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这个题目，是临时换阵的结果，因为起初我计划讲“炸弹事件与绝密文件里的外交”，意思就是民国初年苏联在与中国政府外交谈判中如何明修栈道和暗度陈仓，但是在准备材料时，忽然发现背景性的材料多到单独讲一次都绰绰有余，但又不舍得丢掉炸弹事件，于是就决定来一次文学的倒叙。
一、炸弹事件
1924年3月末的一天下午，北平铁狮子胡同，也就是现在东城区张自忠路23号附近砰地一声爆炸，两个中国人瞬间倒在血泊中，一个人事不省，一个双手被炸飞，还有走廊里的厨师和周边的几个人，脸和手被炸碎的玻璃击中，受了不同程度的轻伤。
听到声音后，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的顾维钧快速跑出书房奔向爆炸地点，然后叫救护车和警察。警察查看现场时，女佣讲述：管事的老崔拿着一个看上去很贵重的东西，喊大家围观。老崔一边用刀打开那个东西，一边跟身边的人说：这东西看着就很珍贵，不知道主人为何要仍了它。然后就发生爆炸了。
顾维钧明白这是老崔不听话，因为他看到这个东西觉得奇怪：上面两个纸条，一张写着“敬赠中国外交总长”，“河南南阳考古研究所”；另一张写着：这是一个秦朝的白金古印。时年36岁已经在外交场中有12年经验的顾维钧，感觉这不是什么好东西，就让老崔小心地拿出去扔到人工湖里，结果老崔好奇非要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宝贝。
警察厅长了解案情后告诉顾维钧：你很幸运，因为这是一个结构很粗糙的定时炸弹，如果不引爆，也会在20分钟自动爆炸，那后果不堪设想。
警察厅长同时也表示，这事很严重，自己必须对首都的治安和内阁总长负责，于是下令严查。十天后，他告诉顾维钧线索查明：这事是两名北京大学的学生干的，已经抓捕了他们。他们交代：炸弹是他们在一些专业人士的教导下，使用土法制作的，但他们拒绝交代具体是谁。
警察厅长认定，这一刺杀事件是有预谋、有组织的人士策划的，可能与此前负责外交谈判的中国代表王正廷以及苏联驻中国使节加拉罕有关，他想下一步对这两个人展开调查、起诉。但是顾维钧劝他放弃这些行为，并释放那两个学生。警察厅长尽管一开始坚决不同意，但后来还是被说服了。
顾维钧在老年时的回忆录中写道：“很难断定谁是炸弹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尽管警察厅长对王正廷博士极为怀疑，但我却无任何确凿证据。我个人认为王正廷博士本人并未参与此事，可能是一些在政治上支持他的人，包括加拉罕使团中的一些成员插手干的。”
尽管顾维钧当时有自己的理由，但我一直不理解也不支持为何他不遵从警察厅长的意见继续调查下去，因为直接凶手已经抓到，顺藤摸瓜，事件的真相，至少部分真相，应该是可以得到的。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说，作为民国重要官员，不为自己，也要为其他公民和官员的安全，不能纵容和姑息这种卑鄙的暗杀行为。这一点，我无论如何都要批评顾维钧。
因为警察没有继续办案，所以当年的这个炸弹事件，到今天真相仍然不可知。甚至在我准备这个讲座，想要寻求一些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时，竟然连一篇像样的文章也找不到，害我费半天劲，结果却一无所获，包括研究废约史的唐启华教授，也没有提及这个事。真是无奇不有！
因为查不到更详实的资料，这个炸弹事件，我今天也不能给各位答案。但我今天拿出来讲一讲，一方面是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另一方面也是作为一个话题的缘起，因为毕竟当年顾维钧和警察厅长都怀疑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
二、苏俄政变后加拉罕的对华工作
为何顾维钧他们要怀疑加拉罕呢？先来看看这个加拉罕何许人也。
加拉罕出生于高加索地区，父亲是著名律师。在他16岁是居家迁移到哈尔滨，后来又去了海参崴，高中毕业后入彼得格勒大学法律系。他曾经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有过两次被抓捕的经历，1917年二次革命后获得自由，并加入布尔什维克。列宁十月政变后，被任命为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因为熟悉远东，被称作“中国通”，所以专门负责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
