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楼的阁楼原来没窗，冬闷夏热，直到七十年代末，爹爹从新疆调回上海后，才带着我一起动手锯开了屋顶，加了个外伸的天窗，上海人叫“老虎窗”，阁楼随之而变得通风透气。那时我已经学了不少钳工电工手艺，通过开老虎窗，又从爹爹这个五七干校“毕业”的木工那里，学了些木匠功夫，通过练习，居然能用老式木工架子锯从四五米长的的木料上直接开板材了。
不记得从何时起，这放杂物的阁楼成了我的世界，从高小，中学、技校、大学、工厂，一直住到结婚我才搬下阁楼，这点上，我算是个名符其实地“阁楼少爷“。这三楼阁楼的进口处才半人高，得踩着两截钉在阳台楼梯木扶手上的木块，才能爬上去。可能是从小参加体育锻炼的结果吧，就是在我身高一米八六，被绍兴老酒灌得烂醉时，也从没觉得上下阁楼有过困难，相反，我非常喜欢这阁楼“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的感觉。以前的上海高楼不多，站在老虎窗前远眺是我的另一嗜好，我能看着天上的飞鸽站好久好久，临出国前有段时间，我自己也养起了信鸽。几年前回家时，看到爹爹传给我的24贝斯手风琴，还在阁楼上静静地躺着，感慨中耳边好象又响起了自己最得意的曲子，降A调“多瑙河之波”。也许是这上下阁楼的锻炼吧，我和二姐后来都在风雨操场与上海田径队（那时叫体工队）结了一段缘份。
呀呀学语时，我和恩奶睡在二楼亭子间里。阿爹原来住在余兴坊内的第二排的另一幢石库门里，那是个由客堂和天井改建成的书房兼睡房，睡房顶上有个大阁楼，阿爹的收藏大多是书，都满满地堆放在那里。文革被抄家时有点价值的善本书，都有的放矢地“被消失”了。过后不久，那里的房子也被没收了。阿爹被迫搬到了我们这幢楼的二楼前楼，现在回想起来，那可能是阿爹一生中最难捱的岁月了。那时我还不懂事，到是很高兴阿爹的搬迁，因为这下我可以随时摆弄阿爹那些希奇古怪的玩意儿了。小时候平时家里唯一的男人便是老阿爹，对爹爹的记忆却很淡。只记得他在新疆，一年回来一次。每次爹爹回来之前，恩奶和阿嫡总要敲着我的脑壳提醒：”爹爹快回来了，当心点，勿要讨生活吃(挨打)“。虽如此，我的记忆中每年至少“一顿生活”还是免不了的。这大概与爸爸小时候受恩奶”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家教有关吧。我小时候最不喜欢的就是爹爹回来的那些日子，每次都觉得日子过得真慢哪。
或是时局的动荡，抑或是他不羁的性格，阿爹的一生充满了曲折坎坷。我现在经常扪心自问，如果我出生在阿爹的那个年代，是否会有和他同样的勇气，不亢不卑地在逆流中求生存呢？我无法想象。去年和国内研究清华大学图书馆历史的学者交流阿爹信息时，被问到阿爹1928年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助教时，以及1937年担任德国汉堡大学中文讲师时的学历？我一时到也答不上来，经过一段时间的仔细考证，发现阿爹的最高文凭仅是高小。他在中学毕业前，因参加五四运动被开除而没得到中学文凭。在清华园时的七年自学，当然也没得到“业余大学”文凭。去德国留学了五年，最终也因二战爆发而滞沪，因而中途而废没拿到学位。阿爹会舞剑，文革抄家前，见阿爹舞过那把后来被抄走的对剑。可从1900年出生到1985年过世，人生这把双刃剑却始终划在阿爹的身上，而不是被他掌握在手中。
虽然我家也是孔夫子的嫡裔，但按民国前的旧规，族人一旦离开圣城曲阜，便不得再予以续谱、免税赋、或受禄了。当我的祖先离开曲阜迁去平阳，再慢慢迁徙至江阴时，大多的孔裔都是以务农为生。到了我曾祖辈时，包括我曾祖父都已经不识字了。我们家这次能续上孔氏家谱，主要是靠族人的帮助，找到了民国那次续谱，把阿爹和曾祖父续入平阳三支的纪录，也靠阿爹留下的只字片语，其中有曾祖父给我阿爹的口述，阿爹自己对江阴祖坟的回忆，以及阿爹和堂伯们的来往信件。
我曾祖母是填房，所以我阿爹比他的同辈堂兄弟们小很多，也不住在一起。阿爹的启蒙主要来自于上过私塾的我曾祖母。我小时候厮混在阿爹那里的时间较多。可能因为小吧，阿爹并未曾和我讲起过孔氏族裔或曾祖父的事情。印象中阿爹非常非常崇敬和怀念他的母亲，也不止一次地同我提起曾祖母，她的照片一直挂在阿爹屋子的正中堂。文革时期不是家家都要挂毛像吗，可阿爹再崇拜毛的文采，也无法将之取代母亲的地位，于是阿爹自作聪明地想出一招，把镜框的背板换成玻璃，把毛像置于其中。有外人来时镜框反放，无人时正放，他当然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谁知文革抄家时，这却变成了阿爹”现行反革命的罪行“之一。
