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活捉蒋介石的张楊

 

《西安事变》活捉蒋介石的张楊







张学良时任西北剿共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的东北军将领。称少帅。

杨虎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西北军将领。

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共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院院长蒋介石，要求蒋介石立即抗日，停止“剿共”。

1935年秋，正值日本关东军入侵中国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时，蒋介石将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入中国西北部去剿共，张学良的东北军在剿共战役中损兵折将。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共匪总司令部”，统帅陕、甘、宁、青四省军队“围剿”在西北延安之红军。蒋介石再次推荐张学良到“剿共”第一线，并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蒋介石之总司令职务。到了西北后，张学良统辖军队除调到陕甘近20万东北军外，还有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的军队有3万人，宁夏马鸿逵部有2万人，青海马步芳部约万馀人。将近30万人来延安地区围剿屠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

1935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红二十五军在劳山伏击南下之东北军，歼灭王以哲之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七军第一一〇师2个团和师部，师长何立中战死。张学良指挥东北军会同陕、甘、宁、晋、绥等省武装，又对陕甘红军第三次“围剿”。10月25日，东北军第一〇七师在鄜县榆林桥与红十五军团遭遇，经5小时激战，东北军死伤300馀人，被俘1,800馀人（包括团长高福源）。至此，红军分割王以哲之第六十七军在洛川、甘泉、肤施。

1935年11月13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称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忠实的走狗”。12月，张学良在南京开完会后，曾到上海找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提出要找中共负责人联系，又找杜重远商谈抗日救国之道。中国共产党中央认为经过努力，是可以争取张学良和东北军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李杜和宋庆龄有联系，提出过此事，宋庆龄知道刘鼎住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家中，她对刚到过瓦窑堡同中央联系之地下党员董健吾说，艾黎家中就住了一个共产党员，可介绍他到张学良那里去工作。董健吾见了刘鼎，告诉他到张学良要急于找共产党之关系，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希望他能去西安见张学良。刘鼎经过考虑后表示同意，并在上海做了许多准备工作，认真研究《八一宣言》和统一战线之文件，调查张学良的历史、为人处事之特点。

1936年1月初，在榆林战役中被俘之东北军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回到王以哲军部驻地洛川。王以哲听了高福源报告，立即表示接受中共主张并秘密报告张学良。1月初，张学良刚从上海回到西安，正急于找到中国共产党。张学良得到电报后就飞到洛川会见高福源。2月26日，张学良原来打算亲自参加会谈，因临时去南京，就由王以哲和参谋长赵镇藩先谈局部合作问题，重大问题由张学良回来谈。经过两天谈判后，于2月28日达成几条口头协议，主要内容是：一、为一致抗日，红军与六十七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二、恢复六十七军在肤施、甘泉两城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进城出售，恢复正常通商关系。三、恢复红白两地区通商，双方有保护对方采购人员安全之责。四、红军同意被困在甘泉城内之部队换防。

3月2日，张学良由南京回到西安，当日即亲自驾机飞到洛川和李克农会谈；会谈一开始，张学良即表示已听过王以哲、赵镇藩之报告，完全赞同双方之口头协议，并希望全面合作；接着他请李克农先谈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之看法。张学良同意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抗日联军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主张，但他提出几个问题：

一、为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他认为国家之主要力量都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蒋有抗日之可能，抗日必须联蒋。

二、抗日如何能取得胜利？

三、如何取得苏联援助？

四、红军东征抗日应取道宁夏、绥远、察哈尔，不应取道山西。

双方商定：

一、和苏联联系，双方可各派代表，赴苏路线，张学良答应他可与新疆之盛世才商量。

二、中共派一代表常驻西安，以便保持联系，由张学良给以名义掩护。

最后，张学良提出，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请毛泽东或周恩来亲自来一次，地点在肤施，具体时间由中共方面定。李克农表示，立即向中央报告。李杜从董健吾处了解情况后，打电报给张学良：“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张学良很高兴，即派高级参谋赵毅到上海把刘鼎接到西安，秘密住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之东楼内。

张、杨在西安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已秘密加入中共，几乎天天把中央军胡宗南等部进剿路线、行止时间电告彭德怀。11月21日，红军在山城堡取得消灭胡宗南一个多旅之胜利。11月27日，张学良给蒋一份“请缨抗敌书”，遭到蒋拒绝。

1933年5月，杨虎城和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曾派参谋武志平（中共秘密党员）到川陕苏区与红四方面军商谈订立“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之密约；双方根据这一密约，互不侵犯达两年之久。

