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02年9月20日，星期六，是中秋佳节。晚上，住在新泽西州Wayne小Y家，晚餐与他们全家到距离不太远的French Hill西餐厅享用了一顿丰盛的Dinner。步出餐厅，仰望那一望无际秋高气爽的夜空，一轮明月在稀散的薄云中悠悠游荡。我们围绕她家附近林中的小径漫步，充分享受着中秋月夜宁静而充满秋日黄叶和草地散发的清香，边走边谈论着一些有趣的往事，向往着日后孙辈们长大成人时可能得到的幸福和成就。他们不会有我们这代人小时在战乱中的“折腾”，虽然对比较幸运的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还称不上是“苦难”！
半夜醒来，还看到窗外那轮明月在云中忽隐忽现，好像月亮在天空中愈来愈快地向后退行，退向我那难忘的童年，退向那翻腾的往昔岁月……不由得忆起许多陈年往事，辗转反侧，几乎彻夜不得成眠。
平时，实在没有机会和时间向女儿们详述家史，突然想到，何不利用这已退休在家的有生之年，抽空将它们陆续回忆和追述，写下来，将之留作那些在异国出生、成长的孙辈们日后一旦想要回到母国寻根问祖时的一点线索和参考。
由于本身文学修养较差，在这里，只是随笔想到什么写什么，也不考虑文辞修饰，务求保持它的纪实性、真实性，也就心滿意足矣！
其中有些情节难免涉及到一些亲友，但愿不致有侵犯“隐私”之嫌。
2002年9月23日于纽约
目 录
父亲的青年时代
大哥广文
祖先的故事
由香港去昆明
母亲与外婆
祖父、母
庐山“望龙别墅”
抗战头几年在昆明
父亲的几个弟弟和姐妹
重庆(及幾位好友)
1946-1948 北平（及几位好友）
短聚青岛
关于林泉
上海解放
附：关于寻觅父亲骨灰未果的情况
后纪
父亲的青年时代
小时候听母亲讲过一些关于父亲去日本留学的往事，事过多年，但因印象较深，所以现在还能记得不少。
父亲名学遂，字伯循，出生于1895年（即清光绪21年）5月15日。有三兄弟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兄弟中他是老大，因为上边几代人都是做瓷器生意的，祖父当时也要求他继承祖业经商。但因他从小勤奋好学，只想多读点书，17岁那年（按推算可能在民国元年、1912年吧）他拒绝了长辈们要他接班做生意的要求，毅然与几位亲朋一起去日本读书。据说，由于家中想以“不给学费”的手段阻止他出国，还是母亲支持，拿出自己的嫁妆，供他作为盘缠和学习的费用，这才成行。
父亲用13年的漫长时间，远离祖国，在日本从中学一直读到最后在当时日本名校的东京帝国大学毕业。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与许多留日同学一道，回上海支援和参与了在国内轰轰烈烈的学运，随后又直接返回东京继续学业。到1924年6月学成回国时，已年近三十岁了。
由东京帝大矿山学科（矿冶系）毕业回国后，他先后到江西萍乡、东北抚顺和唐山开滦煤矿等国内著名矿区实习、考察。后来由于时任江西“南浔铁路”（南昌－九江）总裁（或称“总理”，后来叫“局长”）的傅姓表叔（是祖母那边的亲戚，祖母姓傅，也是江西人）看中他留学日本多年，又精通日文，而南浔铁路正是由日资修建，高层官员和管理人员当时多为日人，因此，把他要来，准备培养接班。先任会计科长（当时称“课长”）后升任处长，最后任局长。日人经营的“南浔铁路公司”数年后由国民政府全面接管，并改称“南浔铁路管理局”，在该局内建立“国民党特党部”，他任局长兼党部主任委员及江西省党部執行委員，時值民国18年（1929年），他年仅34岁。
大约在1929年1月，他接任南浔铁路管理局局长之前的一段时间，国民政府曾将他调到南京任“铁道部荐任技士“及农矿部专门委员”之职。我正是这个时候，1928年农历腊月初八（即1929年1月18日）出生在南京的。据母亲说过，我出生不久，因父亲奉调回赣，随即举家从南京乘船迁回九江居住，（好像在我出生之前，母亲带儿女曾在上海虹口住过一段时间）我被取名为“NW”。据大人们说，是具有在南京出生而父亲又适逢复任南浔铁路局长的“双重意义”。十三个月后，五弟在九江出生，也就循例取名“XW”，具有在九江出生，父亲仍任“南浔”铁路局长之意。而二哥庐W亦生于九江，因住处遥望庐山，山色美景一览无遗而取名。三哥在九江出生时，适逢水灾，故取名“CW”。记得母亲曾说过，在我出生前后，在南京呆的时间并不很长。因1928年下半年，南浔铁路正闹“工潮”，上层为了保护父亲不致在工潮中受到伤害，有意把他调去南京任职，在工潮平息后，再把他调回南浔铁路。从他以后在政途上的进展来看，证实母亲的这一说法可能属实。
根据有关文字记载，蒋介石当时为了“剿共”的需要，于民国19年（1930年）12月6日率领一班人马，由南京乘船到九江，改乘南浔铁路火车到南昌召开“军事会议”，父亲身为铁路局长，当然亲自陪同护送，据一些亲友们后来的传述，说他为了确保蒋一行官员的绝对安全，在行程中，自始至终亲自站在列车最前方的机车里注视路况，把他们安全地由九江送抵南昌。通过这次的专列行程，蒋很赏识父亲的才干和学历。会后，为加速“剿共”步伐，决定在江西大修公路。随即任命父亲为江西省建设厅长，同时兼任南昌市政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西省党政委员会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父亲上任建设厅长后，立即组织工程人员勘测公路开工修筑。至民国23年1月（1934年），全省公路通车里程已居全国首位。在此期间，他还创办了江西省建设银行等。1932年初，农历正月，六弟在南昌出生，父亲时任省建设厅长，故取名“JW”，最小的妹妹LW则以相貌美丽而取名。
民国25年（1936年）1月至6月的半年间，父亲率团赴欧美考察，回国后，根据欧美各国现代化的趋势，就中国如何发展重工业、轻工业、农业、林业、水利、对外贸易、教育事业、合作事业、农村副业及救济事业等广泛领域分别向国民政府中央、江西省政府、有关县政府等提出了建议，并写有“欧美十六国访问记”一书。但当时，可能因为日本已入侵中国，全国抗日呼声高涨，国民政府已没有精力来研究、采纳这些建议，更无力付诸实现，而遭搁置。虽然，在抗日战争后期，他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之时，以及战后在青岛市长任内，也曾有过局部的实施，但均因国共内战，国民党内争权、腐败、日趋没落，他当年的宏伟抱负也随之全部化为泡影。
当父亲1936年由国外考察回到家中，在当时我那稚幼的记忆中，看到的只是那些从未见过、玩过的外国电动玩具和一些印得很好的带画的儿童科普书刊，还有父亲从德国买回的120照相机。（在后来的岁月中，用它记录过我们全家老小的生活片断和不少往事，但全部富有宝贵历史意义的照片都不幸在“文革”中被销毁，就连那几成“古董”的照相机也被红卫兵抄家时拿走了！）
1936年10月，父亲升任南昌市市长。为贯彻蒋介石当时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他曾积极进行城市实体与文明建设，一年后爆发“七七”事变而全面抗日，由于国军在华北战线节节败退，日军直逼江南及京沪，国民政府拟以西南为抗战基地，并准备将首都内迁。根据当时抗日军事上的需要，父亲于1937年底奉调南下，到广州、香港筹建由宋子良（宋美玲、宋子文之弟）挂名任“主任”的“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为了保密，对外称“西南运输公司”）担任实质负责全部政务领导工作的第一付主任职务，技术方面则由留美（或欧）回国的吴琢之付主任负责。因此，我们全家老小也于1938年初由南昌乘火车经株州南下，在广州小住数日后抵达香港。
对父亲离开南昌市市长之职而南下组建新职之事，据说当时有些传言，说他因与当时的江西省省长熊式辉“意见不和、关系紧张”而离去。但从后来多年，父亲及我们家庭与熊家交往仍较密切等情况来看，恐此传言并不确实。例如：抗战胜利后，熊式辉担任国民政府“东北行辕主任”期间，为了准备接收应由苏联交回我国的大连市（当时定为中央直辖市），据说就是熊把父亲要过去担任市长职务的。后因蘇聯拒不交回，故父亲未曾到任，约一年后改任青岛市长（当时亦为中央直辖市）。
记得在1938年初，全家离开南昌去港以前，为躲避日本飞机对南昌的轰炸，我们兄弟姐妹曾随同祖母回到祖籍故乡的江西金溪县霞斯龚村的祖屋小住数月，这也是我今生唯一的一次回到江西老家。记得村前有一个很大的池塘，里边养了许多鱼，池塘侧面有摆放着祖先牌位的祠堂。祖屋是有高高灰色墙壁的砖木结构建筑，几道大门都有很高的门坎，里边是几进住房和堂屋。在祖屋对面有个不小的花园，在茂密的树木环绕下，中间有新设的跷跷板、滑滑梯和秋千等。听说是由于我们要回来避难才事先修好供孩子们玩耍的“儿童乐园”。
对这些情节，我之所以能记得如此清楚，可能是因为1937年底正好是我十岁生日(当时多以“虚岁” 计)，据奶妈说过，那天村里还特别为我宰了一头肥猪宴客呢！
全家回到南昌后，立即坐上火车南下。我们全家老小、包括两个奶妈（我和二哥是同一个奶妈，建文的奶妈姓徐，她们都一直跟在我们家中照顾外婆和祖母，直到后来在重庆时，外婆和祖母先后去世，她们才被送回老家江西。）是乘的一节“花车”，也就是后来叫“公务车”的那种，车上有大客厅和几间卧室、厕所、浴室等。据说这辆“花车”是蒋介石原来出巡时乘过的。火车先沿浙赣线西行到达湖南的株州站，可能是为了等待有合适的南向列车将车辆一并挂走，我们这辆车好像在株州站的股道上停了两、三天才重新启动。当时大人们曾一再告诫孩子们不要随便下车去玩，否则车辆万一被挂走就会找不到人了。（十几年后，我在大学学了铁路专业，回想起来才知道，这种专用公务车，在没有特殊紧急任务的情况下，一般都会与货物列车编组为“株州－广州直达列车”。那时铁路运输管理技术没有现在的先进，因此，在株州编组站等上几天才编入一列“株－广直达”是完全正常的。）到达广州后，我们住进一栋叫“？梅”的花园楼房，院内绿树成荫，花木扶疏，环境优美。约住三、两天后，即由广州乘船去到香港。（1950年代，我参加工作后，遇到一些同事，他们有年龄比我大些的广州人，例如抗日战争时期曾在父亲所领导的下属工程单位工作的前辈邹WT工程师等，当时我与他们聊起这段在广州的往事，提到那时我还能记得全名的那个住所时，他们觉得，那好像是宋氏家族的房产。我想，完全可能，因为父亲当时在宋氏主管的单位工作，家眷路过广州，定会给予落脚之处吧。）
