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好文章，值得大家阅读，我用chatGPT改写成白话文如下。因为是逐段改写，前后有不一致的地方，请指正。
刘兰阶：日俄战争见闻录
1904年（甲辰年）爆发了日俄战争，战场设在中国的领土上，受害最深的就是中国人民，这种不平的事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吕镜宇先生、盛宣怀先生，还有沈仲礼、任逢辛、施子英几位先生，发起成立了红十字会，为的是救助奉天（今辽宁）地区的百姓。他们邀请我出关，我推辞不掉，就带着几个朋友一起北上。
当时中国还没有红十字会，临时也难以正式成立，所以我们就暂时借用“万国红十字会”的名义开展救援。战争开始后，整个辽东半岛都成了战区，地方广阔，灾情严重，办事非常困难。而最麻烦的地方在于：运送资金和粮食时，必须先跟日本和俄国方面交涉妥当，才可以行动；就连普通出行，如果没有事先交涉清楚，也不能坐他们的火车。那时我们的主权已经丧失，心中怎能不痛？
我在奉天工作了十几个月，亲身经历了各种危险和困难，眼见外国军队践踏我国土地，残害我国百姓的种种情形，我都一天天地记录下来，积累成了两卷手稿。希望能让同胞们了解一个国家不能软弱，否则人民将受尽苦难。这正是我们中国人必须上下齐心、自强不息的原因。
今年春天，裴伯谦同年向我索看那些记录，我到处寻找，却发现原稿不见了。只好凭记忆，把还能回忆起的一些事情写下来作为回应，但可惜这仅仅是原记录的一小部分罢了！
1913年秋天， 三湖（注）蠖慵自识。
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吕镜宇、盛宣怀两位尚书，与沈仲礼、任逢辛、施子英三位先生一起创办了“万国红十字会”，以救助战区百姓。当时我正担任直隶地区的特用知县，应邀出关，协助办理分会的事务。
在五月初四那天，我到北京去外务部申请中、日、俄三国的通行护照。不料护照送到后，我发现上面写着“辽河以西”几个字，这样的限定范围根本无法使用，于是请求将“以西”两字改为“一带”，使范围更灵活一些。 外务部的官员却说，这句话是日本方面要求加上的，不方便更改。后来我亲自到日本使馆去核实，并请他们查看护照内容。结果发现，护照底稿上的“辽河以西”四个字，其实是外务部自己加上去的，根本不是日方要求。原来这帮官员既不懂地理，也分不清东西方向（注：辽西当时是中立地带，辽东才是战争主战场，我们红十字会当然必须前往辽东）。这件事耽误了我们很多工作。由此我才明白，外务部之前屡次在外交事务上失败，其实都是自己造成的！
刘兰阶：日俄战争见闻录
1904年（甲辰年）爆发了日俄战争，战场设在中国的领土上，受害最深的就是中国人民，这种不平的事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吕镜宇先生、盛宣怀先生，还有沈仲礼、任逢辛、施子英几位先生，发起成立了红十字会，为的是救助奉天（今辽宁）地区的百姓。他们邀请我出关，我推辞不掉，就带着几个朋友一起北上。
当时中国还没有红十字会，临时也难以正式成立，所以我们就暂时借用“万国红十字会”的名义开展救援。战争开始后，整个辽东半岛都成了战区，地方广阔，灾情严重，办事非常困难。而最麻烦的地方在于：运送资金和粮食时，必须先跟日本和俄国方面交涉妥当，才可以行动；就连普通出行，如果没有事先交涉清楚，也不能坐他们的火车。那时我们的主权已经丧失，心中怎能不痛？
我在奉天工作了十几个月，亲身经历了各种危险和困难，眼见外国军队践踏我国土地，残害我国百姓的种种情形，我都一天天地记录下来，积累成了两卷手稿。希望能让同胞们了解一个国家不能软弱，否则人民将受尽苦难。这正是我们中国人必须上下齐心、自强不息的原因。
今年春天，裴伯谦同年向我索看那些记录，我到处寻找，却发现原稿不见了。只好凭记忆，把还能回忆起的一些事情写下来作为回应，但可惜这仅仅是原记录的一小部分罢了！
1913年秋天， 三湖（注）蠖慵自识。
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吕镜宇、盛宣怀两位尚书，与沈仲礼、任逢辛、施子英三位先生一起创办了“万国红十字会”，以救助战区百姓。当时我正担任直隶地区的特用知县，应邀出关，协助办理分会的事务。
在五月初四那天，我到北京去外务部申请中、日、俄三国的通行护照。不料护照送到后，我发现上面写着“辽河以西”几个字，这样的限定范围根本无法使用，于是请求将“以西”两字改为“一带”，使范围更灵活一些。 外务部的官员却说，这句话是日本方面要求加上的，不方便更改。后来我亲自到日本使馆去核实，并请他们查看护照内容。结果发现，护照底稿上的“辽河以西”四个字，其实是外务部自己加上去的，根本不是日方要求。原来这帮官员既不懂地理，也分不清东西方向（注：辽西当时是中立地带，辽东才是战争主战场，我们红十字会当然必须前往辽东）。这件事耽误了我们很多工作。由此我才明白，外务部之前屡次在外交事务上失败，其实都是自己造成的！
五月底，我从天津出关（指离开天津往关外地区），第一天到了山海关，第二天下午抵达沟帮子，换乘火车后，当晚到达新民府。由于护照的问题，不能越过辽河进入战区，只好暂时住在新民府分会，负责处理一些护送难民的事务。 当时正好是增子固中丞（即清朝官员增祺）担任新民府的地方长官，多亏他给予指示和支持，我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没有耽误。
七月份，我又转移到沟帮子继续按常规开展工作，但心情一直郁郁不畅，总觉得不安。夜里经常听到隆隆的炮声，有时还能看到东南方向不断闪烁的电光，大家都说那就是日俄交战的地方。 我想到当时局势的混乱，看到百姓陷入战火之中、家破人亡的悲惨景象，内心极其痛苦，忧虑得难以自控。
十月中旬，总会来电让我前往辽东一带。我于是将沟帮子分会的账目结清，交由魏、许两位先生接手处理。之后，我带着几位朋友搭火车前往营口的西岸。刚要过辽河，忽然炮声震耳、子弹如雨，在我们头顶上呼啸而过，这才知道日俄两军正在牛家屯交战，而此地距离战场只有五里多远。
牛家屯是日本设立的军粮仓库，据说里面存放的军粮价值三百多兆日元，是全军命脉所系。前方是鞍山站（属海城县），辽阳、奉天等地都驻有日军主力部队。左侧有辽河作为天然屏障，辽西为中立地区，按理说俄军不可以越界。
