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位于无锡南门附近的一个大院之中，三栋两层楼的西式楼房里住着十多户人家。有趣的是，住进这个院落的家庭基本都生男孩子，住在我家楼下的左家，更是一门五子。熟读中国历史的左家老大，每年夏天晚上乘凉的时候，常常给我们一帮孩子绘声绘色地讲述一个个成语的来历和相关的历史故事。这辈子从来没有机会在课堂里听上一堂历史课，但是半个多世纪前在夏日星空下学到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却至今依然栩栩如生地留存在脑海之中，也让我终身保持了对历史的兴趣和热爱。
1966年7月全国学生大串联时，左家老大已是高中生，老二初中生，他们给还在小学六年级的老三伪造了一张假中学生证，兄弟三人怀揣着60元钱离家，一路向北走到哈尔滨，向南來到昆明，向西远到乌鲁木齐。他们到新疆时已是10月下旬，在当地驻军那里每人搞到一件全新的军大衣，还借了40元钱才得以回归故里。这一路四处闯荡，游山玩水的故事，他们吹了整整一年，让全院的大人小孩都羡慕不已。左家老大对当时的社会局势洞若观火，记得他带着得意的口吻对老二说：“是利用我们学生打前阵做炮灰，还是我们藉此机会来游遍全国？！”这种特立独行的想法对当时的我，无疑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左家三兄弟的所作所为，让那些虔诚赴京朝圣的学生显得幼稚可笑。都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概就是从那时起，独立思考的生活习惯和周游世界的愿望种子在我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在毛时代的中国，每个人的脑门都被贴上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决定了此人的生活和命运。如果不幸被贴上“地富反坏右”的标签，那就会沦落到比印度贱民还要悲惨的地步。住在我家同一楼层的赵某是印尼归国华侨，50年代末18岁的他满腔热血地回国参加建设，但在1966年因为说话犯忌，被带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就此失去了所有做人的尊严和自由。就连上街买菜，还得先去院外一个倒马桶的苏北老太那里请假，因为那个以前逃荒来此的不识字老太成了我们大院的群众专政组长。原来意气风发的赵某就此被打入18层地狱，30岁不到的他佝偻着腰，失去了所有的精气神，远看像一个迟暮之年的老人。
当时在上海的一个堂叔，年龄和我们的邻居华侨赵某差不多。文革兴起时恰逢他大学毕业不久，因为年轻气盛说话犯忌，也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分配在最脏最累的冶金车间劳动改造。他家落难之后，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都退避三舍，不再和他家来往。我家在1970年后恢复稳定，父母对所有遭难的亲友一视同仁，在那冷酷无情的年代给他人带去力所能及的温暖。我们因此和堂叔一家走得更近了一些，我们去上海总会去他家做客，堂叔有机会也会来无锡小住几天。
当时堂叔在冶金车间挥汗如雨，我在翻砂车间汗流浃背，彼此见面自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而真正使我对堂叔刮目相看的，是他那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和那副威武不能屈的傲骨。和所有抬不起头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同，堂叔的脊背总是挺得笔直，他的眼睛清澈明亮。你永远看不到堂叔卑躬屈膝低三下四的模样，他的身上真正体现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古风。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他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享受着力所能及的一切。记得有一次我在晚饭后上他家，敲开房门，贝多芬的小提琴曲在房间里回荡，他正躺在床上看一本英文小说，床头柜上放着一瓶打开的汽酒。在那斯文扫地的年代，到处充斥着粗鄙和艳俗，堂叔家那高雅的场景永远定格在我年轻的记忆之中，这才是文明的模样，是人应该过的日子。
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在堂叔身上，我真正体会到人精神力量的伟大。只要你自己不放弃，没有任何人和力量能够征服你。泰戈尔在“飞鸟集”中写道：“世界痛吻我，是要我报之以歌。” 堂叔以自己的言行告诉我，痛苦不是只有消极影响，它也有积极的作用。痛苦能够锤炼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变得坚韧勇敢。
