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我的青年时代（三）大学年代（1）
以前我一直是个比较自信的人，但在高考后，我觉得物理考的很不理想，而重点理工科大学对于数、理、化的要求比较高，认为这下子真的给自己考砸了。似乎原来的一切愿望都破灭了，连回上海见父母的勇气都没有了。在崇明参加高考后，我直接去了我乡下的老家，一直躲在老家海门县和启东县的两个姐姐家里。反正她们都是文盲，也根本不会问及考大学的事，而在生活上她们总是会对我百般的照顾。至于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当时在我的脑子里几乎是一片空白。
正当我在海门的大姐家和启东的小姐姐家轮番着东藏西躲、避开与人接触、见面的时候，我的父亲拿着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到处打电报找我。当我接到电报时，还不相信这是事实，在我反复看了几遍电文以后，才如释重负的兴奋异常的急着回上海。可是当时又正遇上了台风，老家的港口轮船比较小都暂时停止了航行。又不得不绕道去南通市港口乘船，因为那里的客流量大，航行的轮船也比较大，一般的台风都不会停航，果然在那里很顺利地乘船回到了上海。只是多花费了一些盘缠和精力，但在那个时候我相信即使再吝惜的人也不会去计较这些。
尽管当时父母找我找的很辛苦，但看到我终于回来了，连高兴都来不及，更不会责怪我在乡下老家呆这么久。他们正忙着为我上大学作着准备，幸亏学校就在上海，用不着一下子为我准备很多，况且正值夏季。但我父母还是为我倾其所有给我买了一些新的衣服、床单和日用品，放在我父亲以前用过的一只皮箱里。虽然皮箱原本的深棕色已经退成淡淡的黄色，可是黄铜搭扣还发着光亮，显示着还具备着原有的功能，它也算是我家最能拿得出的唯一的一件东西。随身还让我带着一只网斗，网斗里装着夏天用的睡枕席、雨伞、脸盆、漱口杯、牙刷缸等用品。我骑着父亲借来的一辆脚踏车去学校报到。
这是我在上海市区第一次骑脚踏车，尽管我在读小学时曾是骑脚踏车上学的，我的车技应该是毋容置疑的。但是我父母总不放心我在上海的闹市区骑脚踏车，父亲执意送我一起去，他已经与同事说好了借两辆脚踏车。因为我家当时住在南市区的大南门，而上海交大基础部所在地是在法华镇路，将由东向西跨越上海市的整个市区。市区马路上的车辆、行人又那么的多，父母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说实在话我的心里也有几分胆怯，只是看到父亲也已近退休年龄，为了我显得衰老了许多，而我毕竟已经是个年青小伙，这些事还要麻烦父母觉得自己非常过意不去，于是在父亲面前还是装的信心满满的，父亲还是让我独自去了。只是在临走前再三提醒我一路上的交通规则，见我频频点头后才放心让我走。
当时上海马路上各种车辆、骑脚踏车的人特别的多，父亲的叮嘱时时在我脑子里回荡，在人群中我一直顺着人流朝着一致的方向前进时果然很顺利也很安全，只是在大、小转弯转时需要用手向前后的行人（骑车的人）做出我方向的示意时有些紧张，一只手掌控车龙头时，龙头有些摇晃，但是凭着我年青人的掌控力，我还是顺利地过了一关又一关，在路上花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上海市法华镇路535号。
当时要好邻居曾建议我乘公交车去学校报到，况且当时公交车的车票只有4分、8分和一毛钱的几种，何乐而不为？但又被另一个要好邻居所否定，正因为公交车票价便宜，那时即使外出办一点点的小事都喜欢往公交车上一跳就走了，于是起初上海人乘公交车叫上公交车，后来都被称之为挤公交车。我右手提着皮箱，左手拎着网斗怎能上得了公交车？所以我只能骑着由父亲借来的一辆脚踏车去学校报到，并且还可以节省我好几毛钱。可你别小看那几毛钱，它可在我的零花钱中占有重要比例。
这里没有高大的现代化的教学大楼和宽敞明亮的教室，但这里毕竟也是我们向往已久的科学殿堂的一个部分，我们很珍惜这里的一切。
我被分配在412小班，全班30人。班级里男女生比例悬殊，女同学才5位，但几乎都是上海同学。从口音和穿着打扮看出上海同学要占一半之多，其余的就是我们常习惯称呼的所谓北方同学和南方同学。