但没想到，俄军大约有八千人，打探到牛家屯只有几十名日本守军，就从新民屯渡过辽河，违反中立协定，向牛家屯进攻。当时土匪冯麟阁恰好带兵经过，双方激战了两个多时辰。 日军急忙发电报求援，但最近的援军距离还在百里之外，根本来不及赶到。如果俄军真能冲过来，守军寡不敌众，肯定全军溃败，粮台也将被毁。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日军急中生智：就在附近招募了六百多名劳工，每人发一元洋钱和一根黑木棍，顶在肩上，装作拿枪的样子，来回穿梭。几十名日军也假装开火，不停放枪。牛家屯的围墙不过齐肩高，一旦俄军冲进来放火烧粮，日本整个东线的作战能力就可能被毁灭。 俄军远远看到这么多人“扛枪”准备迎战，以为自己侦查出错了，竟然不敢继续进攻，还怀疑探子报告虚假，就把侦查兵杀了。直到日军从盖平方向的火车开来，只打了一轮枪，俄军就伤了几十人，随后撤退了。
虽然这个战果可以说是“天意”，但归根结底，还是靠人力与机智所致。日本天皇得知此事后震怒无比，认为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粮台，竟然只派几十人看守，倘若出事，后果不堪设想。天皇大发雷霆，主将大木也无言以对。 于是日本方面突然异想天开，竟然诬陷海城的王令理堂和辽阳的陈牧松泉等十几名书差，说他们与俄军通信、泄露情报，才导致这次俄军犯境。他们被押送到大连（青泥洼）审判。 当时袁宫保（袁世凯）与日方交涉，将王、陈两人保释回来，但那些书差已经被枪决了。后来我在天津与陈松泉先生相见时，他还不知道自己曾被牵连其中的详细经过。
我正要过辽河，手里拿着的护照上写着“辽河以西”字样，有它反而成了麻烦，真不如没有。所以我心中十分不安，只好把护照藏起来，不拿出来用了。 到了营口，日本人来查验护照，我便回答说没有。他们问：“怎么会没有护照？”我就回他们一句话：“我去贵国当然需要护照，但我是中国人，到中国的土地上来，怎么还需要护照？”日本人听了，知道我有理，也就无话可说，悻悻地走了。后来我们红十字会的会员进入辽东时，也都用这句话应对检查。
当王令理堂和陈牧松泉被日军逮捕时，增子固将军曾发电报，请袁宫保（袁世凯）派人处理这件事。恰好通永道晏诚卿观察（清代对“道员”的尊称）来到天津，袁宫保便与他商议，挑选一位认真负责、吃苦耐劳的人选来办差。他听说我当时正在盖平，就决定由我就近担任处理。于是紧急发电邀我到天津。 我当时并不清楚是何事，匆匆赶到天津。一见观察，他就说：“让你代理海城县官职，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能代理这样的大缺（重要职位），非常感激，但有三件事还需仔细考虑。”。 他问是哪三件事？我回答说：
**第一件事：**日俄两国为争东北之地，花了几百兆银子，战死几十万人，是为了中国的领土打仗的吗？这说得过去吗？从长远看，东三省恐怕最终也不会是我们中国的了。
**第二件事：**我是奉旨特选的“班补人员”，只要到省里报到，就可以补上一个缺。如果我去代理海城县，将军（指增子固）一定会把我长期留在奉天地方任职，这样我正式的补缺就遥遥无期了。
**第三件事：**海城县虽然是个大缺、地方富庶，如果我想借这个位置捞钱，每年能拿上几万两银子；可我有良心，绝不肯做那种事。但如果不捞钱，反而每年还得倒贴一两万两，我自己根本负担不起。
我再三考虑之后，觉得自己还是不适合，就只好辜负了袁宫保的好意。观察听完，也觉得我说得有道理。
营口分会临时借用了几间房子作为落脚的地方。当时局势非常紧张，风声鹤唳，谣言四起，朋友们整日低声议论、夜不能寐，人人神情憔悴、可怜兮兮。 我安慰大家说：“我们红十字会是来从事人道救援工作的，两国交战不会故意伤害我们。现在营口前面是大海，左边是辽河，这里是个四面受阻的绝地，了解军事的人都不会来这里争斗。大家应该放宽心，好好办正事。”然而朋友们当中还是有人半信半疑。大概是因为义务感终究比不上对危险的担忧——这也是人之常情。
当年俄国人打着“还辽”的旗号，取得了旅顺的租借权，并修建铁路贯通旅顺到哈尔滨，与西伯利亚铁路相接。沿线各站修建得宽敞坚固，明显不是短期驻用，而是有“久借不还”的打算。 而日本人早就把辽东看作是自己的囊中之物，现在被俄国抢走，自然怒火中烧，两国矛盾也因此日益激化，最终爆发战争。
日本人很狡猾，先从貔子窝（今辽宁普兰店东皮口镇）登陆，占据了海城、盖平等地，并从中间切断了俄国修建的铁路，甚至在各个车站架设炮台，阻止俄军通行。 俄军总司令此时还在旅顺，进退不得。他们竟然想出一计：打着我们红十字会的旗号开火车、扬红十字旗，从日军防线通过。等到日本人察觉时，列车已经开远了，追也追不上。这一招真是够奸诈的！ 后来日本人就此事向中国提出交涉，但最后也没有什么结果。
山东人刘寿山，是个性格豪爽、有侠义风范的人。他在盖平（今辽宁盖州）开设“海号”商行，与俄国商人有生意往来，买卖做得很不错。 1900年庚子事变（义和团运动）期间，义和团进入盖平，怀疑刘寿山勾结俄国人，便将他关进黑牢，准备处死。恰巧俄军进入盖平，当地俄商察觉此事后，向俄军司令请求释放刘寿山，并派了四名俄兵保护他。
俄军进城后，军纪败坏，肆意抢掠三天，无所不为。刘寿山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走救人，成功保护了不少无辜百姓。他还和俄兵协商，在夜间将几百名年轻妇女从城墙上吊出逃生；又请求俄军司令开城放出数千名老弱百姓。这一系列行动救了无数人性命，功德之大，世人无不称颂。 后来日军占领盖平，又把刘寿山抓了去。但一听到民间舆论纷纷称赞他的义行，便立即将他释放，并任命他为区长。我后来抵达盖平，所托各项事务由他办理，安排得井井有条。
当时日军实施海上封锁，不准船只通行。我们红十字会筹集的粮食原打算用火车从营口运来，走旱路约180多里，运输费用非常高。刘寿山建议我改为海运，并亲自与日军交涉，成功租用了几只船，将粮食运到望山（注：望山位于盖平和复县之间，晴天可望见泰山，因此得名——不过我在望山庙里住了几天，却始终没看到泰山）。 用海路运粮，不但让难民方便得多，还节省了逾一万串铜钱的运费。刘寿山不仅胆识过人，而且多次为本会立下大功，实在令人敬佩！
在关外（东北），一个官员的地位比内地还要显赫。盖平县有位中举的“孝廉”（举人），人虽身穿官服，却凶残如虎。 盖平县出产蚕丝，每年价值约三百万元，家家户户养蚕，而养蚕所需的主要饲料就是“椿树”。因此，谁家若有万株椿树，就如同拥有侯爵的家产一般显贵。 这位孝廉的邻居有一千多株椿树，被他强行霸占为己有。邻人痛苦哀求，跪地求情，请求把其中五百株“送”给孝廉作为寿礼。孝廉却说：“这些树本来就是我的，你何必‘送’？”邻人又增至八百株求饶，孝廉仍然不肯让步。 这位邻人走投无路、心如死灰，最后愤而将孝廉刺死，自首承担罪责。他的行为虽有过激之处，但其遭遇也令人同情！