在堂叔家里，我第一次读到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在和堂叔的交往中，我爱上古典音乐、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开始摄影、亲手洗印和放大照片、学会打桥牌、自学英语 …… 在政治高压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没有放弃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仰望星空。
堂叔还给我讲基督山伯爵恩仇记，曲折的情节令人入迷。故事中的爱德蒙遭人陷害，被打入死牢达14年之久，但是他始终没有放下心中的希望，最后终于大仇得报，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现在回想起来，堂叔在给我讲故事的同时，又何尝不是在勉励自己呢。大仲马在故事结束时说的那句话：“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给处在人生困境中的我们带来无穷的力量。
有次周六堂叔下了班，一个人坐火车来无锡，第二天我们两人骑自行车去太湖边玩。在那个周日的上午，我们并肩站在鼋头渚伸向太湖的岩石上，望着前方的三山岛和蓝天白云之下的碧波荡漾，我得意地说：“这一定是全世界最美丽的自然景观！” “不，不？”堂叔毫不犹豫地给予了否定。“如果将全世界的自然景观排序的话，这里肯定排不进前一百名。” 他不经意的回答，却激起我内心无穷的波澜 - 这世界得有多美啊！无论如何要去看看。中国人常爱说贵人，堂叔应该就是我人生中的贵人，他使一个井底之蛙知道了自己的局限，让一个青年燃起了无尽的希望和斗志。
当时翻砂车间繁重的体力活，使瘦弱的我有些力不从心。于是毛遂自荐混进工人理论队伍，为的就是每次运动来临时，都能有1-2个星期脱产写作，藉此逃避体力劳动。在写作班子里，遇到了来自木模车间的杨兄，对读书的热爱让我们迅速走到了一起。杨兄的父亲在无锡革委会宣传部工作，于是我从杨兄那里借到了许多内部发行的图书。当时令我大吃一惊的是，这些印着内部发行字样的书，主要就是在社会上被严禁的所谓封资修的书。年代久远，大部分书名都淡忘了，隐约还能记住的有：张国焘回忆录、冈村宁次回忆录、战争回忆录（戴高乐）、丘吉尔回忆录、十三天: 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金瓶梅、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等。其中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荒野的呼唤” 和“马丁伊登”这三本书，最令我倾倒。杰克伦敦笔下顽强的生命力、对自由的热爱和无畏的冒险精神对我的一身影响至深。
在内部发行的西方最新出版的书刊之中，印象最深的是尼克森访华后不久，我们就读到了基辛格在美国外交学会所做的关于中美建交的报告。其中基辛格对周恩来的描述，使我们眼界大开。其讲话的大意说，为了准备中国之行，中央情报局给基辛格准备了八百多页关于周恩来的报告，因为周是基辛格的主要谈判对手。基辛格总结所有的信息，得出的结论说周是一位铁血的儒者。他甚至举例说明：周在签署了一份关于当夜秘密逮捕和处决他一位同事的报告之后，他走出办公室，正好和那位同事面对面碰上。这时周会非常和颜悦色地和同事握手寒暄，甚至会询问他的家庭情况如何，有什么困难，然后挥手道别。基辛格说周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但他也许是中共党内唯一秉持不当面撕破脸的人。基辛格说在和周面对面谈判的时候，虽然周和颜悦色，但是他的气场压人，使基辛格觉得自己对面是一条昂首的眼镜蛇，只要稍不留神，眼镜蛇就会在瞬间咬断他的脖子。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上世纪70年代，能够有幸读到这些书刊，实乃天大的幸事。洞察社会真相之后的人生，不再有任何虚幻的迷茫和期待，只有脚踏实地勇往直前，杨兄也是我最重要的贵人。
1977年恢复高考，毫无疑问通过高考改变命运是我们这代人的最佳选择。但是对小学四年级都没有读完的我来说，高考比登天还难，我的同学中几乎没有人抱此奢望。应该是堂叔那种不容置疑的自信鼓舞了我，使我明知不可而为之，义无反顾地投入学习之中。白天上班，晚上通宵硬啃17册《数理化自学丛书》，硬是在一年之内将初高中6年的教材学了一遍。临近高考的时候，堂叔提醒我不要在乎那份可怜的工资，应该集中精力准备冲刺，改变命运在此一搏。于是我请了一个月的事假，住到上海堂叔家里，每天去堂叔同学任教的高三班旁听。应该是我的努力感动了上帝，被时局无情中断小学教育的我竟然考上了南京中医学院，就此告别挥汗工作8年的翻砂车间。
中国步入改革开放之途，无辜的堂叔迅速得到了平反。他于1980年去美国攻读硕士学位，之后在美国匹兹堡一家钢铁公司担任高位，参与了美国钢铁产能向中国转移的全过程，为祖国钢铁产业的振兴作出巨大的贡献。再次验证了俄国那句古老的谚语：“鹰常常比鸡飞得还要低，但是鸡永远飞不到鹰这样高。” 这辈子有幸和堂叔、左家兄弟和杨兄结缘，得到他们的指点和帮助，使我走出一条和50年代同龄人完全不同的道路。
