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简称“港区国安法”）正式实施。从那一天起，香港的“气氛”就变了——变得寂静、压抑、敏感，如同一个正在接受长期高压氧治疗的病人。
过去，香港是一个“讲得出、骂得响、说了不怕坐牢”的地方。港人习惯在地铁上、街头上、报纸专栏里和电台热线中畅所欲言。反对意见不但存在，而且有声有色。而今天，言论空间日渐紧缩，媒体人接连被捕，新闻机构相继关门。2021年，香港《苹果日报》在经营压力与司法打击双重夹击下停刊，《立场新闻》也在年底被查封。曾经象征新闻自由的灯塔，一盏接一盏熄灭。
对一个自由经济体来说，报禁言禁不仅是言论的限制，更是投资者信心的打击。资本不是爱国的，它只爱自由、安全与预期。当言论被钳制，法律的不确定性增加，资本开始用脚投票。
有人说，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没变，还在发债、炒楼、办IPO。但是，我们可以来看看几组关键数据：金融人才外流：2023年，香港会计师公会数据显示，该年度新增会员人数下降超过三成。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永，宣布将部分区域职能转移到新加坡；企业出走：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22年一年中，至少有超过50家原本在香港设有总部或区域办事处的跨国公司，迁往新加坡或东京；资金流出：2022年港元联系汇率频繁触发弱方兑换保证，金管局持续干预，资金明显流出。据Bloomberg估算，香港可能在两年间流出超过2000亿美元的资本；IPO市场萎缩：2023年，港交所全年新股集资额约为460亿港元，不仅大幅低于高峰时期的2018年（超过2800亿港元），甚至落后于东南亚新兴市场。
这些数字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现实：金融“中心”的定义不仅仅是楼高路宽，也不是上市公司数量堆出来的，而是基于法治、公信力、资讯自由和市场透明度的生态系统。当这个系统崩塌，“中心”就成了一个空壳，一个华丽的“遗址”。
曾经有官员讥讽媒体“咬住言论自由不放”，强调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然而，金融从来不是一个“真空运作”的领域，它不是开几个银行账户、造几栋摩天大楼就能成立的。资本市场的运行基础，是信息的充分流动、法律的可预期性与机构的独立性。新闻媒体的调查、舆论的监督、学术的批评，这些看似“无关金融”的言论活动，实际上构成了整个金融秩序的润滑剂与稳定器。
一个没有独立新闻的城市，就像一个失去了体温计的病人，它无法及时觉察市场泡沫、监管缺失和官商勾结等系统性风险。一个失去了批评自由的社会，也容易陷入官僚自满与政策盲区，最终连带拖累经济与资本信心。当香港媒体纷纷沉寂、NGO大批关闭、大学讲座录音被举报，真正退出的不只是新闻自由者，更是那些原本愿意押注香港法治与自由的跨国资本。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越是官方高调宣传香港“前景无忧”“投资环境依旧良好”，越容易让国际市场感到心惊。比如2023年夏天，香港政府推出“香港夜缤纷”系列活动，以刺激消费和重塑信心，但收效甚微，更多的是尴尬——因为信心这东西，不靠灯光和烟火堆砌，而靠制度与环境养成。
一个典型例子是美国智库“自由之家”与“记者无国界”对香港自由度的连续降级。香港在《新闻自由指数》中，已从2002年的全球第18位滑落至2024年的第140位。而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的国际声誉，也在过去几年连续下跌，越来越多的国际学术会议，选择避开这座曾经的“学术自由港”。国际评级机构与智库，并非“抹黑”，而是“用脚测温”。当他们频频给香港降级，实则代表着一个金融生态系统的核心——制度信任度正在急剧流失。
对于普通香港人而言，更深的失落不在于股市跌了多少，而在于那种“可预期的人生设计”逐渐崩解。过去，香港人习惯计划未来：孩子在哪里上学，老年去哪里养老，是否移民、是否创业，都有一套精密计算。但如今，“不确定”成了生活的主旋律。不是你做了什么犯法，而是你不知道哪天“犯法”会重新定义。
香港中产的“移民潮”就是对不确定性的反应。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不自由。香港机场的离境人潮，正是“遗址”上最后的告别仪式。他们或许没有举牌抗议，但他们用背影投票。
香港今天看似依然热闹，汇率稳、股票有得炒，地铁不误点。但这是一种“僵尸繁荣”——制度已坏，壳子还在；自由已失，面具未摘。金融中心不是口号喊出来的，它是制度建出来的。而制度的根基，是对言论自由的尊重，是对批评者的包容，是对权力的约束。
当香港把言论关进笼子，它也同时把金融未来锁进了时间的保险箱里。这个“国际金融中心”或许还在地图上、还在政府报告里，但在世界的心目中，它已经成为一个逐渐风化的遗址。这里曾经繁华，也曾自由，如今只剩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