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退出的体制:从列宁党、皇帝国,到革命终身主义

Adivino美德 (2025-06-19 21:24:08) 评论 (0)
文明系列·制度源流篇(其一)


没有退出的体制:从列宁党、皇帝国,到革命终身主义

引言:被通报者有“终点”,而制度却无“退出”

在今日中国政治语境中,“组织决定一切”依然是一句铁律。你可以升迁,可以被查办,可以被“边缘化”,但你不能主动退出。

一旦申请退党,轻则被怀疑思想动摇,重则视为政治背叛,甚至引发政治整肃。

这种现象,表面上是对忠诚的强调,实质上却深深扎根于两个文明源流的共同点:

  一为列宁式政党结构;

  一为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家天下传统。

这两者在20世纪历史的十字路口交汇,塑造了当今“无退出制度”的体制铁律。

一、列宁的“铁军构想”:政党即命运共同体

列宁在革命尚未成功之前,便深刻意识到——若要推翻帝国、建立苏维埃,必须打造一支意志统一、组织严密的“职业革命家”队伍。

他在1902年的纲领性著作《怎么办?》中写道:

“没有严密组织的指导,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列宁政党的三个核心特点:

1. 终身革命观:

入党不是履历,而是献身,意味着将自己生命与阶级斗争捆绑。

2. 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中央:

不服从组织,即是“反革命”苗头,哪怕没有暴力行为。

3. 无退党机制:

一旦加入,即被纳入“阶级阵线”,不容随意退出。

后果是:

    政党不再是议事平台,而是军事型命运共同体;

所有组织内的异见,都可被“政治化、敌人化”处理;

“退出组织”的自由,从制度上被剥夺,在情感上被污名化。

二、延安整风:中共如何吸收并强化列宁模式

中共早期虽组织松散,但随着1930年代“苏区肃反”与延安整风运动的发展,逐步将列宁主义模式本地化,并赋予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

延安整风三大组织逻辑:

1.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口头温和,掩盖制度的彻底控制:

实际执行中,党员不准退党、不准质疑组织,甚至质疑理论也是“思想滑坡”。

2. “交代思想”制度化:

整风不是惩罚,而是让你“从灵魂深处认同党”,否则将“开除组织关系”或打成“托派、右倾、反动”。

3. 组织控制高于一切政治权利:

个体权利无从谈起,组织利益等于真理,你只有加入、服从,没有退出和怀疑的自由。

    注:1942年整风运动中,曾出现若干老党员提出退出或“思想保留”,几乎全部被批判、斗争、边缘化,甚至导致部分人非正常死亡。

三、中国古代的权力逻辑:退出即“不忠”

中国传统帝制中,“退出”同样是一种“越轨”的表现。

最典型的表现是朱元璋设立的“臣不能告老”体制:

朱元璋为何不许老臣退休?

  一是制度性的控制心理:老臣归乡后可能形成地方势力,构成隐性政治中心;

  二是人格化的皇权逻辑:官员是皇帝意志的延伸,退出即削弱皇权;

  三是道德化的束缚:不在其位、仍忠其政,才是“正臣”。主动归隐,会被视为“不忠”、“无恒志”。

《明史》记载多位功臣申请归隐,被斥为“有异志”,甚至以“阳奉阴违”、“图谋不轨”论罪。

四、俄国传统:服从沙皇,生死无由己

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中,沙皇即国家、上帝的代言人。

在彼得大帝之后,“贵族必须服务国家”被写入法律——不服役就不能继承家族爵位、土地与财富。

“国家需要你,你没有退休权;你只能死在岗位上。”

这种逻辑直接影响苏联体制,也与中国传统不谋而合,形成了一种跨文明的权力“服役制”。

五、西方文明:退出是一种权利与道德

相比之下,西方从中世纪就逐渐形成一种“退出神权/退出权力”的合法性空间:

  修道院制度允许个人“退出社会”成为“上帝的人”;

  近代宪政确立“辞职权”“退党自由”“公民不服从权”;

  美国建国初期,托马斯·杰斐逊就主张:“人民有权随时退出与政府的契约”(见于《独立宣言》精神)。

这套逻辑,是“契约文明”的基石,而不是“服役文明”的延续。

六、小结:从权力献身到退出自由,是文明成熟的试金石

文明类型

权力逻辑

组织观念

退出机制

个体角色

中国传统

皇权至上

臣即皇仆

不许退出

忠诚为纲

俄国传统

沙皇独裁

国家奴役

无退出

国家仆人

列宁主义

革命终身制

命运共同体

退即叛

工人先锋

西方现代

契约自由

公民协约

可随时退出

自主个体



因此,当今中国制度中的“无退出文化”,并非偶然或功能性安排,而是历史的复合沉积。

它既有东方君权专制的传统土壤,又有列宁主义组织学的深度灌溉,还有现实政治稳定的当代要求。

而“退出的权利”,恰恰是现代文明的火种之一:

不在其位,可以不谋其政;不信其道,可以不奉其令;不认其党,可以不再服从其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