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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者]张鸣: 对于近代史的“怨妇泼妇情妇”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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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5月24日 11:02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199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研究生；199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已退休。

原题

对于近代史的

“怨妇泼妇情妇”心态

作者：张鸣

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我的一个朋友曾提过一个很好的比喻：一天早上你起来突然失忆了，忘记自己是谁了，想想看你今后该怎么生活——你谁都不认识，这意味着忘掉了自己的历史。历史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用，但实际上我们是离不开它的。其实对于一个民族，无论是其整体还是个人，记忆都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就是民族的记忆。很多人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处于失忆状态，所以一直安放不好自己的位置，在历史长河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世界格局中也定位不好自己的位置。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课，大学本科都在开，但是名义上讲的是历史，实际上却不是当成历史课开的，而是按ZZ课开的，即使在历史系也是如此。这种课的主要目的是想给大家灌输一种世界观，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观念史。所谓史实，是被要求服从某种观念的。如果我们今天从一个常人的是非和真伪角度来看，这样的历史就是W史。上这种政治课的时候，大家都兴趣不大，经常睡觉或者看小说。但别看上课的时候不以为然，其实你还是或多或少会受它影响，一到在网上谈某些事情的时候，只要涉及历史，就不知不觉地把这套东西搬出来了。也就是说，我们会鄙视一个假的东西，但是我们依然依赖这个假的东西。这就令人很困惑。

我国的近代史，有一个范文澜、胡绳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通常有两条线索，其中一条是帝国主义侵略论——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总是侵略、欺负中国。强调这样一条脉络，由此证明我们这个民族是苦难深重的，同时说明我们的落后是因为别人侵略、欺负我们造成的。另一条线索就是革命线索——三大革命高潮，从太平天国、义和团然后到辛亥革命，总之就是一个反抗、革命的过程。这样一段悲惨的近代史，一段总是折腾的历史，很容易使我们忽略从晚清以来这么多丰富的变化，不知道该怎么走后面的路，不知道为什么要改革、要开放，为什么还要学洋人那一套东西。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知道近代中国是怎样融入世界的，或者完全无视这个过程，而只强调我们一直在革命，那么我们就不会明白为什么要放下革命搞建设，不会明白为什么要重新开放。结果也就只能是我们重来，再重来，重新开始鼓噪革命，重新开始鼓噪排外。可是这样一来，我们会回到哪儿去呢？我们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面临着这样的困惑。

注[1]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始人即是范文澜先生，其所著《中国近代史（上册）》为近代史研究提出了“四段论”：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乃第一阶段，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为第二阶段，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为第三阶段，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为第四阶段。他认为第一阶段包含反帝反封建两个矛盾，以反封建矛盾为主；第二阶段包括国内民族斗争和反帝两个矛盾，而反帝矛盾突出；第三阶段以反帝为主要矛盾；第四阶段以反封建为主要矛盾。而胡绳先生则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著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后一本书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影响深远，一版再版。胡绳始终坚持他在探讨中国近代史发展规律时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方法，坚持他在表述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时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论断。

[2] 余英时先生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以《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为题的演讲，指出中国近代史就是一个不断激进化的过程。从顽固保守的倭仁之流到曾左李张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走过至少三十年；从改良破产、戊戌政变到革命救国以至辛亥革命军起，我们花了十三年；从民主自由到“五四”打倒孔家店，我们只花了短短八年……激进的革命情怀爆发的频率越来越高，力度越来越强。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载《钱穆与中国文化》， 209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对于近代史的“三妇”心态

以往我们对于中国近代史有三种惯常的态度。在此，请允许我打个不严谨的比方。第一种是怨妇心态，凡事以哭闹为主，就是觉得你们总欺负我们，你们从头到尾都欺负我们，我们冤得要死，我们苦大仇深，比窦娥还冤。总是在哭，总是在闹。不仅哭闹，还时不时要掀起衣襟给人看：我这伤疤就是当初你弄的。

圆明园那几个水龙头能卖出天价来，就是因为这种心态在作怪。那几个水龙头怎么可能是英法联军抢走的呢？当时圆明园珍宝如山，英法联军会抢这几个按照西方的模式做出来的喷头吗？它们十有八九是在这个园子废了以后，被中国人弄到外边卖掉的。卖出去也就是当个摆设，当时仨瓜不值俩枣，现在却卖给华人，卖到几千万，可见国人这种怨妇心态已经根深蒂固。