加拉罕第一次跟中国打交道，是1919年7月25日，以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的名义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共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通常所说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其中写道：
工农政府于1917年取得政权后，立即代表俄国人民向全世界人民倡议建立巩固持久的和平。这种和平的基础应当是决不侵犯他国领土，决不强行吞并其他民族，决不勒索赔款，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不论居住何地，不论它至今是否独立自主或被迫附属他国，在自己的内部生活中均应享有自由，任何政权都不得把他们强留在自己的领域之内。
工农政府接着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因为沙皇政府及其各协约国利用这些条约以威逼利诱的方法奴役东方各国人民。
日本和协约国不等满州铁路归还中国人民就将它攫为己有，他们并进犯西伯利亚，甚至迫使中国军队援助这一罪恶的闻所未闻的强盗行为，而中国人民、中国工人和中国农民甚至不能了解实情，不知道美、欧、日等国匪军为什么侵袭满州和西伯利亚。
苏维埃已放弃了接受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州和其他地区，这些地区的人民愿意隶属哪一个国家，愿意在自己的国家里建立哪种形式的政体，全由他们自己决定。苏维埃政府拒绝接受中国因1900年义和团起义所付的赔款，这已经是不得不第三次做这样的声明。
苏维埃政府废弃一切特权，废弃俄国商人在中国的一切商站，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传教士不得干预中国事物，如有不法行为应依法受当地法院审判，在中国，除中国人民的政权和法院，不应当有其他的政权和法院。
这些条文，看上去应该说还是蛮有诱惑力的。但并非是无条件的，它要求中华民国政府不能继续“前沙皇驻北京公使和前沙皇驻中国各地领事的非法要求，所有这些沙皇的奴仆早已丧失了权限，但仍固守原职，在日本和协约国的支持下欺骗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应当知道这件事，并把这些狂人骗子驱逐出境”。
因为欧美各国那时还在干涉苏俄新政府的状态，中华民国作为协约国，自然也要保持步调一致。况且，苏维埃政权，是否能够稳定下来，各国也需要观望一段时间再决定，不能轻易、贸然表态。所以面对这个对华宣言，中华民国政府置之不理。
1920年9月，张斯麟将军率领军事外交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加拉罕不但深表欢迎，而且还在27日，也就是中华民国跟苏俄宣布断交5天后，发布第二次宣言。节选其中的部分内容如下：
1、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宣布，以前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
2、两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立即建立经常的贸易和经济往来。随后缔约双方将遵照最惠国的原则，另行缔结有关这方面的专门条约。
3、苏俄政府放弃中国因义和团起义而偿付的任何赔款，其条件是：中华民国政府不得在任何情况下，把此项赔款付给非法提出此项要求的前俄国领事或任何其他个人或俄国团体。
4、俄中两国政府同意为苏俄需要另行签订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专门条约，在订立条约时，除中俄外，远东共和国亦参加。
