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博物馆是一家以收藏、陈列和研究历代碑石、墓志及石刻造像为主的专题博物馆。上个月我和老友一起去参观，这也是我在近三十年中第三次参观碑林。 就像每次参观博物馆一样，我都要事先“做功课”：参观的目的性十分明确。比如此次参观的目标之一就是这里展览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或简称为“景教碑“。 在以往的两次参观中我都曾欣赏过这座碑，当时也未觉得有什么特别。 但近年来在网上经常看到有网民质疑该碑的真实性，甚至还有专家断言，该碑由“明末耶稣会士为传教而伪造，其目的是为了杜撰基督教层在中国传播的历史“。 本人虽无特别的宗教信仰，但对宗教的历史有兴趣，于是乎要探个究竟。
碑林博物馆的新馆在半年前落成并开放，里面成列的都是其馆藏珍品。 景教碑被安置在地下层的展厅，占据了特别的位置。据一旁的文字介绍，该碑立于唐建中二年（公元 781 年），碑文由大秦寺僧景净撰文，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书并题额。碑文开篇追溯景教渊源至 “大秦国”，即东罗马帝国； 而后对景教所信仰的 “真主” 进行了描述，还提到了景教的一些基本教义和仪式。该碑叙述了唐贞观九年（635 年），大秦僧人阿罗本从波斯来到长安，唐太宗李世民命宰相房玄龄到长安城西郊列队欢迎。三年后，唐太宗下诏允许景教在长安建造大秦寺一所，并度僧廿一人； 此后的唐玄宗等也都曾支持景教的传播。
该碑于明末天启五年（1625 年）在陕西西安府附近被发现，而后由当地官员移至西安城中的金胜寺（今西安碑林附近）保存。景教碑为历史上的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程提供了直接物证； 十七世纪后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将碑文翻译传播至欧洲，引发了欧洲学界对中国古代宗教、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热潮，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从文献记载来看，明清时期有不少中国学者对景教碑进行了著录和研究，如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王昶的《金石萃编》等; 当时的《陕西通志》和《长安县志》均记载了景教碑的出土情况。再从文物考证角度看，碑文的下方和左右碑侧还用叙利亚文记载了 69 名景教僧侣的名字，且碑石的风化痕迹、刻字的磨损程度均符合 “埋藏千年” 的特征，这绝非明末时期或后世能仿造。
又据博物馆的文字记载，景教是基督宗教的一个支派聂斯托利派，于唐代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这说明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道，也是各种宗教传播的通道。此时期从西方（包括中亚、西亚和欧洲）传入的宗教主要有四派：景教、伊斯兰教、祆教（拜火教）和摩尼教，它们与唐朝本土的儒、释、道并存，形成了 “多元宗教共生” 的局面，由此深刻地影响了唐代的社会文化。 来自西方的这四大宗教，是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缩影。它们并非 “单向输入”，而是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适应、相互影响，形成了独特的 “外来宗教中国化” 模式。
可惜的是唐武宗在公元845 年前后发起灭佛运动，景教也受到波及；该教在中原地区趋于式微，部分景教徒被迫流落到新疆地区，但并未绝迹。 公元 17 世纪后天主教传教士开始在中国传教，他们凭借更系统的传教策略和教会支持，吸引了大量景教的相关群体，使该教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景教缺乏核心传承体系和固定宗教场所，经卷、教义多靠零散遗存延续，逐渐被主流宗教所遗忘，仅留下遗址和文献供后世研究。但尽管如此，景教留下的文化遗产，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在参观碑林博物馆后，我又参观了洛阳市博物馆和北京的国家博物馆，前者的展品中有一柱“大秦景教石经幢”，上面刻有景教经文和十字架图案，证实了景教在唐代的洛阳地区传播的历史；而国家博物馆里则展出了这座景教碑的照片，作为显示唐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文物之一。
当代学术界一致认定景教碑为唐代真品，是该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 “铁证”，由此成为碑林博物馆的 “镇馆之宝” 。它不仅是国家认定的一级文物，更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真实性已得到全球学界的公认。
参观完景教碑的原件和有关文物及其介绍后，我认为景教碑是在中国出土的中国文物，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对此最权威性的解释应该是中国的专家，就是碑林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的专家们。 其他人士当然也可以对此发表不同意见，但其权威性与碑林博物馆的专家们当然不在同一层次。 在讨论一件文物或事件的真实性时，不能将评论者对某一宗教的好恶情绪带入对事实本身的判断，“就事论事”应该是最直接和简单的方法。
碑林博物馆珍藏的景教碑
