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的青年（四）我在山沟里（2-1）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坠机事件发生以后，我们预感到整个214工程的命运可能会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因为这个工程是林彪副统帅亲自批示的三线建设项目。但是我们总希望这种预感不要成为现实，因为我们已经在这里艰苦奋斗了两年多的时间，一个崭新的现代化工厂已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对这个厂都有着很深厚的感情。更主要是根据当时的政策，即使工厂下马我们这些三线人员再也回不了原单位，我们只能在迷茫和等待之中。
大约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六机部终于下达了214工程下马的文件。厂领导马上组织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在会上传达了六机部和国防科委的文件，并研究、讨论工厂将何去何从？
当时，魏总指挥及军代表们也接到来自部队的命令将从我厂撤走。临走前，这位与全厂职工共同艰苦奋斗建造起这个现代化工厂的领导以依依不舍、感慨万千的心情与大家分别，他不无感慨对我们的周厂长说：“合作无缘，友谊长存！愿后会有期。”周厂长紧紧地握着他的双手，热泪盈眶地说：“谢谢您及军代表同志们的支持！愿后会有期。”
在这样的情况下，厂领导面对着当时国家的政策，又面对着这么个国家花了大量资金建造出来的现代化工厂，就此让它在这里封存或自生自灭是多么的不忍啊？我们的周厂长原来就是个实干家，他已厌倦了历次政治运动，更厌恶这场“文革”，我们在这里等待还不如我们奋起一搏！于是他与其他几位领导商量，得到了一致的意见，立即召开了一个全厂动员大会。在会上他提出了“找米下锅”的号召。他说：“我们厂有着日本进口的上辊压力为1000吨的三芯辊、瑞典伊莎公司的自动焊机、捷克等十二国家进口的先进的大型机加工设备，我们还有着目前国内最大的焊接件热处理炉子等。我们还有一支最具勤奋、智慧的员工和数十位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何愁我们的工厂不能坚强的生存下去？我们根据我厂的设备和技术的优势已经初步制定了我厂产品开发发展规划，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开发出许多的产品来，并将我们的产品在行业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全厂职工听了以后非常受到鼓舞，全厂都沸腾了起来，各个职能部门都相继召开了会议，制定了部门的规划，迎接着工厂大转折的到来。
随着214工程的下马，六机部把原214工程指挥部改成了九江船舶公司。我们原技术科长何师傅调到那里任该公司的技术部门负责人。厂领导又从老厂调来一位老工程师—孙总担任我们厂的总工程师兼技术科科长。四十开外，中等身材，精干敏捷，工作严谨、行事雷厉风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可能他事先已经根据我厂的设备情况对市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虽然当时在国人的脑海里根本没有市场的概念，但是当时像我们这样“自找出路“的企业不得不要到市场去找出路。孙总到厂上任以后，就与我们一起拟定了我厂产品开发发展规划。又重新把我们技术科划分成产品一组、产品二组、标准情报室和资料档案室四个小组。向我们分析了当时的市场情况：“通过市场调查，市场情况对我们非常有利：一，石油液化气在生活领域里的应用才刚刚开始，液化气储罐和液化气钢瓶的需求潜力巨大。二，部队总参用于水下和航天训练、救生的加压舱和减压舱的应用广泛，但以前都是进口的。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自行设计、制造，抢先占领这个市场。三，地方上的高压氧舱医疗设备的应用也才刚刚开始，潜在的市场很大。四，船用甲板机械及大型钢结构件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这些产品都非常适合我们厂的生产，因为我们有生产这些产品的设备、技术优势。这就急待我们技术部门设计、开发。然后逐渐系列开发、设计、制造。为此，我宣布产品一组以开发压力容器、船用甲板机械系列产品为主；产品二组以开发机械、结构件系列产品为主；标准情报室主要负责收集标准和技术情报资料，兼翻译工作；资料档案室主要负责产品资料发放，汇总，存档工作。余师傅负责产品一组；宋师傅负责产品二组；他们俩还分别兼管标准情报室和资料档案室。”
当时我们技术科里，如果科长和两个组长，他们都是六三届以前毕业的算是老技术人员的话；那么我和老刘应该算是中年技术人员（其实我们才三十不到）；其余都是才刚刚进厂的69-70届大学毕业毕业生属于年轻技术人员。事实上都是这么认为的，倒不是我故意这样划分的。
