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求学过程
抗战胜利了， 再也不会有敌机来干扰， 法院就要从方岩镇迁回永康城内，我们当然也要随之搬家， 这时已接近九月， 我又该找我要上的学校； 永康中学因原校址被鬼子炸毁， 在乡下暂时无法搬回到城里来， 故只有住校（离城十多里路的一个小镇——厚吴），虽然学校允许我插入初三下学期（毕业班）读书， 班上同样也是只有八、九个女同学， 但她们都是三三两两地在一起活动， 而我没有亲切的同学， 感到很孤独； 因此， 每逢周末就想回家。 有一次， 在我独自一人从学校走回到城里的路上， 见到一个带着墨镜的男子， 腰上挂着一把合子枪，他见我走过来就问：“到那里去”？ 我见势不对， 就赶紧扛起父亲的牌子， 说：“我到地方法院去找我的爸爸， 他在那里是当推事的”。那人说“当官的也得检查， 把包拿过来”，随即把我手上的书包拿去翻了一番， 见书中夹有几块钱， 他就拿走了， 并说：“你快到家了， 这钱你是用不上的， 就给我用吧！ 以后我们还会见面的， 好说！好说！” 我是无可奈何的回到了家里，把遇到的经过叙述一遍， 父亲说：“这里的土匪太多了， 我经常办到这一类的案件， 你以后再也不要害怕， 我们即将回老家了”。
回老家？ 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我急忙要问个明白； 母亲慢慢地告诉我， 她的侯表叔（在中央司法部的），已从重庆回到南京， 五叔去找了他， 现已将父亲调到江苏镇江工作， 我们就要准备搬家了； 于是等不及在永康中学初中毕业， 我和父母亲三人就启程来到上海。
到上海后， 找到了康脑脱路（康定路）628弄108号， 这是我和父母在浙江时由五叔经手购置的一所三层楼小住宅， 是赵家的公有财产， 每层都是一大间房、一小间房、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那时里面住的是三叔一家， 三叔家有： 三婶、两个姐姐（赵国琛、赵国琦）、一个妹妹（赵国珮）三个弟弟（赵国伦、赵国健和赵国修）他们一家是住在一层和二层楼； 三层楼是大哥、二哥、和三哥居住； 那时， 大哥还在交通大学读书， 二哥已考进震旦大学（是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 读医学院的法语进修班； 三哥是在沪江大学读机械系， 我们来后， 当然是同大哥他们同住在三楼了； 讯问了一下家庭情况： 得知当日本鬼子进驻上海租界后， 五叔把全家人都搬到扬州去住了， 他并在扬州开了一版百货商店， 维持着全家的生活， 大嫂又生了两个男孩（赵家麟、赵家鹏）， 前者的名字是祖父起的， 后者是父亲起的。 于是父亲就叫我到扬州去读书并和大嫂在一起， 他和母亲准备去镇江； 谁知我到扬州仅数日后， 五婶就拿了两打袜子， 对大嫂说：“大少奶奶，商店不紧气， 关门了， 现把剩下的货物分给各房， 你们以后自己过吧！”
这一下， 我和大嫂只有同时写信到上海， 将情况告诉父亲和大哥， 父亲又决定要我们（我、大嫂和三个孩子）一起到镇江， 暂住在江苏省高等法院镇江分院筹备处的房子内； 暂时有了住处， 我又该上学了； 但是， 江苏省的学校是没有春季班的， 寒假过去了， 还未到暑假， 该怎么办呢？ 打听到有一所京江中学在开高中预备班， 我正好还没有拿到初中文凭， 就去高中预备班学习吧！
这时已是1946年的春天， 大哥、二哥都在上学、母亲、大嫂、还有三个侄子都要生活， 那时淮安是由新四军占据， 不敢回去， 靠父亲一人的收入来维持家庭经济， 负担是过重的； 故一方面向大嫂借用她的首饰（据我所知这笔借账以后并未还过）， 另一方面向四叔（赵锡恒）求助， 理由是早在1934年四叔自费出国留学时， 父亲曾经赞助他三千块银元， 估计应该有所回报吧！ 但不久后， 接到他从美国纽约来的回信， 说他已得到经济学博士学位， 并在中国驻美的中国银行工作； 关于经济问题， 他表明是应自力更生解决， 特别提到“国瑛如已初中毕业，就可让她自己谋生----”； 当时我看了非常生气， 感到这种人是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而他的这句话， 却成为我以后每学期向家里要学费时的阻挡根据； 给我留下了“恨”的印象。