盖平县靠近海边，土地贫瘠，气候寒冷，不适合种桑树（用于传统养蚕）。当地人改用椿树叶来养蚕：蚕长到半寸左右，就被放到椿树上任其自然结茧。虽然这种蚕丝颜色偏黑、价格便宜，但在山东、直隶一带卖得很畅销，俄国商人也有收购。 能将贫瘠之地变成有产值的良田，这是实业发展中很值得提倡的方向。 我后来调任广昌县（位于居庸关以内），那里气候与盖平相近，到处是山地，同样不宜种桑。我当时正计划请刘寿山帮我购买几万株椿树，用火车运到涞水，再往山区运送，同时雇人培训百姓种植和养蚕技术，希望借此在当地推广实业、改善民生。 不料后来在新乐任职期间，因长辈去世，我遵守守丧礼节回乡（称“奉讳南旋”），没能把这件事做成。至今想起来，我都为未能完成此志深感遗憾与愧疚。
当时的东三省巡抚周玉帅（即周馥），得知我们红十字会的护照无法通过辽河，感到非常遗憾。他致电总会，说可通过在北京的德国男爵司肯多福与日方交涉，想办法疏通。 等这位德国人来了总会，我们一起商议具体实施办法，敲定了薪资、伙食、翻译等费用，还筹措了战地开销的银两，并派许文卿与两位翻译陪同其出发。 在北京协商了一个多月后，日方终于同意让他通行至营口。谁知这位德国人却突然开始摆起架子，自命“奇货可居”，竟然电报总会，要求将关外分会所有成员都归他节制、听他指挥。 总会见我此时早已深入到营口以北数百里之地，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将他辞退。 但为此人筹措的薪水与差旅费，早就花掉了不少，最后却一无所成，实在令人失望。
1905年正月初七，我从盖平出发前往海城，途中经过青石关。这是一处两山对峙的险要关口，中间只有一条窄道供火车通行。 正好遇到几千名日军也在这段路上行军，我们的人夹杂在他们当中，来往拥挤、非常不便。我便吩咐车夫绕道走摩天岭，虽然要多走二十里路，但安全一些。 （查资料得知，东北有三个摩天岭：一在凤凰城，一在辽阳，一在盖平与海城之间。这一处土名叫“巴岭”，说的正是我们绕过的这段。） 那天夜色昏暗，我内心也很警惕。忽然看到一团高约二尺的黑影，头戴纱帽，从车旁掠过，人和牲口都吓了一跳。到了大石桥，已是晚上十点多，客栈都住满了，我们差点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我问路人刚才看到的那东西是什么，大家都说是“山神”。是真是假，我也弄不清楚。
到了二月下旬，海城和盖平两地的赈济粮食发放工作已经完成。我打算从营口前往辽阳。 但辽河一带有日军驻防，检查极其严格。没有日本都督签发的护照，根本无法通行。 我早上八点钟就到了日军都督府，翻译牧野说，都督要到九点半才上班，叫我到时再来。他随后离开了。 我等了一会儿，直接见到了都督，但语言不通，只能靠写字沟通。我写道，我是去辽阳赈灾的，请给我签发一张大船护照和一张个人护照，以便顺利通行（因为沿途水路设有关卡，没有船只护照船就会被扣，没有个人护照人也无法通过）。 都督便命令一位事务员写好两份护照，加盖印章交给我。我向他道谢，正准备离开，牧野刚好回来。 牧野一见我拿着护照，就说：“船的事不行。”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我们日军有八千人要去辽阳，船都不够用，怎么能给你用？” 我把已经签发好的护照拿给他看，他看了一眼，脸红不语，转身离开。这事让我再次感受到日本人的虚伪和刁钻，真是可见一斑。
1905年三月，我抵达辽阳之后，随即前往首山埠等地查看灾情。（注：首山即首阳山，山势不高，山上有一座供奉伯夷、叔齐的庙宇，山石崖壁上还有一块大手印。） 现场的情形惨不忍睹：尸骨遍野，房屋全毁，几乎无一完好。在东乡稍微还能看到几间房屋，地下还挖有一丈多深的地道，是当地人为了躲避炮火而修建的避难所。
当时有一位英国医生白大夫，是由本会另一位英国会员魏伯诗德邀请来的。白大夫到辽阳已经好几个月了，却始终没有亲自下乡考察，只听一些教会信徒的说法，就轻率地断言辽阳“并无灾情”。 如果照他这样说，那我们红十字会完全可以不设分会、不赈灾了。我随即向总会及其他相关地区电报，详细说明了辽阳的实际灾情。 白大夫得知此事后，到分会大吵大闹。我冷静地对他说：“我是红十字会会员，电报是我职责内的事情，我有权独立发电报。只需据实报告灾情轻重，为何非得先征求你的意见呢？”白大夫听后无话可说。 不久，魏伯诗德前来问我：“白大夫说这里没有灾情，您又说灾情严重，到底哪位说得对？” 我说：“您来了正好，不妨亲自下乡查看一趟，就能分辨真假。” 后来魏伯诗德走访乡间回来，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您是个好人！”我笑着回答：“白大夫也是个好人，只可惜他没亲眼看到灾情罢了。” 魏伯诗德返回营口之后，立刻致电总会和袁宫保（袁世凯），称赞我办事踏实可靠。
我到了辽阳十多天，日军对我并不怎么热情接待，大概是因为我身份上属于中国官员。他们一听我是“官”，就有戒心，使我深感委屈，不禁长叹。 想到以前在天津认识的一位老朋友郑永昌（日本人号吉甫），他是郑成功的后代，曾担任日本驻天津领事——（戊戌政变时，正是他放走了康有为）。现在他在营口开设了一家“成功洋行”，专门为日军供应物资。 我便将辽阳的情况写信告诉他。他马上致信日军司令，为我担保，说：“此人虽然是官员，但赈灾已有数十年，从未私取一文。”日军司令这才改变态度，对我礼貌有加——我去时设酒招待，我走时不论风雨都亲自送出大门。 但他们还是不允许我前往前线战区。翻译对我说：“炮火无情，您何必亲身涉险？”我回答：“我们红十字会做的是救人之事，不亲到战地，怎能救人？” 经过几天交涉，对方才答应：只要我加入日本赤十字社，佩戴他们的会徽，我方红十字会徽仍可佩带，持有他们颁发的执照，无论是士兵还是军政司见了都会致礼，也就可以通行无阻了。 我说：“你们日本也有很多人加入我们中国的红十字会，我加入你们的赤十字社又有什么不可以？”于是我领取了会章和执照各六份，还给我的妻子和女眷一份。 没想到我们自己的一些会员却因此反感，说我这样做“形同入教”，感到不认同。我写信向总会汇报此事，总会电复表示赞成支持。 等我把辽阳的事务处理完毕，准备前往他处继续救援时，日军又不放行。我于是将多余的会章和执照分发给其他会员，这才畅通无阻。但为时已晚，已经耽误了好几个月。
我们设在辽阳的分会，原本是俄国人留下的医院，地方非常宽敞。门内西边有五间屋子，供工作人员办公和休息。后面四进厢房，用来收容受伤士兵和平民，总共有八九百人。 当时瘟疫盛行，很多人早上还好好的，晚上就死了。几位外国医生都不敢来分会，还劝我们赶紧离开。 没想到我们十几个人，上上下下，在那里住了好几个月，却平安无事。
一次大雨之后，院内积水达一尺深。我指挥开沟排水，结果发现地下埋着许多头骨——原来俄军战败时焚烧尸体，只把头颅埋在地里，打算将来带回俄国安葬。可战事久拖，归国无望，这些头骨就永远埋在异乡土地上。想到这一点，实在令人感到悲惨无比。 于是我与地方官商量，将这些遗骨集中，移至城外高地，择地厚葬。