我被分配在产品一组，属于余师傅直接领导；老刘被分配在产品二组，所属宋师傅领导。我和老刘毕竟都是从老厂来的，科长和两个组长在使用上总是把我们俩与年轻的技术人员区分开来，好像我们俩在各方面要比其他的更行一些似的，在工作安排时，总是把有些技术难度的活分给我俩来设计，无形中给我们增加了一定的压力。
老刘以前在老厂机加工车间里搞机加工工艺的，他坦言对领导（组长）说：“我在老厂是搞机加工工艺的，搞产品设计有困难。“言下之意拒绝搞产品设计，组长也拿他没有办法，因为这是事实。老刘是大连工学院机械专业67届毕业的，他在老厂在机加工车间搞工艺的。他的爱人是个下乡知青，已经是个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全家随着老刘很早就来到这里，已经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了，他对于事业和职位的升迁几乎没有什么野心。但这样的人谁也不能和他搞僵了，他会反过来将你一军，会使人很难堪。宋组长知道这一点。因为宋组长在老厂与他同在机加工车间，曾有过接触，彼此都知道一点。
我坦言也没有搞过产品设计，但我绝对不会像老刘那样以此为由拒绝搞产品开发设计，坦率地说，我的自尊和尊严也不容许我这么做。因为在我的脑子里大学生毕业以后应该能搞些像样的设计。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都系统地学习过许多专业理论知识，如果真正的去搞我相信未必不能。我们暂且不要说那些高、精、尖的产品，一般的机械或结构件产品应该是可以的，只要通过我们的学习和钻研。我抱着这样的信念和信心，坦然地接受了领导交给我的一个又一个的设计任务（具体的设计项目在我后面的章节里有描述）。
在我们技术科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想法，我认为是极其正常的，我几乎对每一种的想法都能理解，因为我总是会换位思考他们的一些处境，我可能也会这么想的。所以我当时与技术科里的同事关系都很好，绝对不是我会耍什么手段，而是我对他们表示理解。
也许是我的性格使然，我一贯比较尊重长辈，因为他们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对于比我年轻的同事从来不自以为是，倚老卖老。因为他们有活力、富有理想等许多优点。总而言之我与他们都没有利益上的根本冲突，我只是守着我来时的初心，有个平和、自由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做我喜欢做的事，也包括我的工作。但我绝不是个稀里马哈、混日子的人，而是个比较有自尊和尊严的人。而且我对于各种人和事物都有着比较敏锐的洞察力，但仅仅是为了自保和自卫。
余师傅是62年毕业于武汉水运学院，曾留校任教两年，后又不知什么原因来大连造船厂搞船体结构设计。从平时与他接触中知道，他是个要求上进的人，但他总觉得自己有点怀才不遇。他的妻子是在湖北的一个县城的一所中学里担任初中部的数学老师，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显然他来参加三线建设明地是为了解决两地生活问题，暗地是他的怀才不遇的情绪的一种宣泄。说实在的在老厂毕竟人才济济，你在那里又没有人脉关系，即使你有更大的能耐，职位的提升也挨不到你。已经在那里熬了那么多年还是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然而在这里无论从学历，资格，经历他都占有优势。说不定来这里能弄个技术科长或副科长当当的。我认为这是一般人的正常想法，无可非议。可是他来了以后，技术科长竟然由一个工人技师出身的何师傅占着，心里感到有些不快。但表面上还得接受这个现实，人家何科长毕对这个纲领产品已经有过很多的研究。再退一步想一想，这里的升迁机会肯定比老厂多许多，因为观察下来无论从学历、资格都与他无与伦比的，心情也随之平静了下来。
宋师傅是大连工学院机械专业63年毕业生，读大学时就在山东老家农村结了婚，他现在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他尽用了三线建设的所有政策，就把全家五口人从农村搬到了这里，全家的农村户口统统变成了城镇户口，并且除了一个小儿子还在求读外，其余的妻子和大女儿、大儿子都成了我们工厂的正式职工。圆满地完成了他人生中的一大计划，应该算得上他是我厂最大的赢家。所以他显得很心平，几乎没有其他野心，无论是事业还是升职。但他并不是一点也不想，而是他有着一种类似于宿命论的理论，认为该来的自然会来的，用不着刻意的去追求。因为他认为在这些技术人员中间，只有余祖文是他的竞争对手，其他人都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他完全可以如守株待兔似的等待着兔子的到来，显得干什么都不慌不忙的非常逍遥自得。（待续）
五 我的青年（四）我在山沟里（2-1）
