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的蒋伟

蒋伟，你已经走了四年多，我才刚刚知道。

知道的那一刻脑子里忽然全是你的样子。后来进一步得知你的一些情况，包括你去纽约，你后来的病情，你对生活的渴望，还有最后时刻........

恍惚间你戴着眼镜，在忙碌着，看到我一笑，一声招呼打完，就急着谈正事了，风风火火，还是那副干练的样子。

 

蒋伟是我下一届同学，在校期间其实我们彼此都不熟悉，毕业以后也谈不上会有联系，直到有一天我听说有个下面一届的同学蒋伟在《现代风》杂志做美术编辑，才很自然的联系上了。

在新闻出版这个行业里，不说全部吧，差不多主要报刊杂志的美术编辑，八九不离十都会知道一些，杂志就更容易了，美编的名字在那儿挂着呢。

 

《现代风》杂志社是在外滩面对黄浦江的一栋楼里的一楼，经过一个小小的院子跨上几个台阶，推开门就是编辑部的办公室了。那个时候《现代风》是一个很新潮的杂志，从内容到形式都很符合现代的潮流。而办公室里面的编辑们看上去却一点也不新潮和时尚，你会有点惊讶，《现代风》会出自于看上去样子不现代的编辑们之手。

每次蒋伟打电话跟我约画稿总是话不多，直接了当问我有空吗，有时间吗，或者就是这几天来不来外滩吗之类，这些我们彼此之间都懂。

那阵子我会常去外滩，因为外滩后面圆明园路上的《文汇报》社有从美国引进当时最先进的电脑排版系统，我们的杂志每个月都要在那里照相排版和印刷。

那个时候没有快递，也没有个人电脑，文稿都是作者一个字一个字爬格子手写出来的，所以每一份原稿，无论是用钢笔写的还是圆珠笔写的， 都是独此一份。

除此之外，文稿上面文字编辑修改后的钢笔、圆珠笔画的黑红两色线条和圈圈，凝聚着编者们的心血。已经是打印出来的清样还好，如果是原稿的话就要小心了，在胶印还没有完全普及的年代，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在某个环节遗失原稿的事情发生。

邮寄稿件由于有着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加上有遗失的可能性，即便是挂号邮件，也不能确保万无一失，这些因素都決定了要人亲自去拿稿子和送稿子。

和蒋伟联系上以后，差不多每个月都会去蒋伟那里一两回。他一看到我，眼镜后面就露出暖暖的笑意，打一个招呼，然后和他同事介绍说这是我的同学。

后来不用介绍了，看到我彼此打了招呼，就直接进入正题，拿出要我画的文稿，放进信封，和我说好什么日子之前需要完稿。

有时候蒋伟临时有事要出去，知道我会按约去拿稿，就会预先关照一位坐在他对面的女文编，笑意盈盈地接待我，把装着文稿的牛皮纸信封交给我。上面还有蒋伟三言两语的留言，留言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交稿的期限。

也许我当年冲劲十足，完全忽略了风和日丽的日子，以至于今天回想起来外滩的风都会很大。

我一进入他们的编辑部办公室，立刻就会感觉暖暖的，那扇老式的木门像是平静和动荡的分界线，跨入就是平静的港湾，跨出去就立刻会投身到喧嚣和嘈杂的世界，继续奔走在下一段路上。在我的印象里，蒋伟就像是外滩的风，来去匆忙且不定。

有些读者看杂志看到杂志封面或者内页上面会分别注明主编、责任编辑和美术编辑的名字，往往会纳闷：美编的名字为什么也放上去？

那是因为美编工作的性质决定的。

每一个杂志或者期刊编辑部里，一般有数个到十几个文字编辑，但是美编一般只有一位，好一点的会安排两位美编或者还有专职摄影师。

美编要负责每期四封的约稿采稿，文章的排版，还要浏览所有的文稿，然后决定插画的幅数和作者。比如散文、诗歌和社会纪实等等不同题材和形式的文章，需要不同的画家来画，画卡通的画家一定不适合给严肃的文章画插图，而擅长画古装的画家也一定要画类似的文章，才能相得益彰。如果说不同文章都出自于不同的作者和编者，那么美编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文章汇集在一起，重新来一次编排和美化的再创作。

 

蒋伟做的工作有挑战性，同时也责任重大。

挑战性在于每一期的内容都不尽相同，自我要求每一次都要有新鲜感，这也意味着每一次需要开动脑筋来规划。

说到责任重大，在于最后文编修改编辑好的所有稿件都会汇集到美编一个人手里，这些文稿凝聚着作者前期的心血、文字编辑后期字斟句酌修改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

每一期的划样排版，插图装帧加上四封，全要在美编一个人手里搞定。除了内容以外，所有的视觉效果系美术编辑于一身。

每一期杂志出版以后，是美编最期待也是最忐忑的时刻，所有的编辑都会在第一时间翻阅审视当期的效果，排版啦，封面啦，内封和插图等等，尽管在付印之前都已经通过审阅，不过和真正印刷出来装订成册后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而作者和广大的读者也会做出应有的阅后反馈。

我和他是同行，每一期出刊，他拥有的成就感我会体会到，他有过的忐忑不安我也曾有过。

 

我做期刊的时候一次也没有发生过遗失原稿的事，不过在梦里倒是有过几回，惊出一身冷汗。

在来美国后的头几年里，有好几次梦见明天就要付印了，我居然忘了这茬事，所有的稿件锁在我办公桌的抽屉里，既没有发出去插图，也没有划样排版，四封也是一片空白，急得我猛然惊醒。

 