辽阳的本地士绅官气十足，讲排场、重身份。我们红十字会的分会设在城东偏僻之处，离州署有三里多远。我为了节省经费，每天步行往返。有些人见了就嘲笑我，说：“你很快就要补上正式官职，身为大老爷还步行，不太体面吧？” 我回答：“现在这里物价奇高，鸡蛋一个就要两角，表芯纸每张八文，连稻草每斤都卖到百文以上，甚至运稻草的火车运费和运绸缎一样贵，真是闻所未闻。如果我每天乘车，一个月下来至少得花一百两银子。这都是公费，我若省下这些钱，可以多救几条命。你们不但不感激，反倒讥笑我，良心何在？”
日军不像俄军那样搭帐篷住宿，到处挤占民房（而俄军在撤退时还把老百姓的房子烧掉，免得日军使用，害得百姓无家可归、露宿风雨、生不如死）。 日军更是强行将老人孩子赶出屋子，把成年男子留下做苦工，对妇女肆意侵辱，无恶不作。老百姓去向司令部控告，也没人理会。
俄军在驻扎时，吃的用的都是就地采购，多少还能给百姓带点收入。而日军却把所需物资都从本国运来，用的军费高达数千万银元，全都是以“军用手票”支付，从一角到百元不等，强迫百姓收下流通（整个辽东一千多里地，没有一角现洋）。谁敢拒绝就被吊打，甚至打死，惨无人道。 关外百姓一向淳朴，很多人明知战区危险，却也无法逃避或不敢逃走。在战火之下被轮番蹂躏、哭诉无门，让人痛心不已！
我最多只到过战场前线三四里之地，不是怕死，而是因为家中还有老母在堂，不便轻易涉险（当时毛实君方伯也嘱托我：“你有老母在家，不宜亲身冒险。”）。 但我也见过一些外籍红十字会员坐在车上观战，有的还被炮火击伤。
据说日军打仗时奋不顾身，哪怕前面明知会死，也争先恐后往上冲。因为日本对阵亡军人会给予抚恤，连子孙后代都可享世袭荣禄，社会也会尊敬他们；而若逃跑，就是千夫所指，终身潦倒、难以立足。所以人人争死，战无不胜。 例如俄军在首山埠曾驻扎五万兵力，修有炮台，并设置了铁丝网防线，长两三里、宽两丈多，立着大木桩，拉着粗铁丝，上下布满一尺多长的铁刺，还沿网架设火炮，看起来几乎无法突破。 日军仅两万人，其中百余敢死队员爬上铁丝网被刺死，其余士兵就踩着他们的尸体冲过去。俄军也毫无办法。俄国炮台只能横向发射，不能向下打。日军就像蛇一样贴地前进，前人倒下，后人继续冲，等他们到了炮台下，俄军的炮已无法攻击，于是炮台被攻陷。 双方激战三天三夜，枪声不断，甚至短兵相接。据说这一战共死亡七万余人，俄军只剩一千多人，日军也仅剩数百，却仍无退意。最终俄军败退至辽阳（首山埠距辽阳仅二十里）。
俄军败退后，在辽阳城内外埋了许多地雷炸药。有一次因大雨引发电流，引爆了炸药，半夜轰鸣如雷。所幸那时路上无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与军政司商量对策，雇工人找来几十根粗木，两端套上铁环，用长绳拉动，像滚木碌碡那样拖着走，这样才引爆了不少地雷。 但就在州署花厅西偏的一棵大树下，还留有几枚炸弹，至今（写作时间）仍无人敢动。
当时关外土匪横行，以冯麟阁、杜立山、金万福等人为首，手下往往带着几千到上万人，在各地流窜骚扰，百姓深受其害，生活无以为继。 这些土匪头目手下分支很多，其中有个叫吴双树的，年纪很轻，长相也颇为俊朗，却专门从事掳人勒索，案子积重难数。 那时，沈叔瞻（名金鉴，浙江湖州人）暂署辽阳知府之职，设法将吴双树捉拿归案。在审问过程中，吴对各项罪行都坦然承认、毫不隐瞒。 后来沈又追问他一桩特别严重的案子：腾螯埠抢劫案（注：腾螯埠距离城里几里远，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次劫案）。吴却笑着说： “父母官（他自称是罪人，称沈为父母官）太糊涂了！我认下的案件就已经够砍好几个头了，还要问腾螯埠干嘛？如果厨房里刚好有酒菜，就拿来给我吃了。” 说完，又自嘲地补了一句： 双树我不过才二十出头，再过几年，不知要浪费多少钱、害死多少人。不如现在就把我处决了，也就干净了。” 说完，就径直走出衙门口，准备接受处决。他那种视死如归、不畏生死的态度中，颇有几分豪气。 只可惜他从小缺乏教育，走上歧路；若能得到正当的引导和修养，或许能成为国家有用之才。这实在是令人感叹和惋惜的事。
从辽阳回营口走水路，最快也要四五天，如果能搭乘日本军用火车，一天就能到。但当时军务非常紧张，火车专门运送军队和粮草，像我们这样的人若想搭车，必须由本州政府发出正式照会。 我原计划在七月十六日出发，便在十四日那天去州署，请求办理文件。十五日那天，我又去见沈叔翁（沈金鉴），他说火车站的站长小山今晚会来，可以安排见面谈谈。 那天酉时（傍晚），小山果然和一位名叫佐佐木盛一的朋友一起来了。佐佐木原是盖平军政司的翻译，能讲多种语言，以前和我交情很深。老友重逢，我们握手畅谈，倍感亲切。 席间说起火车的事，小山说：“我今天刚刚卸任，已经向新站长交接，也打了招呼，安排你们搭车没有问题，请刘先生放心。” 十六日早上，我和几位朋友到火车站，小山已经在站前等候。他说：“我昨晚回来时，新站长已经休息了，原本打算早上再谈，谁知他清晨就进城了，不过很快就会回来，不会耽误你们上车。”说完便急匆匆离去。 我一个人在车站外来回踱步等候。这时，佐佐木看到我神色焦急，便请我上楼，摆酒招待我。他见我神情疲惫、手里还拿着申请表，说：“你放心，等时候到了我一定亲自送你上车。” 不久后我们一起下楼，小山也赶回来了。他陪我一起走到火车站月台上的高地，从这里可以远远望见州城，约有四里多远。沿路都看不到一辆火车。于是他陪我一起到车务处，对里面的人说：“这位先生是来办理红十字会事务的，现在要回营口，请尽快给他开票。等站长回来我们再详谈。” 我终于顺利上了火车。这时还有人私下批评我说：“你怎么临时才来办车票，太仓促了。” 我忍不住回应道：“你们知道其他分会的人手众多，还有日英翻译陪同，有时也照样被日军为难；而我这里，带的人不过寥寥数人，书记、翻译全由我一人兼任。一路上遇到兵丁、土匪，全靠我亲自周旋应付，所受委屈辛苦，不足为外人道。” “就像今天这件事——你们在接待室里多么舒服，而我一个年老之人，却要在站台边奔波徘徊，不知费了多少周折才得以上车。我们一起共事已有一年多，连你们都不能体谅我，那还谈什么别人的理解呢？”
当王令理堂和陈牧松泉被日军逮捕时，增子固将军曾发电报，请袁宫保（袁世凯）派人处理这件事。恰好通永道晏诚卿观察（清代对“道员”的尊称）来到天津，袁宫保便与他商议，挑选一位认真负责、吃苦耐劳的人选来办差。他听说我当时正在盖平，就决定由我就近担任处理。于是紧急发电邀我到天津。 我当时并不清楚是何事，匆匆赶到天津。一见观察，他就说：“让你代理海城县官职，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能代理这样的大缺（重要职位），非常感激，但有三件事还需仔细考虑。”。 他问是哪三件事？我回答说：