到达香港后，因为自己年龄也大了一些，（已十岁），因此记得的事就更多些了。下边拟先写一下过去听说过的关于大哥GW和祖先们的故事。
1937年南昌 XQ, DW, GX, LW, NW, MX, CW, XW, XM, JW
大哥广文
其实我对大哥广文的事知道得很少，只是过去听长辈们谈起过一些（有些是奶媽講的) 。他出生于民国元年（1912年），才十几岁，父亲就把他送去日本读书，约20岁，回国结了婚，但是在与妻子“回门”去她娘家时，突患伤寒病，送回家来不久，就不幸去世。母亲为此过度伤心，曾大病一场，这个时候是六弟JW出生前后的事，那时我才几岁，在记忆中对大哥一点印象都没有，只是后来稍大时，在家中的相册中看到他在日本留学时拍的一些照片，其中有几张是穿着运动衣衫在足球场上拍的，长相酷似父亲，一表人才，用现在的话来形容，真可算是一位颇具吸引力的“帅哥”，可惜过早去世，否则學成回來，在事业上辅佐父亲（他们父子间才相差十七岁而已），我们家的情况肯定更有发展。
关于他在日本读书时的一段爱情故事，甚至被当时的留日同学写成小说。听说是这样的，当时他与一位留日的黄姓少女同学恋爱，这位姑娘是父亲留日同学HG斗的小妹妹，（HG斗本人则在日本娶了一位日本妻子带回中国，一直跟随在旁。在父亲任南昌市长时，黄任市警察局长，抗战胜利，父亲接任大连市长之职，在沈阳等待苏联移交时，黄为尚未赴任的市秘书长。因此，与我们家庭交往甚密，我们兄弟当时虽年龄还小，但与之均很熟稔）后来，可能因双方家庭封建意识的影响，或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两人相约在日本跳水自杀徇情，但黄女死去，而大哥广文确被人救活。所以后来有人说，他虽回国结了婚，但仍被初恋情人黄女将魂勾去，未能活命。因为我们兄弟几人原来是按大哥老大这样排下来的，且都已叫惯，大哥死后，也就自然地以姐姐作为老大，弟弟们仍按原来的排行称呼。母亲实际上生过九胎，第二个也是男孩，但出生后不久就因病去世，最后留下我们“五男二女”七人，姐姐DW，（来美留学前叫“明文”）妹妹LW最小。三哥CW因在大陆解放前夕去过台湾，后回大陆继续求学，在“文革”中受到不小冲击，终因罹患肝癌，不幸于1969年英年早逝。其余兄弟均在姐姐的帮助下，先后来北美定居至今。
1990 Christmas, Long Island, New York
XW, NW, DW, LW, JW
祖先的故事
一九七、八十年代在成都时，我与抗战期间在昆明、重庆很熟的七姑姑时常见面，那时她已八、九十高龄，好像是父亲那一辈人中还健在的少数姐妹之一。七姑姑是四叔的妹妹，与父亲同一个祖父。七姑父叫全SH，过去一直在父亲手下工作，抗战胜利后，仍留在四川公路部门工作。因七姑姑的子女当时都不在身边，故在姑父去世后，多由她的亲侄子，即四叔的儿子HW在成都就近照顾她老人家。HW是我们“文”这一辈中最年长的一位兄长，他抗日战争时毕业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在成都纺织设计院任工程师，多次因技术上的一些问题会到我工作的铁道部第二设计院联系工作，因此与我过从较密，既是兄长，也是朋友。
在成都与七姑姑的多次见面中，听她讲了不少关于我们G家“祖宗八代“的传奇故事，还为我列出了几代人的“家谱”。七姑姑已于我来美后、九0年代中期在成都去世，享年近百岁。现据她生前讲过的关于祖上的一些情况，转记于下。我这一辈人（“文”字辈）祖父的祖父，即太曾祖父叫“致和”，生有二子，大的叫“楚生”，小的叫“楚成”，（也就是我们的曾祖父），从他们两兄弟取名中的“楚”字，可以看出都是在湖北出生的。楚生有三子，楚成有二子，长子“其贤”就是我们的祖父，（次子叫“其熙”）。祖父有三子，长子学遂，就是我们的父亲，二叔叫希遂，三叔叫亦遂。
记得从前家中的“堂屋”供桌上陈有曾祖父及祖父的烧瓷画像，每逢年节，父母都要率领我们子女列队向两尊遗像鞠躬祭拜。这两幅镶有红木相架的瓷像，最后是设在北京家中最后一进的堂屋里，但在1948年战乱中离开北京时未能带出，后来不知去向。（关于当年离开北京－当时还称“北平”的详情，待后述）
七姑姑说，我们G氏就是从太曾祖致和发的家。致和公年青时，不堪在乡间种田渡过一生，只身去到景德镇，开始以开设豆腐磨坊以卖豆腐谋生，后来与一位在汉口的生意人认识，此人见他人较机灵，把他带去汉口帮忙。汉口在中国历史上是明代四大商业中心之一，早在1861年即已成为对外开放的商埠，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有着优越的商业地理位置，古称“九省通衢”，水陸交通都很发达。致和公初到汉口时在此人带领下做生意，不久，他被一家钱庄老板看中，见他在汉口情况单纯，人既聪明也很可靠，即以每次交给100个银币的方式，让他连夜鉴别分出真币、伪币后第二天交回钱庄，经钱庄老板多次“试用”，每次均能按要求将全数真假银币如数交回，后逐步增加鉴别的银币数量，最后多达每次交给数千枚，对交回的时间也相应延长，并且不加计较。这时，致和公考虑到，总不能一辈子就做这个事，何不利用暂存在手头的这笔资金做点自己的生意。当时，湖南出产的鸭绒通过汉口港出口利润可观，他与收购商谈妥后，就经常连夜自己赶着马车去长沙收购鸭绒，并连夜运回汉口交货，听说当年做鸭绒生意有百分之一百以上的利润，所以没多久就赚了大钱。之后，他辞去为钱庄鉴别银币的工作，用赚来的钱把生意越做越大，并以做江西景德镇的瓷器生意为主，在汉口开了专卖景德镇瓷器的商号。经过他的子孙（也就是我们的祖父等）三代人的经营，相继在四川、西安、天津等地都开了商号（从前在家中曾看到过这些商号楼房门面及柜台的一些照片，但可惜也在“文革”中烧毁。）这可能也是我在前边提到过的，当时祖父要父亲接班做生意的原因吧。后来，这份事业由我三叔等叔辈接了下来，三叔一直在汉口经商，最后做到汉口商会会长。抗日战争武汉失守前，他带全家离开汉口，也到了昆明，并通过越南（当时叫“安南”）这一口岸与外界（香港、东南亚等地）做生意，直到抗战胜后再回到武汉。
七姑姑在成都
由香港去昆明
1938年初，我们全家老小在广州小住数日，即乘船出株江口到达香港。（父亲因公务，早就直接由南昌先行抵港了）在香港，记得我们是住在九龙的一栋三层楼房中。因为怕我们这些正值调皮的孩子们一旦跑上街去玩又不会说广东话而找不回家，因此在下船伊始，大人们就反复教会我们背熟了当时住处的街名和门牌号码，至今，我还能清楚地用广东话说出这个地址是“英皇太子道361号”。记得在这里的大门口抬头可看到九龙山上的旧城墙，后来问到一些熟悉香港的朋友，他们都不知道有这条街，也没有什么“旧城墙”的印象，估计是在香港后来大发展的建设中被“埋没”了！
在香港的半年多时间里，我和弟弟们因年岁较小未去上学，而姐姐、二哥、三哥都在离家不远的一所学校读书。记得当时二、三哥上学时经常穿着四轮滑冰鞋去，我们几个弟弟都很羡慕。
随着日军在中国的不断南侵，大约是1938年秋天，父亲工作的“西南运输公司”总部也正式由香港迁往昆明。于是，全家老小随父亲一道，搭乘一艘法国的万吨级客轮由香港去安南，再转乘法国人出资修建的滇越窄轨（轨距为一米）火车去到昆明。一路上，我印象最深的有几件事。
上船以前，父亲曾亲自教我们吃西餐的有关礼仪和规矩，因为我们乘这艘船的人大部分是老外，怕我们在外国人面前失礼。记得有一次坐在大餐桌用餐时，我不小心把西餐刀放在嘴上吮了一下，父亲在我对面投过严厉的责备目光，吓得我不敢抬头。船过琼州海峡时，因为这海峡曾被古人称做“鬼门关”，大人们多到舱外船舷张望，我们几个小些的孩子为了安全，只准爬在舱内窗前向外张望，好像什么都没看到。船靠越南海防港，来接的汽车把我们送到一处临海叫“桃园饭店”的法式建筑的旅馆内居住。傍晚时，天气很好，祖母、外婆等大人们坐在海边靠椅上观赏海景，我们几个孩子则在沙滩上拾拣那些从未见过的海螺贝壳。当时有几张照片拍下了那些难得的镜头，可惜也全被烧毁而荡然无存了！
大约在海防只住了一夜就用汽车送我们到河内转乘火车赴昆明。因为铁路线路坡陡、弯急，又是窄轨，当时所乘的法国火车是一种比现在大Bus稍长的单节客车，由于一路非常颠簸，我在车上呕吐不已。我们全家到达昆明的时间是在1938年秋季，大约是九月份的某日，因为来到这个“新家”后，可能是由男孩中最大的二哥LW倡议，我们几兄弟做的第一件事，是在住处庭院内的一棵大树干上用小刀刻下了我们到达的年、月、日。因此记忆颇深，可惜现在已记不得具体时日了！
1938年香港九龍英皇太子道361號門前
XW﹐CW﹐母親﹐DW﹐父親﹐庐W﹐NW﹐
LW﹐JW
母亲与外婆
母亲、王家襄，这是学名，记得母亲说过，在她出嫁前的闺中名字里有一个“如”字。母亲出生于1893年10月17日，比父亲大两岁，在一九五、六十年代同母亲聊天时，她说她是与毛泽东同年出生的，算下来，今年应是她110年冥寿。外祖父在乡间是行医的，当时称“郎中”，可能因去世较早，我没见过，也毫无印象。听说外公常为穷人免费诊病、施药，是当地有名的善人，可能正因此而造就了母亲毕生与人为善的性格和为人。母亲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极其贤淑、仁厚并慈祥的古典式家庭妇女，没上过“洋学堂”，但确很知书达礼，她所受教育多系在家中由外公自行教授。小时也缠过脚，但大些时（可能是因“民国”成全），就“放”了脚，当时好像叫“解放脚”。母亲脾气极好，在我的记忆，几乎没有见到她骂过人、生过气，有时遇到不顺心的事而难过，也多半背着子女们独自消解和承受，心胸极其豁达。与母亲相处中，自我稍大记事以后，有几件最使我记忆深刻的往事：一次是大约1939年夏季在昆明时，我突患副伤寒，母亲非常担心，因为大哥广文就是得伤寒而死的。记得当时有一位瘦高个子男医生天天来家中为我看病（在那时的昆明可能医院条件还不太好，或是因为住院费用太贵，所以我是住在家中治疗的。）还专门请来护士日夜护理。由于伤寒是会传染的，兄弟姐妹都被“隔离”，不准进入我卧病的房间，只有母亲日夜陪伴，直到我病痊愈。生这一场大病，人瘦得皮包骨头，连头发都是掉光了重长的。（可能与当时用药有关，但总算把命保住。）
