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南京城垣尚未完全沦陷，炮声仍在城墙边持续，部分阵地尚在抵抗。但作为首都、作为抗战标志的这座城市，已经事实上失守。这场不到三天便全面崩溃的战役，起初，是寄托着“中国能守住首都、赢得国际声援”的厚望——只是，梦醒时分，代价竟是数十万条生命。
早在1936年，张治中受命在南京地区构筑外围防御体系。他调集大量劳工、器械，在主城以外修建了两道阵地——外圈为“外围阵地”，内圈即“复廓阵地”。同时加固了明朝所遗留下的坚固城垣与城门。这些工事被当时的德籍军事顾问评估为“可供十万之兵坚守两周以上”。
到了1937年秋，淞沪抗战惨烈落幕，蒋介石痛定思痛，开始调集精锐，准备与日军决战于南京。其战略意图十分明确：南京是象征，是抗战信心与民族尊严的锚点。
于是，在短短二十多天内，蒋调集15个师、15余万人入驻南京防区，核心主力为：德式整编的第36师、第87师、第88师；陆军教导总队；以及坦克部队与宪兵编组。这些部队大多接受过德国顾问训练，配有轻型装甲车、重机枪、迫击炮等现代化装备。如果不是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南京本该成为国军立下“持久战”样板的起点。
12月6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他在会上明确表态：“南京不能轻易放弃，否则国际观感将大受影响。”这句“不能放弃”，在各军心中被等同于“死守”。当日，南京各阵地士兵开始构筑最后火力网。
然而，五天后，形势陡转。12月11日，蒋介石离开南京，迁往武汉。但就在离开之际，他发出一封密电给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也就是说——守，是必须的；但若打不下去，退，是可以的。
“相机撤退”四个字，成为整场南京保卫战中最致命的伏笔。唐生智接电后心知肚明：这是让他自己背锅。若死守失败，他担责；若撤退崩溃，他仍担责。于是，唐在心理层面开始动摇。
日军方面，经过淞沪战役后已整顿完毕。参战部队包括：第3师团，第6师团，第9师团，第16师团和第114师团，合计兵力约五万人。虽然数量少于南京守军，但火力强劲、协同紧密、战术娴熟，且战意高昂。其司令松井石根将南京称为“必须一举拔除之敌国中心”。
12月12日凌晨4时，在炮火掩护下，日军发动全面攻击，目标为南京外围复廓阵地。第一道破口出现在东南方向，光华门与中山门之间的阵地受到猛烈攻击，第88师顶住两轮进攻后开始动摇。上午8时许，孙元良擅自下令第88师撤出前线，甚至未通知邻近的第36师。后者愤怒至极，一支警卫连冲入88师驻地，将其拦下“劝返”回前线。就在双方僵持之际，日军在光华门打出缺口，一部敌军成功潜入城内。第88师借此再度撤离。
炮声未歇，敌已在城。中午前后，唐生智接到蒋介石最新密电，内容为：“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众多加一层光荣；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但此时，唐生智已经在准备撤退。面对电文，他的唯一反应，是“保持沉默”。
12日17时，唐在紫金山卫戍司令部召集各军师长，正式下达突围命令。但随即又犯下关键错误：唐口头指示第88、87、36师与教导总队“可择机北撤”，原因是“这些是中央嫡系、德式部队，若在突围中伤亡太重，蒋委员长可能不高兴”。
这一指令，彻底摧毁了部队的统一性。于是，接下来出现了如下荒唐景象：有部队准备向南突围，有部队开始北撤；有旅长准备开会商讨，有团长已经潜逃；有士兵继续坚守阵地，有宪兵已夺船而去。
据不完全统计，在12月12日至13日之间：第71军军长王敬久失联；第87师师长沈发藻根本未回指挥所；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留下一张纸条交代公务后，独自逃跑；第2旅旅长胡启儒不等会议结束就悄然离城；第88师团长孙元良连夜逃出，改走栖霞山…….
更惨烈的是，部队撤退时并无统一路线、无序拥堵，城内挹江门、下关码头、中山码头等地全被军人堵死。在这些通道上，无数士兵不是死于敌军，而是死于踩踏、窒息。教导总队第1旅第2团团长谢承瑞，曾在光华门阵地率兵抗击日军多次，最终却在挹江门门洞被活活踩死；一些坦克部队因上级无人指挥，在城内兜转数圈，最终强行“压路”——从人堆中直接开了出去，碾死者无数；没有渡船的官兵被逼跳江，千人溺亡，江面浮尸连成一线。
这是一场没有组织的败退，一场“不是失败，是崩塌”的军事溃败。在全城混乱中，唯一打出血性的是远道而来的第66军与第83军。他们未接到北撤口头命令，只知道“奉命突围”。
于是，在12日夜间，他们自发集结，沿着岔路口、仙鹤门、东流方向突围，夜战连连、鲜血淋漓。第159师代师长罗策群率部强攻日军封锁线，于仙鹤门激战中阵亡；幸存部队于13日拂晓抵达汤山，不巧遭遇日军第16师团主力；残部经十数日山路穿越，绕道南陵、歙县，终在20日前后与主力会合。这是南京保卫战中少数“成建制突围成功”的部队。他们不是嫡系，不是德式，但他们，坚守了军人底线。
12月13日清晨，日军从光华门、中华门、中山门全面进入城中。此时城中守军尚有万余人，分布于各处，无武装、无指挥，只能四散躲藏。很快，他们被认定为“潜在反抗力量”。于是：下关火车站、长江江边、雨花台等地，数千守军被集体枪杀；俘虏被捆绑三三一组，用机关枪“连发”，推入江中；城中平民因与军人混居，被日军视为同谋，大肆屠戮；无数妇女被奸杀，教堂、医院被洗劫，外籍人士奋力庇护难民，仍有数万遇难。
这，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开端。这一切，并非发生在战斗结束之后，而是在战斗中“溃败即屠杀”的连续链条中，被一环环拽入地狱。
南京的败，不是兵不如敌，而是心不如敌，指挥不如敌，纪律不如敌。这是一次战略上的模糊、组织上的失能、伦理上的溃散。在那三天里，南京城并没有沦陷——是它，被自己的指挥体系遗弃，被临阵脱逃的将领抛下，被犹豫不决的最高统帅推向地狱之门。
若问谁该为南京保卫战的失败负责？恐怕不只是唐生智一个人，不只是某位将领，而是那一套摇摆、内斗、权谋、只求保己的权力机制。以战败开始的南京悲剧，在血河之中，为中国人留下了最沉痛的一课：若不能为信念而战，即便城墙再高，亦无坚不摧。
唐生智结局如何？请看本博另一博文《唐生智弃守南京，最终叛投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