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土地
——賽珍珠《大地》讀解
一個窮得娶不起媳婦的農民，花了些小錢，從姓黃的大戶人家領囘一個醜得沒人要的丫頭，兩個卑賤者的窮日子從此有了可喜的轉機。他們辛苦耕作，生兒養女，熬過了荒年和匪亂，後來竟廣有田產，也成了大戶人家。這就是王龍和阿蘭的故事，沒有傳奇歷險，沒有詩情牧歌，從佈局到行文都平實得一如腳下的土地。七十來年前，正是這本反映中國農村生活的小説在美國出版後暢銷一時，西方讀者才初次讀到了比較真實地描述中國社會的文字。當時正值日本侵華，中國最需要歐美支持，能有這樣一本傳神中國人及其日常生活基本價值的書在西方世界廣泛傳播，潛移默化中，自然在贏得國際同情及援助上不無裨益。也許正是考慮到那艱難形勢下多少會產生的正面影響，一九三八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落到了作者賽珍珠頭上。
書市行情的熱冷交替猶如天氣變化，新書不管多麽熱賣，終會冷落下去，而舊書塵封多年後，有時候又會再度紅火起來。比如，自去年歐普拉讀書俱樂部電視上推出捧《大地》（The Good Earth ）的節目，賽珍珠此書便在書市上春風又綠出新的賣點。有關歐普拉的操作及其效應，此處無暇論及，本文只擬拈出些賽珍珠的華人讀者可能更感興趣的話題，稍作點撥，聊助深思，不管讀者所讀的是原版還是中譯。
這是一部講述農家生命圈的小説，開頭和結尾如環相扣，黃家在起始露出的衰象處處都照應出王家後來重蹈的敗勢。賽珍珠從小就熟讀中國古典小説，對世事的盛衰更迭之勢及其相應的敍事模式，她想必從閲讀中已有一定的領悟。在這一窮變富，富又變窮的循環中，土地始終起到紐帶作用。它是農人的家底，活命的根本，致富的資源和賴以維持淳樸生活方式的物質基礎。主人公王龍一開場即置身泥土世界，從他衣著面貌的土里土氣到所住的土屋，使用的土灶，乃至由黏土捏成的土地神像，泥土幾乎填滿了他生存的世界。那無所不在的土不只物質地烘托出敍事氛圍，也在很大的程度上體現了鄉土社會渾厚的本質。因此在豐衣足食，娶妻生子後，攢錢買地便成了王龍的生活動力和經營目的。除了點染他對土地的淳樸依戀，該書有很多細節還顯示了王龍熱衷買地的經濟算盤。由於農產所得的現金沒有任何健全保險的儲蓄機構或投資去向，賣糧後僅獲幾個銀元，王龍拿到手都提心吊膽，怕遭搶竊。經驗的教訓告訴他，只有把錢變成地最值得最安全，任何財產都會遭到搶劫，唯獨田產永與大地同在，不管有哪方強盜來犯，都奪不走土地。王龍一家人逃荒歸來後廬舍遭破壞，用具被偷光，只有荒蕪的土地安然獨存。他趁農時播下良種，當年就得到很好的收成。所謂“good earth”，好就好在它的永存性上。
但豐厚的土地也是農民的負擔，自耕農的日子並非田園詩寫得那麽輕鬆自在。小説多處寫到耕作的艱辛，也藉以刻畫出中國農民特有的勤懇和堅忍。賽珍珠曾與她農學家的丈夫深入安徽農村，做過多年考察，對農村生活，她瞭解的程度並不次於很多以進步自詡的中國作家。但她的同情與關切是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她畢竟來自美國，客觀的眼光使她的思想感情避免了五四話語的激化，比如壞地主如何剝削或好窮人如何反抗之類的煽情故事就沒有感染到她的小説講述。她書中詳敍的主要是她親眼所見的兩大災難：王龍辛苦勞作多年，才買得少量土地，一場旱災便打擊得他瀕臨破產。可見農家受到的最大威脅即天災的破壞，而另一個威脅則是太多的窮人包圍著極少的富戶，社會稍失穩定，便發生各種形式的搶劫。是土匪的搶劫直接導致了黃大戶家的衰敗，後來王龍家稍顯富足，荒年中即遭村中饑民哄搶。再往後，王龍夫婦逃荒城市，也是趁亂民搶大戶之機發了橫財，就靠那些竊來的金銀珠寶，他們才大買土地，拔了窮根。致富之後，王龍之所以隱忍叔父的無賴，白養他一家，就因那傢伙勾結了土匪。王龍的整個經歷都表明，天災和掠奪經濟的惡性循環不只阻止了農村經濟的充分發展，還進一步造成更大的貧窮。
王龍靠土地發了家，發家後他才發覺，他身上那源於土地的氣質如今拖累了他的富人身份。有一次他去城鎮的茶館裏消遣，置身奢華享受的場合，處處都顯出了他的土頭土腦。致富行動從此走向自身否定的衰變：多餘的金錢一旦用於消費享受，城市的生活方式即對土氣的田家樂產生腐蝕。現在沒有農活可幹了，花錢可買的消遣竟只有女人的身體，他開始嫖妓，繼而納妾，原先看在他鄉下佬眼中的畫上仙女，現在終於肉身化爲抱在懷裏的軟香溫玉，而多年來與他共同致富的阿蘭卻突現為不順眼的醜婦。正因有那一雙便利勞動的天足，阿蘭才撐起王家的窮日子，裏裏外外一把手，可嘆她功成名就，卻叫小妾荷花的三寸金蓮對比得那雙大腳越來越不堪入目。妻自妻，妾自妾，阿蘭一邊聲言她既生既育，自豪地維護她爲人之母的尊貴，荷花一邊恃其扭曲的肢體，用她的病態美把持男人的嬌寵。
有大陸評論批評賽珍珠把阿蘭寫得太缺乏反抗性，嫌她渲染了婦女的屈從和愚昧，包括魯迅和巴金在内，當初都發過輕視賽珍珠的議論。平心而論，賽珍珠筆下的人物其實寫得頗有木刻效果和拓片墨韻，一不像魯迅那樣把單純的寫黑暗奉為目的和價值，二不像巴金那樣靠濫情賺讀者的眼淚，她在敍事中保留深暗的底子，是要刻畫出輪廓明晰的白色綫條來。比如她小説中不著重心理和細節描寫，不大肆鋪陳議論性對話，對深度的保持隔膜和對繁複的明顯節制等手法，便表現出她寧可選擇無知和簡約的藏拙策略。正因編織了此一同構性敍述，像阿蘭這樣非心理、非言語型的人物，才被勾畫出那土地般渾厚的氣質。阿蘭的光亮本源於自立的行動，她什麽事都靠自己幹，就在自身的卑屈中力挺起堅韌，強鼓起志氣，從做奴挺到做主，從爲人妻挺到爲人母，硬是靠堅守本分，艱辛地積累起她做人的尊嚴。書中反復提到的“good earth”，可以說在阿蘭那無言的固守中得到了特別生動的體現。
小説結尾處隱約提到戰爭、軍隊和革命，也通過王龍參軍的小兒子談到所謂“解放土地”的問題。這一切似乎都暗示著土地革命的到來。王龍是活不到那一夥比紅鬍子土匪更制度化的搶劫集團橫行的年代了，他自以爲牢固的土地終將喪失其千百年來的不可剝奪性，旋即為千千萬他叔父那類光棍兒無賴所哄搶和霸佔。
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