另一件事是1949~51年在上海交大读书期间，那时虽然是上海“解放”前后，但家中生活条件还好，同学、朋友中家庭是资本家、有钱人的也不少，因此，会时常到他们家中参加一些生日Party或周末、节日舞会（也曾在我们自己家中楼下大客厅举办过数次）。Party后回家一般都较晚，总会在半夜12点左右，甚至更晚才回到家，这时全家老小、楼上楼下都已睡着，只有母亲总会靠在床头，开着台灯等我回来。那时年青，还不太懂事，但有时回来太晚，见到母亲还独自一人在等我夜归，也很感到过意不去，但确从未见母亲为此生过气，总是和颜悦色的说些回来晚了要注意安全或是食厨里面有什么吃的等等话语，现在想来，实在深感内疚！
我1952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分配在成都，回上海的机会很少。按那时的“政策”，分居探亲只能是探分居一年以上的配偶，并且一年只有12天。对与子女分居两地的父母是没有探亲假的。这种“休假制度”实际上造成“只要老婆、不顾父母”的不孝风气及恶果。加之工作也忙，经济条件也有限，一般不太可能用“请事假”、扣工资的方式远道回家看父母。记得在1950年代末及60年代“文革”以前，我只能藉到华东一带出差的机会，顺便绕道上海回家看看母亲，次数虽不多，但也算是领导的“特别照顾”了。初时，母亲身体还好，在我经过上海只能停留两、三天的短暂时间里，也故意不去贵州路铁路招待所住宿，而直接回家陪母亲说说话，有时母亲与我一起到离家不算太远的“凯司令”、“红房子”等西餐厅吃点点心，喝杯咖啡，聊些离别后的情况和谈谈往事。当然，这样的聚会，对我这个长年在西南那无人的山区搞铁路勘测的“游子”来说，当时的确是一次奢侈的享受！
在最后去沪探望母亲的一、两次中，因她身体越加虚弱而不能下楼和外出，只能在母亲房间里聊聊。她自己也强烈的意识到“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的威胁，使我深切感受到，她在与我临别时站在楼梯口送我时那强忍的悲痛和眼泪。我自己也是含泪赶快跑下楼离家而去，以免引起她的过度伤感！
1960年前后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内食品奇缺，我们在成都的“定量”是：每人每月2两油、半斤肉，一个月每人半斤白糖，一个月的粮食定量只有23斤，糕点凭点心票及粮票，一个月只能买几次，香烟则凭我的“工程师证”，每月在指定的专卖店可买两条（算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特别照顾”，其实我当时是不吸烟的，因为岳母吸烟，市面上又买不到好香烟，我则以“会抽香烟”而领到“香烟票”，每月在买回的20包香烟中取出一包放在办公室，有时拿出来“装装样子”吸一支，其余的就全部给岳母“享用”了，现在想来，的确是相当……的！）当时其他的食品、用品等分配到每个人手上的数量也是少得可怜。那时，姐姐在美国托香港的友人（因中美当时未建交，还不能直通邮件，母亲和姐姐之间的邮件，都是通过我们家在香港的友人韦淑英女士转寄的）不定时的由港将罐装猪油、奶粉、花生米等食物寄到上海，母亲则将它们“分发”给我们这些在外地工作的子女们，当时我的大女儿小Y吃的奶粉，基本上是从这个渠道来的“进口货”，因为在国内邮寄怕在途中遗失，所以差不多都是转托我的一些在上海有家的同事在回沪探亲后返蓉时带来成都。几年来，母亲也会趁着送东西去他们家时，顺便了解一些我在外地工作及生活情况。记得，去的次数较多也较熟悉的有住在离江苏路不太远的新闸路CH洛家，武夷路施HQ家等等，也有曾去过江苏路我们家中取物的其他同事，因母亲那时还有些“定息”可拿，除托他们带由香港寄来的东西之外，有时也会在上海买些在成都根本见不到的其他物品一并带来。所以，后来在“文革”中，有的同事在“议论”到我时，会说：“GNW不但没什么家庭负担，他母亲还经常接济他呢……” 甚至成了揭发我“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大字报的内容之一。因为在那全国各地都最困难的几年里，母亲的确不时托人带来过成都见不到买不着的一些东西，对同事们的这些“议论”和“批评”，我也只能默认了！
好像也是在1960年代初期，一次我去华东出差绕道返沪探望母亲，她用姐姐由香港转寄的港币而领到的外汇商店购物卷，（叫“侨汇卷”）带我到南京路设于永安公司楼上的“外汇商店”购物，因购物卷上所剩的钱数已经不多，买了些市面上买不到的糖果让我带回成都给孙女吃，并用卷上仅剩的钱为我买了一块衣料，那是当时很时兴、但在市面上又买不到的“的确良卡叽布”（是当时很“时兴”的“铁灰色”），带回成都后，在春熙路有名的成衣店，由裁缝师傅精打细算地为我量制了一件上装，余下的只够做一条外装短裤，上装成为我在年节时的主要穿着之一，早已破旧，而短裤，则因成都天气不热，后来的若干年中，我因在云、贵一带野外搞铁路勘测和“现场设计”很少穿用。1988年来美时，竟与其它常用衣物一并带来美国。这几年退休之后，每逢夏季天热时便会取出来穿，没想到已经是四十多年了！每当我穿上它时，就会想到母亲当时的音容笑貌和那永远难忘的慈母之心！
母亲对我们子女们从小的教育就是要“与人为善”、要“注重礼节”。她自己就是身体力行，与亲戚朋友间的交往无论长幼都是考虑周到备至，对子女们的要求也是一贯如此。我因常年在西南地区工作，很难得回上海探望母亲，但当我一旦有机会回到上海时，那怕在上海家中停留的时日是那么短暂，她也会要求我抽出时间带上些礼物去虹口侄女HH外婆家和重庆南路弟媳YF父母家作一次拜访，她当时提出的“理由”只是因二哥LW和六弟JW都远在外地工作，（二哥在重庆，六弟在西安），有兄弟回到上海，理应去看望看望他俩在沪的长辈们。在母亲“礼节精神”的熏陶下，也使我几乎每次到北京出差时，都会到住在地安门附近南月牙胡同11号的五弟媳BY家中（文革后迁到和平里原国务院的宿舍区）看望她的父母，因为五弟XW当时更是远在青海工作，很少回京。因为去北京出差的机会和次数较多，所以后来与两位老人相处很熟，拿他老人家当时曾说过的一句话：“见到你比见到XW的次数还多呢！”加之，BY的父亲退休前在铁道部安全监察室工作，凭他从事铁路运营管理多年的丰富经验，对铁路事故的分析特别在行，是当时铁道部长吕正操的顾问级人物，并经常随部长外出视察。我作为他老人家的“同行”和后辈，在交往中也就更有共同语言，并且得益不少。
母亲没进过洋学堂，除了能读中文书报，其他方面文化程度也不高，记得在青岛时，按那个时代官场的风尚，地方首长的夫人一般均担任当地妇女或一些慈善机构的名义会长之类职务。父亲当市长，这类社交活动就自然会落到母亲头上，但母亲的确很难单独胜任这些方面的工作和应酬。因此，有不少活动都是由姐姐大学时的同学、好友吴YQ来作为母亲的“秘书”，（或称“发言人”）陪同母亲出席的。
吴YQ是姐姐在抗战期间设在白沙（长江边上的一座小县城，距重庆不远）的大学预备班时的同学，后来又一同考进由南京内迁到成都华西坝的金陵女大，是姐姐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姐姐读的是历史系，吴读的是社会系）吴年青時即為一名“独身主义者”，湖北人，抗战时也在重庆，好像在渝没有什么亲人，所以，每逢假期总和姐姐一起回到重庆住在我们家。母亲当时曾经担心吴的独身主义会影响到姐姐的交友和婚姻。1948年姐姐去美国留学后，吴仍然是我们家的常客，我们几个弟弟和妹妹一直是叫她“吴姐姐”，没有把她当作外人。在青岛时，她大学毕业，在我们家里住过一段时间，她虽然大学毕业不久，但显得比较能干，有主见，听说父亲曾拟以启用年轻干部和妇女干部为由，委任她担任青岛市社会局长，并配一年纪大些但有经验的男干部担任副手协助她担此重任，但她执意要去台湾和美国深造，在上海解放前去了台湾，随后赴美留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在加州办了一个非营利性的“老人公寓”，收容了一批以华裔为主的老年人作为服务对象，业绩不错。她曾受姐姐、姐夫邀请多次来美东度假。有一次由姐夫做东请她晚宴时，我们几个多年未见的弟弟也去作陪，四、五十年未见，她已满头白发，仍然是单身一人，但精神抖擞，仍很健谈和健康。
1969年6月8日9日，我在贵阳，连接二哥从上海发来称“母病危”及“母逝世”的急电。但那时正值“文革”中的清队运动，（即所谓“清理队伍中的阶级敌人”运动）我因一些过去在上海读书时“社会关系”的问题，当时正处于“被审查”期间，实际上已被“软禁”于贵阳不得离开，只好立即电汇百元回沪，请兄弟们代为妥葬，而未亲回奔丧，至今我仍引为今生憾事！（当时二哥已由重庆回家在沪病休－高血压症，同时也为了躲避重庆两派那激烈到用真枪、真炮开打的“武斗”。所幸，六弟当时正好由西安在沪出差，总算母亲去世时有两个儿子在旁送终，否则，我们这些当儿女的也太不孝了）！
从我记事起，外婆一直住在我们家，可能是因为外公去世较早，我们兄弟好像从未见过外公，母亲只有一个弟弟，名叫王家驹，有一手好书法，中文根基深，文章写得好，因此，一直是在父亲手下做文字秘书工作，但于抗战期间英年早逝。对他，我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他曾救过LW一命。那还是LW才一、两岁在南昌时，有一天家中的大丫鬟带着LW在二楼一个房间的窗前坐在写字台上玩耍，这个窗子的下边是进入车房的路，左侧则正对大门，这时丫鬟听到大门那边有人进来的声音，就俯身伸头探出窗外张望，一不小心，把坐在她面前的小LW挤出窗外跌了下去，也算LW命大，可能是佣人们用完一架楼梯顺手靠在窗下的墙上，因此LW跌出窗口后顺着那梯子滚到下边的地面。这时，正巧舅舅从大门进来，看到由窗口跌下的LW，楼上的丫鬟正大声哭叫，舅舅跑了过去，顺势抱起LW时，她已晕了过去，幸好舅舅懂得拳法和医术（可能与外公是郎中有关）马上给LW做了手脚活动和按摩等，她“哇”的一声哭出声而醒了过来，否则真是后果不堪设想。本来LW就是父母连生五个男孩后最小的女儿，长辈们都是疼爱有加，如掌上明珠。自此事件之后，更是受到上边两代人和全家老小的疼爱。多少年来，我们这些哥哥们真是连指头都不敢碰她一下呢！
