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年龄大了，脊椎又受过伤，做过手术，尊医嘱要带她复查骨密度。

          三个月前拿的预约，临了通知仪器坏了，被转到了邻城的检查点，重新拿到了一个六月第二天的预约。

          我一查地址，是多伦多著名的央街，只是号码一万多号而已。我等母亲上了车，往左一打方向盘，直奔央街而去。没想到一下子惹恼了GPS,拼命冲我喊“调头！调头！”母亲说它肯定嫌央街太堵，它是好心，不想你入坑。一句话，立即让我愁云上脸。是啊，央街，央街，殃街！扩建的，修公交停靠站的，各种示威的，总之反常的事出现在央街，应属正常。消停的时候少，糟殃的时候多。正当我忧心匆匆的时候，母亲注视着前方，好像开启了第三只眼，欢颜道“看那，宽阔的央街啊，晴空万里，万里无云（车）！”那傻样，我禁不住笑出了声。

      我们正点到达了陌生小城的检查室。一栋矮小的清砖房，不黑不红的颜色，应该可以归为脏色。停车场一共只有六个停车位，除去一个残疾人专位，只有五个了！我刚想另外想办法，一辆旧房车亮起了车尾灯，它要离开了！我喜形于色地泊了车，轻快地带着母亲走向那幢脏色的房子，看见门上口罩必须的告示时，僵住了！从疫情结束那刻起，我就把口罩这回事抛到了九霄云外。还好，母亲的包里有个备用的，翻了一会儿，又找出了第二个备用的。我不情不愿地接过来，还问“谁用过的？”“谁用过的，这么久了，病毒都已经死了，不要担心了，戴上吧！”母亲毫不在乎地说。

          我按指示带了母亲向地下室走去，楼梯很窄。梯底有一对中国老人，站在楼口不动，等母亲缓慢地下到楼底，他们才上楼，彬彬有礼。

          我们下到楼底，才知道除了检查室，其余都是死墙，上面贴着医疗和医生们的广告。推开检查室，空无一人。四张空椅子已经占满了一堵墙。墙对面有一扇门通向里间，门边上有个玻璃窗，一个胖女人坐在里头，庞大的身躯占据了窗内所有的空间。她继续接自己的电话，并没有抬头和我们目接。我耐心等她放下电话，然后报名，核对，填表，五分钟内搞定了手续，其间穿插了下一个受检者的登记。

         做检查的技术员是个消廋的女人，母亲按她的指示去脱衣服。“上衣和胸罩要脱，裤子有拉链吗？没有就不用脱”我皱着眉，把她的话，翻译给布帘后的母亲。可她偏要搜寻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瞳仁，毫不避嫌地问“她有穿胸罩吧？”我只好又向母亲强调一遍，希望母亲在布帘后面的狭小空间内不要不快。技术员满意了，指示我去隔壁的受检屋。屋里有一张检测床，一张桌，一张椅。她让我坐，我刚想坐，她又亮起嗓子问：“你没怀孕吧？”顿时，我愣着，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本能地反问她“Why?”然后用眼神问她是什么让她可以如此直接了当地问，手不自觉地放在自己的小腹上。我虽然胖了，但还不至于大腹便便吧！

她呆了呆，立即笑出声，仿佛因为难得遇见一个敏感的人而快乐：“噢，如果你怀孕了，我不能让你呆在屋里。我服务年老的同时，也得想着年轻的呢！”我释然地笑笑表示了理解，努力地希望自己尽快适应她这种直白的服务风格，克制自己不说什么多余的话。

          母亲躺着，机器从床头走向床尾，扫过她的全身，返过来，又扫一遍，检查就结束了。出门的时候，母亲要用厕所。厕所设在另一间检查室的里间，外间有一个秃顶的男技术员在看书。门口的胖女人把下一个已登记的单子给他时，他说他屋里有个女人正在上厕所呢！胖女人夸张地大叫“什么，又上！”，我在等候室听得一清二楚，立即明白胖女人指的是我，因为母亲做检查前，在胖女人的首肯下，我先用过那个洗手间。只听那个瘦技术员唱戏般地答：“不，这回是她的母亲！”

         我在外面独自发窘，分不清楚我们是被他们优待了还是被冒犯，我疑心他们把我们当成一半是人一半是物了，我知道自己无法深究，只是暗暗感谢我们之间隔着一堵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