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对于一个家庭乃至社会的影响应该说是巨大的，至少它给人们提供了不用走上山下乡、招工进城这单一的人生之路，这在当时乃至之后的几十年都让人津津乐道。可我不知道如何来形容这一令人振奋的历史事件，毕竟还只是小学三年级，在我的意识中，考试本身就是一件让人揪心的事，心里并不觉得高考有什么大不了的，要想读大学，不是还有村里的贫下中农推荐、或是无产阶级工人推荐上大学的吗？但父亲是那种无条件全盘接受人民日报的所有观点，甚至不允许提出任何质疑，所以在他的影响下，我还是不得不满心欢喜的倾听他们关于高考的各种好处。
然而，恢复高考对我们家来说，确确实实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78年元旦，金江的天还很冷，我们都还需要烤火盆，大哥从工厂请了几天探亲假回家，那几天他一直闷闷不乐的样子，坐在火盆边都不怎么说话，母亲下班回来也不怎么说话，父亲回来倒是和大哥说了几句，大哥好像说是考试考得不是很好，心里没底。
父亲安慰大哥说今年夏天还有一次考试，回厂继续看书，还有机会。
我不在乎大哥的高考，我只在意晚上睡觉前大哥能不能给我讲故事，讲孙悟空的故事，这是我盼望大哥回家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无论有多么的不开心，他也都会在睡前给我讲一个故事，这就是大哥，那个在农村酿酒能成酿酒先进、养猪能成养猪能手，在工厂烧锅炉能成优秀锅炉工的大哥，在我心目中，大哥无所不能。但一到白天，他又闷闷不了起来，在火盆边一坐就是一整天，我当然不知道他是那么的在意这次高考。
短暂的探亲假很快结束，大哥在元旦刚过的第二天就回厂去了。
我也迎来令人讨厌的期末考试，考完试，总觉得自己做的都对，反正没有不会做的，但我心里很明白，我的考试不会有满分的可能，因为我们一直受四人帮的毒害，要是答题的答案有错，那也是怪四人帮。
某天，父亲下班回家，一进门就很兴奋的对母亲和我喊道：“天大的喜事！我们家出了个大学生啦！”
原来那天的下午，父亲接到在教育局工作的远房舅舅的电话，说我家大哥考上大学了，还是很有名的上海复旦大学。父亲还亲自到教育局去核对确认无误，那确实是我的哥。接着，父亲又到邮电局去挂了个长途电话给大哥报喜，但大哥自己也不相信，说会不会是同名同姓的考生。唉！那年头，就算宫里有人也不敢保证准确无误，没见到录取通知书大哥还是觉得自己考的并不理想。
我不记得那录取通知书教育局是寄到家里还是寄到工厂，总之过了一星期，在汽车总站工作的崔大哥开着一辆嘎斯车过来叫我：“走，我们去接你大哥回家。”
崔大哥是我大哥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他父亲是四野的南下干部，在东门时我们都是一个大院的子弟，去农村插队落户不久就招工进了汽车总站工作，北方人，长得高大帅气，性子温和，还会开汽车，和我们家三兄弟都很亲近，院子里的兄弟姐妹们都叫他崔老大。
从金江到维尼纶厂不过区区百公里，但那时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二级公路，就山区公路，好在路面铺的柏油，不像回东门的那种石子路。
喜欢坐车，尤其喜欢在这种喀斯特山区里，因为路两边奇形怪状、连绵不断的山峰简直太美，这种山路行车不快，能让人很清晰的看到山上石壁上的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的西游记里的七十二洞府。
崔大哥的车技高超，不到三个小时我们就到了维尼纶厂。我们来到大哥的职工宿舍楼前，大哥的工友们知道我们是来接大哥时，顿时热闹起来，原来这时候厂里已经传开锅炉房的一个青年锅炉工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轰动不小，大哥俨然成了维尼纶厂的大名人。那天中午我和崔大哥一起在大哥的宿舍里吃午饭，大哥同屋的工友，还有隔壁房的工友都聚在一起，从厂里的食堂打回很多肉菜，那时候工厂食堂的饭菜是真心的好吃，大锅炒出的菜，大锅煮出的饭，我敢说到现在六七十岁的绝对会怀念吃大锅饭的年代，连我都怀念。
