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的十年教学成长(5)我的班主任 败也萧何成也萧何
我的高中班主任吴传忠老师，教我们二班和一班的语文。当时，易中天在一班，我在二班。
2010年7月，易中天在答《东莞时报》记者问时，是这样回忆高中时代的吴传忠老师的：
有一次，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叫《记一位难忘的人》。
我问老师，写古人行不行？
老师楞了一下，说行。
我又问，不写成记叙文行不行？
老师又楞了一下，又说行。
我得寸进尺，又问，回家写行不行？
这回老师特爽快，说行。
我回家。写了一篇独幕剧《苏武牧羊》，老师给了高分。后来，只要是作文课，我就回家写。有一次，我用繁体字和文言文写了一篇游记，老师给了最高分。他就是我永远难忘的吴传忠老师。
那是2010年11月，母校六十周年校庆在洪山区汤逊湖新校区举行时，学校请易中天回来给全校师生作报告。吴传忠老师、朱牧生和我，在他走到报告大厅门口时，与他相见。他一眼看到恩师吴传忠，立即弯腰九十度，向吴老师行了一个鞠躬大礼。见面之后，与我们在报告大厅门口照相留念。
（母校六十周年校庆时，易中天尊重恩师，虔诚行大礼后与我们的恩师合影）
易中天已经写了吴老师的语文教学特点，我就无须多说了。他当班主任，我是他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我就说说吴老师怎样当班主任。
吴老师是“调干生”（他上大学之前就已经是基层干部），有比较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及做人的思想工作的方法。也许他把这些方法已经熟练地运用到语文教学中了，如对像易中天那样出生在书香世家，从小饱读诗书，有比较强的写作能力的学生，就“因材施教”，可以回家去写作文，而且想写什么都可以，只要写得好，就给高分。
吴老师当班主任，也不像一般班主任那样，时刻盯着学生，甚而至于，有一位班主任成天坐在他那个班的教室后面备课、批改作业。吴老师规定，单周团支部书记和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开会；双周班干部开会。时间定在周末下午课外活动时间。他先听大家的汇报，后根据学校的中心工作和班级具体情况布置工作，简捷明了。当然，每次干部会议之前，他都要与团支部书记、班长个别谈话，了解本周班级状况，提出下周的具体措施。
吴老师这样管理班级，培养了学生干部，锻炼了他们的思考问题的能力。那两年当团支部书记，不仅锻炼了我的社会工作能力，还培养了许多好习惯，比如写日记，即席讲话打腹稿等，而且锻炼了我的口才。这些习惯和能力让我终生受益，特别是当我走上讲台当老师后，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班主任工作能力，让我很快就从同辈人中脱颖而出！我更加感谢母校对我的栽培！感谢吴老师放手让我开展工作，提高了我的工作能力！
班主任吴传忠老师在我的《高中毕业生政治审查表》是这样评价的：
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拥护三面红旗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能主动积极学习毛著（笔者注“毛泽东著作”的简称），并能活学活用，解决了自己和别人的不少问题，是全校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阶级观点明确，有一定的认识问题的能力；态度明朗，在经济困难时期表现好，思想进步品德好，曾几次写申请书要求入党，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还出席过市三好生代表大会。高三下被评为优秀团员。先后担任过团支部宣委、班长、团支部书记等职务。在工作上一贯认真负责，热情高，魄力大，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并且善于抓活思想，在群众中有威信。敢于坚持原则，开展批评。尊师守纪，劳动一贯表现好。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成绩好，参加体育锻炼积极。
缺点是：有时遇到问题还不够冷静，在生活纪律上严格要求不够。
后来班主任吴传忠老师又给高考委员会递交一份补充材料。
高考委员会人事组：