文革记忆之四：贵人指点迷津
南半球 (2025-08-21 15:12:51) 评论 (1)
我家位于无锡南门附近的一个大院之中，三栋两层楼的西式楼房里住着十多户人家。有趣的是，住进这个院落的家庭基本都生男孩子，住在我家楼下的左家，更是一门五子。熟读中国历史的左家老大，每年夏天晚上乘凉的时候，常常给我们一帮孩子绘声绘色地讲述一个个成语的来历和相关的历史故事。这辈子从来没有机会在课堂里听上一堂历史课，但是半个多世纪前在夏日星空下学到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却至今依然栩栩如生地留存在脑海之中，也让我终身保持了对历史的兴趣和热爱。
1966年7月全国学生大串联时，左家老大已是高中生，老二初中生，他们给还在小学六年级的老三伪造了一张假中学生证，兄弟三人怀揣着60元钱离家，一路向北走到哈尔滨，向南來到昆明，向西远到乌鲁木齐。他们到新疆时已是10月下旬，在当地驻军那里每人搞到一件全新的军大衣，还借了40元钱才得以回归故里。这一路四处闯荡，游山玩水的故事，他们吹了整整一年，让全院的大人小孩都羡慕不已。左家老大对当时的社会局势洞若观火，记得他带着得意的口吻对老二说：“是利用我们学生打前阵做炮灰，还是我们藉此机会来游遍全国？！”这种特立独行的想法对当时的我，无疑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左家三兄弟的所作所为，让那些虔诚赴京朝圣的学生显得幼稚可笑。都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概就是从那时起，独立思考的生活习惯和周游世界的愿望种子在我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在毛时代的中国，每个人的脑门都被贴上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决定了此人的生活和命运。如果不幸被贴上“地富反坏右”的标签，那就会沦落到比印度贱民还要悲惨的地步。住在我家同一楼层的赵某是印尼归国华侨，50年代末18岁的他满腔热血地回国参加建设，但在1966年因为说话犯忌，被带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就此失去了所有做人的尊严和自由。就连上街买菜，还得先去院外一个倒马桶的苏北老太那里请假，因为那个以前逃荒来此的不识字老太成了我们大院的群众专政组长。原来意气风发的赵某就此被打入18层地狱，30岁不到的他佝偻着腰，失去了所有的精气神，远看像一个迟暮之年的老人。
当时在上海的一个堂叔，年龄和我们的邻居华侨赵某差不多。文革兴起时恰逢他大学毕业不久，因为年轻气盛说话犯忌，也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分配在最脏最累的冶金车间劳动改造。他家落难之后，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都退避三舍，不再和他家来往。我家在1970年后恢复稳定，父母对所有遭难的亲友一视同仁，在那冷酷无情的年代给他人带去力所能及的温暖。我们因此和堂叔一家走得更近了一些，我们去上海总会去他家做客，堂叔有机会也会来无锡小住几天。
当时堂叔在冶金车间挥汗如雨，我在翻砂车间汗流浃背，彼此见面自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而真正使我对堂叔刮目相看的，是他那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和那副威武不能屈的傲骨。和所有抬不起头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同，堂叔的脊背总是挺得笔直，他的眼睛清澈明亮。你永远看不到堂叔卑躬屈膝低三下四的模样，他的身上真正体现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古风。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他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享受着力所能及的一切。记得有一次我在晚饭后上他家，敲开房门，贝多芬的小提琴曲在房间里回荡，他正躺在床上看一本英文小说，床头柜上放着一瓶打开的汽酒。在那斯文扫地的年代，到处充斥着粗鄙和艳俗，堂叔家那高雅的场景永远定格在我年轻的记忆之中，这才是文明的模样，是人应该过的日子。
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在堂叔身上，我真正体会到人精神力量的伟大。只要你自己不放弃，没有任何人和力量能够征服你。泰戈尔在“飞鸟集”中写道：“世界痛吻我，是要我报之以歌。” 堂叔以自己的言行告诉我，痛苦不是只有消极影响，它也有积极的作用。痛苦能够锤炼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变得坚韧勇敢。