中国政府承担下列义务：
（1）不给俄国的反革命的个人、团体或组织任何支持，不准他们在中国境内活动。
（2）将在签订本条约时留在中国境内的反抗苏俄及其盟国的军队和组织解除武装，加以拘留，并引渡给苏俄政府，把他们的武装、物资、财产全部移交苏俄政府。
（3）苏俄政府对于那些对中华民国进行叛乱斗争的个人和组织，亦承担同样的义务。
（4）本条约签订后，中国政府立即同未经苏俄政府委任而自命为俄国外交和领事代表的人断绝来往，一并把他们逐出中国国境。
（5）将中国境内属于俄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房产以及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其他财产和档案，归还以苏俄政府为代表的俄国。
加拉罕的宣言，可以说完全等同于列宁的苏维埃政府的态度。
那么列宁政府为何要做这么富有善意和友情的宣言呢？我在2021年3月所做的《历史不能忘记的中日密约：也谈巴黎和会上的外交事故》中曾经讲过，十月政变后，英美日中等协约国的态度，包括出兵西伯利亚等历史。中华民国当时除了派兵进驻海参崴外，还责成东北当局于1917年12月收回中东路铁路主权，在哈尔滨俄租界设置警察；单方面中止《中俄蒙协定》，并出兵北蒙，占领唐努乌梁海，于1919年11月迫使北蒙撤销自治协定；修订《伊犁条约》等。
面对协约国和中华民国的行为，列宁的苏俄政府必然做出反应，今天时间关系不能讲列宁如何对付协约国，单就中华民国这一边来说，列宁的举措，除了命令加拉罕发布两次对华宣言外，还在1919年成立远东共和国作为缓冲，并让其在1920、1921年与中国政府进行外交交涉；1921年苏军直接出兵占领北蒙，并促使北蒙和唐努乌梁海成立人民革命政府；1922年成功地派越飞使团访华，奠定好日后中苏两国外交谈判的基础。
正式外交策略外，私底下，列宁政府选派各路人马携带大量金钱、金银首饰到中国进行革命输出，这些人包括各位耳熟能详的魏金斯基、马林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以及各位可能不熟悉的尼科尔斯基、斯托扬诺维奇、马迈耶夫和玻林等。他们联络上李大钊、陈独秀、吴佩孚、陈炯明、孙文、冯玉祥等各路英豪以及一帮无政府主义者，组建了颠覆政府的政党、政治势力，也吸引、号召了几十个中国人去参加了共产国际的二大、三大和一直不被重视的1922年的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并带回大量革命法宝。
这些公开和私下里的交往，信息量很大，这里不适宜展开说，但是作为背景是必须要知道的，尤其是加拉罕作为苏俄远东国际事务和外交的负责人，可以说各种政治行为，都有他指挥、参与的身影。据《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载《威廉斯基-西伯利亚科夫关于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在国外东方民族中的工作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9月1日）》一文，其中提到共产国际明确指示派驻中国的代表在远东的工作方针：“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立足于让日本、美国和中国发生冲突，即利用各种手段激化他们的矛盾。”
至于这些明里暗里的政治行为，到底影响了中华民国哪些方面呢？这得接下来看，因为效果的评估要和政策的连续性相联系，而且后果也不可能马上就见效。
三、苏俄全权代表加拉罕进驻中华民国
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这意味着此前所有威胁列宁政权的各种势力，无论国内的还是外国的，都被镇压或摆平了。一个统一的极权主义国家和政府，开始与世界各国打交道了，并且获得极大成功，比如1923年与苏联建交的国家有芬兰、波兰、德国，1924年建交的国家有意大利、英国、挪威、奥地利、希腊、瑞典、丹麦、法国。简直可以说，一个新的欧洲共同体确立了。
在这一背景下，加拉罕使团于1923年8月13、18日先后抵达哈尔滨、沈阳。据当时的《盛京时报》《中国新闻报》记载：加拉罕在哈尔滨受到热烈欢迎，地方官员、各界团体，纷纷出面举行各种招待宴会，《中国新闻报》还为此出了“欢迎新代表”的专刊。沈阳人民更热情，报道说有近千人到车站去迎接使团，盛况空前。