报到的当天，我搬进了一栋宿舍的二楼一个房间，在这二十来平方米的房间里，靠两侧的墙壁各设置着两张铁制双人床，床的两端放着书架，房间的中间面对面的放着四张不大的双人写字台，两边各配备四把椅子，把房间塞的满满的。我进去的时候，房间里已经来了两个同学，他们热情地与我招呼，自我介绍他们分别来自广州和福建的。我被分配在一个铺的上铺，带来的箱子暂时放在床铺底下，地面倒是木地板比较干燥，箱子不容易受潮。其余的空间应该让给我下铺的同学，带来的网斗暂时放在自己上铺的铺位上。待我把网斗里的东西分解后，只剩下的网斗一点也不占体积的放在我的皮箱上面。似乎很顺利、妥当的安排了一切。
在我之后，陆续来了其余的五位同学，毋庸置疑他们都是上海同学才这么姗姗来迟，毕竟都是年青人，相互作了介绍后便成了同宿舍的同学了。
学校还没有正式上课，不大的校园在白天都四处走过；校园周围的马路、商店都光顾过。晚饭以后，大家都进入了宿舍的房间，房间里的灯早已经亮起。彼此都是初次见面，也没有太多的话题交流，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有的躺在自己的床上，回味着一天来的新的感受；有的坐在写字台旁的椅子上，忙着给家里或同学、朋友写信；有的坐在自己的床上，出神地想着什么……。
我也爬上了自己上铺的床，坐在床头，无意间看到洁白的墙壁上呈现了我很清晰的头像，我突发奇想地要把头像画下来，于是我拿起铅笔先把墙上头像的轮廓画下，然后准备慢慢画成自己的头像。正当我在仔细画的时候，突然进来几个关心我们生活，学习的基础部老师，我一下子紧张极了，害怕给老师留下坏印象，但根本来不及把头像擦去或用什么把它遮掩起来。显然被其中一位老师首先看到了，他专致地看了一下，想不到他反而高兴地笑着对着大家说：“我发现了一个艺术家。”说的我一下子惭愧地低下了头，庆幸自己遇到了好老师。
我们高中同班同学考入交大的有五位，他们分别在船制系(一系)、冶金系(七系)、其中两个女同学在无线电系（四系），我独自在船动系(二系)。我们都在忙于全新的课程学习，彼此见面的机会很少，偶然相约在星期天一起去看望在上海第二医学院或华东纺织学院的同学。平时几乎一直在与自己小班里的同学朝夕相处在一起。
但毕竟才刚刚相处在一起，彼此都不甚了解，在课余时间里一般总是与自己的老乡或与临近家乡的同学在一起。班级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北方同学显得比较沉默、稳重，相对缺乏了一些年青人的朝气。这可能与他们的年龄普遍偏大有关。几个南方同学总是爱和大班里的其他南方同学在一起，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说着他们家乡的话，我们听起来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但他们显得比较活跃。
虽然上海同学在所有的小班里在人数上占有绝对的的优势，但可能是他们在这具有百余年移民历史城市里呆久了的缘故，倒有点海派风格，他们似乎都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把我这个有点假冒的上海人也纳进去了。后来，他们中的几个上海同学竟然成为了非常要好的同学。我在其中确实有点受宠若惊，因为他们都是出生、成长在上海，家庭条件优渥，有的是资字当头的家庭，而我只是个操着一口家乡口音上海话的农村学生，他们竟然对我那么的友好，使我与他们在一起觉得很开心。
当时我们不像高中时有班主任来管理我们，而是由学校政工系统派来的政治指导员来管理我们的，他们都是历届的留学学生，当然他们都是属于政治上过得硬的又红又专的学生，大部分当了两三年政治指导员以后会提升为讲课老师、讲师、副教授和教授。也有把学生中的尖子毕业后直接留下或再读研究生留校后直接担任讲课老师、讲师、副教授和教授的；也有个别政治指导员后来沦为打杂的。
当时担任我们的政治指导员是我们二系锅炉专业六二届毕业生，矮矮的个子，显得很谦卑，虽然已经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但估计他是江浙一带的人。我们进校时他已经当了四年政治指导员了，尽管我们数次看到他在跃跃欲试的给锅炉专业的学生讲课，可是最终未能在这讲台上站稳脚，继续做我们的政治指导员，似乎没有个尽头。
可是他已经快到了当婚论嫁的时候了，从他在我们的课余活动中总是围着我们班的两个女同学转知道，他连一个女朋友还没有，我几乎有些同情他起来，为什么学校一定要把他留在学校？倘若当时他去了企业或事业单位，六二年的时候，大学生在社会上是属于比较稀缺的，或许他已经事业有成、成家立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