第二种是泼妇心态，凡事讲打，打不过我挠。我要反抗，把整个近代史写成仅仅是反抗的历史，这个反抗的过程虽然可歌可泣，但毕竟没打过什么胜仗，充其量就是挠人一把，还挠不到脸上。但是我们觉得很好，还很推崇，因而创造出很多神话。如果当时斗争真有这么波澜壮阔，那英国人根本进不来，我们也就根本不会有这段被称为半殖民地的历史。

第三种是情妇心态。它跟前面两种心态正相反，在它看来，殖民历史也是好历史，不殖民我们怎么进步？但是被殖民的过程实际上是很屈辱的，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如此，尤其对这个民族的上层精英来说。如果这些上层精英曾受过本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熏陶，他们就会感到更悲哀。但是情妇心态把这一层抹掉了——就觉得殖民是好事，能看到它给被殖民国家带来文明，却看不到殖民本身的掠夺和奴役。这种心态，其实有点变态。

“三妇”心态实际是我们国人对待近代历史比较常见的心态。有人说，这好像都不大对头啊，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历史和外来者呢？我说，我们能不能别在历史和外国人面前当妇人。你可以将其当做朋友，也可以视为敌人，只要自己别像妇人一样就成。关于心态问题，我觉得是在看待近代史的时候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

中西两种体系

所谓近代史，如果按中国传统史学来说，就是晚清史。中国传统史学，是朝代史，唐史、宋史、明史、清史这样的。如果按世界史的划分来说，晚清史只能算是中国近代史。我们怎么看待近代史，或者说怎么看待我们的晚清史，这个历史过程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我看来，晚清历史的本质就是西方把中国拖入它们的世界体系的过程。西方有个世界体系，我们有一个天下体系，或者叫朝贡体系。但是我们这个天下体系（朝贡体系）是内敛的，是内缩的。就是说，并不是我去打了天下，征服了某块殖民地，然后建立起一个朝贡体系让其他人来服从我，而基本上是用一种文化的、一种以德服人的方式让周边国家来仰慕我的文化，然后向我进贡；或者以大国之威，让周边国家向我朝贡。有的朝代也会打一下，占了地方，不是当殖民地，而是直接占领。但往往控制不住，朝代末期又退了出来。在这个天下体系里，我呢，是中心，但并不知道世界周边有多远。朝贡体系就像一个圆，这个圆的中心是中国，而外延有多大不知道，多大都可以。你来不来我不管：你来朝贡，那是你向慕王化；如果你不来呢，随你的便。显然，这样一个体系不是向外输出的体系。但是西方自十八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之后呢，实际便形成了一个输出型的体系。它不断地把这个体系向外输出，把它所遇到的，能殖民的就殖民，不能殖民的也要把其纳入自己的体系中来。在这两种体系的碰撞中，我们的天下体系显然崩溃了。

我们干不过人家，就得听人家的。中国人开始是被动接受，人家兵临城下，我们捏着鼻子忍受；后来有点主动性了，逐渐产生了解人家的欲望，开始学习《万国公法》。我们在1860年开始设置同文馆的时候，主要学习的就是《万国公法》。我们开始想了解这个世界体系是怎么回事 ——所谓的《万国公法》，其实就是西方那个世界体系的规则。

开放口岸也是如此：开始是人家逼着我们开放，这次开放一些，下次再开放一些，后来我们就自己主动开放了。学习亦是如此：开始是被动学习，然后是半推半就、中体西用，最后是全面地学习。到了辛亥革命的时候就是全面地学习。不光是西学东渐，而且是西俗东渐。如果注意看一下那个时候的报纸，就会发现当时所有西洋的东西都被冠以“文明”两个字。西式礼帽是文明帽，手杖是文明棍，自行车是文明车，连火柴都是文明火。话剧是文明戏，我们的京剧叫旧戏。凡是西洋的东西都意味着文明，都意味着是需要我们学习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时候已经心悦诚服地被拖入了这个体系——我们认账了。为何会这样？因为西方世界迎合了人类创造和追求财富的需求，一旦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普及开来，会产生一种内在的驱动力驱使人们去进入它们的世界。这就是一个近代史的过程。