**第一件事：**日俄两国为争东北之地，花了几百兆银子，战死几十万人，是为了中国的领土打仗的吗？这说得过去吗？从长远看，东三省恐怕最终也不会是我们中国的了。
**第二件事：**我是奉旨特选的“班补人员”，只要到省里报到，就可以补上一个缺。如果我去代理海城县，将军（指增子固）一定会把我长期留在奉天地方任职，这样我正式的补缺就遥遥无期了。
**第三件事：**海城县虽然是个大缺、地方富庶，如果我想借这个位置捞钱，每年能拿上几万两银子；可我有良心，绝不肯做那种事。但如果不捞钱，反而每年还得倒贴一两万两，我自己根本负担不起。
我再三考虑之后，觉得自己还是不适合，就只好辜负了袁宫保的好意。观察听完，也觉得我说得有道理。
营口分会临时借用了几间房子作为落脚的地方。当时局势非常紧张，风声鹤唳，谣言四起，朋友们整日低声议论、夜不能寐，人人神情憔悴、可怜兮兮。 我安慰大家说：“我们红十字会是来从事人道救援工作的，两国交战不会故意伤害我们。现在营口前面是大海，左边是辽河，这里是个四面受阻的绝地，了解军事的人都不会来这里争斗。大家应该放宽心，好好办正事。”然而朋友们当中还是有人半信半疑。大概是因为义务感终究比不上对危险的担忧——这也是人之常情。
当年俄国人打着“还辽”的旗号，取得了旅顺的租借权，并修建铁路贯通旅顺到哈尔滨，与西伯利亚铁路相接。沿线各站修建得宽敞坚固，明显不是短期驻用，而是有“久借不还”的打算。 而日本人早就把辽东看作是自己的囊中之物，现在被俄国抢走，自然怒火中烧，两国矛盾也因此日益激化，最终爆发战争。
日本人很狡猾，先从貔子窝（今辽宁普兰店东皮口镇）登陆，占据了海城、盖平等地，并从中间切断了俄国修建的铁路，甚至在各个车站架设炮台，阻止俄军通行。 俄军总司令此时还在旅顺，进退不得。他们竟然想出一计：打着我们红十字会的旗号开火车、扬红十字旗，从日军防线通过。等到日本人察觉时，列车已经开远了，追也追不上。这一招真是够奸诈的！ 后来日本人就此事向中国提出交涉，但最后也没有什么结果。
山东人刘寿山，是个性格豪爽、有侠义风范的人。他在盖平（今辽宁盖州）开设“海号”商行，与俄国商人有生意往来，买卖做得很不错。 1900年庚子事变（义和团运动）期间，义和团进入盖平，怀疑刘寿山勾结俄国人，便将他关进黑牢，准备处死。恰巧俄军进入盖平，当地俄商察觉此事后，向俄军司令请求释放刘寿山，并派了四名俄兵保护他。
俄军进城后，军纪败坏，肆意抢掠三天，无所不为。刘寿山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走救人，成功保护了不少无辜百姓。他还和俄兵协商，在夜间将几百名年轻妇女从城墙上吊出逃生；又请求俄军司令开城放出数千名老弱百姓。这一系列行动救了无数人性命，功德之大，世人无不称颂。 后来日军占领盖平，又把刘寿山抓了去。但一听到民间舆论纷纷称赞他的义行，便立即将他释放，并任命他为区长。我后来抵达盖平，所托各项事务由他办理，安排得井井有条。
当时日军实施海上封锁，不准船只通行。我们红十字会筹集的粮食原打算用火车从营口运来，走旱路约180多里，运输费用非常高。刘寿山建议我改为海运，并亲自与日军交涉，成功租用了几只船，将粮食运到望山（注：望山位于盖平和复县之间，晴天可望见泰山，因此得名——不过我在望山庙里住了几天，却始终没看到泰山）。 用海路运粮，不但让难民方便得多，还节省了逾一万串铜钱的运费。刘寿山不仅胆识过人，而且多次为本会立下大功，实在令人敬佩！
在关外（东北），一个官员的地位比内地还要显赫。盖平县有位中举的“孝廉”（举人），人虽身穿官服，却凶残如虎。 盖平县出产蚕丝，每年价值约三百万元，家家户户养蚕，而养蚕所需的主要饲料就是“椿树”。因此，谁家若有万株椿树，就如同拥有侯爵的家产一般显贵。 这位孝廉的邻居有一千多株椿树，被他强行霸占为己有。邻人痛苦哀求，跪地求情，请求把其中五百株“送”给孝廉作为寿礼。孝廉却说：“这些树本来就是我的，你何必‘送’？”邻人又增至八百株求饶，孝廉仍然不肯让步。 这位邻人走投无路、心如死灰，最后愤而将孝廉刺死，自首承担罪责。他的行为虽有过激之处，但其遭遇也令人同情！
盖平县靠近海边，土地贫瘠，气候寒冷，不适合种桑树（用于传统养蚕）。当地人改用椿树叶来养蚕：蚕长到半寸左右，就被放到椿树上任其自然结茧。虽然这种蚕丝颜色偏黑、价格便宜，但在山东、直隶一带卖得很畅销，俄国商人也有收购。 能将贫瘠之地变成有产值的良田，这是实业发展中很值得提倡的方向。 我后来调任广昌县（位于居庸关以内），那里气候与盖平相近，到处是山地，同样不宜种桑。我当时正计划请刘寿山帮我购买几万株椿树，用火车运到涞水，再往山区运送，同时雇人培训百姓种植和养蚕技术，希望借此在当地推广实业、改善民生。 不料后来在新乐任职期间，因长辈去世，我遵守守丧礼节回乡（称“奉讳南旋”），没能把这件事做成。至今想起来，我都为未能完成此志深感遗憾与愧疚。
当时的东三省巡抚周玉帅（即周馥），得知我们红十字会的护照无法通过辽河，感到非常遗憾。他致电总会，说可通过在北京的德国男爵司肯多福与日方交涉，想办法疏通。 等这位德国人来了总会，我们一起商议具体实施办法，敲定了薪资、伙食、翻译等费用，还筹措了战地开销的银两，并派许文卿与两位翻译陪同其出发。 在北京协商了一个多月后，日方终于同意让他通行至营口。谁知这位德国人却突然开始摆起架子，自命“奇货可居”，竟然电报总会，要求将关外分会所有成员都归他节制、听他指挥。 总会见我此时早已深入到营口以北数百里之地，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将他辞退。 但为此人筹措的薪水与差旅费，早就花掉了不少，最后却一无所成，实在令人失望。
1905年正月初七，我从盖平出发前往海城，途中经过青石关。这是一处两山对峙的险要关口，中间只有一条窄道供火车通行。 正好遇到几千名日军也在这段路上行军，我们的人夹杂在他们当中，来往拥挤、非常不便。我便吩咐车夫绕道走摩天岭，虽然要多走二十里路，但安全一些。 （查资料得知，东北有三个摩天岭：一在凤凰城，一在辽阳，一在盖平与海城之间。这一处土名叫“巴岭”，说的正是我们绕过的这段。） 那天夜色昏暗，我内心也很警惕。忽然看到一团高约二尺的黑影，头戴纱帽，从车旁掠过，人和牲口都吓了一跳。到了大石桥，已是晚上十点多，客栈都住满了，我们差点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我问路人刚才看到的那东西是什么，大家都说是“山神”。是真是假，我也弄不清楚。
到了二月下旬，海城和盖平两地的赈济粮食发放工作已经完成。我打算从营口前往辽阳。 但辽河一带有日军驻防，检查极其严格。没有日本都督签发的护照，根本无法通行。 我早上八点钟就到了日军都督府，翻译牧野说，都督要到九点半才上班，叫我到时再来。他随后离开了。 我等了一会儿，直接见到了都督，但语言不通，只能靠写字沟通。我写道，我是去辽阳赈灾的，请给我签发一张大船护照和一张个人护照，以便顺利通行（因为沿途水路设有关卡，没有船只护照船就会被扣，没有个人护照人也无法通过）。 都督便命令一位事务员写好两份护照，加盖印章交给我。我向他道谢，正准备离开，牧野刚好回来。 牧野一见我拿着护照，就说：“船的事不行。”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我们日军有八千人要去辽阳，船都不够用，怎么能给你用？” 我把已经签发好的护照拿给他看，他看了一眼，脸红不语，转身离开。这事让我再次感受到日本人的虚伪和刁钻，真是可见一斑。