Aurora2015 (2025-11-21 14:47:36) 评论 (0) 五 我的青年（四）我在山沟里（2-1）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坠机事件发生以后，我们预感到整个214工程的命运可能会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因为这个工程是林彪副统帅亲自批示的三线建设项目。但是我们总希望这种预感不要成为现实，因为我们已经在这里艰苦奋斗了两年多的时间，一个崭新的现代化工厂已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对这个厂都有着很深厚的感情。更主要是根据当时的政策，即使工厂下马我们这些三线人员再也回不了原单位，我们只能在迷茫和等待之中。
大约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六机部终于下达了214工程下马的文件。厂领导马上组织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在会上传达了六机部和国防科委的文件，并研究、讨论工厂将何去何从？
当时，魏总指挥及军代表们也接到来自部队的命令将从我厂撤走。临走前，这位与全厂职工共同艰苦奋斗建造起这个现代化工厂的领导以依依不舍、感慨万千的心情与大家分别，他不无感慨对我们的周厂长说：“合作无缘，友谊长存！愿后会有期。”周厂长紧紧地握着他的双手，热泪盈眶地说：“谢谢您及军代表同志们的支持！愿后会有期。”
在这样的情况下，厂领导面对着当时国家的政策，又面对着这么个国家花了大量资金建造出来的现代化工厂，就此让它在这里封存或自生自灭是多么的不忍啊？我们的周厂长原来就是个实干家，他已厌倦了历次政治运动，更厌恶这场“文革”，我们在这里等待还不如我们奋起一搏！于是他与其他几位领导商量，得到了一致的意见，立即召开了一个全厂动员大会。在会上他提出了“找米下锅”的号召。他说：“我们厂有着日本进口的上辊压力为1000吨的三芯辊、瑞典伊莎公司的自动焊机、捷克等十二国家进口的先进的大型机加工设备，我们还有着目前国内最大的焊接件热处理炉子等。我们还有一支最具勤奋、智慧的员工和数十位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何愁我们的工厂不能坚强的生存下去？我们根据我厂的设备和技术的优势已经初步制定了我厂产品开发发展规划，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开发出许多的产品来，并将我们的产品在行业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全厂职工听了以后非常受到鼓舞，全厂都沸腾了起来，各个职能部门都相继召开了会议，制定了部门的规划，迎接着工厂大转折的到来。
随着214工程的下马，六机部把原214工程指挥部改成了九江船舶公司。我们原技术科长何师傅调到那里任该公司的技术部门负责人。厂领导又从老厂调来一位老工程师—孙总担任我们厂的总工程师兼技术科科长。四十开外，中等身材，精干敏捷，工作严谨、行事雷厉风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可能他事先已经根据我厂的设备情况对市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虽然当时在国人的脑海里根本没有市场的概念，但是当时像我们这样“自找出路“的企业不得不要到市场去找出路。孙总到厂上任以后，就与我们一起拟定了我厂产品开发发展规划。又重新把我们技术科划分成产品一组、产品二组、标准情报室和资料档案室四个小组。向我们分析了当时的市场情况：“通过市场调查，市场情况对我们非常有利：一，石油液化气在生活领域里的应用才刚刚开始，液化气储罐和液化气钢瓶的需求潜力巨大。二，部队总参用于水下和航天训练、救生的加压舱和减压舱的应用广泛，但以前都是进口的。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自行设计、制造，抢先占领这个市场。三，地方上的高压氧舱医疗设备的应用也才刚刚开始，潜在的市场很大。四，船用甲板机械及大型钢结构件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这些产品都非常适合我们厂的生产，因为我们有生产这些产品的设备、技术优势。这就急待我们技术部门设计、开发。然后逐渐系列开发、设计、制造。为此，我宣布产品一组以开发压力容器、船用甲板机械系列产品为主；产品二组以开发机械、结构件系列产品为主；标准情报室主要负责收集标准和技术情报资料，兼翻译工作；资料档案室主要负责产品资料发放，汇总，存档工作。余师傅负责产品一组；宋师傅负责产品二组；他们俩还分别兼管标准情报室和资料档案室。”
当时我们技术科里，如果科长和两个组长，他们都是六三届以前毕业的算是老技术人员的话；那么我和老刘应该算是中年技术人员（其实我们才三十不到）；其余都是才刚刚进厂的69-70届大学毕业毕业生属于年轻技术人员。事实上都是这么认为的，倒不是我故意这样划分的。