人脑的记忆结构很是神奇，年轻时一往直前，从来也没回想过幼时的事情。现在上了年纪的我，脑海里却常常泛起幼时的情景：夏天躺在恩奶擦得干干净净的竹篾席上，恩奶轻轻地给我摇着羽毛扇，慢慢地把刚才在菜场里买的菜，一样一样地报价给我，让我用心算把它们加起来，恩奶记下总数后，等记帐时再予以核对。日复一日，如果算对了，只要得到恩奶的一句夸奖，我便觉得心里乐滋滋的，殊不知这是恩奶对我智力的培养。
管帐是恩奶的拿手，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北平女师大毕业的她跟着阿爹住在清华园的时候，曾经给赵元任开的餐馆管过帐，这在当时也是一大轶事，详情请参阅赵元任太太杨步伟先生的回忆文章，“清华园里的教授太太们”。恩奶的爹爹，我的曾外祖父是上海正大针织厂的账房老板，人称二老板。二老板久无子嗣，恩奶这贺大小姐便自然成了贺家的掌门。
自我记事起，恩奶和阿嫡的辈份便是贺家最高的。每到农历新年，穿着新衣吃完汤圆后我最起劲的，便是看拜年。客堂正墙上挂着曾外祖父母的放大照片，靠墙的柜子桌上放着供品，烧着香，靠东墙的茶几上放着糕点零食，正中间的八仙桌两边各放一把带扶手的红木太师椅，恩奶和阿嫡就在这椅子上朝南坐着。一大早，难得打开的石库大门八字大开，大概从八九点开始，贺家的老老少少们便陆陆续续前来给“大姑姥子”和“小姑姥子“磕头拜年，小孩子们还能拿红包。贺家是皖南人，”姑姥子“在安徽话里是指姑母的意思。大概午时，我姑姑一家会回娘家来给恩奶和阿爹拜年，哪时姑姑还没生三表妹，大表姐小表妹加上姑姑、姑夫，连我家一共十一个人。吃饭时大人坐八仙桌，小孩坐小方桌，家里热闹得像办了幼儿园一样，那是我记忆里最最热闹和开心的日子了。照说爹爹的探亲应该也是过年那段时间，可我已经完全没有了印象。
我姆妈以前在海关工作，爹爹49年交大毕业后，响应号召支援大西北建设去了，先是青海再到新疆。那时铁路到不了乌鲁木齐，去那里除了三天火车外，还得坐上五天的长途汽车。大概由于年轻吧，刚开始爹爹的情绪应该还是蛮高的，他曾经发表过“到柴达木盆地去“《195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以及不少水利专业论文，到霉的是姆妈也被拖了去。姆妈曾回忆那时因为她带了一瓶酱油，晚上得接受勘探队的小组批评，原因是只有小资产阶级才用酱油拌饭。去时容易回来难，渐渐地，等爹爹领教到了大西北天高皇帝远，无法无天的厉害，想要回上海时已是难于上青天了。人生真是把双刃剑，爹爹倒霉得早，但他却早早地悟到了“乌龟法”的真谛。化教训为经验，后来不论是大鸣大放、整风、反右、还是文革，他总是”能缩头时且缩头“，始终没被抓住小辫子打到。爹爹翘首卅载，终于在未满六十岁之前，通过我家的世交，文革后平反复出的上海市出版局局长马飞海周似春夫妇的关系，调回了上海。
姆妈的运气好一些。那时乌鲁木齐的医疗水平太糟，孕妇都得早早地去大城市待产。我的两个姐姐都是姆妈回上海生的，当然每次上海的地区派出所，都只让姆妈报个临时户口。在生我时，姆妈得到了在自治区党委工作，我大姨的帮助，出了封同意回沪生产的介绍信。可千万别小看了这”生产“二字，那时候北方人说“生产”是指生孩子，可南方人却认为是参加工作，就凭这二字，姆妈把户口调回了上海。为了这事，单位取消了爹爹三年的探亲假，等他第一次见到我这儿子时，我已经在满地乱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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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文革之前的全家福，左下角是我
图二，爹爹传给我的手风琴
图三，绝大多数时候的我们一家，前排左一我，左二，大姐，左三二姐，后排左一恩奶，左二阿嫡，左三阿爹，左四姆妈。应该是67年文革抄家前拍的。
图四，我没有记忆的曾外祖父，正大针织厂的二老板贺敏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