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 魂 诉 鸣
芮少麟
鸠占鹊巢霸气横，乾坤颠倒昼擎灯，
海棠沉醉桃花天，恰是春风得意时。
己卯六月暑煎熬，强势毁巢弱悲号，
动物庄园掠劫盛，蜩螗哀鸣世无道。
笙歌醴酒宴公仆，专供污吏攀高盛，
知否庶民含泪问，强拆何故久不停？
这是笔者《案镌耻碑——中国先予执行强拆透析录》一书中的自序。前面的三首小诗，是1999年7月22日人民法院先予执行强拆我家青岛市市南区莱芜一路11号丙花园楼房后，笔者当日夜半时分，于《己卯年六月初十劫殇有感》里，记下的哀鸣心声。
中国滨海大城市的私人房屋与土地使用权，自文革伊始，至房地产大开发期间，一直就被豪强与公权牢牢地惦记着，笔者在青岛市市南区莱芜一路十一号丙楼第五二四号地块上的祖屋，始终就未曾摆脱过被公器巧取豪夺的“猎物”命运。
文革初期，我家私人所有城市异产毗连房屋，就被房产局的干部群众，借“文化大革命”之势，将全家扫地出门，抢占。文革中后期，在我的坚持上访下，1973年楼上被房产局武装部长和革命军人两户“挤占”的祖屋，被渐行归还，而楼下被侵占的房屋，却始终未能“落实政策”。在这种态势下，我家楼下房屋继续被侵占至1999年公权先予执行强拆、上述小诗作出时为止。
房屋拆迁，是中国城市建设发展中的公开场景。本书展示终审《行政判决书》“经审查，本院认为：……先予执行的目的在于强制拆迁”等法院裁判书证，和该案司法层面的诸多行为交织，足以映现该时期房屋拆迁行政诉讼裁判的司法倾向。枉法裁判错案，给蒙难人的身心，会留下终生伤痕。本书映现的正是笔者祖屋被时代尘埃击中、片瓦无存之际，由中国式房屋拆迁行政诉讼刻镌显现下的印痕。
大陆近四十年的城市建设，高楼光鲜，旧貌换新颜掩映下的民生安居，与非正常拆迁诱发的各类民事、行政、刑案暴增，及冤、假、错案被湮没在时政报道盲区的苦痛现实，非亲历者，难述其详，而施害获利者，弹冠相庆，天上人间，受难人对此，却非过眼云烟，墙外华人更难知情想见，往往被表面的繁华景象遮掩。这些与当年秦皇建长城时未曾被留史的百十万黎庶百姓的苦难境遇，异曲同工，皆系暴政者一脉相承的杰作。
笔者系文革后行政诉讼中，被人民法院未经庭审、先予执行强拆的罹难原告，弱者无畏，将与被告及法官打交道时的各类思索感受，记录、梳理、剖析，运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青行终字第104号案卷的司法文档，比对共和国公示的法律，揭露法治虚设，自毁司法形象的无底线品行，是对当代民告官行政诉讼维权抗争的解读与体现。
若对历经过这种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诉讼“钉子户”林立的真实场景及案情，不予记载和披露，放任枉法者欲盖弥彰，巧言饰辩，文革后始于1999年十余年间的官劫民产、先予执行强拆行政诉讼的恶劣事实，不仅将时代强拆大潮，陆续湮没，也是中国无数时代罹难访民，被强拖进拆迁大潮后对真实历史情景的一种亏欠。
法治和公平正义的破坏者，将共和国行政诉讼中的诸多城市房屋以先予执行强制拆迁，再以各类拆迁纠纷，立案掩饰，改头换面，束之高阁，封杀告申，已成为时代房屋拆迁的行政诉讼常态。由于利用官尊民卑的习惯性主道意识影响，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上，墙内公示的一些案例情景，失实凸显，未经庭审、先予灭毁居民合法房屋实体的法院先予执行强拆案例尤甚。
1999年6月，笔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针对被告无视人民法院生效判决限定时效、无法定事由逾期所作第115号拆迁裁决，再次诉告青岛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未取证，先许可，滥裁决，拆迁许可与裁决违法”。7月1日，法院在被诉《房屋拆迁许可证》时效（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三日）逾期三年已经失效，法院未经庭审，接受行政被告“反诉”式申请，裁定先予执行强拆，驳回民告官原告我的复议申请；7月16日法院滥权张贴先予执行强拆青岛市市南区滨海别墅祖屋的公告，刻意毁证，替中国式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诉讼，开启了另类司法先河。
