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代理案件，那时，老百姓一提起“贪官”二字，个个恨得咬牙切齿，腐败行为被视为不可饶恕的罪过。然而，三十年过去了，今日的社会图景已然变化——人们对腐败官员不再那么恨之入骨，甚至在某些圈子中，腐败“能力”竟成了“本事”的代名词，贪腐者不再背负沉重的道德耻辱。
这种集体心态的微妙转变，折射出的不仅是道德标准的滑坡，更是一个社会价值体系深层次异化的症候。
传统中国社会对腐败持有严厉的道德审判。儒家思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将官员的道德操守置于核心地位。“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的训诫深入人心。历史上，包拯、海瑞等清官形象被神化，反映了民众对清廉政治的渴望和对腐败的深恶痛绝。这种道德观构成了传统社会的“集体良知”，使腐败行为不仅面临法律制裁，更需承受强大的舆论压力和道德谴责。宋代理学家朱熹曾言：“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将官员道德与国家荣辱直接关联，足见传统社会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
当代社会对腐败容忍度的提升，呈现出复杂的社会心理机制。
一方面，腐败的“常态化”使人们产生了“见怪不怪”的麻木心理。当腐败案例频繁曝光，特别是当一些腐败者在服刑后仍能过着优渥生活时，公众容易形成“腐败是成功捷径”的扭曲认知。
另一方面，“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风气助长了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泛滥。在某些场合，能通过“关系”和“门路”解决问题反而被视为有能力，清正廉洁者却被讥讽为“不懂变通”。更值得警惕的是，腐败文化已渗透至社会各层面，从学术抄袭到商业贿赂，从医疗红包到教育寻租，形成了系统性的道德妥协机制。
腐败容忍度提升的背后是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市场经济大潮中，物质成功被简化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催生了“目的正当化手段”的实用主义伦理。当房价高企、教育医疗成本攀升，普通人通过正当渠道难以获得安全感时，对腐败者的道德愤怒便让位于对自身处境的焦虑。同时，社会流动性固化使部分人产生“破窗效应”，既然规则已被破坏，何不随波逐流？——当旧道德规范瓦解而新规范尚未确立时，社会陷入价值真空，腐败便在这种真空中获得了生存空间。
腐败文化的蔓延对社会机体产生系统性腐蚀。它首先消解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信念，当年轻人目睹“能力不如关系”的现实，他们的奋斗动力和创造力将遭受重创。其次，腐败常态化导致公共资源配置扭曲，加剧社会不平等。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它破坏了社会信任的基础结构——当人们普遍预设办事需要“打点”，制度公信力便荡然无存。
面对腐败祛魅的社会困境，重建道德共识需要多维度努力。法治建设是基础，必须使腐败行为“得不偿失”，打破“牺牲一人幸福全家”的腐败经济账。透明国际组织提出的“国家廉政体系”理论强调，反腐败需要议会、审计机关、媒体公民社会等支柱共同发力。文化层面，应当重新诠释成功学，将道德价值重新纳入评价体系，如同古代“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标准。教育领域需加强公民意识培养，使年轻人具备识别和抵制腐败文化的能力。最重要的是重构社会激励机制，让守规矩者得利，让破坏规则者付出代价。
从深恶痛绝到见怪不怪，社会对腐败态度的变化实则是现代性困境的一种表现。当我们为物质繁荣付出道德代价时，有必要重读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警示：“财富显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好东西，因为它只是有用，是为了别的目的而存在。”一个健康社会不能将腐败视为不可避免的“必要之恶”，而应坚守“腐败即国耻”的道德底线。唯有重建对腐败的集体敏感性和道德拒斥，才能打破这种危险的麻木状态，为政治清明和社会公正创造文化条件。
毕竟，一个社会的道德高度，不在于它如何崇拜成功，而在于它如何定义值得崇拜的成功。
这种集体心态的微妙转变，折射出的不仅是道德标准的滑坡，更是一个社会价值体系深层次异化的症候。
传统中国社会对腐败持有严厉的道德审判。儒家思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将官员的道德操守置于核心地位。“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的训诫深入人心。历史上，包拯、海瑞等清官形象被神化，反映了民众对清廉政治的渴望和对腐败的深恶痛绝。这种道德观构成了传统社会的“集体良知”，使腐败行为不仅面临法律制裁，更需承受强大的舆论压力和道德谴责。宋代理学家朱熹曾言：“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将官员道德与国家荣辱直接关联，足见传统社会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
当代社会对腐败容忍度的提升，呈现出复杂的社会心理机制。
一方面，腐败的“常态化”使人们产生了“见怪不怪”的麻木心理。当腐败案例频繁曝光，特别是当一些腐败者在服刑后仍能过着优渥生活时，公众容易形成“腐败是成功捷径”的扭曲认知。
另一方面，“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风气助长了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泛滥。在某些场合，能通过“关系”和“门路”解决问题反而被视为有能力，清正廉洁者却被讥讽为“不懂变通”。更值得警惕的是，腐败文化已渗透至社会各层面，从学术抄袭到商业贿赂，从医疗红包到教育寻租，形成了系统性的道德妥协机制。
腐败容忍度提升的背后是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市场经济大潮中，物质成功被简化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催生了“目的正当化手段”的实用主义伦理。当房价高企、教育医疗成本攀升，普通人通过正当渠道难以获得安全感时，对腐败者的道德愤怒便让位于对自身处境的焦虑。同时，社会流动性固化使部分人产生“破窗效应”，既然规则已被破坏，何不随波逐流？——当旧道德规范瓦解而新规范尚未确立时，社会陷入价值真空，腐败便在这种真空中获得了生存空间。
腐败文化的蔓延对社会机体产生系统性腐蚀。它首先消解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信念，当年轻人目睹“能力不如关系”的现实，他们的奋斗动力和创造力将遭受重创。其次，腐败常态化导致公共资源配置扭曲，加剧社会不平等。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它破坏了社会信任的基础结构——当人们普遍预设办事需要“打点”，制度公信力便荡然无存。
面对腐败祛魅的社会困境，重建道德共识需要多维度努力。法治建设是基础，必须使腐败行为“得不偿失”，打破“牺牲一人幸福全家”的腐败经济账。透明国际组织提出的“国家廉政体系”理论强调，反腐败需要议会、审计机关、媒体公民社会等支柱共同发力。文化层面，应当重新诠释成功学，将道德价值重新纳入评价体系，如同古代“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标准。教育领域需加强公民意识培养，使年轻人具备识别和抵制腐败文化的能力。最重要的是重构社会激励机制，让守规矩者得利，让破坏规则者付出代价。
从深恶痛绝到见怪不怪，社会对腐败态度的变化实则是现代性困境的一种表现。当我们为物质繁荣付出道德代价时，有必要重读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警示：“财富显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好东西，因为它只是有用，是为了别的目的而存在。”一个健康社会不能将腐败视为不可避免的“必要之恶”，而应坚守“腐败即国耻”的道德底线。唯有重建对腐败的集体敏感性和道德拒斥，才能打破这种危险的麻木状态，为政治清明和社会公正创造文化条件。
毕竟，一个社会的道德高度，不在于它如何崇拜成功，而在于它如何定义值得崇拜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