我被分配在产品一组，属于余师傅直接领导；老刘被分配在产品二组，所属宋师傅领导。我和老刘毕竟都是从老厂来的，科长和两个组长在使用上总是把我们俩与年轻的技术人员区分开来，好像我们俩在各方面要比其他的更行一些似的，在工作安排时，总是把有些技术难度的活分给我俩来设计，无形中给我们增加了一定的压力。
老刘以前在老厂机加工车间里搞机加工工艺的，他坦言对领导（组长）说：“我在老厂是搞机加工工艺的，搞产品设计有困难。“言下之意拒绝搞产品设计，组长也拿他没有办法，因为这是事实。老刘是大连工学院机械专业67届毕业的，他在老厂在机加工车间搞工艺的。他的爱人是个下乡知青，已经是个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全家随着老刘很早就来到这里，已经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了，他对于事业和职位的升迁几乎没有什么野心。但这样的人谁也不能和他搞僵了，他会反过来将你一军，会使人很难堪。宋组长知道这一点。因为宋组长在老厂与他同在机加工车间，曾有过接触，彼此都知道一点。
我坦言也没有搞过产品设计，但我绝对不会像老刘那样以此为由拒绝搞产品开发设计，坦率地说，我的自尊和尊严也不容许我这么做。因为在我的脑子里大学生毕业以后应该能搞些像样的设计。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都系统地学习过许多专业理论知识，如果真正的去搞我相信未必不能。我们暂且不要说那些高、精、尖的产品，一般的机械或结构件产品应该是可以的，只要通过我们的学习和钻研。我抱着这样的信念和信心，坦然地接受了领导交给我的一个又一个的设计任务（具体的设计项目在我后面的章节里有描述）。
在我们技术科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想法，我认为是极其正常的，我几乎对每一种的想法都能理解，因为我总是会换位思考他们的一些处境，我可能也会这么想的。所以我当时与技术科里的同事关系都很好，绝对不是我会耍什么手段，而是我对他们表示理解。
也许是我的性格使然，我一贯比较尊重长辈，因为他们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对于比我年轻的同事从来不自以为是，倚老卖老。因为他们有活力、富有理想等许多优点。总而言之我与他们都没有利益上的根本冲突，我只是守着我来时的初心，有个平和、自由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做我喜欢做的事，也包括我的工作。但我绝不是个稀里马哈、混日子的人，而是个比较有自尊和尊严的人。而且我对于各种人和事物都有着比较敏锐的洞察力，但仅仅是为了自保和自卫。
余师傅是62年毕业于武汉水运学院，曾留校任教两年，后又不知什么原因来大连造船厂搞船体结构设计。从平时与他接触中知道，他是个要求上进的人，但他总觉得自己有点怀才不遇。他的妻子是在湖北的一个县城的一所中学里担任初中部的数学老师，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显然他来参加三线建设明地是为了解决两地生活问题，暗地是他的怀才不遇的情绪的一种宣泄。说实在的在老厂毕竟人才济济，你在那里又没有人脉关系，即使你有更大的能耐，职位的提升也挨不到你。已经在那里熬了那么多年还是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然而在这里无论从学历，资格，经历他都占有优势。说不定来这里能弄个技术科长或副科长当当的。我认为这是一般人的正常想法，无可非议。可是他来了以后，技术科长竟然由一个工人技师出身的何师傅占着，心里感到有些不快。但表面上还得接受这个现实，人家何科长毕对这个纲领产品已经有过很多的研究。再退一步想一想，这里的升迁机会肯定比老厂多许多，因为观察下来无论从学历、资格都与他无与伦比的，心情也随之平静了下来。
宋师傅是大连工学院机械专业63年毕业生，读大学时就在山东老家农村结了婚，他现在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他尽用了三线建设的所有政策，就把全家五口人从农村搬到了这里，全家的农村户口统统变成了城镇户口，并且除了一个小儿子还在求读外，其余的妻子和大女儿、大儿子都成了我们工厂的正式职工。圆满地完成了他人生中的一大计划，应该算得上他是我厂最大的赢家。所以他显得很心平，几乎没有其他野心，无论是事业还是升职。但他并不是一点也不想，而是他有着一种类似于宿命论的理论，认为该来的自然会来的，用不着刻意的去追求。因为他认为在这些技术人员中间，只有余祖文是他的竞争对手，其他人都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他完全可以如守株待兔似的等待着兔子的到来，显得干什么都不慌不忙的非常逍遥自得。（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