在堂叔家里，我第一次读到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在和堂叔的交往中，我爱上古典音乐、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开始摄影、亲手洗印和放大照片、学会打桥牌、自学英语 …… 在政治高压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没有放弃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仰望星空。
堂叔还给我讲基督山伯爵恩仇记，曲折的情节令人入迷。故事中的爱德蒙遭人陷害，被打入死牢达14年之久，但是他始终没有放下心中的希望，最后终于大仇得报，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现在回想起来，堂叔在给我讲故事的同时，又何尝不是在勉励自己呢。大仲马在故事结束时说的那句话：“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给处在人生困境中的我们带来无穷的力量。
有次周六堂叔下了班，一个人坐火车来无锡，第二天我们两人骑自行车去太湖边玩。在那个周日的上午，我们并肩站在鼋头渚伸向太湖的岩石上，望着前方的三山岛和蓝天白云之下的碧波荡漾，我得意地说：“这一定是全世界最美丽的自然景观！” “不，不？”堂叔毫不犹豫地给予了否定。“如果将全世界的自然景观排序的话，这里肯定排不进前一百名。” 他不经意的回答，却激起我内心无穷的波澜 - 这世界得有多美啊！无论如何要去看看。中国人常爱说贵人，堂叔应该就是我人生中的贵人，他使一个井底之蛙知道了自己的局限，让一个青年燃起了无尽的希望和斗志。
当时翻砂车间繁重的体力活，使瘦弱的我有些力不从心。于是毛遂自荐混进工人理论队伍，为的就是每次运动来临时，都能有1-2个星期脱产写作，藉此逃避体力劳动。在写作班子里，遇到了来自木模车间的杨兄，对读书的热爱让我们迅速走到了一起。杨兄的父亲在无锡革委会宣传部工作，于是我从杨兄那里借到了许多内部发行的图书。当时令我大吃一惊的是，这些印着内部发行字样的书，主要就是在社会上被严禁的所谓封资修的书。年代久远，大部分书名都淡忘了，隐约还能记住的有：张国焘回忆录、冈村宁次回忆录、战争回忆录（戴高乐）、丘吉尔回忆录、十三天: 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金瓶梅、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等。其中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荒野的呼唤” 和“马丁伊登”这三本书，最令我倾倒。杰克伦敦笔下顽强的生命力、对自由的热爱和无畏的冒险精神对我的一身影响至深。
在内部发行的西方最新出版的书刊之中，印象最深的是尼克森访华后不久，我们就读到了基辛格在美国外交学会所做的关于中美建交的报告。其中基辛格对周恩来的描述，使我们眼界大开。其讲话的大意说，为了准备中国之行，中央情报局给基辛格准备了八百多页关于周恩来的报告，因为周是基辛格的主要谈判对手。基辛格总结所有的信息，得出的结论说周是一位铁血的儒者。他甚至举例说明：周在签署了一份关于当夜秘密逮捕和处决他一位同事的报告之后，他走出办公室，正好和那位同事面对面碰上。这时周会非常和颜悦色地和同事握手寒暄，甚至会询问他的家庭情况如何，有什么困难，然后挥手道别。基辛格说周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但他也许是中共党内唯一秉持不当面撕破脸的人。基辛格说在和周面对面谈判的时候，虽然周和颜悦色，但是他的气场压人，使基辛格觉得自己对面是一条昂首的眼镜蛇，只要稍不留神，眼镜蛇就会在瞬间咬断他的脖子。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上世纪70年代，能够有幸读到这些书刊，实乃天大的幸事。洞察社会真相之后的人生，不再有任何虚幻的迷茫和期待，只有脚踏实地勇往直前，杨兄也是我最重要的贵人。
1977年恢复高考，毫无疑问通过高考改变命运是我们这代人的最佳选择。但是对小学四年级都没有读完的我来说，高考比登天还难，我的同学中几乎没有人抱此奢望。应该是堂叔那种不容置疑的自信鼓舞了我，使我明知不可而为之，义无反顾地投入学习之中。白天上班，晚上通宵硬啃17册《数理化自学丛书》，硬是在一年之内将初高中6年的教材学了一遍。临近高考的时候，堂叔提醒我不要在乎那份可怜的工资，应该集中精力准备冲刺，改变命运在此一搏。于是我请了一个月的事假，住到上海堂叔家里，每天去堂叔同学任教的高三班旁听。应该是我的努力感动了上帝，被时局无情中断小学教育的我竟然考上了南京中医学院，就此告别挥汗工作8年的翻砂车间。