城市花园式祖屋被人民法院随意先予执行强拆时，笔者58岁，我后半生对枉法裁判的错案申诉，曾有过渴盼公正，到求索近三十年的绝望体验，是有法不依的蒙难人、承受者，留有不堪回首、永难言表的痛楚。
温馨舒适、被梦绕魂牵的砖木结构家园，我居住44年的花园楼房，被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隐瞒房屋共有产权凭证，违法设置先予执行程序，强拆实体毁证；覆水难收下，二审以“案情复杂”审限延期，终审《行政判决书》将原告的《产权共有证》精心隐匿，篡改证据表述，将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隐瞒权属共有、假冒“分局宿舍”、骗取规划、建设用地批文，和《房屋拆迁许可证》逾期非法强拆等诸多重大事实真相，精心掩盖，将行政被告提交、一审充当维持判决许可依据的十个重要证据，改判为“无效证据”后，却对原告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替中国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诉讼，贴上了一个彻头彻尾、指鹿为马、令人咋舌的时代标签，以此留在中国当代司法史册上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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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绵延数十年的“计划”生育，强制拆迁，暴力“清零”等系列行为，毫无丝毫司法底线，而城市房屋拆迁，不论有无合法手续，不论“法律凭证”逾期与否，涂改后这些“证据”是否有效，权贵集团伙同行政、司法职能部门，在大力宣扬“先予强拆，后打官司，再走法律程序”，已成为官商勾结最自鸣得意的“法治”，是诸多城镇房屋所有权人被法院肆意滥为，先予执行强拆后，最无奈的选择。行政诉讼原告立案难，寻求司法程序正义十分艰难，草菅公民合法房产，“判决维持”后，原告申请再审纠错更难，即所谓中国式的当代法治。
当1955年人民政府颁发先母黄哲渊名下《产权共有证》上“特分发各共有人本证各一张，以凭管业，此证”，成为一纸空文时，被人民法院先予执行强拆的受难人，得到的是悖逆法律的中国式行政判决和青岛市市中院、省高院不具法定裁判行文形式的《驳回申诉通知书》，申请再审的第一个十年，就这样匆匆而过。在中国，民告官，人微言轻，触及官府治权形象，被一概噤言发声。
2009年全国“两会”前，笔者被中级法院上报、省高院下文，列入青岛地区“内控”人员名单；2010年，尽管最高法院将青岛市中院该104号告申案，名列入山东省十例重点复查交办行政案之一，却依然“复查”无果。
2012年1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在《来访申诉、申请再审立案审批表》上签署“符合再审立案条件，建议立案后转行政庭审查”的意见，我对被诉青岛市中院（1999）青行终字第104号案生效判决的再审申请，被以（2012）行监字第646号立案，由最高法院行政庭接手“审判监督”，进入了第二个告申十年期。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在青岛市中院执掌所谓审监听证会，根本无任何审判监督部门人员参加，审判长让我与未到庭的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协商，我以“立案时，北海分局已被基层法院剔除第三人”、“法院先予执行强拆裁定与公告，将我家房屋强制腾空后交共有人北海分局拆除”、“诉讼法律规定，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何况这是再审听证会”，婉拒，请求最高法院依法出具审判监督的裁判复查文书。