维尼纶厂在当时可算是超级大厂，厂里还有火车专线，有自己的火车头，厂里食堂的饭菜自然一流。
那天，大哥带着我在他们厂里转了一圈，一路上不停有人和大哥打招呼，不得了，大哥成了厂里的榜样人物，我不禁得意起来，看，我可是这个厂榜样的弟弟。
当时，就连厂检验所的女工姐姐们都来帮大哥拆洗被子蚊帐、带我到食堂吃米粉。一直到第二天中午很隆重的吃完午饭，大哥同宿舍的工友、一起招工进厂的插友，都来到崔大哥开的嘎斯车旁与大哥一一道别。工人阶级的感情和村里农民的感情一样淳朴，他们没有很煽情的语言，有的就是帮着扛行李、简简单单的一句“有空回来看我们。”
嘎斯车的驾驶楼比解放牌车的驾驶楼要小，解放牌的驾驶室可坐三人，而嘎斯车的驾驶室只能坐两人，所以回程，我要求坐车厢。
独自一人和大哥的几包行李坐在卡车的车厢里，虽然崔大哥把篷布盖上，但还是挺冷的。那时候的路上车很少，路边时不时出现几个挑着担的农民，车子经过他们身边时，他们都会扭过身背对着我们的嘎斯车以避漫天扬起的灰尘。
车速快的时候，车厢会很颠簸，好几次都把我给抛了起来。车上坡时，车速很慢，坡两边不时出现一片片的杉树林。脑子里会浮现出坡下的路上有一队国民党的追兵，他们开着边三轮摩托车，领头的正是那个戴眼镜的情报处长，我想我们应该准备几棵杉树，等这帮国民党反动派追近时，我就可以把树扔下车砸烂情报处长的狗头，我们就能胜利回到金江，但我可不愿意崔大哥成为常喜。
傍晚我们顺利回到金江，当我们把行李搬进家的时候，家里来了不少人。原来都是来道贺的，这几天父亲可谓是春风得意，话也比平时多得多了。
我其实不知道父亲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一直处于阴郁的状态，后来才大致了解一些父亲的事，从六十年代开始，父亲就受到不停的审查，后来第一批进“五七干校”劳动，当他最后一个离开“五七干校”回到县城时再也没有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在四人帮横行的那个年代，父亲一直被原来一起共事的那波人针对、打压、疏远、批判，就算一年前四人帮被打倒，父亲的境遇也没怎么改变，因为一夜之间，原先的施害者与受害者一样都成了受害者，谁又真正为原先的受害者伸张正义呢？
现在好了，父亲因为自己的儿子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而且是全地区唯一一个考上上海复旦这样的名牌大学，那脸上的光堪比阳光灿烂。尤其是原来那些已经疏远了好些年的人都主动跑来祝贺，父亲觉得很开心。
没几天，二哥也从农村回来过年，二哥也参加了高考，但因为二哥在整个高中阶段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宣传文体班，没有真正在教室里上个几天课，整天不是唱红歌跳红舞（忠字舞），就是到农村、工厂打篮球，也从来不用参加考试，可想而知，第一次高考考了个寂寞。二哥在回金江路过东门的时候，县革委大院的那些老邻居们也都知道大哥考上了大学，给二哥带回了好多的年货，特别是小娜她妈妈做的糍粑，那是我从幼儿园开始最爱吃的年货。
过年的时候，大哥的那几个同组的插友们从各自的工厂请了探亲假，也不回自己家，全都到我们家来过年，因为过完年不久，大哥就要启程去上海读书了，他们相约要一起送大哥上火车。
这让我看到了高考的魅力，原来上大学是这么光荣的事，不但能为自己父母脸上争光，还能让那么多人艳羡，虚荣心满足得那么得光明正大。至于高考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特别是能让一个处于底层的人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我还真没有那么深刻的认识。但高考确确实实的改变了我们家，从此，“你应该像你大哥一样”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让“我要做公社小司机”的理想变得如此可笑如此不堪。
我的岁月（五十四）