我们住的是筹备处的房子， 江苏省高等法院镇江分院已筹备结束就要办公了， 于是找了一处三开间二层楼的房子（镇江大西路又新街34号）。我和父母亲都住在楼上， 大嫂他们在楼下住。
我在京江中学高中预备班的成绩突出， 得了第一名， 可以免试进入高中， 我的学号是“1”号， 当然很喜悦；学校是在镇江市东门外大学山上建了新校舍， 那里距住家的路途要步行50分钟， 我每天早上总是在上学的路上边走边吃一付大饼油条， 中午是在学校外面的小店里吃一碗阳春面， 晚上才能回来饱食一餐； 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三年没有改变； 二哥见我上学路远， 下雨有困难， 就用他节俭下来的钱买了一件A.D.K.牌(名牌)雨衣给我， 我是感激不尽。
1946年的暑假中， 在我过生日的那天， 来了一位淮安人， 给我送来了生日礼品（一对金介指）， 父亲叫我相见， 我见他是一位和父亲年龄相仿的男子， 就喊了一声“高老伯”， 并深深的一鞠躬表示感谢； 当然我知道他是用我的生日来搭桥， 实质上是想与父亲交朋友的； 父亲在镇江逐渐地站住了脚跟， 但家庭消费之大， 又要讲排场、大手大脚的花钱是无底洞的， 这就给以后带来了因家庭无积蓄而造成不可收拾的结果。
大哥是1946年交大毕业的， 很顺利的到了上海铁路局工作， 他还在上海又找到一份兼职工作， 在我们这一辈人中， 看来他是第一个能挣钱的人， 大家都很羡慕他， 但是， 关于他妻子、儿女的生活费用全是由父亲承担、而他并不提及此事，好像这是应该的。他一人在上海，除了添置了一些西装、革履外，还经常去舞厅跳舞。
就在这时， “国军”与新四军在淮安进行拉锯战， 弄得老百姓难以生活， 都纷纷逃了出来； 有十三舅、十三舅母、四舅母、五舅母、四外婆和表弟妹大龙、大羊、大乡等人来到镇江， 是亲戚， 都是要接待的； 床位不够， 晚上就在楼板上打地铺睡觉， 倒也很热闹； 当大哥二哥都在家的时候， 有一次， 大家想去甘露寺看看刘备招亲的地方， 除几位小脚老太外， 一家人全都去了， 因为人多， 步行时的距离就拉大了， 走在最后的是我和大龙、大羊三人， 因为我们是一路走一路玩的； 在路上，突然发现大哥在买炕山芋吃， 我和另二人急忙跑过去， 大哥见到就说：“又要我花钱，” 我听了很不高兴； 心想为什么在我两个哥哥中， 一个是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 一个是连自己的亲妹、表弟、表妹想吃一点炕山芋都舍不得花钱呢？ 这件事情虽小， 但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忘不了。
在我上高二的那年（1947年）， 江苏医学院（当时镇江唯一的一所高等学校）的同学来联系去参加反美游行， 理由是：美国兵强奸女大学生（沈崇事件）， 可是， 在京江中学的风气是死读书， 对政治活动是没有人过问的， 还有个别调皮的男同学讲：“美国兵强奸女生与我们男生有什么关系？ 叫女生去好了。” 搞得哄堂大笑， 弄得我们几个女同学都低下头而一声不吭。
在校时， 大家都是埋头读书， 不管闲事， 男女同学很少讲话， 而我同座位女同学（陈文）经常会遇到有一位长得很帥的男同学（李岚清）递条子过来， 约她出去玩， 本来我与陈文比较亲切， 放学的路上都是同行的， 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躲避了， 还与陈开玩笑说：“我不当你们的电灯泡。”陈文讲：“他与我只是谈谈学习、谈谈玩耍等事， 从未提起男女之间的事情。” 我说：“那就长期观察吧！”
我的一生与家庭（第三部分）（1）