顶层法官将法律禁忌，弃若敝屣，后竟以“信访终结，不予再审”的口头告知固守。原告面临最高人民法院“站台却不背书”的无奈，和审判监督程序空转，乃至法警言犹在耳的“你们还能咋地？！”的恶声威吓，只得离开。若要把“歌功颂德，全民拥护”那一套，吹嘘备至，只会有损人们对房地产开发行政诉讼的真实评价。
城镇私人房屋的法定属性，清清楚楚。我的祖屋在两次时代强制下，被非正常离主，被暴力反复占有蹂躏，继被强制拆迁肢解，成为滨海城市房地产开发的“业绩”点滴。试问，若私人房屋的屋魂有知或有灵，其感受岂能毫无显示？这时，本书《屋魂诉鸣》的自序题旨，必会油然而生。
青岛市中级法院，是在中国最先倡导将法院先予执行强拆“果敢”导入行政诉讼，被最高人民法院“充分肯定”的标杆式法院。该法院向省高院专门具文的青中法【2002】13号红头文件《关于青岛市政协委员芮少麟借代理行政案件鼓动群众争讼缠诉 影响社会稳定的情况报告》，对此，曾明确自认，并大力宣扬其所谓“德政”。它将行政被告“反诉式”申请先予执行的主体认知，和法院先予执行强拆，显著纳入司法误区，悖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立法宗旨，性质极其恶劣，后果严重，影响极大。
该《情况报告》起首处，即向省高院称道：“自1999年6月以来，我市市南区、李沧区、崂山区法院和市中院先后审理了市政协委员芮少麟本人及其代理的40余起拆迁、土地、规划行政案件。法院发现芮少麟对这些案件，不是通过法定程序进行申诉，而是以其市政协委员的特殊身份，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上级党政、审判机关写上访信。他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市部分区域的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干扰了我市部分区域的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干扰了我市有关部门和人民法院的正常工作，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笔者从受害原告角度，无法放弃维权或静默，本书中《再致最高法院公开信》一章，清楚列示出枉法裁判与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存在的弊陋，并将黑暗遮掩了的司法肮脏与龌龊，尽数示出。笔者冲破闭锁喑哑，将那些刻意毁证、法院未经庭审、先予执行强拆毁证的行政裁判书，运用庭审证据与公示的法律这束法理可见光，全方位地断层扫描，是著述写作本书的底气动力，也是与世人共析案情，判断司法是非，促进中国法治进步的价值观基础，可供人们全面检验。
笔者父子两代，分别历经过两起不同冤案的扰袭，诉讼数十年，人身权、财产权频遭公器侵害，在人民法院刑事、行政诉讼档案里，都有公开的文字印迹可查证。我亲历这起四级法院讳莫如深的城市房屋未经庭审、先予执行强拆毁证的行政诉讼，及对原告质疑的躲闪封杀，映现了公器颜面的自损，透释出背离中国行政诉讼立法宗旨、规避法律羁束的显著司法倾向，那带有记忆黏度的白纸黑字与红章，揭而不下，众目睽睽。
八十年代大陆改开，制定公布了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律，笔者系1950年政治嫌疑刑案的受难人子，代先父寻求政治清白，申诉纠错，能获再审撤销原判，无罪平反，已属万幸。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政策研究室1985年10月将山东省高院关于笔者替先父告申纠错政治嫌疑刑案的（85）鲁法研字第12号请示，按申诉处理的电话答复批示公布，一些立法、行政、司法机关陆续将该指导性批复，纳入中国司法政策汇编出版，先父嗣后的文坛正名，继而取得了穿越政治审查的通行证。