1905年三月，我抵达辽阳之后，随即前往首山埠等地查看灾情。（注：首山即首阳山，山势不高，山上有一座供奉伯夷、叔齐的庙宇，山石崖壁上还有一块大手印。） 现场的情形惨不忍睹：尸骨遍野，房屋全毁，几乎无一完好。在东乡稍微还能看到几间房屋，地下还挖有一丈多深的地道，是当地人为了躲避炮火而修建的避难所。
当时有一位英国医生白大夫，是由本会另一位英国会员魏伯诗德邀请来的。白大夫到辽阳已经好几个月了，却始终没有亲自下乡考察，只听一些教会信徒的说法，就轻率地断言辽阳“并无灾情”。 如果照他这样说，那我们红十字会完全可以不设分会、不赈灾了。我随即向总会及其他相关地区电报，详细说明了辽阳的实际灾情。 白大夫得知此事后，到分会大吵大闹。我冷静地对他说：“我是红十字会会员，电报是我职责内的事情，我有权独立发电报。只需据实报告灾情轻重，为何非得先征求你的意见呢？”白大夫听后无话可说。 不久，魏伯诗德前来问我：“白大夫说这里没有灾情，您又说灾情严重，到底哪位说得对？” 我说：“您来了正好，不妨亲自下乡查看一趟，就能分辨真假。” 后来魏伯诗德走访乡间回来，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您是个好人！”我笑着回答：“白大夫也是个好人，只可惜他没亲眼看到灾情罢了。” 魏伯诗德返回营口之后，立刻致电总会和袁宫保（袁世凯），称赞我办事踏实可靠。
我到了辽阳十多天，日军对我并不怎么热情接待，大概是因为我身份上属于中国官员。他们一听我是“官”，就有戒心，使我深感委屈，不禁长叹。 想到以前在天津认识的一位老朋友郑永昌（日本人号吉甫），他是郑成功的后代，曾担任日本驻天津领事——（戊戌政变时，正是他放走了康有为）。现在他在营口开设了一家“成功洋行”，专门为日军供应物资。 我便将辽阳的情况写信告诉他。他马上致信日军司令，为我担保，说：“此人虽然是官员，但赈灾已有数十年，从未私取一文。”日军司令这才改变态度，对我礼貌有加——我去时设酒招待，我走时不论风雨都亲自送出大门。 但他们还是不允许我前往前线战区。翻译对我说：“炮火无情，您何必亲身涉险？”我回答：“我们红十字会做的是救人之事，不亲到战地，怎能救人？” 经过几天交涉，对方才答应：只要我加入日本赤十字社，佩戴他们的会徽，我方红十字会徽仍可佩带，持有他们颁发的执照，无论是士兵还是军政司见了都会致礼，也就可以通行无阻了。 我说：“你们日本也有很多人加入我们中国的红十字会，我加入你们的赤十字社又有什么不可以？”于是我领取了会章和执照各六份，还给我的妻子和女眷一份。 没想到我们自己的一些会员却因此反感，说我这样做“形同入教”，感到不认同。我写信向总会汇报此事，总会电复表示赞成支持。 等我把辽阳的事务处理完毕，准备前往他处继续救援时，日军又不放行。我于是将多余的会章和执照分发给其他会员，这才畅通无阻。但为时已晚，已经耽误了好几个月。
我们设在辽阳的分会，原本是俄国人留下的医院，地方非常宽敞。门内西边有五间屋子，供工作人员办公和休息。后面四进厢房，用来收容受伤士兵和平民，总共有八九百人。 当时瘟疫盛行，很多人早上还好好的，晚上就死了。几位外国医生都不敢来分会，还劝我们赶紧离开。 没想到我们十几个人，上上下下，在那里住了好几个月，却平安无事。
一次大雨之后，院内积水达一尺深。我指挥开沟排水，结果发现地下埋着许多头骨——原来俄军战败时焚烧尸体，只把头颅埋在地里，打算将来带回俄国安葬。可战事久拖，归国无望，这些头骨就永远埋在异乡土地上。想到这一点，实在令人感到悲惨无比。 于是我与地方官商量，将这些遗骨集中，移至城外高地，择地厚葬。
辽阳的本地士绅官气十足，讲排场、重身份。我们红十字会的分会设在城东偏僻之处，离州署有三里多远。我为了节省经费，每天步行往返。有些人见了就嘲笑我，说：“你很快就要补上正式官职，身为大老爷还步行，不太体面吧？” 我回答：“现在这里物价奇高，鸡蛋一个就要两角，表芯纸每张八文，连稻草每斤都卖到百文以上，甚至运稻草的火车运费和运绸缎一样贵，真是闻所未闻。如果我每天乘车，一个月下来至少得花一百两银子。这都是公费，我若省下这些钱，可以多救几条命。你们不但不感激，反倒讥笑我，良心何在？”
日军不像俄军那样搭帐篷住宿，到处挤占民房（而俄军在撤退时还把老百姓的房子烧掉，免得日军使用，害得百姓无家可归、露宿风雨、生不如死）。 日军更是强行将老人孩子赶出屋子，把成年男子留下做苦工，对妇女肆意侵辱，无恶不作。老百姓去向司令部控告，也没人理会。
俄军在驻扎时，吃的用的都是就地采购，多少还能给百姓带点收入。而日军却把所需物资都从本国运来，用的军费高达数千万银元，全都是以“军用手票”支付，从一角到百元不等，强迫百姓收下流通（整个辽东一千多里地，没有一角现洋）。谁敢拒绝就被吊打，甚至打死，惨无人道。 关外百姓一向淳朴，很多人明知战区危险，却也无法逃避或不敢逃走。在战火之下被轮番蹂躏、哭诉无门，让人痛心不已！
我最多只到过战场前线三四里之地，不是怕死，而是因为家中还有老母在堂，不便轻易涉险（当时毛实君方伯也嘱托我：“你有老母在家，不宜亲身冒险。”）。 但我也见过一些外籍红十字会员坐在车上观战，有的还被炮火击伤。
据说日军打仗时奋不顾身，哪怕前面明知会死，也争先恐后往上冲。因为日本对阵亡军人会给予抚恤，连子孙后代都可享世袭荣禄，社会也会尊敬他们；而若逃跑，就是千夫所指，终身潦倒、难以立足。所以人人争死，战无不胜。 例如俄军在首山埠曾驻扎五万兵力，修有炮台，并设置了铁丝网防线，长两三里、宽两丈多，立着大木桩，拉着粗铁丝，上下布满一尺多长的铁刺，还沿网架设火炮，看起来几乎无法突破。 日军仅两万人，其中百余敢死队员爬上铁丝网被刺死，其余士兵就踩着他们的尸体冲过去。俄军也毫无办法。俄国炮台只能横向发射，不能向下打。日军就像蛇一样贴地前进，前人倒下，后人继续冲，等他们到了炮台下，俄军的炮已无法攻击，于是炮台被攻陷。 双方激战三天三夜，枪声不断，甚至短兵相接。据说这一战共死亡七万余人，俄军只剩一千多人，日军也仅剩数百，却仍无退意。最终俄军败退至辽阳（首山埠距辽阳仅二十里）。
俄军败退后，在辽阳城内外埋了许多地雷炸药。有一次因大雨引发电流，引爆了炸药，半夜轰鸣如雷。所幸那时路上无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与军政司商量对策，雇工人找来几十根粗木，两端套上铁环，用长绳拉动，像滚木碌碡那样拖着走，这样才引爆了不少地雷。 但就在州署花厅西偏的一棵大树下，还留有几枚炸弹，至今（写作时间）仍无人敢动。
