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恢复高考，我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七七、七八级的大学生，是从那个青春被耽误的时代中奋力突围的一代。与今天的大学生相比，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和经历都带有几分传奇的色彩。
2018年，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在校庆致辞中将“鸿鹄之志”读作“鸿浩之志”，又把“莘莘学子”说成“菁菁学子”，一时引发轩然大波。面对舆论的嘲讽，这位“一夜爆红”的“白字校长”将失误归因于文革时期“教育几乎停滞，基础教育不完整、不系统”，却因此引起更大争议。
作为与林校长同年（1955年）出生、同样经历文革与恢复高考的亲历者，我对此深有共鸣。如今年已七十，我依旧是那个偶尔因读错字而闹笑话的“白字先生”。我太太常笑称我是“只有小学文化水准的留美博士”。因此，这一章，就从我那被打断的小学生活说起。
（一）文化启蒙：我的小学
在中国，小学入学年龄通常是七岁，城市与农村略有差异，而9月1日正是划分界限的日子。1962年，我到了入学的年纪。根据当时上海市教育局的规定，我们巨鹿路第五居委会的孩子们都被分配到了卢湾区巨鹿路第三小学。
我的小学，正位于如今“巨富长”网红打卡地段。巨鹿路上的菜场曾远近闻名，从成都路东起，西端延至茂名路。文革期间，美国总统访华时还曾参观过这里。巨鹿路上有三所小学，靠成都路的是名声显赫、盛产乒乓球世界冠军的第一小学，第四小学在茂名路另一头，而我们第三小学，夹在瑞金路与茂名路之间，紧邻那个臭气熏天的菜场。每逢夏季，腐烂菜叶、臭鱼以及煎肉皮的气味随着风飘进教室，令人作呕。
1962年9月1日，我穿上了只有过年才舍得穿的新衣服，背上崭新的书包，带着铁铅笔盒中仅有的两支铅笔和一块橡皮，高高兴兴地牵着母亲的手参加入学考试。考试主要测试智力。一位年轻漂亮、神似演员王晓棠的女老师态度温和地问我姓名、简单算术题，以及积木的颜色和形状。我顺利通过了，开启了我人生中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四年小学生活。
这位女老师名叫沈勤芳，后来成为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那时我浓眉大眼，脸蛋红扑扑，邻居都说我像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小冬子。我性格文静，有点腼腆，说话容易脸红，但特别听话，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母亲说我几乎每次都考一百分，极少有九十八、九十九分。我应该是班里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母亲那时没有工作，全职照顾我们兄弟姐妹五人。沈老师在我家组织了一个课后学习小组，专门帮助那些成绩落后的孩子。加入少先队后，我长期担任中队长，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
沈老师对我格外关爱。无论是区少年宫还是市少年宫的票，她总优先留给我，还多次买票给我去上海儿童艺术剧场看木偶剧、儿童话剧。有一次，我们去南京路的新城游泳池游泳，那天天气偏冷，我上岸后冻得嘴唇发紫，瑟瑟发抖。沈老师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深青色大衣披在我身上。那一刻，我泪如泉涌，第一次感受到一种超越血缘的母爱。
班上很多同学因此嫉妒，背后叫我“沈老师的儿子”。我甚至偷偷尾随她放学，想知道她住哪儿。从巨鹿路到瑞金一路，穿过高福里到长乐路，再到重庆南路，最终因怕被发现而放弃。直到今天，我也无法确切说清，那份情感，是孩童对母亲的依恋、学生对老师的敬爱，还是小男孩对美丽女性的朦胧情愫。
然而，好景不长，快乐的小学时光在1966年戛然而止。随着毛泽东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和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如风暴般袭来。我们的小学也未能幸免。
校园不再是象牙塔，变成了政治运动的舞台。正常的教学秩序被彻底打乱，政治批判取代了朗朗书声。学校的设施遭到破坏，图书资料被毁，校园环境也日益恶化。学生们被鼓励“造反”，甚至对老师进行批判。许多老师因此遭受了身心上的重创。
高年级的学生，尤其是六年级的那些留级生，成了小学“造反派”的急先锋。他们开始肆意打砸抢，把学校弄得一团糟。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学校教导处那位一向严厉的戴主任，曾因在决定留级生时毫不手软，成了首当其冲的批斗对象。在批斗会上，高年级的学生将她揪到讲台上，强行按住她的头，逼迫她承认自己奉行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戴主任不肯屈服，一次次被按下的头又倔强地抬起来。几个大孩子便硬生生地再次将她的头摁了下去，甚至将一整瓶墨汁倒在她头上。乌黑液体顺着她脸流下，那画面令人心碎，至今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而我的沈老师，那位平时和蔼可亲、对学生极好的老师，虽然未遭严重殴打，但也不得不站上讲台接受批斗。在那种集体狂热与恐惧下，我也被大孩子们推搡着，在批斗会上言不由衷地说了几句她的“坏话”。虽并非我的本意，却成了我心中长久的阴影。