前边说过，我和二哥庐W是吃的一个奶妈的奶，并且都是由外婆“分管”，奶妈也是同时服侍外婆的。我们长大之后，这位奶妈也就成了专职服侍外婆的女佣，一直跟到重庆，外婆去世后，才乘护送外婆的灵柩的专车同回江西老家养老去了。（JW的奶妈“徐奶娘”则是后来祖母在重庆逝世后，才以相同方式扶灵回了江西）。
外婆是1941年（民国30年）夏天我们全家刚从昆明搬到重庆后一个星期左右因中风逝世的。当时，可能是父母选择了我们几个儿女在读书上学时间上的衔接，利用1941年暑假期间全家乘坐几辆汽车由昆明经贵阳到重庆（父亲则因工作调动关系，已先期单身去渝赴任）。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的是：我坐的那辆黑色轿车是开在我们“车队”最前边的一辆，我们几个孩子同祖母坐在后座，因外婆晕车，是与由重庆专程来昆明接我们的父亲一下属赵Z坚科长一同坐在司机旁的前位，昆－筑－渝公路是当时有名的“弯急坡陡”的险路，但也是当时由昆明至重庆间最好的一条公路，中途要经过“24倒拐”和“72道弯”等翻山越岭地段，这两段路也多次发生过翻车、撞车事故。那天，时值天下小雨，路面很滑，正当我们的车队走在筑－渝间“72道弯”的下坡路段时，突然从前方冲来一辆加油上坡的载货大车，虽经双方紧急刹车，总算两车没有撞上，幸免大难，但车上的老老小小都因惯性而向前冲，外婆坐在前座，前边没有阻挡（那时的汽车好像都还没有“安全带”装置），差一点头就碰上挡风玻璃，这时，赵先生（这也是我们当时以及在以后的多年里对他的一贯称呼）及时用手臂将外婆挡住，才没有发生碰伤事故，但也受到了较大的惊吓和震动。总算有惊无险，当时平安无事，但也在数天后对有高血压的外婆带来了不幸！当晚，我们在距离重庆不远的松坎住下，（现在，因为公路较好，重庆到松坎间几十公里很快就可开到，但抗战时的后方公路，标准很低，路面各方面技术条件都很落后，短短距离没几个小时或半天是开不到的。）第二天，走了半天约中午时分到达重庆，到渝后的第二天一早，外婆起床后，母亲说，只听到她老人家说了一声“重庆真好呵！”就突然晕倒在地，经医生诊断是“中风”，自此昏迷不醒，约一周左右即溘然去世了。所以，我们家是一到重庆就举办丧事。大约在“七七四十九”天之后，父亲派出一辆专用带篷卡车把外婆的灵柩等运回江西老家安葬了。（那时，虽然华东地区已经沦陷，被日军占领，但通向江西的公路还是可以通畅的。）因为我从小是由外婆照管，所以在后来的一段日子里，我都是睡在外婆去世时的那间房内及那张床上。
母亲王家襄
祖父,母
我们兄弟们好像都没见过祖父，他年青时期，一直继承祖业在外经商，我只是在那幅供在堂屋里桌上的烧瓷画像上看到他的容貌。他的名字叫其贤，在五个叔伯兄弟中排行老三。母亲曾告诉我们，祖母最后一次离开祖父返乡时的情景。那次祖母从汉口乘船返乡，祖父到码头相送，当船起锚离岸顺水东下时，祖母久久地站在船尾与祖父挥手告别，直到汉口河岸在晨雾中渐渐隐没，她才含泪回到舱内。母亲说，当时可以看出，她内心已感到这是夫妻的生死离别，果然，此后祖父再未返回故里并在外地病逝。（去世的年月，母亲虽曾讲过，但我已忘记了。）送祖父灵柩随船由汉口返赣的是两位姨祖母（我们叫“二嬷、三嬷”）二嬷是湖南长沙人，带回一位大约在1920年前后出生的小叔叔。三嬷是四川万县人，带回的可能是“遗腹”女的小姑姑（我们叫“细姑”）。好像比姐姐（达文）大不了几岁。以此推算，祖父可能是在1920年代中期去世的。“小叔”大约十岁左右时，不慎被开水大面积烫伤而不治身亡，那时XW正出生不久，为了让二嬷得到慰藉，把XW和奶妈都交由二嬷“分管”了。细姑姑则一直住在一起，当时与姐姐DW都是在南昌葆灵教会女校读书（部分情节待后述）
祖母也是在重庆去世的，那时我们家已从南岸四公里半搬到上清寺特园路的新建楼房中。这幢房子在特园路的最尽头，背山面向嘉陵江，风景如画，对岸就是江北。冯玉祥的住处在特园路的中段，离我们家近在咫尺，（因为特园路并不长，住户也并不多。）我们时常可在傍晚看到冯由几个保镖的随同下在附近散步。（钱YZ全家也住在我们附近。）
祖母病危时，父亲派车把我们几个在郊区歌乐山附近住校读书的孩子都接回家里，以备祖母有不测。祖母在家中病床上一直等到三叔（亦遂）从外地赶回来见面后才咽气。因为她老人家虽然一直与大儿子同住，但仍然最疼爱最小的儿子（三叔），据母亲说，病重时即嘱父亲速通知正在东南亚一带做生意的小儿子回来，在最后的几天，为了等三叔，让她口中含着人参，直到三叔回来见了面才“断气”与世长辞，总算了此心愿。记得在追悼会（祭奠）那天，祖母是用丝绵缠身，穿着专制的绸缎寿衣，胸口挂了一块有手掌大的碧玉，口中含了个翠绿色玉块。（那时说是这样遗体不会腐坏，其实只是晚辈表示孝心的一种方式而已）灵柩是停放在家中的大客厅中央，除了摆满许多单位、名人送的花圈、挽联外，在堂屋正中的横梁上还挂了当时“最高领导人”蒋介石题的横额，我想，也许是由蒋的仿字秘书代写的吧。按当时惯例，一定级别以上的政府官员，家中有了丧事才会得此殊荣。横额中的四个字我只记得其中有一个“懿”字，下边的落款是“蒋中正”。
大约也是在“七七四十九”天后，父亲派出一辆带篷卡车，将祖母灵柩等送回江西金溪老家安葬了。（抗战胜利后，父母等曾带了几个在身边的孙辈专程回乡扫墓。但二叔希遂则是先于祖母在江西病故的。）祖母去世的具体时间已记不清楚了，可能已是抗战后期，与刚到重庆时外婆去世后，灵柩运回江西老家的情况类似，因日本兵占领的只是南昌、九江等铁路沿线的大市、镇，而金溪县这种比较偏远的县份，基本上仍然与大后方交通畅通，所以能够用汽车将灵柩绕道直接由重庆送抵老家。
南昌王陽明路豫章支路住宅旁
後立﹕胖姑姑﹐DW﹐母親
中排﹕CW﹐祖母﹐外婆﹐廬W
前排﹕LW﹐XW﹐NW﹐JW
庐山“望龙别墅”
1920年代中期，父亲在庐山建有一幢傍山的房子，风景极佳。由正面经过房前的一片花园进入，看似一层，而由侧面看，实为三层洋房，取名“望龙别墅”。这个“龙”字肯定有所指，也许正是在此处能看到那似“龙”的景点，但我对此不太清楚。此房在解放后由海军某部使用，作为指挥在鄱阳湖进行海军训练的通讯枢纽，由此房接出大量电缆，并修建了一段公路直通房侧。
抗战胜利以前，父亲在江西任职时，因南昌夏天天气很热，因此每逢孩子们放了暑假，就随同祖母、外婆、母亲等举家上山避暑，父亲也会抽空时常来往于南昌、庐山间。当时父亲为培养我们兄弟从小爱劳动的习惯，每次上山都会布置一些劳动的任务给我们兄弟，记得最清楚的一项是，让我们到山边选一些片石搬到别墅前院的花园，铺出一条石板路面，虽然是暑天，但庐山天气凉爽，我们除了做些暑期作业外，就在二哥庐W的带领下，很积极地全力投入铺路工程，在父亲下一次上山来看到我们的“劳动成果”时，总会给予表扬，大家都很高兴，还在铺好的路边拍过照片。（可惜也在“文革”中烧毁了！）
望龙别墅的具体地址早已忘记，还是前几年姐夫有位朋友回大陆向庐山房产局（城建局）联系证实后，是：“牯岭镇渣滓窑3号”。并告知，原来的三层楼房的最下一层已经用土填实，故此建筑已改列为“二层楼房”，在房产档案的房主名是父亲的名字“G学遂”并冠有“前青岛市长”等头衔。
我隐约记得，这个别墅距离当时国民政府在庐山的“中央图书馆”不远，附近也住有一些当时政府高层人士，有时父亲带我们在附近山边小路散步时，往往能碰上一些他认识的南京来庐山避暑的高官。由于南京是长江沿岸三大“火炉”之一，（另外两处是武汉和重庆）所以夏天来到时，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就搬上庐山办公，成为国民政府的“夏都”。（就与前些年北京的中央政府把北戴河作为“夏都”一样。）那时，夏天外国人在山上避暑的也很多，（估计系当时外国驻华使节及他们的家属。）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二叔（希遂）看中了这一“商机”，在九江、庐山办了一个“浔庐农场”，养了不少奶牛，做起了奶制品的生意。记得我们去农场玩耍时，见到过好几头专门从荷兰买回来身上有花纹、很大、很壮的奶牛，据说日产奶量很多，他为了用奶做成奶油，并且便于保存到夏日出售，将别墅的最下层，（即解放后被海军用土填实的底层）改建为冰室，请了专职师傅在里边做奶油和奶酪。我们兄弟也会时常去看他们制作，并可随时品尝到那刚产出的最新鲜的奶制品。（我想，这也许是造就我们兄弟们长大后仍然很喜欢吃奶油及其制品的缘故吧）在冰室上边是一个很大的“储”冰库，每到冬天，二叔就带领工人们把室外按规格尺寸制好的天然冰砖由一楼堂屋（即与花园地面同高的一层）中间地板上的门打开，将冰砖储入冰室，到夏天避暑的人上山后，不但有牛奶、奶油出售，并且还供应冰箱用的冰砖。（那个年代，一般家庭中还没有能够造冰的“电冰箱”，只有放入冰砖保存食物的冰箱）那时，生意相当好，“浔庐农场”的奶制品和冰冻食物也是当时庐山、九江甚至包括南昌一带有名的品牌。也使我们终年不断的能够享用，但这些都随着日本的侵入而全部毁弃！
抗战头几年在昆明
1938年秋，我们全家由香港乘海轮经越南到达昆明。最初的住处在昆明城内“大绿水河”旁的一个大院落里，大绿水河其实只是一条宽几米的小河，河水流速很缓，水面长有不少绿色的水草和青苔类植物，估计河名才因此取了个“绿”字吧。我们住在河边的这个大院子里有很大的花园，有大片的竹林和好几棵大树，风景很好，这可能是由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向当地富豪征借的（因为“西南运输公司”是直属国民政府军委会的）。庭院的主人好像是一个从外国 （可能是法国）留学回来的当地大财主的儿子，他回国时从国外带回成套摄影器材，在昆明开了一家最大的（也可能是昆明当时“唯一”的）照相馆，名叫“存真”相馆。花园是他的私宅，园内立有刻着“存真”字样比人还高的石碑，为吸引顾客进入其私家花园拍照作背景之用，（我们，尤其是已长大了的姐姐，当时也以此为背景拍过照片，还有我们几兄弟穿着学生制服在园内拍的照片－可惜也都在“文革”中荡然无存了！！）