中国文革后，滥用公权、巧立名目、随意违法圈占城市居民土地使用权的房屋拆迁，花样更为繁多，被劫民产，举世怵目。笔者先母1955年在青岛市市南区购买的莱芜一路11号丙祖屋，1966年7月，因原共有人产权转让，由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转购到手，与我家随即形成新的产权共有法律关系。
上世纪九十年代城市房地产开发，法律法规初建，北海分局未依法依规、在共有土地上盖建宿舍，并按社会时兴“空手套白狼”的套路，与开发商谋划组建商品房开发公司，对我们青岛市莱芜一路11号丙的共有土地使用权，觊觎备至，以权属比率失实的“土地使用权”，骗取政府规划文书，得陇望蜀，蚕食直接变为露骨的土地鲸吞与将共有房屋，单方枉法拆迁。
国家海洋局及辖属北海分局在1993——1996年，为谋取商品房开发利益，觊觎涉案房地产共有权益，罔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青岛市人民政府 青政发【1992】186号政府令《青岛市城市异产毗连房屋管理办法》的禁止性、强制性规定，刻意隐瞒只有案涉房地产权属50%的权利，向青岛市规划局、计建委、土地管理、拆迁管理办公室等政府部门，恶意谎报“宿舍改造”、土地使用、拆迁申请，以“空手套白狼”的侵权手段，在骗取涉案地块基建规划定点批件的系列申报表上，皆清晰留有国家海洋局“情况属实”的签章批示，其欺骗地方政府、支持北海分局造假，骗取政府立项批文，是该拆迁行政案枉法判决，恶果至今的源头骨牌，根本无法洗白，臭名昭著，责任法院至今还在隐瞒这些本应由其负责澄清的失职法律事实行为真相，却以弥天大谎，掩盖至今，成为中国拆迁行政诉讼司法中的枉法之最。
笔者作为受害原告，根据法院主持拆迁行政案原、被告证据交换所获得的政府行政批件，已按时序将上述罔顾国法约束，骗取政府批文行为，逐项揭示于本书的“法治幻梦”一章，公布于世，显示了司法者的枉法失职所在。
世人皆知，《伊索寓言》里狼吃小羊的弱肉强食逻辑。坊间有语，“只有受害人想不到的，没有权力者不敢做的”，连中央驻青岛司局级主管机关1993年的所谓“宿舍改造”基建项目，尚且如此公然弄虚作假，巧立名目，侵权作弊，鸠占鹊巢，官劫民产，被上下庇护至今已达三十余年，更无须说中国房地产开发狂潮中，其它城市房屋拆迁基建项目在资格审批的上行下效，与旗号纷呈了。
1996年4月，青岛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审批房屋拆迁时，显著违反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关于共有房地产开发的禁止性规定，和1992年青岛市人民政府的青政发【1992】186号政府令《青岛市城市异产毗连房屋管理办法》第九条“任何一方所有权人如需改变共有共用部分的外形结构时，必须征得其他房屋所有权人的书面同意”强制性规定，未向申请人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依法索要共有人我家对改变房屋建筑结构及转让共有土地使用权书面意见的法定前置书证，在没有这些必备法定证据要件下，随意在拆迁行政审批中滥权颁发给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涉案的《房屋拆迁许可证》，违法确凿，其违法审批行为，更被责任法院刻意庇护。
法治本应是对社会弱者的公平保护，是对行政、司法权力滥用的羁束，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强制性规定，必须严格遵循执行，而青岛市中级法院1999—2010年期间，在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判中，违法鼓吹、倡导人民法院肆意先予执行强拆，庇护行政被告对法定要件举证不能，将丧失法定原则的维持判决，变成替行政被告违法拆迁保驾护航的首选。青岛电视台甚至将法院未经庭审却先予执行强拆原告房屋的录像，进一步做成“为拔去钉子户，提供司法保障”的宣传片，日夜反复播放，打造舆论，是千百万青岛市民铭刻下难以忘掉的痛苦场景。