天上人间游一游 (2025-11-09 10:08:17) 评论 (0) （三） 求学过程
抗战胜利了， 再也不会有敌机来干扰， 法院就要从方岩镇迁回永康城内，我们当然也要随之搬家， 这时已接近九月， 我又该找我要上的学校； 永康中学因原校址被鬼子炸毁， 在乡下暂时无法搬回到城里来， 故只有住校（离城十多里路的一个小镇——厚吴），虽然学校允许我插入初三下学期（毕业班）读书， 班上同样也是只有八、九个女同学， 但她们都是三三两两地在一起活动， 而我没有亲切的同学， 感到很孤独； 因此， 每逢周末就想回家。 有一次， 在我独自一人从学校走回到城里的路上， 见到一个带着墨镜的男子， 腰上挂着一把合子枪，他见我走过来就问：“到那里去”？ 我见势不对， 就赶紧扛起父亲的牌子， 说：“我到地方法院去找我的爸爸， 他在那里是当推事的”。那人说“当官的也得检查， 把包拿过来”，随即把我手上的书包拿去翻了一番， 见书中夹有几块钱， 他就拿走了， 并说：“你快到家了， 这钱你是用不上的， 就给我用吧！ 以后我们还会见面的， 好说！好说！” 我是无可奈何的回到了家里，把遇到的经过叙述一遍， 父亲说：“这里的土匪太多了， 我经常办到这一类的案件， 你以后再也不要害怕， 我们即将回老家了”。
回老家？ 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我急忙要问个明白； 母亲慢慢地告诉我， 她的侯表叔（在中央司法部的），已从重庆回到南京， 五叔去找了他， 现已将父亲调到江苏镇江工作， 我们就要准备搬家了； 于是等不及在永康中学初中毕业， 我和父母亲三人就启程来到上海。
到上海后， 找到了康脑脱路（康定路）628弄108号， 这是我和父母在浙江时由五叔经手购置的一所三层楼小住宅， 是赵家的公有财产， 每层都是一大间房、一小间房、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那时里面住的是三叔一家， 三叔家有： 三婶、两个姐姐（赵国琛、赵国琦）、一个妹妹（赵国珮）三个弟弟（赵国伦、赵国健和赵国修）他们一家是住在一层和二层楼； 三层楼是大哥、二哥、和三哥居住； 那时， 大哥还在交通大学读书， 二哥已考进震旦大学（是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 读医学院的法语进修班； 三哥是在沪江大学读机械系， 我们来后， 当然是同大哥他们同住在三楼了； 讯问了一下家庭情况： 得知当日本鬼子进驻上海租界后， 五叔把全家人都搬到扬州去住了， 他并在扬州开了一版百货商店， 维持着全家的生活， 大嫂又生了两个男孩（赵家麟、赵家鹏）， 前者的名字是祖父起的， 后者是父亲起的。 于是父亲就叫我到扬州去读书并和大嫂在一起， 他和母亲准备去镇江； 谁知我到扬州仅数日后， 五婶就拿了两打袜子， 对大嫂说：“大少奶奶，商店不紧气， 关门了， 现把剩下的货物分给各房， 你们以后自己过吧！”
这一下， 我和大嫂只有同时写信到上海， 将情况告诉父亲和大哥， 父亲又决定要我们（我、大嫂和三个孩子）一起到镇江， 暂住在江苏省高等法院镇江分院筹备处的房子内； 暂时有了住处， 我又该上学了； 但是， 江苏省的学校是没有春季班的， 寒假过去了， 还未到暑假， 该怎么办呢？ 打听到有一所京江中学在开高中预备班， 我正好还没有拿到初中文凭， 就去高中预备班学习吧！
这时已是1946年的春天， 大哥、二哥都在上学、母亲、大嫂、还有三个侄子都要生活， 那时淮安是由新四军占据， 不敢回去， 靠父亲一人的收入来维持家庭经济， 负担是过重的； 故一方面向大嫂借用她的首饰（据我所知这笔借账以后并未还过）， 另一方面向四叔（赵锡恒）求助， 理由是早在1934年四叔自费出国留学时， 父亲曾经赞助他三千块银元， 估计应该有所回报吧！ 但不久后， 接到他从美国纽约来的回信， 说他已得到经济学博士学位， 并在中国驻美的中国银行工作； 关于经济问题， 他表明是应自力更生解决， 特别提到“国瑛如已初中毕业，就可让她自己谋生----”； 当时我看了非常生气， 感到这种人是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而他的这句话， 却成为我以后每学期向家里要学费时的阻挡根据； 给我留下了“恨”的印象。