长岛退休客 (2025-11-13 18:32:05) 评论 (1)西安碑林博物馆是一家以收藏、陈列和研究历代碑石、墓志及石刻造像为主的专题博物馆。上个月我和老友一起去参观，这也是我在近三十年中第三次参观碑林。 就像每次参观博物馆一样，我都要事先“做功课”：参观的目的性十分明确。比如此次参观的目标之一就是这里展览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或简称为“景教碑“。 在以往的两次参观中我都曾欣赏过这座碑，当时也未觉得有什么特别。 但近年来在网上经常看到有网民质疑该碑的真实性，甚至还有专家断言，该碑由“明末耶稣会士为传教而伪造，其目的是为了杜撰基督教层在中国传播的历史“。 本人虽无特别的宗教信仰，但对宗教的历史有兴趣，于是乎要探个究竟。
碑林博物馆的新馆在半年前落成并开放，里面成列的都是其馆藏珍品。 景教碑被安置在地下层的展厅，占据了特别的位置。据一旁的文字介绍，该碑立于唐建中二年（公元 781 年），碑文由大秦寺僧景净撰文，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书并题额。碑文开篇追溯景教渊源至 “大秦国”，即东罗马帝国； 而后对景教所信仰的 “真主” 进行了描述，还提到了景教的一些基本教义和仪式。该碑叙述了唐贞观九年（635 年），大秦僧人阿罗本从波斯来到长安，唐太宗李世民命宰相房玄龄到长安城西郊列队欢迎。三年后，唐太宗下诏允许景教在长安建造大秦寺一所，并度僧廿一人； 此后的唐玄宗等也都曾支持景教的传播。
该碑于明末天启五年（1625 年）在陕西西安府附近被发现，而后由当地官员移至西安城中的金胜寺（今西安碑林附近）保存。景教碑为历史上的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程提供了直接物证； 十七世纪后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将碑文翻译传播至欧洲，引发了欧洲学界对中国古代宗教、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热潮，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从文献记载来看，明清时期有不少中国学者对景教碑进行了著录和研究，如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王昶的《金石萃编》等; 当时的《陕西通志》和《长安县志》均记载了景教碑的出土情况。再从文物考证角度看，碑文的下方和左右碑侧还用叙利亚文记载了 69 名景教僧侣的名字，且碑石的风化痕迹、刻字的磨损程度均符合 “埋藏千年” 的特征，这绝非明末时期或后世能仿造。
又据博物馆的文字记载，景教是基督宗教的一个支派聂斯托利派，于唐代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这说明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道，也是各种宗教传播的通道。此时期从西方（包括中亚、西亚和欧洲）传入的宗教主要有四派：景教、伊斯兰教、祆教（拜火教）和摩尼教，它们与唐朝本土的儒、释、道并存，形成了 “多元宗教共生” 的局面，由此深刻地影响了唐代的社会文化。 来自西方的这四大宗教，是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缩影。它们并非 “单向输入”，而是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适应、相互影响，形成了独特的 “外来宗教中国化” 模式。
可惜的是唐武宗在公元845 年前后发起灭佛运动，景教也受到波及；该教在中原地区趋于式微，部分景教徒被迫流落到新疆地区，但并未绝迹。 公元 17 世纪后天主教传教士开始在中国传教，他们凭借更系统的传教策略和教会支持，吸引了大量景教的相关群体，使该教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景教缺乏核心传承体系和固定宗教场所，经卷、教义多靠零散遗存延续，逐渐被主流宗教所遗忘，仅留下遗址和文献供后世研究。但尽管如此，景教留下的文化遗产，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在参观碑林博物馆后，我又参观了洛阳市博物馆和北京的国家博物馆，前者的展品中有一柱“大秦景教石经幢”，上面刻有景教经文和十字架图案，证实了景教在唐代的洛阳地区传播的历史；而国家博物馆里则展出了这座景教碑的照片，作为显示唐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文物之一。
当代学术界一致认定景教碑为唐代真品，是该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 “铁证”，由此成为碑林博物馆的 “镇馆之宝” 。它不仅是国家认定的一级文物，更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真实性已得到全球学界的公认。
参观完景教碑的原件和有关文物及其介绍后，我认为景教碑是在中国出土的中国文物，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对此最权威性的解释应该是中国的专家，就是碑林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的专家们。 其他人士当然也可以对此发表不同意见，但其权威性与碑林博物馆的专家们当然不在同一层次。 在讨论一件文物或事件的真实性时，不能将评论者对某一宗教的好恶情绪带入对事实本身的判断，“就事论事”应该是最直接和简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