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牢山的傣家人住的不是竹楼，而是土房。上层住人，底层是仓库或猪圈、牛棚。
2018年所看到的土方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生产队分配给我们知青住的地方也是用土坯盖的在打谷场边上的仓库。那仓库中间有半堵土墙，把仓库隔成两间房，我弟和JM住一间，我们四个女生住另一间。
我们集体户的六个知青在土房前留影
五十年后我们知青住的土房仍在
土房子没有窗户，据说那样才会冬暖夏凉。漆黑黑的房间我们可受不了，我们跟队长闹着一定要开窗。队长经不住我们的纠缠，同意拿掉几块土砖，支个木架，形成一个窗户。
50年后，那个窗户还在
有窗就好，我们找出塑料布把窗堵上，非常高兴地看到隐隐的光亮从房间侧面射进，昏暗暗的。我想可能是土墙不能反光，吞噬了一些光亮，如果能在墙上糊上白纸就好了。可那是乡下，在哀牢山里，不是上海，我们只能放弃胡思乱想。不过，有了窗户，我们白天关上门。屋里不会漆黑一团，该满足了。那年代，整个大队都没有电，当然没有电灯，用的是煤油灯。煤油限量供应，时刻省着点灯，因而能透进室内的任何光亮都是那么宝贵。
到了哀牢山，我才真正理解电灯是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中学老师告诉过我们，1879年，爱迪生发明了电灯。然而在1969年的哀牢山村寨仍然没有电灯，为什么？
我们到达傣族村寨时正逢农历三月中旬，月亮越来越明亮。夜晚，我们站在土屋前的打谷场上，即使没有电筒也能看见四周的草丛树木，能看见通向老乡家里的小道。没有电，幸好还有月亮。月亮照亮了哀牢山，让我想起上海滩。我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月亮不总是那么慈悲，它会躲藏。在没有月亮的黑夜，我就躲进蚊帐，趴在床上，依靠着煤油灯摇曳的微弱光亮，给家人朋友书写着一封又一封的长信。倾诉着自己的思念。
村里没有自来水，用的是竹筒从山边引流过来的泉水。 泉水清清，犹如没有水龙头的自来水一般悠悠淌下。但是，水的上游千万不要有牛走过，否则泉水不仅含有泥沙，还有牛粪混杂。我们还喝过非常难喝的山泉水，一股焦臭味。后来老乡告知，因为那股泉水的上游附近刚焚烧过人的尸体，谁知一场大雨把那些人的残渣、骨灰与木炭都冲进山泉中。遗憾的是，老乡事先没有告诉我们。
我手边流着的那股泉水就是我们集体户的水源。
傣族话“吃饭”的发音类似“进口”，于是我们就戏称大小便为“出口”了。傣族村民帮我们修建的厕所实际上就是用几根树枝搭个小矮棚，四面通风，在小棚下面挖个坑，坑上放两块木板，那就是厕所了。别说那儿满地是蛆，令我最为害怕的是那儿的狗闻到“屎香”就挤进来抢着吃，有几次差一点把我拱倒进粪坑，吓得我经常不敢一个人上厕所。
漠沙公社所处的地势较低，很热，傣族妇女有一种尖顶竹编斗笠，头部有个箍，能套在头上，斗笠向前，遮阳特别棒。可惜，我们进村时没有那斗笠，只能任由烈日烘烤。
傣族妇女戴着斗笠割稻子
2018年，傣族妇女仍戴那种斗笠
我们安顿下来后，村里的傣族老乡给我们送来许多水果。香蕉是一大串一大串地送给我们，一串有几十个香蕉，都是翠绿的青香蕉。老乡让我们把它们放进米缸里催熟。老乡还给了我们许多新鲜荔枝，我们从上海带来的新的大型铝制洗脚盆里装满了荔枝，至少有20斤。那些荔枝比较酸，一下子吃不了几个。
晚饭后，村里开大会庆贺中共九大的召开，年轻的傣族姑娘们又歌又舞。她们拉上我们一起扭动，还唱起了刚从大队里学来的汉语歌：“大屁股，小披箩”。我们没听懂这是什么汉语歌，队里懂汉语的男老乡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就是屁股大了，身上背的披篓小了。”我们以为这是民族特色的歌，就跟着乡亲们又扭又跳地唱着：“大屁股，小披篓”，……。
傣族妇女背在身后着小披篓
第二天一早，大队长带来个小型收音机在我们土房前的打谷场上放音乐。我们几个女生一听到那个庆贺九大的歌就哈哈大笑起来，原来前一晚傣族姑娘唱的歌是专为中共九大编的，前两句该是：“打起鼓，敲起锣，…… ”。
在哀牢山的傣族村寨住下没几天，那些护送我们到云南的工宣队师傅们要回上海了。我们从上海带来的照相机就请他们带回家，随后真正的哀牢山里的农耕生活就没有任何照片记录，但那抹不去的记忆已经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