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群人，或许并未亲历枪声；或许当年的他们，尚在教室中背诵英语单词，筹备GRE、TOEFL；或许，他们只是恰巧站在了历史的交叉口。然而正是因为1989年那场震惊世界的血腥镇压，一纸纸政策在西方世界迅速出台，为他们打开了本不会开启的大门。美国通过《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给予了超过54,000名中国留学生永久居留权。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更是在事件发生后动情演讲，宣布让42,000名中国学生永久留下，被后人称为“天安门一代”。这是一场由血与火写成的“签证革命”，也是一场堪称“意外的馈赠”。
《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Chinese Student Protection Act of 1992）并不是一份简单的移民补丁。它本质上是对中国政治环境的深刻不信任和对“六四”事件道义立场的声明。这项法案使得在1989年6月5日之前已经在美的中国学生得以免于被遣返，并最终获得绿卡。54000人，不是一串冷冰冰的数字，而是54000个故事，54000个家庭的命运转折点。许多人从此扎根美国，从普通留学生成为科技公司骨干、大学教授、主流社会的一部分。
他们之中，有人默默耕耘，将孩子送进常春藤名校；有人登堂入室，成为政商名流；也有人背对历史，不愿再提起“六四”这个带血的词汇。但无论他们走得多远，融入得多深，他们获得这一切的开端，都是那一场震动世界的清场。
相比美国相对理性与法治的表达，澳大利亚的回应充满人情味与道德情绪。1989年6月8日，霍克总理面对全国直播，热泪盈眶，宣布：所有在澳中国学生将被允许留下。这一决定不仅开创了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先河，也埋下了中国移民在澳大利亚蓬勃发展的种子。澳洲政坛与社会从此多了一批“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也多了一群以自由与安全为荣的新居民。
这42000人，绝大多数并非“六四”前线参与者，却因为这场政治风暴意外得到了命运的垂青。他们的求学签证被永居权替代，暂时身份一夜之间变为长居之民。他们不需要再担心毕业后被遣返回国面对政治清算，也无需再在“是否会永远留在澳洲”的疑问中焦虑。
加拿大、欧洲、新西兰等国，也在那一时期为中国留学生开辟“政治避难”通道，只是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毫无疑问，那一波政策松动浪潮中，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由此改变了人生轨道，从“准归国人员”变成“新侨群体”。他们之中，有人成为华语媒体声音，有人成为民主社团一员，有人则选择沉默与遗忘，但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受益者”。
谁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最大受益者？答案也许正是你我。这问题的答案，是沉重的，也是令人警醒的。那些站在坦克前的青年，那些高举“民主自由”横幅的大学生，他们是牺牲者，是殉道者。他们用生命在广场上刻下对未来的期盼，结果却换来铁蹄碾压与历史的封锁。而真正收获现实利益的，是那些因政治变局得以在海外获得自由身份的人群，是今天在海外拥有稳定生活、可言可写、可批评、可沉默的中国人。
那些获得绿卡、永居权，后来移民入籍，享受言论自由、法律保障的“幸运者”，你是否还记得，你当年的命运之转变，来自哪里？你是否在享受民主制度的庇护时，还记得那群连话都没说完就倒下的青年？你是否会在6月4日这一天，暂停日常生活的滚滚洪流，为那个广场，为那堆尸骨，为那场梦，默哀一分钟？
在当下的语境中，“六四”早已成为一个禁忌的词汇，在中国大陆网络上几近消失。在许多新一代华人留学生口中，六四是“历史旧账”，是“别人的事”，甚至是一段从未听说的往事。这种切割与隔离，让人痛心。比沉默更可怕的，是遗忘；比遗忘更可耻的，是明知却故意回避。我们不需要每个人都成为抗争者，但至少，可以是一个守墓人。替那些早已长眠地下的人，点亮一根烛光；替那些在墙内无法说话的人，说出真相；替曾经的自己，也替后来的我们，留下哪怕一个脚注。
“勿忘六四”，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道德的责任，一种人性的坚持。在这个全球化日益加深、身份流动日趋频繁的时代，我们无法用国籍和护照来定义一个人的良知。但我们可以用记忆、用悼念、用反思，来守护那个曾经照亮过无数青年的理想主义时刻。
——谨以此文献给六四事件中逝去的青年、为自由奔走呼喊的人们，以及那些因他们而改变命运，却依然不忘感恩与悼念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