可能在我们今天看来，西方的世界体系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情。它是在工业革命过程中建立的，跟工业革命息息相关。如果按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的说法，其实西方的发展道路是一个偶然，但是这个偶然却造出了大事。为什么呢？因为工业革命创造出一个新工商文明，而现代工商文明这样一个潘多拉之匣被打开后，世界就变了。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人，或早或晚都得跟着走。

我觉得这个文明可能是不好的，它对资源掠夺和榨取得太厉害，对环境破坏得太快。就像《庄子》里那个故事，说是一个老头在浇园子，园里有一口浅井，老头每天拿个瓦罐跳到井里，打一罐水然后爬上来浇。子贡问他为什么不弄个桔槔（就是杠杆），那样多方便。老人说他知道那个东西，但是他不用。为什么要用那玩意儿呢？它是机械，人用了机械就起机心了，就想着怎么取巧，从此天下就不得安宁了。其实道理就是如此，一旦把这个大工业文明唤出来之后，人们就天天想着怎么取巧——我们去发明创造，翻着花样地想着怎样去榨取资源——人类几万年的历史都没有弄出这么些事来，但这几百年就都实现了，而且后面会怎么样，人类还不知道。但是世界一旦进入这个轨道，潘多拉匣子一旦打开后，就回不去了。你想进去也罢，不想进也罢，都回不去了。你看这世界哪个地方还没有进入这个体系？哪个地方还没有受到工业文明的污染？哪地方还是桃花源？没有办法。你只能在这个文明的基础之上，想一点补救的办法。比如出现了土壤板结、农药污染问题，我们只能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想办法发明一种污染较小的农药，以及使土地板结程度较低的化肥。我们只能在这个基础之上往前走，不可能回去了。人类都不可能逃脱这个被工业化的命运，抗拒它是没有用的。西方的发展道路或西方的世界给我们带来这个东西，世界的命运已定，已然逃不过去了。

中国的抵抗

所谓中国的反抗史就是抗拒史，其中抗拒最激烈的就是义和团，他们把西方的一切都排斥掉了，把所有沾洋边儿的东西全部干掉。从街上抓来一个长得像学生的人，搜搜包，如果发现里面有一张洋纸，那么那个人的脑袋就没了。有一支铅笔也不行，钢笔更不行。当时他们盲目排外，排斥一切。而这样做换来的是一个很悲惨的结果，我们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外国可以在中国北京驻军，从山海关到天津一线，中国军队不能驻军，外国军队却可以。天津也是如此。后来中国人要在这一带驻军，只能把军队服装换成警服，以警察部队的名义进驻。不仅如此，中国还赔了人家四亿五千万两白银。

这种抵抗是无效的，不仅中国的抵抗无效，其它地方，诸如奥斯曼帝国和非洲祖鲁人的抵抗也是无效的。任何地方的这种抵抗都是无效的，因为这是大势所趋。 “潘多拉的匣子”一旦被打开，这个世界和人类的命运就已经被注定了。在西方的工业文明没有出来之前，我们可能有很多种选择。比如，我们可能还在慢慢地走，出门还骑驴。进京赶考的人给老婆写封信，估计她三个月以后才能收到。

过去的风俗，长久以来都这样，或许现在某些地方还是这样。因为中国两千多年大体进步不大，拿秦朝和清朝比的话，我们的进步有限，尤其是技术进步有限。有人可能说，秦朝烧不出瓷器来，清朝可以烧出许多花样的瓷器来。但秦朝的陶罐子也能顶用，一样可以煮饭、打水。还有马车，秦始皇那个时代的马车，跟现在我们看到的马车没什么本质区别，除了现在的马车是胶皮轮子而已，进步非常有限。

那个时候好不好呢？女性可能差点，只能待在家里，不能出去上学，婚姻大事都由别人做主，看上谁也不能直接嫁给他，除非你是卓文君。男性可能感觉还好，如果有本事就出来，考个秀才、中个举人很爽的。很多人觉得我们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失去了一些东西。现在人们普遍活得比较紧张，文明越往后发展，人们越紧张，也就没有闲暇去想其他的。

一些有钱的读书人闲下来，就会想现在的生活太没意思、太乏味了，过去的日子多好啊，田园诗一样的生活。吟吟诗，喝喝酒，谈谈风月，一天到晚没什么紧张事，一觉睡到自然醒，多舒服啊。人们会怀念这样的生活。