在这种友好、热情的氛围中，加拉罕9月2日抵达北京，第二天就向报界，包括《京报》《晨报》《顺天时报》等发表长篇声明，史称第三次对华宣言。
宣言说前两次对华宣言的原则和精神，仍然是目前苏联政府对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再次重申与以前的沙俄政府不同，现苏联政府“本完全尊重他国主权及完全抛弃侵略所得之土地与财产之基础，建设其对各国之新策。对中国之政策亦然。大中华民族具有其本民族之文化及和平、勤奋之精神，乃俄罗斯民族在亚洲最善之盟国。中俄亲善足以保障远东之和平，只须中国国民皆尊重中俄亲善之需要，则次无从而阻碍者。但中俄双方均有多数敌人，对中俄亲善甚为顾忌，且力为阻碍亲善之现实耳。帝国主义国邦，曾欲化俄国为其殖民地；俄国历经艰难困苦之挣扎，现已脱出危机。中国则仍在挣扎之中，在其挣扎之程度上，苏俄实为其惟一之友邦”。
这宣言，好听不好听？动人不动人？别人反应如何我不知道，反正当年北京各界人士都被感动得不得了。比如军界的冯玉祥、黄郛、吴佩孚，政界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知识文化界的蒋梦麟、张君劢、李大钊，以及北京学生联合会、国民外交同志会、京师总工商会等纷纷出面举行欢迎会、招待会。加拉罕也很热情周到，频繁举行各种答谢宴会。宾主之间觥筹交错，气氛融洽到后来所谓的“热烈欢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那情景。
不过，接下来加拉罕也强调，第一、第二次宣言时，中华民国并没有做出反应，现在形势又变了，所以当年的那些承诺不能都兑现。
这样说有没有道理呢？我以为有道理，因为当年的喊话只在当年管用，不能无限期延长。但是，当年的事实如何呢？
第一次宣言，民国政府确实没有任何反应，因为1919年7月那个时候一方面协约国还在制裁、干涉苏俄中；另一方面列宁政府面对原政府军还在打仗，能否确立还是个问题。那样的喊话，说是搞统一战线可以，说空手套也可以。这个意思就是，自己那边还没确定法人地位，就四处许诺、送人情，自然没有哪个傻瓜政府会接招。当然，也有人持不同意见，比如王正廷在1927年写作的长文《近二十五年中国之外交》中，就批评北京当局“无世界眼光、外交手段，迟疑审顾，不敢延接，一唯英法日美之各国马首是瞻，天与不取，失此良机”。
第二次宣言，民国政府做出了反应，因为1920年陆军中将张斯麟访苏期间获得第二次对华宣言转达国内后，外交部马上做出反应就两国华侨问题、边境划界问题回电说：中国政府“深盼有最早之机会，循此次宣言中指示之程序，以与贵国直接开议”。而且电报是中国驻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亲自转交的。因此，加拉罕所说有违事实。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既然苏俄喊话、中华民国政府积极应答了，双方怎么不在1920年进入外交谈判程序呢？如果回到当年就知道，随着苏俄慢慢站稳脚跟，包括成立作为缓冲的远东共和国，莫斯科改善了跟美国、日本的关系，高尔察克的主力原政府军也差不多被消灭，用流行的话说就是形势一片大好，苏俄并不急着与中华民国谈判了。恰在此时，作为原政府军的恩琴，率领溃军进入北蒙古，不久后占领库伦，并成立了蒙古独立政府。北蒙的博多、乔巴山，就是亲苏的那拨人，随后成立蒙古临时政府，并邀请苏军入蒙协助。同期，中华民国驻守北蒙的首领陈毅，抵挡不住恩琴的进军，不得不请求苏军援助。苏联那边报复性地摆了一刀陈毅，说苏联“正在为政治逃难者和白卫军的受害者提供避难权和安全保证”，然后进军北蒙，并扶助博多、乔巴山此前一直拒绝引渡原政府军的要求——当时拒绝的理由是“政治避难”，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苏联人的说辞，其实是回应和羞辱中华民国。
