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的老宅也在改革开放城市发展的初期被拆后统一分配住进了新公房。外公年轻时造了大房子，让子女及孙辈们有了居所，而晚年外公的房间很小，不足八平方米，在分配新公房的过程中，动迁组除了克扣平方，没有人在意过那条后弄堂的属性，那么多年的地税算是白交了，想想如今又能有谁会这样做？
曾经的大家庭被分散，聚在一起的时候少了，欢聚一堂时的快乐也不同了。但是我依然还是会想起外公在老宅的大天井里养的大蛤蟆、在小天井里养的母鸡。大蛤蟆的眼睛又大又亮，洞察着往来的人，外公总把剥毛豆时剥到的虫子给它吃；而母鸡分明是认人的，每天黄昏时会听外公的话进入它的小巢睡觉。只是在过年前宣传「城市不准养鸡养鸭」的活动中，家家户户必须主动把家里的鸡杀掉，而每当这段时间，本来就话不多的外公更是会沉默不语。
日往月来，时移世易。现在，唯一留下的一张既有爷爷又有外公的合照(见图)，照片拍摄于一九九六年十月。
第一排当中当时九十四岁的外公在外出时已经开始坐轮椅了，而后排左起第四位带着礼帽的爷爷却能健步行走，一口整齐的牙齿健康干净，完全看不出是八十九岁的高龄。
照片拍摄地点是在上海市愚园路一一三六弄的弄堂底、原王伯群私宅的大门旁，这栋意大利哥特式城堡建筑，是当时上海滩少有的豪宅，据记载耗资30万银元。后来被政府收了去，成为了现在的长宁区少年宫。
这张大家庭的合照里面没有我和已出国的几个小辈。那次合影后五年，外公过了一百岁的生日，然后如同一支蜡烛，慢慢地燃尽，安静地走了，享年一百零一岁。又过三年，爷爷也安静地走了，享年九十九岁。两位老人都是寿终正寝。
如果爷爷不是我的爷爷，外公不是我的外公，那么他们很难有交集，就像两条平行线，走过各自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生路途。他们的漫漫人生，或许也只能用长篇小说才能说得清、写得尽。
（此文首载于二零二四年五月十三日世界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