当时关外土匪横行，以冯麟阁、杜立山、金万福等人为首，手下往往带着几千到上万人，在各地流窜骚扰，百姓深受其害，生活无以为继。 这些土匪头目手下分支很多，其中有个叫吴双树的，年纪很轻，长相也颇为俊朗，却专门从事掳人勒索，案子积重难数。 那时，沈叔瞻（名金鉴，浙江湖州人）暂署辽阳知府之职，设法将吴双树捉拿归案。在审问过程中，吴对各项罪行都坦然承认、毫不隐瞒。 后来沈又追问他一桩特别严重的案子：腾螯埠抢劫案（注：腾螯埠距离城里几里远，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次劫案）。吴却笑着说： “父母官（他自称是罪人，称沈为父母官）太糊涂了！我认下的案件就已经够砍好几个头了，还要问腾螯埠干嘛？如果厨房里刚好有酒菜，就拿来给我吃了。” 说完，又自嘲地补了一句： 双树我不过才二十出头，再过几年，不知要浪费多少钱、害死多少人。不如现在就把我处决了，也就干净了。” 说完，就径直走出衙门口，准备接受处决。他那种视死如归、不畏生死的态度中，颇有几分豪气。 只可惜他从小缺乏教育，走上歧路；若能得到正当的引导和修养，或许能成为国家有用之才。这实在是令人感叹和惋惜的事。
从辽阳回营口走水路，最快也要四五天，如果能搭乘日本军用火车，一天就能到。但当时军务非常紧张，火车专门运送军队和粮草，像我们这样的人若想搭车，必须由本州政府发出正式照会。 我原计划在七月十六日出发，便在十四日那天去州署，请求办理文件。十五日那天，我又去见沈叔翁（沈金鉴），他说火车站的站长小山今晚会来，可以安排见面谈谈。 那天酉时（傍晚），小山果然和一位名叫佐佐木盛一的朋友一起来了。佐佐木原是盖平军政司的翻译，能讲多种语言，以前和我交情很深。老友重逢，我们握手畅谈，倍感亲切。 席间说起火车的事，小山说：“我今天刚刚卸任，已经向新站长交接，也打了招呼，安排你们搭车没有问题，请刘先生放心。” 十六日早上，我和几位朋友到火车站，小山已经在站前等候。他说：“我昨晚回来时，新站长已经休息了，原本打算早上再谈，谁知他清晨就进城了，不过很快就会回来，不会耽误你们上车。”说完便急匆匆离去。 我一个人在车站外来回踱步等候。这时，佐佐木看到我神色焦急，便请我上楼，摆酒招待我。他见我神情疲惫、手里还拿着申请表，说：“你放心，等时候到了我一定亲自送你上车。” 不久后我们一起下楼，小山也赶回来了。他陪我一起走到火车站月台上的高地，从这里可以远远望见州城，约有四里多远。沿路都看不到一辆火车。于是他陪我一起到车务处，对里面的人说：“这位先生是来办理红十字会事务的，现在要回营口，请尽快给他开票。等站长回来我们再详谈。” 我终于顺利上了火车。这时还有人私下批评我说：“你怎么临时才来办车票，太仓促了。” 我忍不住回应道：“你们知道其他分会的人手众多，还有日英翻译陪同，有时也照样被日军为难；而我这里，带的人不过寥寥数人，书记、翻译全由我一人兼任。一路上遇到兵丁、土匪，全靠我亲自周旋应付，所受委屈辛苦，不足为外人道。” “就像今天这件事——你们在接待室里多么舒服，而我一个年老之人，却要在站台边奔波徘徊，不知费了多少周折才得以上车。我们一起共事已有一年多，连你们都不能体谅我，那还谈什么别人的理解呢？”
注一；三湖指高淳的石臼湖、固城湖、丹阳湖。在附近聚居的刘家人，自称“三湖刘氏”。
注二：此处日军指挥官名字可能有误
注三：此处椿字应为柞字。柞树、柞蚕、柞丝。
拿着的护照上写着“辽河以西”字样，有它反而成了麻烦，真不如没有。所以我心中十分不安，1905年三月，我抵达辽阳之后，随即前往首山埠等地查看灾情。（注：首山即首阳山，山势不高，山上有一座供奉伯夷、叔齐的庙宇，山石崖壁上还有一块大手印。） 现场的情形惨不忍睹：尸骨遍野，房屋全毁，几乎无一完好。在东乡稍微还能看到几间房屋，地下还挖有一丈多深的地道，是当地人为了躲避炮火而修建的避难所。
当时有一位英国医生白大夫，是由本会另一位英国会员魏伯诗德邀请来的。白大夫到辽阳已经好几个月了，却始终没有亲自下乡考察，只听一些教会信徒的说法，就轻率地断言辽阳“并无灾情”。 如果照他这样说，那我们红十字会完全可以不设分会、不赈灾了。我随即向总会及其他相关地区电报，详细说明了辽阳的实际灾情。 白大夫得知此事后，到分会大吵大闹。我冷静地对他说：“我是红十字会会员，电报是我职责内的事情，我有权独立发电报。只需据实报告灾情轻重，为何非得先征求你的意见呢？”白大夫听后无话可说。 不久，魏伯诗德前来问我：“白大夫说这里没有灾情，您又说灾情严重，到底哪位说得对？” 我说：“您来了正好，不妨亲自下乡查看一趟，就能分辨真假。” 后来魏伯诗德走访乡间回来，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您是个好人！”我笑着回答：“白大夫也是个好人，只可惜他没亲眼看到灾情罢了。” 魏伯诗德返回营口之后，立刻致电总会和袁宫保（袁世凯），称赞我办事踏实可靠。
我到了辽阳十多天，日军对我并不怎么热情接待，大概是因为我身份上属于中国官员。他们一听我是“官”，就有戒心，使我深感委屈，不禁长叹。 想到以前在天津认识的一位老朋友郑永昌（日本人号吉甫），他是郑成功的后代，曾担任日本驻天津领事——（戊戌政变时，正是他放走了康有为）。现在他在营口开设了一家“成功洋行”，专门为日军供应物资。 我便将辽阳的情况写信告诉他。他马上致信日军司令，为我担保，说：“此人虽然是官员，但赈灾已有数十年，从未私取一文。”日军司令这才改变态度，对我礼貌有加——我去时设酒招待，我走时不论风雨都亲自送出大门。 但他们还是不允许我前往前线战区。翻译对我说：“炮火无情，您何必亲身涉险？”我回答：“我们红十字会做的是救人之事，不亲到战地，怎能救人？” 经过几天交涉，对方才答应：只要我加入日本赤十字社，佩戴他们的会徽，我方红十字会徽仍可佩带，持有他们颁发的执照，无论是士兵还是军政司见了都会致礼，也就可以通行无阻了。 我说：“你们日本也有很多人加入我们中国的红十字会，我加入你们的赤十字社又有什么不可以？”于是我领取了会章和执照各六份，还给我的妻子和女眷一份。 没想到我们自己的一些会员却因此反感，说我这样做“形同入教”，感到不认同。我写信向总会汇报此事，总会电复表示赞成支持。 等我把辽阳的事务处理完毕，准备前往他处继续救援时，日军又不放行。我于是将多余的会章和执照分发给其他会员，这才畅通无阻。但为时已晚，已经耽误了好几个月。
我们设在辽阳的分会，原本是俄国人留下的医院，地方非常宽敞。门内西边有五间屋子，供工作人员办公和休息。后面四进厢房，用来收容受伤士兵和平民，总共有八九百人。 当时瘟疫盛行，很多人早上还好好的，晚上就死了。几位外国医生都不敢来分会，还劝我们赶紧离开。 没想到我们十几个人，上上下下，在那里住了好几个月，却平安无事。