了解了这些历史背景，就知道为何苏联那边并不急于跟中华民国谈判了，而且还将那个很真诚地搞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越飞，召回国内。《王正廷传》的作者为此解释为“由于列强的阻挠”，“中俄通好的进程非常艰难、缓慢”，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那越飞为何被召回呢？因为他出使华期间，也就是1922年9月间，不断地给列宁、斯大林、齐切林和加拉罕写信劝说他们恪守第一次对话宣言，说“我们对中国提出哪怕是有一点帝国主义或半帝国主义性质的要求，就足以破坏我们整个的对华政策”。加拉罕看到这个不明就里的属下如此不懂革命的哲学，直接回信告诉他：“我们的对外政策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时期，即每一寸苏维埃土地、每一个苏维埃卢布都应该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对象。不经过艰苦斗争，我们决不向其他国家让一分利。”“1919和1920年所作的许诺，我们不能全部兑现。”然后责成他离开北京，去南方跟吴佩孚和孙文交涉，而后有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宣言中所谓国父孙文表态，其中包括“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
苏联政府召回越飞，也就有了加拉罕使华。而当加拉罕抵达北京时，正是黎元洪总统被曹锟赶下台而新总统还未选举的乱局，这让加拉罕更加具有优越感。在与民国外交谈判代表王正廷的谈判中，无论是会议程序，还是涉及最重要的中东铁路和北蒙问题，双方一直纠缠，连开8次会议没有实质性进展。在“智多星”王正廷提出折中方案后，谈判才有所进展。
但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加拉罕一开始说这事过期了，不过在王正廷的友好沟通下，又说这事是个误会，是翻译人员造成的误会，还拿出文件副本做证实。但是比照加拉罕签署的文件正本，这个副本明显是私自改动的，因为其中删掉了最关键的“归还”字样。
至于谈判的其他细节，包括北蒙独立、苏联驻军和撤军问题，都是相当难缠的，我这里不想多举例下去，各位尽可以去设想其中的难处。
如果仅仅是谈判中为本国利益锱铢必较，无可厚非，因为外交谈判，为本国争利益，是国际政治的常态，但是加拉罕可不是一般外交官。因为他在与民国政府谈判的同时，还干了很多勾当。
比如，他同时还与不服从北京政府的张作霖谈判，最后还签订了秘密条约——《奉俄协定》；同时他统战最具有实力的军界人士吴佩孚，要不是曹锟总统及时制止了吴佩孚干涉外交，中苏谈判还不定会发生什么；他还与一直要革北京政府命的孙文暗通款曲，得到的回馈是：“一旦在北京工作受挫或不管受挫与否都来广州，以便在这里签订中俄友好条约”——这是孙文1923年9月17日写给加拉罕的信中提到的。之后加拉罕派苏联政府代表同时也是加拉罕私人代表的鲍罗廷去会晤孙文，然后向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写信建议必须改组国民党。国民党就在鲍罗廷的直接指挥下进行了改组，也就是各位熟知的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其中的政策是各位熟知的“联俄”、“容共”；更为直接有效的是，加拉罕于1923年11月27日与西北军阀冯玉祥建立了合作关系，大批军用物资和武器，甚至大量金钱和军队指挥官，源源不断地输血给冯玉祥。
各位看看，加拉罕是不是很能干，工作能力是不是很强。那各位是否想知道，加拉罕怎么这么精英呢？
一个人表现优秀，肯定有很多方面和原因值得说，不过，我更看重的是苏联政府在经济和政策上对他的支持。来看一个档案解密资料：
1924年斯大林等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0号记录摘要第五项，契切林（外交部长）、季诺维也夫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中写道：决定（1）通过加拉罕同志提出的政治工作计划，决定委托伏龙芝（军委副主席）同志亲自负责发放50万卢布、1万枝步枪和一定数量的火炮。（2）将早先决定的200万卢布的发放日期推迟至接到加拉罕的文件后执行。