在花园里原只有一栋类似“四合院”的平房，是庭院主人住的，现在成为我们全家在昆明的新居。另外，在园内的一块空地上新建了一栋两（三）层楼房，是“公司”的办公大楼，父亲及同事们就在楼里办公。职工们的宿舍则是分设在昆明市的街上，记得其中离我们家最近的一处是在小河对岸巷子里的民房，是一栋较大的“围楼”式的两层楼房，房间很多，住了许多职工及家属。因为在父亲手下工作的他的义子，欧阳仁义哥嫂也住在这里，我们常去他家玩，所以记得相当清楚。（抗战期间仁义哥在重庆病逝，抗战胜利后，仁义嫂带子女定居杭州，与当时住在上海的我们家常有联系，解放后，尤其因“文革”而失去联系。）
“西南运输公司”的第一把手宋子良在昆明办公的时间和次数好像不多，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其实是父亲，另外有副主任吴涿之辅佐，记得有过一次宋子良来到昆明，晚上在办公楼内小礼堂为职工及家属们放映他自己在美国、仰光和重庆等地拍摄的小电影，我们孩子们都坐在前排看他的电影，一开始时，可能是他忘了倒好曾放过的电影胶带，放出来时是他与他的家人们（即宋子文、宋美玲等）从一栋楼门外的阶梯下倒退回楼内，引起全场哄堂大笑，这一情节，我至今记忆犹新。对宋子良的印象，是一位没有什么架子，对孩子们也很和蔼的中年人，个子不高，皮肤较黑，脸是圆圆的，并不像1980年代看到描写宋氏兄妹的电影中那样的瘦削脸庞。
当时，我们兄弟在昆华女子师范附小读书，这个学校在昆明当时是赫赫有名的学府，昆明及云南省内许多小学的校长、老师都出自该校，校址位于昆明城区的圆通山半腰，（解放后好像成了“云南大学”的一部分。）从我们住处抬头向上可以看到学校的校舍，站在学校的坪场上也可看到我们的住处和昆明城景，风景很好！
父亲可能是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或是曾同在日本留学的原因，与前云南军阀唐继尧的第二个儿子较熟，因此，曾经常带我们到唐氏公馆去玩，里边有很大的唐继尧墓，（解放后与旁边的“圆通公园”打通成为昆明市区城内最大的公园之一，另一个是风景秀丽的“翠湖公园”。）由于父亲喜欢打网球，唐公馆内有网球场，故常在周末假日带我们去为大人们打网球时“拣球”。
记得刚到昆明时，城内街道都较窄，并多系铺的大条石或弹石路面，小轿车除了省长龙云拥有的几辆外，就只有父亲用的一辆西南运输公司的黑色轿车了。龙云乘车出街时，马路上军警林立，两个保镖手握枪支站在汽车门外的踏板上，相当威风。当时人称龙云是“云南王”，连蒋介石都要让他三分，抗战后期还传出不少“龙三公子与孔二小姐”的故事。
大绿水河住处因系“军事单位”，在大院门口派有一队宪兵站岗保护，不久，这批年青的兵士与我们兄弟一起玩得很熟。记得有一次，他们还请我们几兄弟到他们驻扎的大门外左侧小河对岸的营房一起吃午饭，他们特别做了一个“丝瓜炒牛肉”的菜，我们都感到非常好吃，与在家中吃饭的口味完全不同。那几个年青战士的名字虽然早已忘却，但他们的样子，至今我还印象颇深呢，后来这些人也不知调往哪个战场去了。在大绿水河可能只住了一两年，因昆明城内有日机时常来轰炸，“公司”搬到城郊的黑林铺，我们兄弟也转学到位于昆明郊区离黑林铺不太远的西南联大附小、附中读书。黑林铺山凹中间一块大平地是汽车队的停车场，职工宿舍是盖在周边山脚的一排排平房，后边山坡上是茂密的树林，因树叶呈深色，可能因此把这里取名为“黑林铺”吧。宿舍后边山脚下挖了许多防空洞，一有空袭警报，大家立即就近躲进洞内，有几次，日机的炸弹扔得较近，我们在防空洞内感到震动很大，但当时倒没有很害怕的感觉，有时还背着大人偷偷去到防空洞口观看外边的情况。记得有一次看到对山有光亮闪闪，后来大人们说，那是汉奸用小镜子利用太阳的反光引导日机的轰炸目标，因此，在我们小小的心灵里，对汉奸也是恨之入骨。
由于住在黑林铺仍不安全，在我们快要离开昆明去重庆以前的约半年时间里，全家老小都到距滇池不远的晋宁县避难。我们住在城外乡间一位李姓大户人家里，这个大地主的儿子李某（名字现在已记不起来）云南晋宁人，是父亲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当时他也在昆明，在我们搬到他晋宁的老家避难以前就已较熟，因父亲逢周末曾常带我们到距昆明车程不远的安宁温泉洗澡、游泳，这位李伯伯也多次同去温泉，他爱好摄影，还曾经为我们五兄弟在温泉的大池中拍过一张我们五个男孩挤在池中一座假山上的全裸浴照，由于角度和光线都取得极好，是一幅很文雅的艺术作品，被我家一直保存了几十年，但可惜也在“文革”中烧去！
住在晋宁的时候，我和三哥CW、五弟XW三人都在县小学的初中预备班上课，（因为那时县里还没有中学，而我们又都已小学毕业。）父亲怕我们因避日机轰炸而荒废学业，所以我们每天都步行到不远的县城上课。晋宁的风景也是很美的，城墙外那大片几乎望不到边的农田，按季节播下不同的种子，我们在晋宁的时候正值种的是蚕豆，开花时一片黄，开花前后则是一片绿色，非常漂亮，记得姐姐达文就在那蚕豆的绿色海洋中拍过一些照片，可惜那时还没有彩色照片，否则更加漂亮！但在这个位于中国边远地区的晋宁，也让我“见识”了从未见过和不可想象的封建刑法。在那里，我曾多次看到死刑犯被砍头的场景，刽子手们将砍下的人头用绳子缚住头发挂在城门正中的城墙上示众，对没有头发的死刑犯，就用绳子穿着一只耳朵挂着，那被穿绳的耳朵被拉得长长的，脸上则是一幅惨白色，十分可怕。对女死刑犯，则一般是实行绞刑，上刑时，在犯人体下放着一口大缸，当犯人被拉上绞架时，屎、尿都顺着腿脚流到放在下边的瓦缸里，免得污了地下。男死刑犯多为抢劫、杀人等，女死刑犯则多为通奸、谋害亲夫等罪。假如当时不是到晋宁避难，恐怕我这辈子也不会看到这样的极刑场面。
李姓家中有一个20岁左右的小儿子，不知什么原因患了精神病，发起病来大叫、大闹、打人，并将自己身上的衣裤脱得精光，到处乱跑，他父亲在院子里专门为他修了一间“牢房”，他一发病，就由两名身强力壮的男佣人把他架到牢房中关起来，可能那时昆明一带还没有专治神经病的疯人院，即使有，我想李家也舍不得把自己的亲人送去，后来，可能是请西医经常给他注射了镇静剂，病情被控制住，人却变得“呆呆的”。是为了“冲喜”吧，给他娶了一位穷家少女为妻，婚宴那天，喜事办得相当盛大、热闹。那新娘，看上去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十几岁吧，出来同客人们见面时，脸上一丝笑容都没有，真不知是从那家佃农那里买来的牺牲品。（解放后，看了一些与此类似的故事和电影，细想起来，的确与当时的实情相当吻合。）当年在晋宁见到的这些景况，深深印入我那幼小的脑海和心灵而无法磨灭！
民国30年，（1941）因父亲调职重庆，任军委会交通管制处处长（中将衔），夏季趁我们暑假期间，全家由昆明乘汽车经贵阳搬到重庆，结束了在昆明近三年的生活，直到1960年代初期及以后的多年中，我才因工作的关系重返昆明，后担任“昆明铁路枢纽总体设计负责人“，有一次竟乘车经过晋宁县城，后来又去了安宁温泉，但与往昔相比，旧地重游，已面目全非了！当时忆及往事仍不甚唏嘘！
在昆明的几年中，家中为我们孩子们请了一位女家庭教师裘老师，20多岁，当时我们的感觉是，她知识丰富，为人和善，但对我们又很严格，几年来对我们兄弟的教育以及在各个方面的助益都不小，直到她结婚，我们也即将迁去重庆，她才离开，（家中曾有她送的结婚照片，也可能在“文革”中一并烧去）。
1940年攝于昆明西山 (背景為西山龍門及昆明滇池)
左起﹕ 廬W﹐ NW﹐ XW﹐ JW﹐ CW
1938年攝于昆明唐繼蕘公館花園﹐現已辟為市內公園
Burma 1937-1941
坐在象上者﹕左為父親﹐右為宋子良
父亲的几个弟弟和姐妹
先说一下父亲的两个姨娘和她们的子、女。二嬷、三嬷文化程度都不高，两位老人一直由父亲抚养，也随母亲一同沿着南昌－广州－香港－越南－昆明－重庆－南京－北平－青岛－上海的路径渡过她们几十年的生涯。1940年代中期，抗战胜利之后，二嬷因没有自己的子女，曾由南京随母亲去到北平，1948年秋与我等五人到青岛，最后在上海与母亲同住十几年，约比母亲早一、两年在上海病逝。三嬷则在抗战胜利后随她的亲生女儿，即细姑姑，在上海定居（住金神父路，即现在的南昌路）。约于“文革”末期在上海去世。
两位姨祖母都很慈祥、贤惠、忠厚、与人无争，是典型的中国老式家庭妇女。她们与母亲一道生活几十年，从未见过她们与任何家人或佣人们有一点争吵或不和，为了照顾我们这几个孙辈，都能与各自的奶妈密切配合，同心协力地带好我们，因此，也得到全家老小的尊重，及子女们的孝敬。
记得五、六十年代，我每次出差顺道返沪看望母亲时，二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到菜场排队买鸡、买鱼回来做给我吃。因那个年代，副食供应虽属全国最好的上海，购物也很紧张，她为了按量每次只能买半只鸡，而在深夜3点多就去菜场排队，当我后来知道此事，真是万分感动，那时她已是年近七十的老人，并且身体也不太好。二嬷比母亲小一岁，三嬷则更小多些，她唯一的女儿细姑姑自出生后，一直跟在大哥（我父亲）家中长大成人，父亲和母亲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供她读书，在南昌时与姐姐达文同在一所当时南昌最好的教会学校“葆灵女中”读书，大概比姐姐高一、两班。（顺便说一下，195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在成都的铁道部第二设计院工作时，当时的一位老工程师、房屋建筑科科长、江西人谢G桔 的妻子在铁二院图书馆工作，因铁二院有好几位老工程师在抗日战争时都在父亲手下工作过，也知道我是G某人之子，在图书馆与她聊天时，这位谢太太才告诉我她居然是细姑姑在南昌葆灵女中的同班同学，并经常到我家来玩，见过我们兄弟姐妹，没想到二、三十年后竟能在成都同一工作单位重逢！）
细姑姑长大后，解放前在上海与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聂某结婚，生有一子，她自己则在上海玩具厂工作，后来把生母三嬷接去同住，全家过着十分幸福美满的生活。但是，在1950年代初期的“镇反”运动中，（即所谓“镇压反革命运动”）。却给他们全家的生活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于细姑父解放前是国民党中央社的记者，解放前在撰写的新闻报导和文章中肯定会有反共言论，因为自认问题一般，没有在上海解放前随中央社去台湾。没想到，在那镇反行动的半夜里被捕，可能未及详细审问就与那夜在上海各地同时被捕的大批“反革命分子”在刑场宋公祠被枪毙镇压了。第二天见报载，同时被处决的共80余人，据说都是解放前有过“血债”或作恶多端的军统、中统特务份子。我想，按当时的逻辑，在反动的中央社当记者，而记者就是搞情报工作，搞情报工作的也就是搞特务工作，聂某既是特务，当然属该杀的“反革命份子”了！！