我校考生李培永的家庭成分问题，本人填的是中农，有时又填工人，外调材料又说是小土地出租。汉口考区对此提出过疑问。我们又到中南路派出所去进行过了解，据派出所同志谈，他家“至少是小土地出租，也可能是漏划的地主”但因没搞社教，成分无法肯定。究竟属什么成分，请你们根据档案中的材料予以确定，不过，根据这一情况，我们认为录取绝密专业是不适宜的。
另外，他本人在高三下后半学期表现不够好，要求自己不严格，接受同学意见不虚心，和一个女同学接近较多，影响不好，形成班上80%的同学对他有意见。这些缺点是原来评语中所没有的，特另作补充。
此致
敬礼
中共华师一附中总支
1965年7月23日
上述材料落款还盖有“中共华师一附中总支”的公章。
在当年，我的档案中有这样一份共产党基层组织提供的补充材料，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没有被大学录取也是理所当然的，而这，对一个憧憬美好未来的年轻人是多么残酷的打击！这颗人生的苦果对于正在成长中的我来说，真是苦不堪言！
人生经历不可复制，更没有可能“假如”。只能说是“败也萧何”。
没有想到十四年后的1979年，与母校当年校办农场场长王仕良在汉口街头邂逅。王场长力劝我回母校教书。再三强调，为了我的两个女儿，也要回母校工作。
回家与我的爱人商量，我们一致认为这是天大的好事。当时华中师大一附中已经是湖北省著名的重点中学，多少学子想进去读书而不得入其门。但是，华中师大一附中的教师职工子女，如果不够重点中学录取线，却可以享受进入该校读书的福利。就凭这一点，为了我的两个女儿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我决定回华中师大一附中去。于是，就在第二天晚上去王主任家里了解学校的情况，当知道教导主任是我原来的班主任吴老师时，我确实有点犹豫，因为毕业时就是他写的那份补充材料，让我没上成大学。这也是我十多年不愿回母校看一眼的原因。
王主任就再三劝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算了，而且他说，你们吴老师后来也多次说过，当时对李培永处理太重了。你这次回来，主动去看看他，他一定会帮你调回母校的。于是，我和王主任一起去看望吴老师，并向他汇报了毕业后十几年的情况，特别强调自己年轻时不懂事而自负，在毕业前夕犯下一些错误，请他不计前嫌，把我调回华中师大一附中，他非常高兴地答应了。
吴老师遵照袁校长的要求，试教前，为我安排了试教时间和班级，并通知我按时回母校试教。试教成功后，教导处主任吴传忠老师，为我写好试教结果：“李培永同志完全胜任省重点中学语文教学工作”。经母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通过华师人事处办好了“商调函”。
到武汉市教育局人事处办调动手续，被人事处长拒绝。一年多后，经袁校长千方百计努力之后，终于让我回到了母校。
吴老师在关键时刻全力相助，正所谓“成也萧何”！
【附录】黎智市长批示为我调动工作
黎智同志1980年至1983年任武汉市市长。黎市长于1981年12月初，在我申请调到华师一附中的报告上批示：“同意。”1981年12月15日，我才如愿以偿，从武汉市教育局所属的武汉43中学，正式调到教育部所属的华中师大一附中。那是我从初中到高中毕业，读书六年的母校。
事情的经过不是小说，却胜似小说。
人生世事有时真是难以预料。
1977年恢复高考后，安大庭校长在教学楼走廊遇到我，笑眯眯地问我：“下学期我要调到硚口区重点中学武汉43中，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呀？”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跟着他，一起从水厂路中学调到43中执教文科重点班。
1979年国庆节期间，我去武胜路新华书店，为学生买了几本语文高考备考资料。没有想到，走出书店大门，遇到了华中师大一附中原校办农场王仕良场长。在校读高中时，学校每学期安排一周时间到校办农场劳动，我这个团支部书记到了农场就归他领导了。我们既是师生关系，更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王场长一见面就说：“好个李培永呀，毕业十几年居然不回母校看一眼啊！”
“王场长好！真不好意思啊！没有考取大学，无颜见江东父老啊！”
“哎呀！我们都知道，那不是你本人的原因嘛！有什么脸面不脸面的？你现在哪里？做什么工作？”
“我在武汉市43中教高中语文。”
“母校现在正缺老师呢，想不想回母校啊？”
“母校是省重点名校，我又没有大学文凭，能行吗？”
“我看行，如果你想调回来，过完节，回学校来找我，我带你去见非常了解你的老校长袁福。”
回到家对我爱人一说，我们夫妻俩都觉得，如果真能调回母校，对我，尤其是对我的两个女儿的成长，是天大的好事。但是，我们怎么对安校长说呢？