我没统计过加拉罕任苏联驻中国大使期间援助孙文等国民党、冯玉祥国民军以及吴佩孚的确切数据，但是能够确认的是张作霖从苏联驻中国领馆缴获档案编辑而成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那里面的统计是：从1925年4月到1926年7月，冯玉祥的国民军收到苏联援助的步枪38828支、子弹约4600万发、大炮48门、山炮12门、炮弹约22000发、手榴弹1万多枚、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掷弹机10架、炸弹1千枚、指挥刀1千把、刺刀500把、飞机3架及药品等。这些武器和弹药大约价值1100万卢布。
这个统计可能是不完全的，因为另一个绝密档案显示，时间是1925年10月7日，其中谈到为了让冯玉祥打败张作霖，苏俄预订提供的援助是：带子弹的步枪52500枝、带子弹的机枪270架、带炮弹的炮78门、飞机20架、毒气弹2万枚。额外还要帮助冯玉祥组建15个师团，10万人，还有5000人的骑兵部队，加强空军和化学作战手段，同时国际部队给予冯玉祥军队增援。为了配备这个武装，同时还要再提供3万枝带子弹的步枪、160挺带子弹的机关枪（每支步枪配子弹1000发、每挺机枪配子弹5万发）、毒气弹15000枚、飞机10驾。
在得到如此大礼后，原本实力最弱的西北军阀，短短两年间就成为与军事实力最强的张作霖相比肩的地步。在意外崛起后，冯玉祥干得第一件大事就是1924年直奉之战中叛变到张作霖这边，将最具实力的吴佩孚打败，然后囚禁总统曹锟，驱散议会。这也就是几乎将中华民国葬送的“首都革命”。
冯玉祥的另外一件“壮举”是推翻段祺瑞政府。“首都革命”的结果是张作霖辅佐下的段祺瑞的执政府成立，这与冯玉祥的真正目的完全背道而驰。1925年6月25日，苏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指示所有苏联在中国工作的人员，言行要格外小心，不要显出苏联参与中国事件。同时，加大宣传攻势，称张作霖是“帝国主义者手中的主要工具”，“千方百计化解他的军队并使之革命化”。对于北京政府，苏俄则严厉施压，直至把它“驱散”。1925年12月3日的政治局会上，斯大林等政治局认为：北京新政府“应当是有冯玉祥、国民党人及其他或多或少的温和派参加的联合政府”。这期间，冯玉祥直接向张作霖开战，并因为在天津白河口设置鱼雷，引发各国强烈抗议。结果就是鲁迅所谓“民国最黑暗的一天”的“三·一八事件”，段祺瑞政府倒台。
不仅援助冯玉祥。1925年10月29日，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194、195号文件，如果给孙传芳援助武器弹药，条件是“在他管辖的地区的工人运动合法化”。
在这次政治局会上，斯大林等还做出针对国民党的援助计划：黄埔军队由6000人扩到25000人，调拨步枪15000只、机枪100挺、子弹2000万发、带炮弹的炮24门、飞机15驾。
各位可以想想，要是有人获得这些钱和枪炮，能不能把民国闹它个鸡犬不宁？能不能陷中华民国于战火纷飞和尸横遍野之地？
四、不能忘记的代理人
说到加拉罕与中华民国谈判，不得不说一下中方谈判代表王正廷。冯玉祥在自传《我的生活》中毫不避讳地说：“那时苏联公使为加拉罕，因王正廷与徐季龙两先生介绍而相识，常相过从，谈谈苏俄革命后各方面的情形，使我得到许多新的认识，觉得他们国家实有伟大的前途。”
各位注意到没有，冯玉祥说他跟加拉罕认识是通过王正廷和徐谦。可王正廷跟加拉罕不是谈判对手吗？难道业余时间还干着拉皮条的兼职？
时任外交总长顾维钧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作为王正廷谈判助手的赵泉才告诉他，虽然协议草案内容不清楚，但是已经正式签署。而且谈判“在天黑以前就开始，由苏方设宴招待王博士，饭后继续进行谈判，直至次日黎明前两国代表在协议草案上签字宣告结束。签字程序刚一结束，就拿出了香槟酒，加拉罕先生为两国友好关系的恢复祝酒干杯。并将酒杯伸向王博士，称之为‘未来的中国总理’”。
顾维钧所说，是否符合历史实情呢？颜惠庆在日记中写道：“内阁开会研究中国和俄国的问题，顾、蒋和陆对条款进行了批评，我本人同意采取和解的态度。王急于想取得问题的解决。……事实上是王发起签订协议的。”这个材料虽然并不是很明确，但可以看出王正廷积极努力的一面。