多年以后，这份负罪感始终如影随形。1978年恢复高考后，我回到上海，听说巨鹿路第三小学已被撤并。我四处打听沈老师的消息，只为亲口说一句“对不起”。终于，有人告诉我她在长乐路小学任教。十余年未见，她一眼便认出了我。我鼓起勇气，说出那句憋了多年的话：“对不起，沈老师。”她眼眶泛红，轻轻地说：“当时真没想到，你也会说那种话。”得知我已考上重点大学，她由衷为我感到高兴。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红卫兵组织的“革命串联”成了我们这群小孩子的向往。但红卫兵不招收我们这些小学生，我们便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登上公交车进行所谓的“市内串联”。我们大声朗读语录，唱着语录歌，美其名曰“革命宣传”，其实不过是借此机会不买车票，换着车在市内游玩。我记得最远曾坐到吴泾化工厂。
学校失去了教育的功能，我们这些孩子也无需再上学。整日流连街头，打牌、下棋、玩纸片、玩橄榄核，成了不折不扣的“野孩子”。“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知识与文化遭受严重贬低与摧残。就这样，教育的中断，造成了我们这一代人成为只有四年级水平的“半文盲”。
直到1968年，我们才接到通知，要去读初中了。
恢复高考，我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一）文化启蒙：我的小学
申城小学生 (2025-08-08 18:05:24) 评论 (2)
第二章：恢复高考，我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七七、七八级的大学生，是从那个青春被耽误的时代中奋力突围的一代。与今天的大学生相比，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和经历都带有几分传奇的色彩。
2018年，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在校庆致辞中将“鸿鹄之志”读作“鸿浩之志”，又把“莘莘学子”说成“菁菁学子”，一时引发轩然大波。面对舆论的嘲讽，这位“一夜爆红”的“白字校长”将失误归因于文革时期“教育几乎停滞，基础教育不完整、不系统”，却因此引起更大争议。
作为与林校长同年（1955年）出生、同样经历文革与恢复高考的亲历者，我对此深有共鸣。如今年已七十，我依旧是那个偶尔因读错字而闹笑话的“白字先生”。我太太常笑称我是“只有小学文化水准的留美博士”。因此，这一章，就从我那被打断的小学生活说起。
（一）文化启蒙：我的小学
在中国，小学入学年龄通常是七岁，城市与农村略有差异，而9月1日正是划分界限的日子。1962年，我到了入学的年纪。根据当时上海市教育局的规定，我们巨鹿路第五居委会的孩子们都被分配到了卢湾区巨鹿路第三小学。
我的小学，正位于如今“巨富长”网红打卡地段。巨鹿路上的菜场曾远近闻名，从成都路东起，西端延至茂名路。文革期间，美国总统访华时还曾参观过这里。巨鹿路上有三所小学，靠成都路的是名声显赫、盛产乒乓球世界冠军的第一小学，第四小学在茂名路另一头，而我们第三小学，夹在瑞金路与茂名路之间，紧邻那个臭气熏天的菜场。每逢夏季，腐烂菜叶、臭鱼以及煎肉皮的气味随着风飘进教室，令人作呕。
1962年9月1日，我穿上了只有过年才舍得穿的新衣服，背上崭新的书包，带着铁铅笔盒中仅有的两支铅笔和一块橡皮，高高兴兴地牵着母亲的手参加入学考试。考试主要测试智力。一位年轻漂亮、神似演员王晓棠的女老师态度温和地问我姓名、简单算术题，以及积木的颜色和形状。我顺利通过了，开启了我人生中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四年小学生活。
这位女老师名叫沈勤芳，后来成为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那时我浓眉大眼，脸蛋红扑扑，邻居都说我像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小冬子。我性格文静，有点腼腆，说话容易脸红，但特别听话，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母亲说我几乎每次都考一百分，极少有九十八、九十九分。我应该是班里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母亲那时没有工作，全职照顾我们兄弟姐妹五人。沈老师在我家组织了一个课后学习小组，专门帮助那些成绩落后的孩子。加入少先队后，我长期担任中队长，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