我不知道蒋伟会不会有我类似的经历。

我不记得在学校东部期间和蒋伟有过交集，在宿舍走道上，在食堂里，在校园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和他有过彼此打招呼的印象了，就连擦肩而过点头示意也全无印象。

人往往会记住不该记的部分，唯独缺失了应该记住的部分。那是一段空白，也是不应该有的空白。

毕业以后，在做同行的时候我和蒋伟才有了联系，那段时间做期刊的既是同学又是同行的，就蒋伟了吧。

有一次蒋伟把一篇重头文章交给我，里面要画题图和好几幅插图。

所谓重头文章，就是杂志的主要压轴文章，篇幅长，内容也很吸引人。他只是简单说了一下这篇文章蛮重要的，我马上领会了他的意思：好马配好鞍，文章吸引人，画也要精彩些。

那次应该是1987年的初春。

那篇重头文章叙述了以华东师范大学为背景的故事。那时候还没有听说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词，而文章的故事就是说这个事，事情发生在华师大的八大景之一的湖边，那里我以前就去过几次，感觉还在，如果后来能够正常刊登在期刊上，在当时真的算是很前卫了。

通常一篇文章的发表，都会有三审的程序，即初审，复审和终审。初审是由组稿的编辑审阅，复审是由当期的责任编辑或者副主编审阅，终审是由主编负责。

当时我看了那篇文章以后心里有点犯嘀咕：这篇文章挺有意思的，不过发表这样的文章不会有什么问题吧？转念一想“现代风”就是要现代一些才对啊，这样一来就没再去多想，而是去仔细揣摩怎样画的也现代一些可以呼应文章内容的事了。

画完以后就等着新的一期《现代风》出版，看自己画作面世的效果了。

 

不久再见到蒋伟，他有点沮丧，带着歉意对我说：文章撤了，最后没发。

他没有说具体的理由，只是叹了一口气接着安慰我说：稿费还是会照付的。

做这一行的我自然知道有很多因素和理由不发某篇文章或者某幅照片。不过那次我还是有点纳闷：是文章尺度太大了？如果是的话，那三审程序是如何通过的呢？难道是文章清样出来以后，外面的气候和风向已经变的不再适合发表这样的文章了？

我为那篇文章配的几幅插图下了点功夫，很想看到最后的效果。我每一次为不同的期刊杂志或者报纸画插图，都会像是第一次那样抱着期待的心情，看看它最后变成印刷品会是什么样子的。

这次自己下了点功夫，应该不负文章的内容，却未能看到出版后的结果，心里多少会有点失落，不过类似的情况太稀松平常了，所以很快就忘了。

不久外面的风风雨雨很快扫清了我先前的一丝疑惑，那应该是1987年至1988年间。

蒋伟后来去了《劳动报》社工作，不久我也去了出版社工作，这样我们各自在新的岗位上忙于各自的工作了。

美编工作是一个会让人亢奋的工作，你要面对不同的作者、编者和读者，每月一期的工作像旋风一样周而复始，容不得出差错，也需要费心去寻找各种适合做封面的照片和图画的作品和作者。再加上还不时有各种书籍需要装帧设计。忙忙碌碌，使得我和蒋伟没有再联系过。

虽然一直没有再见面，但是我感觉应该在某个场合很快就会遇到他。

那几年各种杂志社和编辑部经常举办联谊活动来招待作者和同行，比如包下某个歌舞场所，让读者、作者和编者们可以彼此见面互动。

我很想在这种机会遇到蒋伟，能和蒋伟静下心来聊天，聊聊我们过去的东部、聊同学、聊画画或者聊自己，都行。如果他来，没准我们有机会聊的更多。

遗憾的是在那种场合我一次也没有碰到过蒋伟。

其实人在很多时候不一定要见到彼此，把对方安放在心里某个地方里就行了。

以后我离开了上海远走他乡，过了两年，蒋伟也来到了他乡，我在西海岸，他在东海岸，在通讯便捷度和信息多样化远不如今日的过去，彼此不知道去向是很寻常的。

那些年我们都在为生活、为家庭打拼，全然顾不上照料好自己，自然也谈不上有闲暇去寻找老朋友和老同学叙旧了。

人生是一场又一场的迎接和告别。

 

与蒋伟在上海工艺美校同届三年、大学四年同班的伟黎同学，对蒋伟和家庭了解的更多也更全面。

在和她的文字交流中，我知道了许多关于蒋伟同学的情况，尤其是他患病以后的状况，具体而鲜活。

一想到蒋伟被病魔如此折磨，家人和父母要忍受如此巨大的悲痛，真的是不忍卒读。

对不起，蒋伟，我就记得这么多关于我们的事了。我这样写写你我之间的这些平凡小事，冥冥中我感觉也许你会看到这些微不足道的文字，可以给你送去一点点温暖：有一个曾经先后的同学和同行，还会时时想起你。

我知道在你的生命里，这些只是一个小小的片段，一闪而过。如果你还记得起哪些我遗漏掉的细节，请一定要告诉我哦。

不管多少年以后，在那并不遥远的地方，你不要隐身，也不要换装，更不要变老，好让我认出你：戴一副眼镜，依然对着我微笑，然后再问我一次：你什么时候来外滩？

 

我怀念那时候的外滩。高楼还没有挡住空旷的浦东和黄埔江上吹来的大风，没有人潮，也没有人为的奢侈和迷失。

那时候风霜雨雪下的外滩有点粗犷，也有点苍白，不过一切都很真实：我走进小小的院落，步上几级台阶，推开那扇木门，因为有你，现实中的蒋伟......

 

 

2017年4月于旧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