本书按行政诉讼的时序节点，理性捋顺代表公器权力机关的法律关系与行为事实，将这些罔顾国法的公开造假和行政、司法联手舞弊、司法唱合的法院裁定文档书证，一起曝光，供世人按法理对共和国法院生效裁判的研读判断。看看那些无视国法、恃权枉法的窃国欺民牟利者，将华夏社会，又将引向何处 ?！
1998年笔者之案，被告第一次拆迁裁决被诉立案，经法院审理，因被告拆迁裁决面积计算错误，判决撤销被诉裁决；1999年5月，被告违反生效判决限定时效，逾期半年，以“强劫皮草换破袄”式裁决，有恃无恐，受害原告笔者，6月继以行政被告“超越法院限定时效作出的拆迁裁决无效”、被告“未取证，先许可，滥裁决，拆迁许可与裁决违法”，第二次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拆迁许可与裁决，将案情初步曝光。
因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的幕后运作，及行政被告与责任法院的法官联手操盘，1999年7月22日该案未经庭审，在《房屋拆迁许可证》逾期三年显著无效下，行政被告与责任法院却公开违反1991年国务院令第７８号《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八条二款“实施房屋拆迁不得超越经批准的拆迁范围和规定的拆迁期限”禁止性规定，原告祖屋被人民法院先予执行强拆，屋毁财尽，诺大的土地使用权别墅院落，被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直接鸠占鹊巢，官劫民产，而裁决遗漏房屋建筑面积的实体物证和房屋共有土地使用状况，被悉心刻意实体毁证。青岛市中院经过二审精心藏匿原告《产权共有证》，驳回上诉，判决维持，遗留下无法辩驳的枉法维持判决。
笔者对法院判决，错愕顿生，在“公正是司法的生命和灵魂”理念下，遂向人民检察院对该（1999）青行终字第104号行政判决，提请依法抗诉。
青岛市南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按法定程序，以（2000）青南检民建字第13号《建议提请抗诉报告书》对青岛市中院的104号案判决，向青岛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报告书》认为：“综上，原判认定事实确有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特建议你院提请抗诉”。经青岛市人民检察院民行检察处再次审查和该院正、副检察长核签批准，市人民检察院继以（2000）青检民提抗字第119号《提请抗诉报告书》，向山东省检察院上报待批，被悬置一年。后由两名市检察院处长检察官向我转述称：“省检说房屋拆迁行政案，现在一律不批准抗诉”，口头告知后，笔者再未收到不予抗诉的检察文书。
原告合法房屋被人民法院先予执行强拆毁证，被告的拆迁许可及裁决却被判维持，我家合法权益尽失，而人民检察机关仅对法院“事实认定不清”提请抗诉，对程序违法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诉求事实，未予重视，（2000）青检民提抗字第119号《提请抗诉报告书》被省检搁置，原告只得向上级法院申请该案再审。
经山东省、青岛市几级法院庭审和证据核验，笔者亦渐次厘清该案映现中国行政诉讼法律虚设、官劫民产、被告违法，裁判枉法，官官相护等诸多枉法症结，积淀了申请再审的档案公文书证。
在部门利益藩篱和中国法治演绎下，笔者依法申请再审近三十年的四、五千封特快专递、挂号信，和马拉松式告申，依然“案结诉未果”。期间，最高人民法院以（2012）行监字第646号立案复查，2014年开庭主持的审监听证会，程序空转得尤其露骨显明。
至此，那高调宣扬的“有法必依”、“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法治泡影，完全破碎，受难人的苦痛，远比大会堂里的娓娓妙言，更震撼人心。月暗华夏透释出来的中国式“法治”如此霸凌，辱绕着每位身心受损的涉诉访民。