细姑姑全家从此成为“反属”（即“反革命份子家属”）到我们家来走动串门也少多了，记得有一次我回上海看望母亲时，曾去南昌路她家中看望过她和仍然健在的三嬷，但“文革”开始后，即与之完全失去联系，也不知三嬷去世的具体时日以及她们母子的情况怎样了？
父亲另外的两个姐妹中，大姑母（可能比父亲大些）早年出嫁，我一点印象都没有。第二个姑姑，比父亲小好几岁，因较胖，我们都叫她“胖”姑姑，年青时亦曾去日本留学，后回到南昌，并与范某结婚，抗战时也与我们全家一同去了昆明、重庆，抗战胜利后回到南昌工作。1957-58年我到福建参加鹰（潭）厦（门）铁路的建设时，曾专门路过南昌去看望了她，那时她在江西省文史馆工作。1970年代初，她曾到上海看病，住在江苏路家中，据说后来回南昌不久，因病重去世。胖姑姑没有生育过子女，而她的丈夫虽然人很聪明能干，也长得一表人才，但确是个非常投机的人，听说当初在南昌向胖姑姑求婚时，父亲觉得此人狡猾、不可靠、不允婚事，他竟跪在父亲面前提出种种保证，因而骗得信任而成婚。果然在若干年后与胖姑姑离婚了。更有甚者，大陆解放前夕，他去到香港做生意，三叔亦遂在武汉解放前也带了三婶及全部子女共十余人以及变卖国内生意和家产的全部资金也到了香港，准备仍在东南亚一带原来较熟悉的地区做生意，在香港碰到了已和胖姑姑离婚数年的前妹夫范某，不知为何，他竟然相信了范的建议，将全部资金交出与范合伙，没想到范在钱一到手就不知去向，无影无踪，把三叔辛辛苦苦做了几十年生意的钱财全部骗走，三叔因此气得中风，最后出于无奈，又携全家老小于1950年返回武汉，不久，在武汉病逝，留下了三婶和11个尚未成年的儿女。
三叔亦遂，字叔慈，也是父亲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前边在写祖母的那一篇中已谈到过，他是唯一继承祖业做生意的儿子，后来的确生意做得不错，又有大哥在政府当官的背景，并当上汉口商会会长。但对他生意的第一次大的打击是日本侵华武汉沦陷，抗战时迁到昆明后，仍利用当时越南这条进出口的国际通道在东南亚一带经商。在日军南侵占领东南亚各国及越南等地后，生意很难发展，也是他在生意上受到的第二次大的打击。而致命的第三次打击则始于1949年中国大陆变色，1950年代初期在香港的受骗全部财产，最终回国后病逝。
三叔有过四次婚姻，最早的一个在结婚不久后病逝，可能未生育儿女，第二个生女AW（小名“华华”），子汉文及女湘W。湘W与LW同岁，1950年代末在会计专科毕业后分配到水电部成都办事处工作，后为高级会计师，直到退休。在成都时与我时有联系，目前仍在成都养老。三叔的第四个孩子叫RW，据说是一个“外室”女子所生，可能因为“出身”的缘故，祖母当时只同意将儿子RW带回，不准此“外室”进入G氏家门，后来下落不明。RW大学毕业后，在武汉一重点中学教英语，由于教学得法，他的许多学生都考上大学的外文专业，因此，在武汉的教育界中小有名气。1970-80年代中期被武汉某大学聘为英文教师。1989年该校与加拿大一大学作为交换学者到加拿大为新移民教授英语，此时适逢“六四”前后，故藉此留加进而取得加国公民身份，妻子儿女后亦移民加拿大定居至今。第四位三婶，则是我们最熟悉的，抗战时在昆、渝与我家也接触最多，她在婚后又连续为三叔生育了七个子女，其中有一对孪生儿子，这些堂弟妹们均在湘、鄂一带工作，有些已是“大款”。
老大AW（华华）是与我们家及兄弟姐妹最熟悉的一位，为人老实、厚道。1947-48年间曾到北平读书，住在我们家中，直到48年秋，与我一道飞离北平到青岛、上海。然后才回武汉其父身边。解放后在湖南，与一位“老干部”（系当地某单位政委）结婚，据其妹湘W说过，婚后生活颇为美满、幸福，现居于湖南资兴市。三婶则于80年代在改嫁的丈夫去世后多次来过成都湘W家探亲，故得以多次见面，她曾向我解释，在三叔去世后改嫁是因为当时子女们又多又小，生活困难所致，她后来这位丈夫是一个中医。
二叔希遂，字仲良，其实我与他接触并不多，只记得他个子很高很瘦，而二婶则很矮小，但我们与二婶较熟悉，因为她曾在我们家住过多年，原因可能是因为她不会生育，二叔娶了一位姨婶同住，她才干脆跟着婆婆和大嫂长住我们家的。因祖母也是位贤淑的妇女，可能因为有过类似的遭遇，对住在一起的二婶也很好。二姨婶生了两个女儿芳文、秀文，抗日战争时也在我们家同住多年。前曾说及，抗战前，二叔在九江、庐山开设“浔庐农场”，运用庐山冬寒夏暖以及“望龙别墅”的优势，把生意做得很是红火。但也因日军的入侵而放弃了在江西的生意，转到越南一带经商。听说，那年日军入侵越南，他在向云南逃难的途中，遇到大雨和惊吓，与一同逃难的人群，完全靠步行跋山涉水逃到昆明，致使得了严重的肺病，只好回到江西老家养病，由二姨婶在旁伺候，（这可能是芳W、秀W小时远离父母长住我们家的原因。）二叔在抗战胜利前即在江西病逝，两个女儿在抗战胜利后，住在迁回武汉的三叔家中，武汉解放前夕，又随三叔全家十几个孩子一起到香港，约于1950年再一同回国。后来，芳W参加了解放军，并被送入军大学习，成为一名军医，在赣南等地医院服役，直到转业与丈夫（是同一军医院的军医，上海人）一同回到上海。被安排在上海老火车北站对面的“北站医院”当医生。1970年－80代我去上海出差时，曾多次前往探望，1990年代初期他夫妇随子女移民在加拿大定居。
秀W则在合肥安徽大学医务室当医生，当年她从西安医学院毕业分配在陕西城固县医院工作，与安徽大学教书的丈夫两地分居多年，后来总算调到徽大，得以全家团聚。她丈夫为人特别老实、忠厚，我每次去合肥看望LW夫妇时，都会与LW一道去徽大看他们。她丈夫沈Z坚，后任安徽大学物理系教授，她自己则是徽大医务所有名的“G医生”，两个女儿学习成绩都很拔尖，目前均在国外留学发展。
另外一位与我们非常熟悉的叔叔，是父亲的一位堂弟，（同一祖父）九叔宗遂，因为年龄比父亲小很多，人又聪明肯学，从小就来到我们家由大嫂（我母亲）照顾。抗战初期已20多岁，一同到了香港。这里还有一段我记忆深刻的“趣事”，因为九叔个子较高，皮肤较黑，在香港时，他一身白色西装，走在路上别人还以为他是印度人“红头阿三”，不敢欺负他，所以经常由他带着我们这群小侄子们上街去玩，母亲会特别放心。抗战的八年期间，他基本上都与我们在一起，但因在抗战胜利后，他全家回到金溪老家呆了几年，而引起了极大的不幸。上海解放前，他先期离赣来沪，在母亲为董事长的一家针织厂负责，上海解放后，因乡间“土改”，九婶带了他的孩子们也来上海“避难”，（当时曾在江苏路我们家挤着住了一段时日）1956年“公私合营”后，九叔作为原“资方”厂长被聘为经理，但在1960年代中期“四清”运动中，认为九婶在解放前曾收过地租，被划为“地主”成分，乡间来人把他们带回金溪老家后的日子就很不好过了，不几年均在老家病逝。（后来听说是，九叔在“运动”中被批斗，生活上也没有得到最起码的人道对待而患病逝世，九婶因不堪受虐而自杀身亡。致使至今他们在外地的子女们还心有余悸，害怕他们现住址会被乡下人知晓，可见当初那个“运动”给人带来的伤害之深！）因为他的儿女们多在上海一带读书成人，老大開W（剑W）原在武汉测绘学院任教授，老二赣W，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在上海气轮机研究所工作（高级工程师），女蕴W在上海铁路局杭州分局任工程师，现与50年代毕业与上海同济大学的丈夫在杭州过着退休生活，另有弟妹多人均在沪、浙、赣工作和生活，其中妹西W夫妇前几年与子女去新加 坡定居，女儿钟FP，则已在美国华盛顿DC Time Warne公司工作。
左起﹕ 西W，赣W，剑W, 蕴W
九婶，九叔, 红W，昌W，沪W
重庆（及几位好友）
1941年夏，我们全家由昆明迁到重庆后，所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前边已经写到的，为外婆举丧。当时，因日机常到重庆轰炸，（有过“五二、五三”重庆大轰炸惨案和一次在防空洞中闷死数万人的“大”隧道事件等），重庆城内很不安全，因此我们是住在长江南岸“四公里半”的一个山凹里，在山凹的中间有一块平地，作为汽车运输队的停车场，住房则布建在旁边的山坡上。记得刚到重庆南岸的第一天下午，二哥、三哥两人就各骑了一辆由昆明随车带来刚刚卸下的自行车，去到南岸长江边上游玩，对岸是海棠溪汽车轮渡码头，母亲一下子看不到两个儿子，还真的急了一阵子呢！在住处附近的山上有一所小学，我们几个小些的弟、妹则在此小学读书。CW、XW及我三人因在昆明已小学毕业，故先利用暑假在此小学的“初中预备班”听课。（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适应一些适龄青、少年不致荒废学业，在许多没有中学的小学里多办有一种“预备班”，师资则多系来自沦陷区的中学老师和知识青年担任，此举的确解决了不少儿童在战乱中的失学和教育问题。）因为浔文在松坎的那天傍晚被狗咬了一口，一到重庆就让他到医院连打24针，以防疯狗细菌感染，也算是他到重庆的“第一劫”！
暑假后，我们三兄弟均考入位于沙坪坝的南开大学附中，校长是当时有名的教育家张伯伦先生。因距南岸住处很远，我们都是住校生。此校教学非常严格，我对教学进度大有赶不上之势，尤其是那位女数学老师，讲课时特别快，第一学期的期终考试我和浔文的数学就没能及格。按照“南开”的标准，没有“留级”这一挡，如有一门以上的功课不及格，就会以一种“不伤面子”的办法，在学期终了通知家长的考试成绩单上盖上“默退”两字的蓝色印章，请你下学期不必再来了，我和XW遭此下场，只有三哥CW留校继续读了下去。父亲对我们兄弟一向是相当严格的，但他由于忙于自己的事业，对我们子女的具体管教确并不很多，可能因为他自己从小自知努力学习，并一人长期在外读书的经历，而认为儿女们也理应是同他一样吧。在这次的初中一“默退”事件后在我脑海中深深的印下了父亲对我们的严厉批评，因为他当时工作很忙，我们又是住校上课，平时见面的机会都不太多，在交回到我和XW手上的成绩单上，只看到父亲用毛笔以批公文的方式写了十二个大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父字。”至今，60多年过去了，这几个字还是深刻脑际，也许父亲此举，促使了我们兄弟几人后来虽也长期在外读书，身边从无大人直接管教，而尚能自觉读书，遵纪守法，管好自己，从未出过什么乱子，打下了基础。