一次大雨之后，院内积水达一尺深。我指挥开沟排水，结果发现地下埋着许多头骨——原来俄军战败时焚烧尸体，只把头颅埋在地里，打算将来带回俄国安葬。可战事久拖，归国无望，这些头骨就永远埋在异乡土地上。想到这一点，实在令人感到悲惨无比。 于是我与地方官商量，将这些遗骨集中，移至城外高地，择地厚葬。
辽阳的本地士绅官气十足，讲排场、重身份。我们红十字会的分会设在城东偏僻之处，离州署有三里多远。我为了节省经费，每天步行往返。有些人见了就嘲笑我，说：“你很快就要补上正式官职，身为大老爷还步行，不太体面吧？” 我回答：“现在这里物价奇高，鸡蛋一个就要两角，表芯纸每张八文，连稻草每斤都卖到百文以上，甚至运稻草的火车运费和运绸缎一样贵，真是闻所未闻。如果我每天乘车，一个月下来至少得花一百两银子。这都是公费，我若省下这些钱，可以多救几条命。你们不但不感激，反倒讥笑我，良心何在？”
日军不像俄军那样搭帐篷住宿，到处挤占民房（而俄军在撤退时还把老百姓的房子烧掉，免得日军使用，害得百姓无家可归、露宿风雨、生不如死）。 日军更是强行将老人孩子赶出屋子，把成年男子留下做苦工，对妇女肆意侵辱，无恶不作。老百姓去向司令部控告，也没人理会。
俄军在驻扎时，吃的用的都是就地采购，多少还能给百姓带点收入。而日军却把所需物资都从本国运来，用的军费高达数千万银元，全都是以“军用手票”支付，从一角到百元不等，强迫百姓收下流通（整个辽东一千多里地，没有一角现洋）。谁敢拒绝就被吊打，甚至打死，惨无人道。 关外百姓一向淳朴，很多人明知战区危险，却也无法逃避或不敢逃走。在战火之下被轮番蹂躏、哭诉无门，让人痛心不已！
我最多只到过战场前线三四里之地，不是怕死，而是因为家中还有老母在堂，不便轻易涉险（当时毛实君方伯也嘱托我：“你有老母在家，不宜亲身冒险。”）。 但我也见过一些外籍红十字会员坐在车上观战，有的还被炮火击伤。
据说日军打仗时奋不顾身，哪怕前面明知会死，也争先恐后往上冲。因为日本对阵亡军人会给予抚恤，连子孙后代都可享世袭荣禄，社会也会尊敬他们；而若逃跑，就是千夫所指，终身潦倒、难以立足。所以人人争死，战无不胜。 例如俄军在首山埠曾驻扎五万兵力，修有炮台，并设置了铁丝网防线，长两三里、宽两丈多，立着大木桩，拉着粗铁丝，上下布满一尺多长的铁刺，还沿网架设火炮，看起来几乎无法突破。 日军仅两万人，其中百余敢死队员爬上铁丝网被刺死，其余士兵就踩着他们的尸体冲过去。俄军也毫无办法。俄国炮台只能横向发射，不能向下打。日军就像蛇一样贴地前进，前人倒下，后人继续冲，等他们到了炮台下，俄军的炮已无法攻击，于是炮台被攻陷。 双方激战三天三夜，枪声不断，甚至短兵相接。据说这一战共死亡七万余人，俄军只剩一千多人，日军也仅剩数百，却仍无退意。最终俄军败退至辽阳（首山埠距辽阳仅二十里）。
俄军败退后，在辽阳城内外埋了许多地雷炸药。有一次因大雨引发电流，引爆了炸药，半夜轰鸣如雷。所幸那时路上无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与军政司商量对策，雇工人找来几十根粗木，两端套上铁环，用长绳拉动，像滚木碌碡那样拖着走，这样才引爆了不少地雷。 但就在州署花厅西偏的一棵大树下，还留有几枚炸弹，至今（写作时间）仍无人敢动。
当时关外土匪横行，以冯麟阁、杜立山、金万福等人为首，手下往往带着几千到上万人，在各地流窜骚扰，百姓深受其害，生活无以为继。 这些土匪头目手下分支很多，其中有个叫吴双树的，年纪很轻，长相也颇为俊朗，却专门从事掳人勒索，案子积重难数。 那时，沈叔瞻（名金鉴，浙江湖州人）暂署辽阳知府之职，设法将吴双树捉拿归案。在审问过程中，吴对各项罪行都坦然承认、毫不隐瞒。 后来沈又追问他一桩特别严重的案子：腾螯埠抢劫案（注：腾螯埠距离城里几里远，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次劫案）。吴却笑着说： “父母官（他自称是罪人，称沈为父母官）太糊涂了！我认下的案件就已经够砍好几个头了，还要问腾螯埠干嘛？如果厨房里刚好有酒菜，就拿来给我吃了。” 说完，又自嘲地补了一句： 双树我不过才二十出头，再过几年，不知要浪费多少钱、害死多少人。不如现在就把我处决了，也就干净了。” 说完，就径直走出衙门口，准备接受处决。他那种视死如归、不畏生死的态度中，颇有几分豪气。 只可惜他从小缺乏教育，走上歧路；若能得到正当的引导和修养，或许能成为国家有用之才。这实在是令人感叹和惋惜的事。
从辽阳回营口走水路，最快也要四五天，如果能搭乘日本军用火车，一天就能到。但当时军务非常紧张，火车专门运送军队和粮草，像我们这样的人若想搭车，必须由本州政府发出正式照会。 我原计划在七月十六日出发，便在十四日那天去州署，请求办理文件。十五日那天，我又去见沈叔翁（沈金鉴），他说火车站的站长小山今晚会来，可以安排见面谈谈。 那天酉时（傍晚），小山果然和一位名叫佐佐木盛一的朋友一起来了。佐佐木原是盖平军政司的翻译，能讲多种语言，以前和我交情很深。老友重逢，我们握手畅谈，倍感亲切。 席间说起火车的事，小山说：“我今天刚刚卸任，已经向新站长交接，也打了招呼，安排你们搭车没有问题，请刘先生放心。” 十六日早上，我和几位朋友到火车站，小山已经在站前等候。他说：“我昨晚回来时，新站长已经休息了，原本打算早上再谈，谁知他清晨就进城了，不过很快就会回来，不会耽误你们上车。”说完便急匆匆离去。 我一个人在车站外来回踱步等候。这时，佐佐木看到我神色焦急，便请我上楼，摆酒招待我。他见我神情疲惫、手里还拿着申请表，说：“你放心，等时候到了我一定亲自送你上车。” 不久后我们一起下楼，小山也赶回来了。他陪我一起走到火车站月台上的高地，从这里可以远远望见州城，约有四里多远。沿路都看不到一辆火车。于是他陪我一起到车务处，对里面的人说：“这位先生是来办理红十字会事务的，现在要回营口，请尽快给他开票。等站长回来我们再详谈。” 我终于顺利上了火车。这时还有人私下批评我说：“你怎么临时才来办车票，太仓促了。” 我忍不住回应道：“你们知道其他分会的人手众多，还有日英翻译陪同，有时也照样被日军为难；而我这里，带的人不过寥寥数人，书记、翻译全由我一人兼任。一路上遇到兵丁、土匪，全靠我亲自周旋应付，所受委屈辛苦，不足为外人道。” “就像今天这件事——你们在接待室里多么舒服，而我一个年老之人，却要在站台边奔波徘徊，不知费了多少周折才得以上车。我们一起共事已有一年多，连你们都不能体谅我，那还谈什么别人的理解呢？”
注一；三湖指高淳的石臼湖、固城湖、丹阳湖。在附近聚居的刘家人，自称“三湖刘氏”。
注二：此处日军指挥官名字可能有误
注三：此处椿字应为柞字。柞树、柞蚕、柞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