华夏儿女无论栖居何方，都有真实叙述家庭变迁，或著写回忆录的权利，但大陆的宪法法律空挂，出版桎梏，网络舆情皆予全盘封杀，假大空畅行，若纪实题材揭露与触及到事实真相，必遭噤言，抑或危及人身安全。
天未亮，梦已醒。笔者移居北美后，在稍微活得明白时，于涉外行政诉讼中，能以人民法院的司法档案证据，对强取豪夺的枉法裁判，移地曝光，将威权封杀房屋先予执行强拆案的真相，揭露于世，追求免于恐惧的话语权，阳光晴空必呈天理昭昭。
大陆的圈地强制拆迁，有法不依，无处伸张。滥权司法者玩弄权术，维稳拒纠，而中国居高不下的赴京访民井喷，和每天数十万封涌向紫禁城的告申函，被走火入魔式的蛮堵截访，枝节横生，进一步打造出一批批带着血印的单程车票，使访民只能前赴后继。
这个无与伦比的访民悲惨世界，形成有因，一直未被丝毫反思，笔者这部亲历法院先予执行强拆行政诉讼的档案纪实报告，只是中国被随意强拆房屋访民泉涌之点滴水珠。
司法的目的，是规范民众行为和惩罚犯罪，行政诉讼尤应限制政府行为必须按法律框架运行。生效《行政判决书》代表的是国家行政、司法机关的具体形象，是法律观念的展示，和观察评价中国法治的真凭实据。然，被诉原判以“被上诉人行政许可和行政裁决，程序基本合法”、“原审审判程序基本合法”这些毫无司法底气、似是而非的遮羞布式的终审判决结论，来替中国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诉讼，演绎走秀，已达三十年。
我有《烟云琴岗天问》四首小诗，聊表心迹：
桑榆终限夕阳中，倦鸟思归望远空，
营巢护巢皆无果，顽童且勿笑乃翁！
漫诩暮年存壮志，翁自陶然性乃顽，
愁当浇处常无酒，境抵穷时始唱歌。
老骥伏枥在天涯，欲诉人生未了情，
桃花源里无耕田，蓬飘何须问西东。
谁言谬案难戳穿，铁证雄文代代传，
四顾莫嫌天地窄，定有正义祈包丞！
当青岛市中级法院（1999）青行终字第104号《行政判决书》，以“经审查，本院认为：……先予执行的目的在于强制拆迁，并不代表原审法院对行政争议的处理”和前述两个“程序基本合法”这三个划时代的中国式司法标签，将人民法院对城市原告合法房屋率先先予执行强拆的潜规则，裸化为成文判决，反以此为荣时；当法院精心掩隐“拆迁人”北海分局的共有人身份，罔顾《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不得超越经批准的拆迁期限”规定，以逾期《拆迁许可证》，先予执行强拆时；当最高人民法院（2012）行监字第646号案，对被告“未取证，先许可，滥裁决”，对基层法院“未庭审、先予执行强拆，法官藏匿并篡改原告共有权属证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信访终结，不予再审”口头答复，拒按规制出具审判监督复查裁判文书时；当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机制紊乱、行政庭欲盖弥彰，与立案庭审查签批意见显著抵触，且又拒绝出示“不予再审”书面依据时；当原告2016年回国取得北海分局1966年购房原始书证，证实最高法院庇护错案不作为时，行政被告与责任法院联手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禁止性、强制性规定，支持北海分局官劫民产，而最高法警对受害人再审上访，以“你们还能咋地？”公开施压时，受难人被枉法行为激发出的恼火，与岁月抹不去的伤痛，只能与血同喷，汇聚成书，公布于世，被枉法证据谴责的枉法者，如何自圆其说？
民告官的原告，是夹挤在中国社会狭缝中的弱者。《行政判决书》“经审查，本院认为：……先予执行的目的在于强制拆迁，……”，嚣张跋扈极端，是举世仅有、标榜弱肉强食的“中国式法治”标签，权力露骨任性，亵渎法律，道貌岸然，是赤裸裸的一种中国式司法“坦诚”！