引证他的发言看来，他当时对这棵大毒草还是肯定多于否定的。
5．他多年来总是吹嘘自己对巴人（王任叔）的《论人情味儿》的批评。可是他到话剧院当副院长后，积极主持排演曹禺的剧本。曹禺的剧本，还不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人性味儿的典型代表作！而对于《霓虹灯下的哨兵》，“几次看也看不下去”（张自己的语言）。
6．张学新对别人经常是“左”的可爱，而对自己则右的可怕。比如一九六○年因连年遭受自然灾害而粮食一度紧张的时期，起初发现浮肿病，张学新嚷嚷说：“什么浮肿病，完全是思想问题！”表现得“左”的可爱。但是后来不多久，他接到家中来信，说他在老家平山农村公社的二弟，因为粮荒而逃到内蒙包头市当“盲流”去啦，张学新又由“左”变成右，非常激动地说：“我们平山县是米粮库，怎么也闹起粮荒来啦，饿得我兄弟逃到包头当‘盲流’去啦！”一九六二年他的一周岁多的女孩病了，嫌医院一般大夫不好，竟把天津市最有名的儿科权威、儿童医院院长范权深夜请到家中治病。（他的三儿子，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都是请私人开业的医生来家治病。）他那一周岁多的女儿不幸夭折以后，竟在北仓公墓立了一座坟地，在一百天的忌日，由人民剧场向解放军借来一辆吉普车，全家（连保姆在内）到北仓坟地为一周岁的亡女祭奠。
7．他一向自夸对杨润身了解最深，批评得也最苦。但这只是一面。一九五七年处理杨润身与胡风分子陈元宁的问题以及他与小姨淫乱行为问题时，张学新竟在支部会上以支部书记的身份，用轻松的口气说：“这在杨润身的身上不算啥！”使人感到他在包庇杨润身，我当即给他提了意见。
8．张学新调到话剧院后，正赶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时期，住在我们集体宿舍的人都常看见人民剧场的刘兴周亲自给他送当时在公开市场上有钱也买不到的蔬菜和鸡、鸭、鱼、肉等。生活水平，显著比在文联时大大提高。
9．张学新来文联当秘书长、党组成员，都是方纪一手提拔的。可是张学新平素在谈话中，也常说方纪有错误不改，早晚要有一天“洗个热水澡”。他又常说一九五五年他把从胡风分子来信件照片中抄下来的关于方纪的问题，曾经拿给王亢之（或方纪本人）看过，希望方纪自己主动地在党内做个检查，否则不能令人服气，可是没料到方纪不但没有接受，反倒怀恨在心，从此疏远了他。一九六○年春在大阔饭店（市委招待所）开会时，张学新对方纪提意见，长达两小时之久，引证了很多他抄下来的胡风分子来往信中关于方纪的话，在我的印象中，这个发言在当时是对方纪揭发最深的，对方纪的刺痛也是比较深的。
10．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时，张学新在文联担任党支部书记兼反右倾斗争的领导核心。有党员引证党章中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语录跟张学新辩论问题，张学新怒斥道：“什么党章、党章的，满脑门子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中共八大制定通过的党章，今天看来当然有很多重大缺点，需要九大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加以修订、提高。但是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毛主席一贯坚持和发展运用的。身为领导核心和党支部书记，公然叫嚣党的民主集中制是“资产阶级法权”，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11．一九五七年春文联为陈其通的文章发生辩论时，我因事外出没有赶上参加。事后听说他左右摇摆，但具体经过不详。
王 林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吴方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到西南联大读书，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曾秘密到华北解放区考察，写成《冀东行》一书，成为当时平津地下党组织的重要学习材料。自1953年起至文革，一直担任黄火青的秘书。他儿子吴志攀曾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
关于吴方的情况
吴方的爱人刘恩英的小说稿《女童工》，一九六○年先给我看了前几章。我认为有发展前途，推荐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林呐。林呐看了也说好，约我立刻找到刘恩英订立了“约稿合同”。当年夏，刘恩英把全部小说稿寄给我看，我随看随时在原稿上写意见，看完后又提了约六七千字的意见。同时我又给黄火青写一信，希望他帮助刘恩英完成此小说。
一九六五年春节，长影的剧本厂长胡苏来津见到我说：“毛主席最近指示：青年一代对资产阶级恨不起来，文艺应当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大意）。”于是我给刘恩英和吴方写信报告此伟大指示，并希望他们告创作假早日完成小说《女童工》的修改工作。刘、吴回信说工作忙，不能为修改小说而告假。我估计他们夫妇自己向领导机关告创作假有困难，于是以个人名义给周扬写信，为刘恩英呼吁创作假。当年九月四日，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远千里在周扬住处召开座谈会，我也参加了。散会时我问周扬我给他写的信见到没有？周扬瞠目无以对，我就知道我给他写的信，周扬本人没有看到，因此我也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
一九六五年十月，我从四清前线回到市内机关，听说周扬对如何写“揭资”剧本，发表了很多黑指示。我找黑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任朴借来周扬的黑话打印稿，交刘恩英的胞弟抄写一份给刘恩英和吴方寄去参考。十二月间天津百花出版社派人去沈阳为刘恩英请下创作假，吴方也陪同来津帮助修改。
吴方来津时带着周扬在黑指示中所提供的参考书，因此我觉得吴方对周扬的黑指示用心考虑过。
我当时尚认识不出周扬的“揭资”黑话，实质上是反对毛主席的指示的。只是觉得周扬所叫嚣的“五大关系”在艺术上极不容易表现，所以才不敢劝刘恩英照此修改。又因为刘恩英的生活实践和小说《女童工》原稿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人公的，因此我才主张以工人阶级为主人公的原计划不能稍有动摇。吴方对此没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们也深深受了周扬黑指示的毒影响，主张在不妨害以工人阶级为主人公的前提下，尽量多塞进一些资本家的生活描写。刘恩英说自己不懂资本家的生活，不容易多写。我与吴方自荐代替写资本家。一女工跳楼自杀后资本家如何勾结国民党官方“嫁祸于人”一章是我代为起草的。资本家要扩大厂的美梦被美帝过剩物质排挤而由工业转为投机事业的一章，是吴方起草的。这两章是按照周扬的黑指示为资本家树碑立传了。
为描写资本家而搜集资料，我同吴方一快到天津市工商联访问过一个广东人资本家。又同吴方到第三毛纺厂（原东亚）访问过一个高级职员，企图找到一些原始档案来点缀小说《女童工》。
王 林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五日
文外附言：近来觉得所发的博文感兴趣的网友日益减少（与以前相比），影响了发博文的动力。我也知道对这类资料感兴趣的都是有些年资的网友，年轻的很少会有兴趣，所以有兴趣交流的只会越来越少，因之，以后发博文的频次也会减少，但仍希望和愿意与有兴趣的网友分享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