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洗脚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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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本土建制派的命运:从代理人到弃子

国家主席洗脚盆 (2025-06-24 19:00:36) 评论 (0)

当中共在2019年全面启动对香港整肃进程时,许多“本土建制派”人物自认为迎来了属于他们的“时代”。他们在过去二十多年间,一直充当着“北京话事人”的角色——既安抚港人,也向中央邀功。在雨伞运动后更是频频表态“坚定拥护一国”,期待被进一步提拔和信任。



但五年过去了,那些曾积极协助港版国安法落地、公开支持DQ议员、配合打压媒体、出卖司法独立的人,如今过得真的好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一、北京只相信党,不相信代理人

对中共而言,“建制派”只是阶段性工具,而非可信伙伴。

他们口中的“爱国者治港”,实际并不意味着香港本地的保皇派真正能够长期主政,而是意味着:“只能由中央完全控制的人来治港”。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家超的上位。他不是传统政务官僚,也非地产界既得利益代言人,而是从警队直接跃升的安全机器代表。他之所以被中共钦点,根本不是因为他比林郑月娥“更能治理”,而是因为他“更像党的人”。

那一刻,传统意义上的建制派——不论是曾钰成、梁振英,还是自由党、民建联——就已经退位了。他们不是主角,只是临时舞台上的说辞员。


二、中共维稳逻辑与香港建制派的政治困境

在中共的维稳与权力运作体系中,有两条不成文的铁律:“外调原则”与“党员优先”

  • 外调原则,即中央会优先派遣非本地干部,避免地方派系坐大,防止权力形成独立于中央的山头。

  • 党员优先,关键岗位必须由中共党员担任,确保绝对忠诚与党内纪律。

然而,香港本土建制派却处于两条原则的双重夹击中:

  1. 他们绝大多数不是中共党员,甚至包括现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开资料显示为无党派背景。这意味着他们从根本上缺少进入核心权力圈的“门票”。

  2. 他们是本地土著,中央必然担心他们形成“地方派系”,因此在关键岗位频繁由来自内地的党员干部“外调”补位,逐步蚕食建制派的权力基础。

换句话说:

建制派永远只是临时借壳的“壳牌”,他们的权力终将被“党员外调”逐步剥离,沦为无实权的“假面人物”。

这也是为什么尽管他们在表面上风光无限,能在各大庆典和会议上亮相发言,但决策核心、真正的资源掌控权从未落到他们手中。

中共的逻辑极其冷酷:

  • 宁可忍受外来干部的“生硬管理”,也不允许本土势力形成独立的权力中心

  • 宁可放弃局部的灵活适应,也要确保权力绝对忠诚与可控

这对于香港建制派来说,无疑是政治上的死结


三、建制派的自我误判:以为会“被善待”

许多香港本地建制派常抱有幻想:

“我们替中央干了很多苦活、脏活,我们当然会成为未来香港政治秩序的中坚力量。”

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代理人错觉”——他们没有理解中共统治的内在机制:

  • 中共不容忍任何组织形成“自主话语权”;

  • 所有政治代理人最终都要去组织化、去地方性、去独立性

  • 哪怕你再忠诚,也无法改变“你不是自己人”的事实。

回看傅作义、龙云、张澜、章伯钧……从民国时期一直被中共“接收”的历史来看,香港建制派并不特殊,而只是这个清单上的下一批。


四、系统性边缘化:你已经没用了

2022年以后,种种迹象表明:本地建制派正被系统性边缘化:

  1. 实权被抽离:政策决定直接由中联办、港澳办、国安单位主导,港府部门越来越像执行处;

  2. 空降人事渗透:中央培养的“红色公务员”逐批调派至香港,逐渐取代旧人;

  3. 资源被剥离:过往由建制派掌握的地产业、教育界、社团资源被“重新整编”,纳入党控制;

  4. 舆论控制升级:即便是建制媒体,也必须每日揣测红线,不得自行议政。

在权力逻辑上,这无非是“功成而刀藏”的典型操作。


五、未来的命运:或沉默,或清洗

建制派的最终命运会如何?可以归为三种结局:

类型 代表人物 结局趋势
高调拥共、曾受重用者 梁振英、谭耀宗 被维稳利用至退休,权力极限于发言人角色
中层技术型政客 曾钰成、叶刘淑仪 被边缘化、安排虚职、话语空间逐步收缩
社团基层带路者 新民党、工联会地方干部 被取代或整合进“党的统一战线架构”中,逐渐消失
别指望中共会在你退休时给你一块铜匾写“为党分忧”。更可能的是连你的子女都被系统性排除在真正的权力圈外,哪怕他们从小接受红色洗脑、读港区爱国班、会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香港》。

中共会让你成为“样板间”,但不会让你住进去。


六、结语:与虎谋皮者,终为皮所制

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替暴政代言的本地精英能笑到最后。

今天香港的本土建制派,看似仍在政权结构中发声、发言、发令,实则已步入尴尬的“等待阶段”:

  • 等候利用价值耗尽;

  • 等候被一纸命令替换;

  • 等候子孙后代在沉默中意识到他们失去的不是“机会”,而是未来。

所以他们的命运,不是荣耀的参与者,而是工具的最后一次响声。

“枪响之后,最后还站着的,不是你。”



七、临阵脱逃的“忠诚样板”:建制派也在移民

讽刺的是,在反送中运动后、港版国安法实施前后,英国、加拿大、澳洲等国家的港人移民申请爆炸性增长,其中不乏一类让人瞠目结舌的案例:

原本高调拥共、甚至担任政协委员、爱国社团骨干的人,也悄悄递交BNO签证或家庭团聚申请,低调离境。

为什么?

  • 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中共不会“善待功臣”;

  • 因为他们知道香港即将失去作为“自由中转站”的一切意义;

  • 因为他们早就在“替党站台”与“替自己脱身”之间,选好了后者。

有趣的现象:

  • 有的原建制社团骨干,在英国继续打着“反港独”旗号参与活动,试图继续捞资源;

  • 有的前亲共议员家属,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在英国超市购物、孩子读书的“幸福日常”;

  • 更有港人社群爆料,这类“红色移民”在社区里和真正反共的流亡港人完全割裂、甚至构成安全隐患。

这种“表里不一”,不仅让人愤怒,也让人讽刺地认清一个事实:

他们不是忠诚,而是“利用忠诚换钱”的生意人。


八、“忠诚”的尽头是移民,“爱国”的尽头是BNO

这正是极权体制崩溃前的特征:连最坚定的代言人都不信这个体制能善待他们。

他们的“忠诚”不是真的为党效命,而是一种:

“我知道这船快沉了,但我还能骗几张船票”的精致算计。

讽刺地说,正是这类人最早带头批评“反送中移民潮”、“港独暴徒逃亡”,可结果是:

  • 真正留在香港、承受压迫的,是前线年轻人;

  • 逃得最早的,是那些吃尽权力红利的“建制中层”

他们走得无声无息,也许带着几个房产证、几百万洗净的港币、几张孩子的私立学校offer。
而他们曾参与打压的对象,却连出境的自由都不再拥有。


九、结语补充:他们不是叛变,而是从未忠诚过

这一切不应感到意外。因为:

真正的信仰,不需要换护照;真正的背叛,通常打着最响亮的口号。

香港建制派,不是“被中共背叛”的牺牲品,而是“把香港卖给中共”之后,准备悄悄溜走的投机者

他们不是从红变灰,而是一直是灰的——只是披着红的外衣来收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