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继此后，在主报山东省高级法院，抄报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市人大主任、副主任；抄送市政府市长、副市长，市政协主席、副主席，市委统战部，市建委，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市规划局的青中法【2002】13号文件《关于青岛市政协委员芮少麟借代理行政案件 鼓动群众争诉缠讼 影响社会稳定的情况报告》中，自认并宣扬“我市法院经过充分的分析研究，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果敢出台了一项措施 ：对诉讼期间的被拆迁人，根据拆迁管理部门的申请，在不影响案件正确审理的前提下，可以实施先予执行”（第10页），声称“这一措施得到了市委、市人大、市政府的好评，得到有关行政机关、开发商和广大被拆迁户的欢迎，也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和省法院业务部门的充分肯定”、“实践证明，对被拆迁人实施先予执行，是一项行之有效的司法措施”、“芮少麟在上访信中借口证据灭失，企图否定先予执行的合法性”、“指责法院故意隐瞒重要事实情节，损害原告实体权益” ……。
青岛市中级法院的枉法者，明知对公民合法房屋先予执行强拆，是未经庭审的程序违法行为，经不起法律检验，并不存在“不影响案件正确审理的前提”，却竭力宣称它“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和省法院业务部门的充分肯定”，《情况报告》如此自吹自擂，欲盖弥彰，白纸黑字，跃然文档，成为向历史和人民，涂抹不掉的呈堂证供。
该13号文件，以主题词行政审判、情况报告，2002年2月21日成文，诿过饰非，印发八十份，扩散面极广，对原告形成一道“法外封杀令”，无法掩踪匿迹。
这场近三十年前，中级法院向笔者强加的污名风暴，在山东青岛喧嚣一时，乌云压顶，超越审判职权，构陷备至。受难人只得向主管机关以档案证据申辩，责任者窘态毕露，后以蛇尾之势，偃旗息鼓，笔者度过此劫，余波了却，但是将其经过笔录出版，却义不容辞。
顶层法院无忌证据事实，操弄案情如儿戏，庇护被诉原判，支持官劫民产。中国连草菅聂树斌、呼格吉勒图人命的刑事冤杀案，尚且塞责延宕二十余年，何言对滨海城市中十余年大量房屋先予执行强拆的公开劫掠豪夺？！
被诉104号案庇护被告未依法举证，缺少关键法定证据，欺世盗名，有被告《证据清单》和本书“被告证据里的猫腻”等诸多章节内容，可以为证。原判遮掩毁证，上下扯谎、圆谎，留下诸多经不起检验推敲的枉法痕迹。面对笔者书中展示的在档铁证和中国公布于世的法律、法规，最高人民法院（2012）行监字第646号案，已成最高审监渎职、有法不依的典型例证。
2016年5月，原告回国从青岛市房产局档案室凭《产权共有证》，按城市异产毗连房屋档案管理规定，取得佐证北海分局1966年购买涉案楼座50%产权的市房产局《签报》、价拨房屋批示和北海分局《房产登记申请函》等六份档案文书，证实1999年拆迁行政案发时，原判及最高法行政庭责任人，精心隐瞒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三十三年产权共有人身份的卑劣行为，已被戳破，行政被告与人民法院罔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有关禁止性规定，联手先予执行强拆，违法证据确凿袒露。这些系列新证据，已分别提交最高法院立案庭、行政庭，有特快专递报备和最高人民法院收文登记可证，纸难包火，最高行政庭庇护错案，审监程序空转，再陷被动，已无法遮掩。
2016年，中国将违法先予执行，已单列入“非刑事司法赔偿”的国家赔偿公示条目，笔者（1999）青行终字第104号案，已入最高法院（2012）行监字第646号审监序列。但它能否替“有法必依”、“依法治国”真正添砖加瓦，最终将被历史验证。
经不起证据与法律推敲的枉法判决，盖着的是人民法院的红色印章，无法卸责。刑案往事并不如烟，民告官的行政诉讼亦传奇，当中国行政诉讼给先予执行强拆披上所谓合法外衣时，那些有悖“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立法宗旨的判决，虽替被告“赢得”维持判决的壮观气势，但终成“国不以民为本”及“有法不依”的鲜明例证。