沈老师对我格外关爱。无论是区少年宫还是市少年宫的票，她总优先留给我，还多次买票给我去上海儿童艺术剧场看木偶剧、儿童话剧。有一次，我们去南京路的新城游泳池游泳，那天天气偏冷，我上岸后冻得嘴唇发紫，瑟瑟发抖。沈老师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深青色大衣披在我身上。那一刻，我泪如泉涌，第一次感受到一种超越血缘的母爱。
班上很多同学因此嫉妒，背后叫我“沈老师的儿子”。我甚至偷偷尾随她放学，想知道她住哪儿。从巨鹿路到瑞金一路，穿过高福里到长乐路，再到重庆南路，最终因怕被发现而放弃。直到今天，我也无法确切说清，那份情感，是孩童对母亲的依恋、学生对老师的敬爱，还是小男孩对美丽女性的朦胧情愫。
然而，好景不长，快乐的小学时光在1966年戛然而止。随着毛泽东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和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如风暴般袭来。我们的小学也未能幸免。
校园不再是象牙塔，变成了政治运动的舞台。正常的教学秩序被彻底打乱，政治批判取代了朗朗书声。学校的设施遭到破坏，图书资料被毁，校园环境也日益恶化。学生们被鼓励“造反”，甚至对老师进行批判。许多老师因此遭受了身心上的重创。
高年级的学生，尤其是六年级的那些留级生，成了小学“造反派”的急先锋。他们开始肆意打砸抢，把学校弄得一团糟。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学校教导处那位一向严厉的戴主任，曾因在决定留级生时毫不手软，成了首当其冲的批斗对象。在批斗会上，高年级的学生将她揪到讲台上，强行按住她的头，逼迫她承认自己奉行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戴主任不肯屈服，一次次被按下的头又倔强地抬起来。几个大孩子便硬生生地再次将她的头摁了下去，甚至将一整瓶墨汁倒在她头上。乌黑液体顺着她脸流下，那画面令人心碎，至今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而我的沈老师，那位平时和蔼可亲、对学生极好的老师，虽然未遭严重殴打，但也不得不站上讲台接受批斗。在那种集体狂热与恐惧下，我也被大孩子们推搡着，在批斗会上言不由衷地说了几句她的“坏话”。虽并非我的本意，却成了我心中长久的阴影。
多年以后，这份负罪感始终如影随形。1978年恢复高考后，我回到上海，听说巨鹿路第三小学已被撤并。我四处打听沈老师的消息，只为亲口说一句“对不起”。终于，有人告诉我她在长乐路小学任教。十余年未见，她一眼便认出了我。我鼓起勇气，说出那句憋了多年的话：“对不起，沈老师。”她眼眶泛红，轻轻地说：“当时真没想到，你也会说那种话。”得知我已考上重点大学，她由衷为我感到高兴。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红卫兵组织的“革命串联”成了我们这群小孩子的向往。但红卫兵不招收我们这些小学生，我们便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登上公交车进行所谓的“市内串联”。我们大声朗读语录，唱着语录歌，美其名曰“革命宣传”，其实不过是借此机会不买车票，换着车在市内游玩。我记得最远曾坐到吴泾化工厂。
学校失去了教育的功能，我们这些孩子也无需再上学。整日流连街头，打牌、下棋、玩纸片、玩橄榄核，成了不折不扣的“野孩子”。“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知识与文化遭受严重贬低与摧残。就这样，教育的中断，造成了我们这一代人成为只有四年级水平的“半文盲”。
直到1968年，我们才接到通知，要去读初中了。
七七、七八级的大学生，是从那个青春被耽误的时代中奋力突围的一代。与今天的大学生相比，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和经历都带有几分传奇的色彩。
2018年，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在校庆致辞中将“鸿鹄之志”读作“鸿浩之志”，又把“莘莘学子”说成“菁菁学子”，一时引发轩然大波。面对舆论的嘲讽，这位“一夜爆红”的“白字校长”将失误归因于文革时期“教育几乎停滞，基础教育不完整、不系统”，却因此引起更大争议。
作为与林校长同年（1955年）出生、同样经历文革与恢复高考的亲历者，我对此深有共鸣。如今年已七十，我依旧是那个偶尔因读错字而闹笑话的“白字先生”。我太太常笑称我是“只有小学文化水准的留美博士”。因此，这一章，就从我那被打断的小学生活说起。
（一）文化启蒙：我的小学
在中国，小学入学年龄通常是七岁，城市与农村略有差异，而9月1日正是划分界限的日子。1962年，我到了入学的年纪。根据当时上海市教育局的规定，我们巨鹿路第五居委会的孩子们都被分配到了卢湾区巨鹿路第三小学。
我的小学，正位于如今“巨富长”网红打卡地段。巨鹿路上的菜场曾远近闻名，从成都路东起，西端延至茂名路。文革期间，美国总统访华时还曾参观过这里。巨鹿路上有三所小学，靠成都路的是名声显赫、盛产乒乓球世界冠军的第一小学，第四小学在茂名路另一头，而我们第三小学，夹在瑞金路与茂名路之间，紧邻那个臭气熏天的菜场。每逢夏季，腐烂菜叶、臭鱼以及煎肉皮的气味随着风飘进教室，令人作呕。