中国步入改革开放之途，无辜的堂叔迅速得到了平反。他于1980年去美国攻读硕士学位，之后在美国匹兹堡一家钢铁公司担任高位，参与了美国钢铁产能向中国转移的全过程，为祖国钢铁产业的振兴作出巨大的贡献。再次验证了俄国那句古老的谚语：“鹰常常比鸡飞得还要低，但是鸡永远飞不到鹰这样高。” 这辈子有幸和堂叔、左家兄弟和杨兄结缘，得到他们的指点和帮助，使我走出一条和50年代同龄人完全不同的道路。
1966年7月全国学生大串联时，左家老大已是高中生，老二初中生，他们给还在小学六年级的老三伪造了一张假中学生证，兄弟三人怀揣着60元钱离家，一路向北走到哈尔滨，向南來到昆明，向西远到乌鲁木齐。他们到新疆时已是10月下旬，在当地驻军那里每人搞到一件全新的军大衣，还借了40元钱才得以回归故里。这一路四处闯荡，游山玩水的故事，他们吹了整整一年，让全院的大人小孩都羡慕不已。左家老大对当时的社会局势洞若观火，记得他带着得意的口吻对老二说：“是利用我们学生打前阵做炮灰，还是我们藉此机会来游遍全国？！”这种特立独行的想法对当时的我，无疑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左家三兄弟的所作所为，让那些虔诚赴京朝圣的学生显得幼稚可笑。都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概就是从那时起，独立思考的生活习惯和周游世界的愿望种子在我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在毛时代的中国，每个人的脑门都被贴上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决定了此人的生活和命运。如果不幸被贴上“地富反坏右”的标签，那就会沦落到比印度贱民还要悲惨的地步。住在我家同一楼层的赵某是印尼归国华侨，50年代末18岁的他满腔热血地回国参加建设，但在1966年因为说话犯忌，被带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就此失去了所有做人的尊严和自由。就连上街买菜，还得先去院外一个倒马桶的苏北老太那里请假，因为那个以前逃荒来此的不识字老太成了我们大院的群众专政组长。原来意气风发的赵某就此被打入18层地狱，30岁不到的他佝偻着腰，失去了所有的精气神，远看像一个迟暮之年的老人。
当时在上海的一个堂叔，年龄和我们的邻居华侨赵某差不多。文革兴起时恰逢他大学毕业不久，因为年轻气盛说话犯忌，也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分配在最脏最累的冶金车间劳动改造。他家落难之后，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都退避三舍，不再和他家来往。我家在1970年后恢复稳定，父母对所有遭难的亲友一视同仁，在那冷酷无情的年代给他人带去力所能及的温暖。我们因此和堂叔一家走得更近了一些，我们去上海总会去他家做客，堂叔有机会也会来无锡小住几天。
当时堂叔在冶金车间挥汗如雨，我在翻砂车间汗流浃背，彼此见面自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而真正使我对堂叔刮目相看的，是他那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和那副威武不能屈的傲骨。和所有抬不起头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同，堂叔的脊背总是挺得笔直，他的眼睛清澈明亮。你永远看不到堂叔卑躬屈膝低三下四的模样，他的身上真正体现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古风。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他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享受着力所能及的一切。记得有一次我在晚饭后上他家，敲开房门，贝多芬的小提琴曲在房间里回荡，他正躺在床上看一本英文小说，床头柜上放着一瓶打开的汽酒。在那斯文扫地的年代，到处充斥着粗鄙和艳俗，堂叔家那高雅的场景永远定格在我年轻的记忆之中，这才是文明的模样，是人应该过的日子。
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在堂叔身上，我真正体会到人精神力量的伟大。只要你自己不放弃，没有任何人和力量能够征服你。泰戈尔在“飞鸟集”中写道：“世界痛吻我，是要我报之以歌。” 堂叔以自己的言行告诉我，痛苦不是只有消极影响，它也有积极的作用。痛苦能够锤炼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变得坚韧勇敢。