上方谷雨 (2025-08-23 09:53:24) 评论 (0)恢复高考对于一个家庭乃至社会的影响应该说是巨大的，至少它给人们提供了不用走上山下乡、招工进城这单一的人生之路，这在当时乃至之后的几十年都让人津津乐道。可我不知道如何来形容这一令人振奋的历史事件，毕竟还只是小学三年级，在我的意识中，考试本身就是一件让人揪心的事，心里并不觉得高考有什么大不了的，要想读大学，不是还有村里的贫下中农推荐、或是无产阶级工人推荐上大学的吗？但父亲是那种无条件全盘接受人民日报的所有观点，甚至不允许提出任何质疑，所以在他的影响下，我还是不得不满心欢喜的倾听他们关于高考的各种好处。
然而，恢复高考对我们家来说，确确实实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78年元旦，金江的天还很冷，我们都还需要烤火盆，大哥从工厂请了几天探亲假回家，那几天他一直闷闷不乐的样子，坐在火盆边都不怎么说话，母亲下班回来也不怎么说话，父亲回来倒是和大哥说了几句，大哥好像说是考试考得不是很好，心里没底。
父亲安慰大哥说今年夏天还有一次考试，回厂继续看书，还有机会。
我不在乎大哥的高考，我只在意晚上睡觉前大哥能不能给我讲故事，讲孙悟空的故事，这是我盼望大哥回家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无论有多么的不开心，他也都会在睡前给我讲一个故事，这就是大哥，那个在农村酿酒能成酿酒先进、养猪能成养猪能手，在工厂烧锅炉能成优秀锅炉工的大哥，在我心目中，大哥无所不能。但一到白天，他又闷闷不了起来，在火盆边一坐就是一整天，我当然不知道他是那么的在意这次高考。
短暂的探亲假很快结束，大哥在元旦刚过的第二天就回厂去了。
我也迎来令人讨厌的期末考试，考完试，总觉得自己做的都对，反正没有不会做的，但我心里很明白，我的考试不会有满分的可能，因为我们一直受四人帮的毒害，要是答题的答案有错，那也是怪四人帮。
某天，父亲下班回家，一进门就很兴奋的对母亲和我喊道：“天大的喜事！我们家出了个大学生啦！”
原来那天的下午，父亲接到在教育局工作的远房舅舅的电话，说我家大哥考上大学了，还是很有名的上海复旦大学。父亲还亲自到教育局去核对确认无误，那确实是我的哥。接着，父亲又到邮电局去挂了个长途电话给大哥报喜，但大哥自己也不相信，说会不会是同名同姓的考生。唉！那年头，就算宫里有人也不敢保证准确无误，没见到录取通知书大哥还是觉得自己考的并不理想。
我不记得那录取通知书教育局是寄到家里还是寄到工厂，总之过了一星期，在汽车总站工作的崔大哥开着一辆嘎斯车过来叫我：“走，我们去接你大哥回家。”
崔大哥是我大哥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他父亲是四野的南下干部，在东门时我们都是一个大院的子弟，去农村插队落户不久就招工进了汽车总站工作，北方人，长得高大帅气，性子温和，还会开汽车，和我们家三兄弟都很亲近，院子里的兄弟姐妹们都叫他崔老大。
从金江到维尼纶厂不过区区百公里，但那时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二级公路，就山区公路，好在路面铺的柏油，不像回东门的那种石子路。
喜欢坐车，尤其喜欢在这种喀斯特山区里，因为路两边奇形怪状、连绵不断的山峰简直太美，这种山路行车不快，能让人很清晰的看到山上石壁上的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的西游记里的七十二洞府。
崔大哥的车技高超，不到三个小时我们就到了维尼纶厂。我们来到大哥的职工宿舍楼前，大哥的工友们知道我们是来接大哥时，顿时热闹起来，原来这时候厂里已经传开锅炉房的一个青年锅炉工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轰动不小，大哥俨然成了维尼纶厂的大名人。那天中午我和崔大哥一起在大哥的宿舍里吃午饭，大哥同屋的工友，还有隔壁房的工友都聚在一起，从厂里的食堂打回很多肉菜，那时候工厂食堂的饭菜是真心的好吃，大锅炒出的菜，大锅煮出的饭，我敢说到现在六七十岁的绝对会怀念吃大锅饭的年代，连我都怀念。