1962年9月1日，我穿上了只有过年才舍得穿的新衣服，背上崭新的书包，带着铁铅笔盒中仅有的两支铅笔和一块橡皮，高高兴兴地牵着母亲的手参加入学考试。考试主要测试智力。一位年轻漂亮、神似演员王晓棠的女老师态度温和地问我姓名、简单算术题，以及积木的颜色和形状。我顺利通过了，开启了我人生中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四年小学生活。
这位女老师名叫沈勤芳，后来成为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那时我浓眉大眼，脸蛋红扑扑，邻居都说我像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小冬子。我性格文静，有点腼腆，说话容易脸红，但特别听话，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母亲说我几乎每次都考一百分，极少有九十八、九十九分。我应该是班里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母亲那时没有工作，全职照顾我们兄弟姐妹五人。沈老师在我家组织了一个课后学习小组，专门帮助那些成绩落后的孩子。加入少先队后，我长期担任中队长，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
沈老师对我格外关爱。无论是区少年宫还是市少年宫的票，她总优先留给我，还多次买票给我去上海儿童艺术剧场看木偶剧、儿童话剧。有一次，我们去南京路的新城游泳池游泳，那天天气偏冷，我上岸后冻得嘴唇发紫，瑟瑟发抖。沈老师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深青色大衣披在我身上。那一刻，我泪如泉涌，第一次感受到一种超越血缘的母爱。
班上很多同学因此嫉妒，背后叫我“沈老师的儿子”。我甚至偷偷尾随她放学，想知道她住哪儿。从巨鹿路到瑞金一路，穿过高福里到长乐路，再到重庆南路，最终因怕被发现而放弃。直到今天，我也无法确切说清，那份情感，是孩童对母亲的依恋、学生对老师的敬爱，还是小男孩对美丽女性的朦胧情愫。
然而，好景不长，快乐的小学时光在1966年戛然而止。随着毛泽东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和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如风暴般袭来。我们的小学也未能幸免。
校园不再是象牙塔，变成了政治运动的舞台。正常的教学秩序被彻底打乱，政治批判取代了朗朗书声。学校的设施遭到破坏，图书资料被毁，校园环境也日益恶化。学生们被鼓励“造反”，甚至对老师进行批判。许多老师因此遭受了身心上的重创。
高年级的学生，尤其是六年级的那些留级生，成了小学“造反派”的急先锋。他们开始肆意打砸抢，把学校弄得一团糟。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学校教导处那位一向严厉的戴主任，曾因在决定留级生时毫不手软，成了首当其冲的批斗对象。在批斗会上，高年级的学生将她揪到讲台上，强行按住她的头，逼迫她承认自己奉行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戴主任不肯屈服，一次次被按下的头又倔强地抬起来。几个大孩子便硬生生地再次将她的头摁了下去，甚至将一整瓶墨汁倒在她头上。乌黑液体顺着她脸流下，那画面令人心碎，至今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而我的沈老师，那位平时和蔼可亲、对学生极好的老师，虽然未遭严重殴打，但也不得不站上讲台接受批斗。在那种集体狂热与恐惧下，我也被大孩子们推搡着，在批斗会上言不由衷地说了几句她的“坏话”。虽并非我的本意，却成了我心中长久的阴影。
多年以后，这份负罪感始终如影随形。1978年恢复高考后，我回到上海，听说巨鹿路第三小学已被撤并。我四处打听沈老师的消息，只为亲口说一句“对不起”。终于，有人告诉我她在长乐路小学任教。十余年未见，她一眼便认出了我。我鼓起勇气，说出那句憋了多年的话：“对不起，沈老师。”她眼眶泛红，轻轻地说：“当时真没想到，你也会说那种话。”得知我已考上重点大学，她由衷为我感到高兴。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红卫兵组织的“革命串联”成了我们这群小孩子的向往。但红卫兵不招收我们这些小学生，我们便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登上公交车进行所谓的“市内串联”。我们大声朗读语录，唱着语录歌，美其名曰“革命宣传”，其实不过是借此机会不买车票，换着车在市内游玩。我记得最远曾坐到吴泾化工厂。
学校失去了教育的功能，我们这些孩子也无需再上学。整日流连街头，打牌、下棋、玩纸片、玩橄榄核，成了不折不扣的“野孩子”。“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知识与文化遭受严重贬低与摧残。就这样，教育的中断，造成了我们这一代人成为只有四年级水平的“半文盲”。
直到1968年，我们才接到通知，要去读初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