实际上我们人类很难，作为人，很难有一种状态是感觉非常好的。当我们回头看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既然我们不可能逃脱这个命运，那么我们的感慨，我们的愤慨，或者我们的不满意都只能是一种牢骚而已。那么我们干吗要这么折腾呢？这样想来，心情就会好一点，就会平和。我们可以设想，有没有可能摆脱这条道路？其实历史上很多人都在思考，是不是可以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路。这个想法不是今天才有的，中国人一直都想走一条特色道路，一直都在想。

我们最早学日本。看上西方直接学西方就行了，干吗学日本呢？日本纳入西方是后来的事情，当时还不算西方呢。我们之所以学日本，是因为觉得日本好，学日本是捷径。我们认为日本学西方是学了一条捷径，我们如果直接学捷径就更捷径了。什么叫捷径呢？就是抄小路。人家这么走，我们抄小路，抄近道，赶上去，走到前面去。后来我们又学俄国了，也是想抄近路。学俄国实际上也是学西方，看上去俄国人抄小路突然之间就富强了，就厉害了，就变成苏联可以跟美国人抗衡了。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还想学美国，辛亥革命以后成立了临时政府，那就是美国模式。为什么学美国呢？因为当时我们认为美国是最先进的，我们把最先进的直接拿来用就行了。

抄近路学人家，是想把那些貌似是捷径的东西学过来，这本质上就是想走一条中国自己的特色道路。这条道路无论怎样，还是离不开工业文明。也就是说，无论怎么讲中国特色，都不能回到孔子时代老牛破车的道路上去，都不能回避工业文明自搞一套。沙特是一个神权国家，但是它也接受西方文明。有时候接受得比较过分，一些大阿訇们会生气抗议。国王一看大阿訇们抗议了，就悄悄令手下把大阿訇坐的高级轿车全部收走，封上封条。大阿訇们出来一看车被收了，就问为什么。得到的回答是：你们反对西方工业文明，而汽车那些玩意就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所以你们不能坐。大阿訇们想，不坐高级轿车，靠腿走路太难受了。于是之后再开会时，就同意了一些条例。也就是说，即使今天再保守的人，有一个问题也是能够想通的：他绝对会享受西方文明的成果，有小车就不坐大车，有电梯绝对不会爬楼梯，如果爬一定是为了减肥。

我们现在能不能摸索出一条全新的路？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很难走出这个大框架，很难走出来一条跟这完全不一样的道路。走自己的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还有，中国人能不能不挨打？毛泽东说了，中国人学西方，但是为什么先生老打学生？的确，他们老打我们。但是回过头来看，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如果不挨打，能去向西方学习吗？

说实在话，我们走到今天也可以说是被打出来的。不挨打就学西方，日本人做到了。佩里舰队去了，一看日本人没什么大船，就递上条约订城下之盟，日本琢磨琢磨就软了，就同意开放 ——日本的开放不是从明治维新时开始的，而是从幕府时代就开放了。还没打，日本就开放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往前学。但是中国人做不到，这可能跟国民性或民族性有关。不挨打，就很难学人家，被打得很惨，才学得好一点。

比如，在 1901年之后，那次被打得最惨，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都从皇宫里逃了。大热天的，太后那么大岁数了，化装成农妇，坐着骡车，一路风餐露宿，还穿越苞米地，一身痱子，两天两夜连水都喝不上一口——这下可受苦了。所以我说帝王之尊得挨点饿，挨过饿后，施政、做事什么的就好一点。总这么养尊处优的话，根本没法进步。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发现，日本的传统其实维护得很好，西方看东方很多方面是看日本。日本的历史和古代文化都不如我们悠久，但是为什么它在西方受到的评价那么高？就是因为它走出来了，它成功了。你现在成功了，人家才会重视你的过去。如果你现在什么也不是，那么你的过去就是一堆垃圾。就是你想发扬国粹、弘扬传统，都没机会。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对待历史，不能走出历史，那么我们过去的历史就什么都不是。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看这段历史，又该怎么去做？很显然，我们需要冷静地审视过去，不能再当怨妇、泼妇、情妇。冷静地审视过去，然后去看待我们的未来，尽早学得聪明些，不要总在一个坑里反复折腾、反复跌倒。如果我们不能很正确地看待这段历史，就很难吸取教训，很难避免过去的悲剧。我们必须从心理上走出我们的中世纪，才有前途，过去的辉煌历史才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