我们决定等上班后，回母校先见了袁校长再说。
国庆节后，我回到母校。王场长带我到学校行政楼二楼去见袁校长。袁校长当时正在与时任党总支书记韩之梓谈工作，见我进去后，非常热情，立即向韩书记介绍：“他就是李培永，我们自己培养的优秀学生，现在武汉43中教高中文科重点班。国庆节期间，王主任在武胜路遇到他，回来就告诉我了，我准备把他调回来。”
袁校长是个急性子，他马上叫王主任去请教导主任吴传忠、语文教研组长吴六林老师，来校长室谈我的试教安排问题。吴主任和吴老师来办公室后，他说，李培永是我们学校65届的高中毕业生，没有大学本科学历，为了服众，我们安排他在高一年级试教一周，全面考察一下。全校所有领导和语文组全体老师都去听课、评课。然后请吴主任和吴老师写结论，看看我们自己培养的学生能否胜任重点中学的语文教学工作。请吴老师决定上课的具体内容，并负责指导李老师备课；吴主任安排上课的具体时间和班级；时间就安排在下一周。袁校长就像一个军事指挥员一样，简捷明了布置完任务后就宣布散会。
临别时，袁校长让我留下43中的电话，亲切地说：“好好准备一下，接到吴主任的电话后，先来找吴老师，请他指导你备课，试教一定成功！”
袁校长决定让我试教一周时间，我必须回43中，向安校长如实报告。
我见了安校长后，好难开口，但不能不说：“安校长，我现在遇到一件很难办的事情，真不知道怎么办？”
安校长：“你慢慢说吧！只要我能帮的，一定想办法帮你解决困难。”
于是我原原本本地汇报了最近我遇到的最难办的事情。
安校长一直微笑着听我说，当我讲完整个事情前前后后的经过，以及我的想法之后，他沉思片刻，非常明确地说：“我支持你调到华师大一附中，你去那里将来大有可为。我当时要你跟我来43中，就是想给你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条件，让你在语文教学专业上成长快一些。现在你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到省重点中学去工作，对你的成长绝对比我们这里强百倍都不止，希望你抓住机遇，实现自己回母校工作的愿望！”
他接着说：“现在教育战线百废待兴，尤其需要优秀老师，我们武汉市的师资缺口也很大，华师一附中不归省市教育部门管辖，估计你这个调动颇费周折，而且不可能短期就能解决。所以，你要有思想准备，肯定是一场‘持久战’。因此，这个事情目前必须保密，不能对我们学校任何人说；第二，你要去试教时直接跟我请假就行了；第三，估计你至少要半年到一年时间办调动手续，你教的这个班马上就要毕业了，一定不能懈怠，争取有个突破，对你将来调动也是有利的。今天就说这些吧！记住，你知，我知就行了！”
在安校长的大力支持下，我如约回母校试教。
一周试教结束时，吴六林老师热情祝贺我试教成功。其实，首先要感谢他的无私帮助和精心指导。上课的内容和课文是他指定的，每上一节课前，他都跟我一起备课。我写好教案后，他认真审阅，仔细修改。我每次即将走上讲台，他还在教室门口再三叮咛：“不要紧张，就按我们的计划进行！”
母校最后的结论是“李培永完全可以胜任省重点中学高中语文教学”。袁校长亲自拿着学校的决定，去华中师大人事处为我办“商调函”。没有想到被工作人员拒绝，理由是学历太低。袁校长立即找人事处长论理。处长说：“你每年找我们要最优秀的毕业生，你自己却要调一个高中毕业生，怎么说得过去呢？”
袁校长：“他这个高中生，是我们自己培养了六年的优秀学生。又有十几年的教学实践经验，一个顶你十个！为了服众，我们这次让他试教一周时间，全体语文老师和所有领导都去听了课。你看看，这是老师们的评价和教导处的结论。”
袁校长请他“不拘一格”，批准学校的决定。人事处长终于同意给武汉市教育局人事处发“商调函”。
没有想到，当我拿着“商调函”去市教育局人事处办手续时，却遇到了麻烦。人事处长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同志，她说：“你想调到省重点中学的愿望很好，但是，华师一附中不归我们管，我们不同意。你可不可以考虑调到武昌实验中学，那也是省重点，也在武昌，我们也给你一套住房。我希望你去我们教育局管的学校，手续也很简单。”
我婉言谢绝了处长的好意，坚持要调回我的母校。结果就如安校长所言，真是一场“持久战”。
一年多时间，我无数次横跨武汉三镇，从武昌，经汉阳，赶到在汉口江岸的市教育局人事处，不论我怎么说，那位处长就是一句话，“去武昌实验中学，马上办。去华师一附中，不行！”但我坚决不去实验中学，一定要回母校。于是，我的人事档案就卡在武汉市教育局人事处了。