在堂叔家里，我第一次读到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在和堂叔的交往中，我爱上古典音乐、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开始摄影、亲手洗印和放大照片、学会打桥牌、自学英语 …… 在政治高压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没有放弃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仰望星空。
堂叔还给我讲基督山伯爵恩仇记，曲折的情节令人入迷。故事中的爱德蒙遭人陷害，被打入死牢达14年之久，但是他始终没有放下心中的希望，最后终于大仇得报，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现在回想起来，堂叔在给我讲故事的同时，又何尝不是在勉励自己呢。大仲马在故事结束时说的那句话：“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给处在人生困境中的我们带来无穷的力量。
有次周六堂叔下了班，一个人坐火车来无锡，第二天我们两人骑自行车去太湖边玩。在那个周日的上午，我们并肩站在鼋头渚伸向太湖的岩石上，望着前方的三山岛和蓝天白云之下的碧波荡漾，我得意地说：“这一定是全世界最美丽的自然景观！” “不，不？”堂叔毫不犹豫地给予了否定。“如果将全世界的自然景观排序的话，这里肯定排不进前一百名。” 他不经意的回答，却激起我内心无穷的波澜 - 这世界得有多美啊！无论如何要去看看。中国人常爱说贵人，堂叔应该就是我人生中的贵人，他使一个井底之蛙知道了自己的局限，让一个青年燃起了无尽的希望和斗志。
当时翻砂车间繁重的体力活，使瘦弱的我有些力不从心。于是毛遂自荐混进工人理论队伍，为的就是每次运动来临时，都能有1-2个星期脱产写作，藉此逃避体力劳动。在写作班子里，遇到了来自木模车间的杨兄，对读书的热爱让我们迅速走到了一起。杨兄的父亲在无锡革委会宣传部工作，于是我从杨兄那里借到了许多内部发行的图书。当时令我大吃一惊的是，这些印着内部发行字样的书，主要就是在社会上被严禁的所谓封资修的书。年代久远，大部分书名都淡忘了，隐约还能记住的有：张国焘回忆录、冈村宁次回忆录、战争回忆录（戴高乐）、丘吉尔回忆录、十三天: 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金瓶梅、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等。其中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荒野的呼唤” 和“马丁伊登”这三本书，最令我倾倒。杰克伦敦笔下顽强的生命力、对自由的热爱和无畏的冒险精神对我的一身影响至深。
在内部发行的西方最新出版的书刊之中，印象最深的是尼克森访华后不久，我们就读到了基辛格在美国外交学会所做的关于中美建交的报告。其中基辛格对周恩来的描述，使我们眼界大开。其讲话的大意说，为了准备中国之行，中央情报局给基辛格准备了八百多页关于周恩来的报告，因为周是基辛格的主要谈判对手。基辛格总结所有的信息，得出的结论说周是一位铁血的儒者。他甚至举例说明：周在签署了一份关于当夜秘密逮捕和处决他一位同事的报告之后，他走出办公室，正好和那位同事面对面碰上。这时周会非常和颜悦色地和同事握手寒暄，甚至会询问他的家庭情况如何，有什么困难，然后挥手道别。基辛格说周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但他也许是中共党内唯一秉持不当面撕破脸的人。基辛格说在和周面对面谈判的时候，虽然周和颜悦色，但是他的气场压人，使基辛格觉得自己对面是一条昂首的眼镜蛇，只要稍不留神，眼镜蛇就会在瞬间咬断他的脖子。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上世纪70年代，能够有幸读到这些书刊，实乃天大的幸事。洞察社会真相之后的人生，不再有任何虚幻的迷茫和期待，只有脚踏实地勇往直前，杨兄也是我最重要的贵人。
1977年恢复高考，毫无疑问通过高考改变命运是我们这代人的最佳选择。但是对小学四年级都没有读完的我来说，高考比登天还难，我的同学中几乎没有人抱此奢望。应该是堂叔那种不容置疑的自信鼓舞了我，使我明知不可而为之，义无反顾地投入学习之中。白天上班，晚上通宵硬啃17册《数理化自学丛书》，硬是在一年之内将初高中6年的教材学了一遍。临近高考的时候，堂叔提醒我不要在乎那份可怜的工资，应该集中精力准备冲刺，改变命运在此一搏。于是我请了一个月的事假，住到上海堂叔家里，每天去堂叔同学任教的高三班旁听。应该是我的努力感动了上帝，被时局无情中断小学教育的我竟然考上了南京中医学院，就此告别挥汗工作8年的翻砂车间。
中国步入改革开放之途，无辜的堂叔迅速得到了平反。他于1980年去美国攻读硕士学位，之后在美国匹兹堡一家钢铁公司担任高位，参与了美国钢铁产能向中国转移的全过程，为祖国钢铁产业的振兴作出巨大的贡献。再次验证了俄国那句古老的谚语：“鹰常常比鸡飞得还要低，但是鸡永远飞不到鹰这样高。” 这辈子有幸和堂叔、左家兄弟和杨兄结缘，得到他们的指点和帮助，使我走出一条和50年代同龄人完全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