1935年12月上旬，中共中央派汪锋携毛泽东亲笔信到西安与杨商谈合作；中旬，杨和汪谈话，双方确定联合抗日之原则；下旬，北方局派负责人王世英到西安，与杨反复商谈后，达成合作抗日协议。

当时的张学良，正为陕北“剿共”失利，受到蒋介石的斥责而大为苦恼。后来，他到上海探望进步人士杜重远，倾吐了心中的苦闷。杜建议张与杨合作，并向他指出：出路就在西北。

在延安，毛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等同志正在研究红军东渡黄河抗日的军事部署，李克农回来报告张学良希望与中共接触、杨虎城完全同意《八一宣言》主张的消息。

毛主席决定派人与杨虎城联系。张、杨回到西安后，中共上海地下党通过杜重远和李杜介绍丁力到张学良处。这时，杨虎城也秘密会见了毛主席派来的人，并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信。

蒋介石安插西北“剿总”的特务一直注意张、杨的活动，密报南京。

东北军高福源团长被我俘虏后，深受共产党抗日救国伟大方针的感召，表示要回去做张学良的工作。一天，张学良接到东北军王以哲军长的电话报告，中共派李克农与张学良见面。张学良去洛阳王以哲军部会见了李克农。事后，李克农向毛主席等领导汇报了张学良要求见中央领导的意见。毛主席决定派周恩来在延安与张进一步会谈。

“延安会谈”达成共产党与东北军停火的协议，张学良还表示要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特务抓了张学良的赵副官，想弄清张飞往延安的内幕，但赵副官被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执法队搭救脱身。张学良为这事怒火中烧，下令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丁力建议张给南京发电报，了却此事。张、杨于此事中以诚相见，终于携起手来。南京蒋介石接到张学良关于抄西安省党部请求“处分”的电报，被迫表示“不予追究”。

1935年10月22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从洛阳转抵西安，下榻临潼的华清池。张、杨主动求见，以探虚实。杨已察觉蒋来意不善。当蒋约张个别见面时，蒋谴责张学良辜负了他的器重。张则不断苦谏，被蒋拒绝，蒋严令张、杨全力“剿共”，否则将采取断然措施。此时，西安上万学生冲出中山门前来临潼请愿，蒋命令宪兵团对学生“格杀勿论”。一场血腥的屠杀即将发生。张学良赶到，力劝学生保持镇静，并保证以实际行动，答应学生的请求。

12月12日，张、杨被迫对蒋实行“兵谏”，在西安、临潼两地同时进行。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活捉了蒋介石。

张、杨互祝成功并决定一方面以“八项主张”通电全国，一方面邀请共产党来西安共商解决事变。蒋被活捉的消息传到南京，军政部长何应钦与日本大使密谈后，以“拯救委座”为名，准备轰炸西安。宋美龄坚决反对，并戳穿了何企图取代蒋的阴谋。中共中央接受张、杨的邀请，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飞抵西安。周恩来对张、杨全面阐述了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这次事变的方针，又亲自面见蒋介石，不仅向他分析了中国国难当关头的局面，并且揭露了何应钦的灭蒋野心，蒋才不得不考虑何去何从。在中共和张、杨以及宋氏兄妹的三方面会谈中，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协议。但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少壮军官得知张、杨同意在蒋不履行签字手续的情况下放蒋回南京，写了“抗议书”，表示誓死反对。张学良看到“抗议书”后，匆匆亲自送蒋回南京，当周恩来获知这一消息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离开地面，周恩来对此深感遗憾。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临潼的华清池发动“兵谏”，扣押了正在度假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以迫使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后蒋介石被带到西安软禁，直到1936年12月25日被释放。

事变经过：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事变，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在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并且在西安逮捕了多位国民党军政要员。

目的：张学良、杨虎城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蒋介石被俘》：活捉蒋介石。蒋介石被扣押在西安，史称《西安事变》。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劝说，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进行谈判。

结果：在周恩来等人的斡旋和各界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前往南京。

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要力争说服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放蒋介石回南京去。张学良决定尽快把蒋介石放走。他在没有和周恩来商量的情况下，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最后反被蒋介石将张学良囚禁终身。这就是蒋介石的为人。

事件影响：西安事变的影响深远，它促进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最终联合抗日。

1935年8月1日，红军在长征途中，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执行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四省后又继续侵略华北，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1935年7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方针，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于8月1日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公布，通称《八一宣言》。

宣言的主要内容有：

①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政治形势，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及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痛斥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

②指出中华民族正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号召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③提出中国共产党当前的政治主张是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提出十条方针作为国防政府的施政纲领。

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和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上刊登了此宣言，传入国内后，在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战线基本形成。在实践上，它获得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巨大政治影响，有力地鼓舞和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