调动手续还没有办好。我在43中带的那一届文科重点班的学生毕业了，实现了“零”的突破，而且超过了我们的预期目标，校领导、家长和学生都很高兴。此时，安校长对我说：“你这个调动手续恐怕不是一年半载可以办好的，你现在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任务，如果华师一附中需要的话，你下学期开学可以先去那里上班，工资我们照发。你一边上班一边办手续吧，迟早是可以办好的！你跟袁校长说，早年，我也是华师大毕业的，就算我给母校的一点贡献吧！”
我回母校对袁校长说了安校长的建议后，他立即打电话感谢安校长对母校工作的大力支持，然后说：“培永的工资一定要由我们发，他在我们这里上班，理所当然该我们负责发工资，而且，我们学校的经费比你们多一些呀！你就把他的工资拿去给你们老师发奖金吧！非常感谢你呀！老校友！”
1980年9月开学后，我就回母校上班了。但我仍然经常去教育局人事处要求调到华师一附中，也曾找过许多朋友去疏通关系，还是没有结果。据说那位处长是一位原则性很强的干部，谁去说都不行。
我人在母校上班，但是，档案工资却在43中，那两年恰逢武汉市教育系统教师普调工资，而且还有2%的奖励工资给优秀教师。安校长力排众议，坚持给我普调一级，再加一级奖励工资。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以为安校长跟我有什么特殊关系，其实，我们就是一般的上下级关系，就是那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但是，他对我的恩情却浓于水！让我终生难忘！
袁校长非常关心我的调动手续问题，也想了许多办法，一直不能解决问题。这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只要见到我，总是非常亲切地说：“培永，你安心教学啊！好事多磨，我们来办调动手续，总会有办法的。”袁校长在一次教师座谈会上对其他老师说：“培永是我们自己培养的学生，所以我就直呼其名。对你们各位，我始终是尊称老师的！”
一直到1981年中考后，开始招生时，一位华师一附中的老校友来找袁校长，希望他看在老校友的份上，照顾一下他报考华师一附中高中只差两分的女儿。
当袁校长听说他是时任武汉市市长黎智的秘书时，袁校长笑着说：“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但是，你知道现在母校是多么缺老师呀！我现在有一个老师的档案，就卡在你们教育局人事处那里一年多了，你是否可以帮我拿出来呢？”
老校友满口答应：“没有问题！”
袁校长立即就说：“那就在开学时师生同时来报到啦！”
老校友万万没有想到，人事处长坚决不放，他找局长去说情都搞不定。那位人事处长认定，李培永这样优秀的老师，只能留在我们自己管的重点中学，不能给华师一附中。其实，那位处长哪里了解我这个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老师呢，她是逆向思维，华师一附中坚持要调回去的高中生，一定是优秀的！既然是优秀的，我们得留给自己的重点中学。
到开学了，老校友对袁校长说，请再给他一点时间，到年底前，一定办好。请袁校长先让他女儿来上学。而且，他表示，他可以直接去找43中的校长，让李老师先到华师一附中来上班，然后再补办调动手续。袁校长说：“谢谢你！你就不要去43中了，安校长是我们华师大的校友，他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李老师已经在我们学校上班一年多了！让你女儿去高一年级报到吧！我相信你能帮李老师办成的，以后让李老师直接与你联系吧！”
于是，袁校长通知我到校长室去见那位老校友，告诉我，以后直接找他去教育局拿档案。让我多与他联系。
后来，我常去市政府找老校友，每次去都有借口，其实两人心里都明白，就是为了调动那件事。见面次数多了，才知道，原来老校友五十年代曾经是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的警卫员，是宋书记送他到中南工农速成中学（华师一附中的前身）读书，毕业后考取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回武汉市政府给黎智市长当秘书。
眼看快到年底了，在市政府的办公厅，王千弓秘书长给老校友出了个点子。他说，让李老师写一个请调报告，再请调出和接收的两个学校签署意见后，直接送市政府办公厅。给我这个秘书长签字，你再去请市长阅示。市长批示后，我们再去市教育局找局长办手续。这一招果然奏效。真是难以想象，一个普通的年轻教师调动工作，居然还要市长干预才能办成。如果不是巧遇当市长秘书的老校友，我的人生轨迹也许还得改写！
感谢袁校长，感谢老校友，感谢黎智市长和王千弓秘书长！让我在新年伊始心想事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