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大学读书。一天，得知方励之要到北大来做一场讲演，我就慕名前去聆听。那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之前。其时，方励之是科大副校长，与温元凯同为当时著名的改革家。也许为这缘故，北大校方对他很客气，讲演安排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北大办公楼，是北大党委、校领导办公之处。二楼的礼堂，是当时北大最高规格的礼堂。据我所知，凡使用那个礼堂的活动，都必需北大党委办公室的批准。可见当时方励之还是党内的自己人，而且还是红人。
讲演的题目已经不记得了，但记得内容毫不涉及“政治”，而是谈教育改革。印像深刻的是他介绍了一个新概念：教育（education)不等于培训(training)。如果学生在大学里只是接受到一些专门知识，那就只是受到了培训，而不是受到了教育。当时中国的大学，都是照搬苏联模式（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还是“苏联”而不是“前苏联”），给予学生的都基本只是培训，而不是教育，所以要改革。我是第一次听到那种教育观，觉得很新鲜、很有意思。然而却有学生起哄，表示他讲的东西没意思；同时也没有学生起来反对起哄者。方励之大概是觉得他那教育说不受北大学生欢迎，就放弃了讲稿转而讲别的东西，结果更是讲得杂乱了。
那天，我觉得他太过于软弱、太过于讨好学生了。大学生，基本就是些半大孩子，什么都不懂。而北大学生却十分自大，目空一切，动不动就要起哄、造反，其实不过是一种“乌合之众”效应。方励之为人师表，应该帮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才对，可他却一点不敢逆了学生，只想讲点什么学生爱听的好赢得掌声。真是应了蔡元培所说“杀君马者道旁儿”。
过了几年，科大学生闹学运，导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胡耀邦下台，方励之也丢了科大副校长之职，还被开除出党。他也在那条路上越走越远，成了另一场更大的学生运动的“幕后黑手”，终于亡命海外，客死他乡。
话说回来，这一切也可以说正是中国的“教育体制”的失败及结果。起哄、造反的学生正是那个“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