记得那年到达重庆在学校学会唱的第一首歌的歌词头两句是：“民国三十年，抗战胜利年……”但这年实际上只过了“抗战八年”的一半，直到1945年夏日本才无条件投降。
那几年，在学校住校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尤其是吃的方面，大家都一样吃的“平价米”，米很粗糙，时常可以在饭里吃到粗砂和小的石粒，并且时有发霉的米参和其中，学校食堂菜中的肉食更是少得可怜，因此，家境较好的同学，都会有从家中带来的“私菜”，因那时学校没有也不可能有“冰箱”给你存放熟食，因此“私菜”多系咸菜、咸肉之类，我们常带的私菜，则多系“榨菜炒肉丝”、或“云南大头菜炒火腿丝”等，带一罐吃它半个月也不会腐坏。（我们兄弟们一般均为两个星期左右，父亲嘱部下派车来接回家一次。）
第二学期，我和XW又考入距沙坪坝不远、位于小龙坎的“树人中学”春季班，仍由初中一上学期开始读起，这是一所当时在重庆办得不错的私立中学，学校大门临街，门外两边和对面有小饭馆和食档林立，运货和载人的汽车来来往往，相当热闹，同学则与“南开”的大不一样，当地的四川人较多，而南开的同学则多来自外省、沦陷区的东北、华北和长江下游一带，四川人把他们（也包括我们）统称为“下江人”。因为我和XW在班上属为数较少的“下江人”，所以常被那些四川人同学“欺侮”。可能都是初中一的小孩子，倒也没有发生过打人、骂人的事情（校方管教较严格为主因）。但他们往往会把我们从家中带来的“私菜”充公，一次就由大家吃个精光，学校吃饭时，每餐都是固定由相同的8人一桌，四个菜，饭和汤是放在食堂中间自己去盛（饭、汤是不限量的）不过，放在每个桌子上的菜上桌不久，就被大家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很快被“抢”光，这时，同桌的四川同学就会开始欺侮我们这些“下江人”了，总会要我和XW出钱，到校门外小飯館裡买两碗“小面”或“担担面”或“小笼蒸肥肠”、“蒸牛肉”或其它什么吃的来当菜吃。（学校食堂就在紧靠校大门内的右侧），因为抗战时生活一般均较艰苦，重庆人经常把那又麻又辣的小面当菜吃，的确，那大门外小饭馆类的面食等味道确实不错，咸、辣、有油水，在当时的艰苦环境下，买来下饭，的确不失为“上品”。至今还清楚记得，在四川同学中最厉害的是一对姓“车”的孪生兄弟，我们与他两又同班又同桌，后来熟悉后，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袍哥大爷”，父行子效，他们把其父黑社会那一套也带进了学校，但说也奇怪，后来我们之间竟然相处渐好，在离开“树人”后，还时常与他们通信，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各奔前程”，失去联络，回想起来，不甚憾然！
我们在“树人”只读了一个学期，交通部为解决自身职工子弟的教育问题，在歌乐山办了“扶轮中学”，初中部在歌乐山靠近重庆市区这边的新开市（附近为去逝不久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墓），高中部在歌乐山另一边的金刚坨，我和XW读的初中部，二哥庐W读的高中部，均为住校（因为距市区较远，都是住校生。）每两周家中小车来接我们回家一次。在这所学校里，因为同学的父母多系交通部门同事，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下江人”，大家“有难同当”，相处很好。同学中也有少数其他部门职工子弟是通过关系入读的，亦因家庭背景类似，也都处的不错。
扶轮中学可能是由于经费或师资短缺，初中部虽然有好几个班的学生，但好像都是从初中一上学期开始办起，并没有初二、初三的学生，（高中部可能类似）因此，我和XW又从初一上学期开始读起，直到1945年夏抗战胜利前夕，在该校共读三年，到初中毕业。这可能是我俩自小学以来，在一地一校一班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段了。在这三年的同班同学中，在此想述及的有我们兄弟认识的三位：一位叫唐T舫，江苏人，在校时与我们相处很好，热爱文艺，从小就会拉一手好的胡琴，初中毕业后随之抗战胜利，各奔一方，不知各自去向而中断联系。但在上海解放前夕，不记得他是从何处得知我们家在上海江苏路的地址找上门来，不久，上海解放，他又不知去了何处。约一、两年后，收到他自南京寄来的信和一副戎装的照片，才知他解放后参了军，已进入南京军区文工团，后来又成为军区话剧团演员。收到他最后的来信可能是在1952年前后，信中提到他因“历史”和“社会关系”比较复杂而受到审查云云。一个与我同龄的年青人，居然会因为这样的原因而落到如此结果，真是让人不可想象。他的所谓“社会关系”，也许正是因与我们兄弟交往较深而受到影响吧！
另外一位同学叫吴X范，是全班年龄最小的一个，（大约比我小一、两岁），他的两个姐姐也在同年级的另一班，因此姐弟三人都是我们同学，因三姐弟同在一校又同一年级，在校显得比较突出，当然也与他们的家庭背景有关。他们的父亲叫吴G炳，实际上不是交通部门的职员，是通过“关系”进入扶轮中学的（好像当时扶轮中学学生的学费是“全免”的。）我想，这个“关系”应该是他们的伯父（或叔父）吴GZ。吴GZ抗日战争在重庆时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长，解放前夕离上海去台湾（或美国），将市长职务交由公务局长赵祖康代为掌管，作为上海解放前后的过渡政府－赵亦为父亲在重庆时的同事。抗战胜利后，吴氏三姐弟随其父去到武汉，我们与之通信联系达数年，1948年吴高中毕业后去美留学，后在战乱中失去联系，吴思想敏捷、聪敏、读书也很用功，也许在美读书后已有所成就了吧。
另外，值得记述的是：黄J和他的姐姐、妹妹。黄J是二哥庐W在扶轮高中部的同班同学，其妹黄X则与我、XW是扶轮初中部的同班同学，而他们的姐姐黄Z又恰巧是姐姐DW在成都华西坝金陵女大的同学。黄的父亲当时也在交通部任职。（好像是一位处级干部，也是父亲的同事。）可能由于这么多层的关系，因此彼此交往较密切，而成为挚友。黄X在抗战胜利不久，不幸患病死去，但我们与黄J及其姐姐、姐夫（孙F陵）之间的联系一直保持未断。2002年秋天，XW回大陆小住数月时，在北京曾去黄J家中看他，得知他已于前些年“下海”经商，在一家地产公司任副总裁，成为一名“大款”，据XW谈到，黄在丰台的住处，可算是一座“豪宅”，是他认识的亲友中（包括美、加地区）住宅最豪华的一个。这家地产公司一共有12个职员，但却雇佣了十三个司机，因为每人均配有汽车和专用司机，由此可见目前中国大陆一般私营企业状况。
黄J的姐夫孙F陵是我们姐夫刘J柏在燕京大学的同学，抗日战争在成都华西坝时就在一起，因此人为人直爽、爱说话，当时的外号叫“孙大炮”，在燕京毕业后，作为他叔父孙越崎的接班人之一，接管经营了在平津一带开设的面粉厂等几个大型企业，成为当时在北平颇有名气的民族资本家之一。他叔父孙越崎（1893-1995）是中国著名的当代工矿泰斗，中国能源工业奠基人，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开采石油的中国人。一九二、三十年代在美国斯坦福及歌伦比亚大学学习，解放前在津、京一带拥有多项企业，并且是“资源委员会”的负责人。孙F陵在北平解放前夕，与当时北平的三十几位社会知名人士联名，要求驻守华北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迎接解放军进城和平解放北平，成为当时有名的民主人士之一。1949年建国后，任全国工商联秘书长等职，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1980年姐姐、姐夫回国探亲时，曾在北京与他们夫妇重聚。黄Z则长期在北京市妇联任职。1991年夏，我回北京治病时，曾在北京电视台播放的节目中见她正主持某项关于妇女福利节目的画面。听说她已于前几年病逝，而孙则仍健在，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属“国家领导人”之职。其叔孙越崎则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在纽约的中文报刊上有过对他们的报道。黄J在1946-1949年就读于“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即现在的“北京交通大学”前身）当时把这所大学简称为“北铁管”。我们几兄弟除二哥庐W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外，其余兄弟四人都在北平读中学，黄又是我们在重庆时的老学长和好友，因此我们都用四川话叫他“黄哥子”或叫“J兄”。在北平读书时，他几乎一到周末就来我们家中玩，家中房子较大，父母大人们又都不在北平，所以，他和另外几位好友（如胡匡瑞等－后述）周末会住在我们家中。那时，北平的“第八公路局”局长罗英（即当年与中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一同修建杭州钱塘江大桥的专家之一）也是父亲在重庆时的同事和好友，他拨了一辆小轿车放在我们家中供我们几兄弟平时使用，记得是一辆很漂亮的豆绿色Cadillac（卡迪拉克）或是另一个什么牌号的名车，据说是日本人留下的，当时这种同牌同色的小车，整个北平也只有两辆。汽车司机则在我们需要时打电话叫他才来。这辆小车对黄、胡等几位年青人员真是“如鱼得水”，那时好像还没有什么非有驾照才能开车的规定（或是因抗战才胜利不久，对此管得不严）因此，一到周末，他们都会来与我们一道轮流开车出游，我们在北平的几兄弟中只有三哥CW大些，（其实也只比我大一岁）他胆子较大，也能与几位“哥子”一样，开车出去。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开车去王府井，但在开出胡同后不久，后轮不转，下车察看，只见车后路面上两道被轮子磨出的黑印，后来还是胡匡瑞突然发现，原来是开车时忘了把手闸打开，虚惊一场。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在北平的头两年，与这几位兄长一起渡过的无数周末，的确是非常愉快和回味无穷！后来，因父、母也来到北平小住的那些日子，因家中有了“大人”，他们也来得较少了。