再从事后的结果看：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加拉罕的策动下，发动首都政变，囚禁合法总统曹锟。31日黄郛任代理国务总理，王正廷被任命为外交总长兼财政总长。1926年冯玉祥在北方响应苏俄支持下的北伐，就是所谓的五原誓师。这一军事行动中，王正廷是冯玉祥的军事谋划，事成后任陇海铁路督办。南京政府成立后，王正廷接替黄郛担任外交总长。
这样的结果显然也支持了顾维钧的回忆。那作为历史的后来者，不得不感叹：有这样的谈判代表，有这样的外交总长，民国多么幸运啊！
也不止是王正廷，北京大学教授蒋梦麟等47人致函外交总长顾维钧等人，要求即行恢复中俄国交；2月27日，青年国民俱乐部、八校教职代表联席会议、北京教育会、中华教育改进社、北大平民教育演讲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六团体致函中国代表王正廷，促其无条件承认苏俄。其中，吴佩孚先后于1924年3月18日致电北京政府：“详绎草案各条，大体均尚妥适，不悖平等相互之精神……伏恳当机立断，原订各条件，早日妥为缔定，以利国交，而敦睦宜。”3月20日：“此事关系国信国权至巨，深望毅力主持，仍本原皆，将协定即行签字，勿扰浮誉。”3月21日：“今兹协定，幸尚维持公平。自外交政策言之，亦仅为桑榆之收耳。倘并此而不急起直追，一误再误，坐令国信国权，堕地无余。外交当轴，责无旁贷，其何以自解于国人？”3月24日，又发电逐条驳斥国务院有关协定的三点声明；稍后又发电称，如果顾维钧能比王正廷挣回更多权利，国人当然无话可说；如果仍照原协议签字，而徒然多此一举地以外交部取代王正廷办理，将外交时机迁延，则顾维钧不能不负责任；如果中国外交部的坚持而外交上发生变化，协定不能成立，所挣回的权利又失去，顾维钧更不能推脱责任。
对于吴佩孚的所为，为吴佩孚起草电文的白坚武在1924年3月22日的日记中曾写道：“中俄交涉协定大纲，本平等互惠之精神，平妥无大损，犹可为桑榆之收；徒以顾维钧与王正廷争私见之故，多所挑剔，并中途收归外交以专职责，全不知中国所居国际地位及第三国之居心，深堪痛恨。连日吴电中央迅为决定，并约齐、肖两使、王副使、冯检使等协争，电王兰亭秘书长陈元首速定俄约，为国家留光荣。”
外交总长顾维钧后来在回忆录中还写道：“北京大学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外交部，要求与我面谈。我记得代表团的团长是李x钊，他是由大约八至十名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组成的代表团的发言人。他的主要观点是王正廷博士与加拉罕先生所达成的协议草案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协议，他想了解政府予以否决、不批准的原因所在。向他们讲明政府何以反对这一协议并不困难，于是我便向他们解释了协议草案中的各点，并着重指出，外蒙问题是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和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不容随意侵犯。在谈判中，王博士无权将过去俄国与中国或任何其他方面所签署的有关蒙古的条约排除在外，而不置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列，从而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李x钊教授的回答使我极为震惊，他说，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他讲话时非常激动，以致使我觉得他已失去了辨别是非的理智。以此我便对他说，他当然可以发表或坚持个人的见解，但是作为中华民国的外交总长，有责任设法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使之免遭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
本来中华民国自身就很脆弱，再加上这样的中俄“亲善”，中国人先在1928年迎来党国一体的威权政府，之后又在1949年迎来党国一体的极权主义政府，这样的历史结果应该是注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