维尼纶厂在当时可算是超级大厂，厂里还有火车专线，有自己的火车头，厂里食堂的饭菜自然一流。
那天，大哥带着我在他们厂里转了一圈，一路上不停有人和大哥打招呼，不得了，大哥成了厂里的榜样人物，我不禁得意起来，看，我可是这个厂榜样的弟弟。
当时，就连厂检验所的女工姐姐们都来帮大哥拆洗被子蚊帐、带我到食堂吃米粉。一直到第二天中午很隆重的吃完午饭，大哥同宿舍的工友、一起招工进厂的插友，都来到崔大哥开的嘎斯车旁与大哥一一道别。工人阶级的感情和村里农民的感情一样淳朴，他们没有很煽情的语言，有的就是帮着扛行李、简简单单的一句“有空回来看我们。”
嘎斯车的驾驶楼比解放牌车的驾驶楼要小，解放牌的驾驶室可坐三人，而嘎斯车的驾驶室只能坐两人，所以回程，我要求坐车厢。
独自一人和大哥的几包行李坐在卡车的车厢里，虽然崔大哥把篷布盖上，但还是挺冷的。那时候的路上车很少，路边时不时出现几个挑着担的农民，车子经过他们身边时，他们都会扭过身背对着我们的嘎斯车以避漫天扬起的灰尘。
车速快的时候，车厢会很颠簸，好几次都把我给抛了起来。车上坡时，车速很慢，坡两边不时出现一片片的杉树林。脑子里会浮现出坡下的路上有一队国民党的追兵，他们开着边三轮摩托车，领头的正是那个戴眼镜的情报处长，我想我们应该准备几棵杉树，等这帮国民党反动派追近时，我就可以把树扔下车砸烂情报处长的狗头，我们就能胜利回到金江，但我可不愿意崔大哥成为常喜。
傍晚我们顺利回到金江，当我们把行李搬进家的时候，家里来了不少人。原来都是来道贺的，这几天父亲可谓是春风得意，话也比平时多得多了。
我其实不知道父亲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一直处于阴郁的状态，后来才大致了解一些父亲的事，从六十年代开始，父亲就受到不停的审查，后来第一批进“五七干校”劳动，当他最后一个离开“五七干校”回到县城时再也没有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在四人帮横行的那个年代，父亲一直被原来一起共事的那波人针对、打压、疏远、批判，就算一年前四人帮被打倒，父亲的境遇也没怎么改变，因为一夜之间，原先的施害者与受害者一样都成了受害者，谁又真正为原先的受害者伸张正义呢？
现在好了，父亲因为自己的儿子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而且是全地区唯一一个考上上海复旦这样的名牌大学，那脸上的光堪比阳光灿烂。尤其是原来那些已经疏远了好些年的人都主动跑来祝贺，父亲觉得很开心。
没几天，二哥也从农村回来过年，二哥也参加了高考，但因为二哥在整个高中阶段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宣传文体班，没有真正在教室里上个几天课，整天不是唱红歌跳红舞（忠字舞），就是到农村、工厂打篮球，也从来不用参加考试，可想而知，第一次高考考了个寂寞。二哥在回金江路过东门的时候，县革委大院的那些老邻居们也都知道大哥考上了大学，给二哥带回了好多的年货，特别是小娜她妈妈做的糍粑，那是我从幼儿园开始最爱吃的年货。
过年的时候，大哥的那几个同组的插友们从各自的工厂请了探亲假，也不回自己家，全都到我们家来过年，因为过完年不久，大哥就要启程去上海读书了，他们相约要一起送大哥上火车。
这让我看到了高考的魅力，原来上大学是这么光荣的事，不但能为自己父母脸上争光，还能让那么多人艳羡，虚荣心满足得那么得光明正大。至于高考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特别是能让一个处于底层的人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我还真没有那么深刻的认识。但高考确确实实的改变了我们家，从此，“你应该像你大哥一样”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让“我要做公社小司机”的理想变得如此可笑如此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