屋魂化剑，诉鸣不已。我的人生不求闪光，努力实现“堂堂正正上北京，一纸诉状呈天庭，证据法理已显尽，试看法律灵不灵？”，是坚守之道，也成就了笔者年复一年的证据备忘录。若能将时代的行政诉讼“生效”判决中夹带欺民霸产的枉法私货去伪，访民的时代冤屈能得以真正伸张，本书记叙下的将成为枉法者的时代罪证。
法律不能被当作饰品炫耀。最高人民法院（2012）行监字第646号案，是按法定程序，历经四级法院多年审查，回避原告鞭辟入里的批驳，至今未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示审监结论的另类拆迁行政诉讼审判监督的案件。
《行政判决书》，是民告官的政府执法和法院审判的全过程显示。受害原告以司法档案书证为据，组成被诉原判隐瞒真相、事实认定确有错误、先予执行强拆程序违法、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再审告诉证据链，质疑拿捏有度，即使最高人民法院以“信访终结，不予再审”，口头“背书”，掩饰先予执行强拆，但（2012）行监字第646号案由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认定“符合再审立案条件”，最高行政庭主持听证会后，就应该向公众及受难告申原告，做出法定形式的书面回应。
中国式圈地强拆，史无前例，举世瞩目。本书是受害原告庭审陈述及部分告申资料的汇总索引，读后令人唏嘘。夜幕下的枉法判决，和司法施害者的恃权癫狂，随案卷展读，锣鼓听音，点到为止。该起行政隐案申请再审已近三十年，积垢曝光，中国式生效判决的所谓“光彩”，亦散发殆尽。
青岛市中级法院（1999）青行终字第104号《行政判决书》，以“本院认为：……，先予执行的目的在于强制拆迁”这种在册涂抹不掉的司法行为艺术，裹挟着法律与拆迁政策，神州震撼，全球愕然，它不仅赤裸裸地损害着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维护社会行政秩序的形象，最高人民法院（2012）行监字第646号案的程序空转，更进一步表明了最高行政庭对违法“先予执行强拆”，除去不敢公开表明司法态度外，至今并未有过丝毫的自省。
被诉原判辞令，字字诛心，霸气侧逸，精心至极。本书将罔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无视自尊使命、掩饰枉法的《情况报告》这类文革后新时期的“司法作品”，拓印史册，是对中国有法不依窗口的匆匆一瞥，是读懂中国式拆迁行政诉讼，有据可查的在册史料。
法院无视诉、访分离原则，对受难原告申请再审，狂按返回退出键，固错，拒纠，试图将它隐入尘烟，然糗案堤坝的蚁穴，终于被掘出，象举世愕然的封城清零那般，其枉法“裁判技巧”，已突破法理认知，确系咎由自取。
笔者进入望九之年，磨难不已，然天假以年，对人民法院先予执行强拆，感受铭心，体会尤深。本书将法律虚设、法官枉法，无忌国体的“你们还能咋地？！”等如此恶劣的司法作态，与前述司法档案书证，一并示出，让世人检验，判断是非，为要。
中国行政诉讼原告的法律地位，毕竟不同于民事诉讼当事人或刑案被告，若中国的《行政判决书》，经不起共和国自身法律检验与再审证据链的推敲，及被罹难原告的不断质疑，当属大忌，必为自诩法治社会之短板，被引人瞩目。城乡居民住房，关系民生，官劫民产，房屋强拆，史有铭记。试问，法官作假，裁判枉法，掩饰错案护被告，公信何在？官官相护，藏污纳垢，遏制腐败待何年，民生何往？
这篇铭心文字，是中国式房屋拆迁行政诉讼在笔者身上刻留下的显著印痕，是当代司法史上枉法者无法抹杀、辩白和掩盖的屡屡陋行。原告自叙与错案自身的档案证据，相互印证，揭示了该案有法不依和枉法裁判的系列真相。中国房屋拆迁行政诉讼的深层次问题，涛声依旧，凡事过往皆有因，观潮者笑谈潮起潮落，笔者以此卷首语，作为美国华忆出版社《记忆丛书》中笔者《案镌耻碑》一书的序言。
芮少麟
2023年9月笔者自识于美南德州。近阅见2025年9月《经济法律论坛》同期《一个不值得庆祝的胜利》一文，为中国司法案件诉讼现状所感，本博文于文学城网站发表时，文字略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