我们住的是筹备处的房子， 江苏省高等法院镇江分院已筹备结束就要办公了， 于是找了一处三开间二层楼的房子（镇江大西路又新街34号）。我和父母亲都住在楼上， 大嫂他们在楼下住。
我在京江中学高中预备班的成绩突出， 得了第一名， 可以免试进入高中， 我的学号是“1”号， 当然很喜悦；学校是在镇江市东门外大学山上建了新校舍， 那里距住家的路途要步行50分钟， 我每天早上总是在上学的路上边走边吃一付大饼油条， 中午是在学校外面的小店里吃一碗阳春面， 晚上才能回来饱食一餐； 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三年没有改变； 二哥见我上学路远， 下雨有困难， 就用他节俭下来的钱买了一件A.D.K.牌(名牌)雨衣给我， 我是感激不尽。
1946年的暑假中， 在我过生日的那天， 来了一位淮安人， 给我送来了生日礼品（一对金介指）， 父亲叫我相见， 我见他是一位和父亲年龄相仿的男子， 就喊了一声“高老伯”， 并深深的一鞠躬表示感谢； 当然我知道他是用我的生日来搭桥， 实质上是想与父亲交朋友的； 父亲在镇江逐渐地站住了脚跟， 但家庭消费之大， 又要讲排场、大手大脚的花钱是无底洞的， 这就给以后带来了因家庭无积蓄而造成不可收拾的结果。
大哥是1946年交大毕业的， 很顺利的到了上海铁路局工作， 他还在上海又找到一份兼职工作， 在我们这一辈人中， 看来他是第一个能挣钱的人， 大家都很羡慕他， 但是， 关于他妻子、儿女的生活费用全是由父亲承担、而他并不提及此事，好像这是应该的。他一人在上海，除了添置了一些西装、革履外，还经常去舞厅跳舞。
就在这时， “国军”与新四军在淮安进行拉锯战， 弄得老百姓难以生活， 都纷纷逃了出来； 有十三舅、十三舅母、四舅母、五舅母、四外婆和表弟妹大龙、大羊、大乡等人来到镇江， 是亲戚， 都是要接待的； 床位不够， 晚上就在楼板上打地铺睡觉， 倒也很热闹； 当大哥二哥都在家的时候， 有一次， 大家想去甘露寺看看刘备招亲的地方， 除几位小脚老太外， 一家人全都去了， 因为人多， 步行时的距离就拉大了， 走在最后的是我和大龙、大羊三人， 因为我们是一路走一路玩的； 在路上，突然发现大哥在买炕山芋吃， 我和另二人急忙跑过去， 大哥见到就说：“又要我花钱，” 我听了很不高兴； 心想为什么在我两个哥哥中， 一个是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 一个是连自己的亲妹、表弟、表妹想吃一点炕山芋都舍不得花钱呢？ 这件事情虽小， 但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忘不了。
在我上高二的那年（1947年）， 江苏医学院（当时镇江唯一的一所高等学校）的同学来联系去参加反美游行， 理由是：美国兵强奸女大学生（沈崇事件）， 可是， 在京江中学的风气是死读书， 对政治活动是没有人过问的， 还有个别调皮的男同学讲：“美国兵强奸女生与我们男生有什么关系？ 叫女生去好了。” 搞得哄堂大笑， 弄得我们几个女同学都低下头而一声不吭。
在校时， 大家都是埋头读书， 不管闲事， 男女同学很少讲话， 而我同座位女同学（陈文）经常会遇到有一位长得很帥的男同学（李岚清）递条子过来， 约她出去玩， 本来我与陈文比较亲切， 放学的路上都是同行的， 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躲避了， 还与陈开玩笑说：“我不当你们的电灯泡。”陈文讲：“他与我只是谈谈学习、谈谈玩耍等事， 从未提起男女之间的事情。” 我说：“那就长期观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