还记得，当年在北平时，父亲的一位朋友送过一辆小轮座椅式有脚踏板的男女两用进口小摩托车给我们兄弟，此人（姓名已记不起来）抗战在重庆时曾是父亲部下，是学建筑的，抗战胜利后到北平开了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发了财，我们兄弟和几位哥子都很喜欢这辆当时在北平街头很少见到的小摩托，时常坐上两人开出去兜风游玩，1948年离开北平时当然丢下没能带走，后来也不知被谁拿走了。
黄J其实是一位很聪敏、能干的人，但在改革开放前的二、三十年间，他在工作、事业上一直很不得志，甚至那时，他那知名度很大的姐姐、姐夫也没能给他多大的帮助。我在与他交往的几十年中，觉得有几件事是对他“事业”影响最大的：他1949年大学毕业，被统一分配到郑州铁路局工作，这里应该成为他发展才能之处，但不久，他来信谈到（我们兄弟当时都在上海）对郑州这个地方的强烈反感，抱怨“整日黄沙满天，吃的尽是杂粮……”在无法忍受之下，自动离职，去到天津，这是共产党当政下的一大忌－“不服从组织分配”，也就种下了日后也到政府部门工作的“祸根”。1970年初，我曾因设计工作需要，到郑州铁路局作现场调研时，碰上几位当年与他同班并一同分配到郑州铁路局工作的学长，他们差不多都已担任了该局的技术或行政上的局、处级领导，谈起黄经时，他们都为他惋惜，（因为黄可能是他们同学中最能干的一个）。
1951年夏，我在“院系调整”后，从上海交通大学与一些同学一道转入北方交通大学继续学习大学的最后一年课程。（运输工程系四年级）同年8月，我们全班同学到天津铁路局进行大学毕业前最后一个暑期的现场实习。（当时华北的主要铁路局本部设在天津，后来才迁到北京，改称“北京铁路局”）在天津实习约有两、三个月，我与黄J又遇在一起，因当时我在天津没有什么熟人，所以每到周末，必去他的住处玩。他当时在一家“洋行”工作，（解放初期的几年里，天津、上海这些大城市私营企业以及外国人解放前在中国开的公司还有不少）由于他英语好，很受洋行老板的赏识和重用。平时上班西装革履，周末则往往应酬于灯红酒绿的舞厅、酒楼。解放初期的天津，旧有舞厅的舞女们的“素质”好像一下子比解放前“提高”了许多，因为有不少私立大学的女学生或因家庭生意倒闭或因父母逃离大陆，一时学杂费等经济来源断绝，因此，长得漂亮些的女大学生当舞女谋生的不少，白天他们仍在大学读书，晚上则到舞厅赚钱以维持生活。记得，他曾与其中一位交往甚密，因我曾多次随他去这家舞厅跳舞，见到与这位长相秀丽而端庄的兼职大学女生交往较密，看来，她曾是一位大家闺秀，听说，后来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匆匆离津出国了。我想，这段在洋行工作的“历史”可能是影响他日后许多年的“事业”发展的“祸端”之二吧！
1956年九、十月间，我在担任内江铁路枢纽总体设计负责人，带队到北京铁道部参加技术鉴定会时，因会后在京等待部里的鉴定意见书下达，在北京呆了一个多月，闲来无事，经常去黄J家玩。他那时是住在西四北边的一条胡同，在北京市交通局做一般工作，已与一位叫凌L的女士结婚。这位凌女士看上去相当老成、成熟，据经兄告知，她在解放前当过记者，并且是“国大代表”，用当时的话来说，可见历史很不一般，不记得在后来的哪年，经兄告诉我，说凌因病去世了。（但后来也听说，是因为某次政治“运动”而自杀身亡－那个时代，具有凌L那样历史背景的人，是很难逃过“运动”一劫的！）这次婚姻，可能也是对他工作上迁升的一大影响，虽然那时孙F陵是在人民日报上经常见报的“全国工商联秘书长”，但在那时的政治环境下，甚至对自己最亲的小舅子也无法伸出援手。
六、七十年代，我几乎在去北京出差时，都会去看望这位兄长。他那时住在宣武门附近的松树胡同，他已退休的老父也与他同住，妻子是一位为人非常纯朴的工人。有一年，我到北京出差去看望他时，正碰上他父亲去世不久，我还在他家中设的灵堂他父亲遗像前，代表我们兄弟鞠躬致哀。80年姐姐、姐夫由美国回国探亲，曾请黄J夫妇到“东来顺”晚宴，但黄只单身来到，推说妻子有事不能前来。我想可能由于那时他们夫妻俩还处于“低谷”没有‘翻身“之故吧！？现在想来，J兄如当年坚持在郑州铁路局工作下去，就他的聪敏、才干，加上他姐夫孙F陵在北京政坛的背景，按80年代初期选拔干部的特定条件，我想，他很可能被提升到铁道部担任局级甚至部一级的领导工作呢！
当年在北平与之交往甚密的另一位兄长叫胡K瑞，他当时就读于朝阳法学院（当时也是一所名牌大学，曾培养出中国在法律学界的不少权威人士。五弟XW在解放后也是在这所大学毕业，不过校名已改称“北京政法学院”）。他弟弟胡K琦则在清华大学读工科，周末进城时也会常来我们家玩。K瑞兄也是二哥在重庆高中时的同学，他的开车技术较好，经常在周末和我们这些弟弟们开车出游。由于他的“家庭背景”，在以后的岁月中，一定也有着一段曲折的遭遇和故事。他的父亲胡梦华，是胡适的侄子，当时任天津社会局长，从这一职务，大体上可知，定会是“军统”或“中统”的人脉。有一年春节，由于我们兄弟在北平家中没有大人在，他们特别把我们四兄弟邀请到天津他家中过年。那是一幢位于天津当时高级住宅区“小白楼”的西式洋楼（花园不太大）。在那里，我们见到了他的父母和读中学的妹妹（因正在学钢琴，还为我们兄弟作了演奏）。几天热情的接待，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特别“新鲜”的是由K瑞兄弟带我们到跑马场骑马，这些又高又壮的良种马，平时训练有素，对我这个第一次骑马的人来说，骑上去也感到平稳、安全。只要稍微放松缰绳，它就会由慢而快的跑了起来，但只轻轻拉紧缰绳，它又会很驯服地慢慢停下，那次对我们几兄弟的确是一次很有意思和有趣的尝试和开端。
在后来的华北解放战争中，由于天津被列为“打进去”的城市，而当地政府官员及军队又受蒋介石之命“死守”，因此经过激烈的巷战，大部分国民党市府官员均被解放军俘获，包括市长杜建时等各级高官（包括胡梦华）均成为战犯，一直被关押到1960年代初期第一批“特赦”时才出狱。在天津解放前，胡的夫人及子女，除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K琦仍留在北平读书外，其余全部经上海去到台湾，我们是在报纸上的大赦名单中看到“胡梦华”的名字，后来知道他在出狱后与K琦同住不久，即只身经香港去台湾与妻儿团聚。匡瑞兄自去台后，即与我们失去联系。1990年代初，我们在纽约见到有一期“世界日报”周刊上一篇对他妹妹的长篇报道，知她已来美多年，那时已是加州一位颇有名气的儿科医生。（当时我们曾想通过世界日报得到她在加州的地址从而与K瑞兄取得联系，但又不知何故没能付诸行动）。K琦在他父亲出狱后，我们曾在国内报刊上见到过一篇对他的报道，得知那时他在一机部一个工程单位担任总工程师，并在技术上做出过优异成绩。在天津解放前夕，他们将家中的钢琴也运到上海，由于他们当时的住处狭小，故把这台钢琴寄放在我们江苏路家中的客厅（数年后，K琦在外地结婚成家，才搬回自用）那时，我们家没有钢琴，JW则利用患肋膜炎在家疗养的机会，用这架钢琴随上海音乐学院名教授丁善德（后为上音副院长）学琴，从而一举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确定了他在来美以前数十年的人生道路，这不无没有胡家寄放钢琴的重要因素。十分欣慰的是，XW2002年回大陆游玩，打听到K琦的电话后而得以又用电话与仍在台北的K瑞取得联系，知他因病魔缠身，每周需要洗肾，不能远游，幸其它方面均好。也知道K琦命途多灾，好不容易捱到改革开放，一机部把他当个宝贝，但年纪已到，只有退休，目前夫妇俩在南京养老。两个儿子前些年都来到美国，却不幸在洛杉矶先后因车祸丧生，真是情何以堪！
顺便说一下，当年的天津市长杜建时，可能由于与父亲同为任职东部沿海重镇市长之故，相互交往较密，（听说与父亲一样，也是一位网球、高球爱好者）。天津解放前，曾托人带出一箱文件及几件换洗衣服到青岛交父亲暂存（可能当时认为如能逃到青岛，可以用上），父亲辞去青岛市长职务后，将之一并带到上海，在上海解放前夕，为避后患，开箱检视，发现多系英文文件，未及详阅就赶快全部烧毁，（否则，如当时没有在意，而将此物与大量解放前的“中央日报”等刊物一起丢在阁楼上没有管它的话，在“文革”红卫兵抄家时一起抄出，那真后果不堪设想了！！现在想到还感“后怕”！）杜建时特赦出狱后，自愿留在天津，在公园里当了一位园丁而终其一生，后见报载，作为“改造”得好的范例之一加以报道。胡梦华何时去世的，则在“世界周刊”其女的报道文章中提及，因日久搬家，当时的剪报已找不到了。
在回忆抗日战争后半期“在重庆”的过程中，竟插入了这么一大段旧日好友的故事，其实书归正传的内容也不太多了。
在新开市扶轮初中的三年，虽然当时生活比较艰苦，但也是过得比较丰富和有意思的。记得，当时大家最不爱上的课就是“公民”课（相当于解放后学校的“政治”课），是由一位高个子校长亲自授课，除了政治说教，就没有其它让学生们感兴趣的内容。而音乐课则受到大家的欢迎，老师是一位颇有音乐天赋和思想活跃的年青人（可惜名字忘了），他教了我们许多抗日救亡歌曲和世界著名歌曲，并且在物资和教学用品那样奇缺的条件下，用他自己的小提琴等教一些喜爱音乐的学生们拉提琴、拉胡琴，我之所以到北平读高中时会喜欢上拉小提琴，恐怕与此不无关系，可惜我后来并未坚持学好。但是，直到现在的几十年后，还能记得一些著名歌曲，仍多半是那个时候这位音乐老师教会的。由于抗战期间的“国共合作”，我们在学校经常可以看到由报童送来的“新华日报”，也藉此了解到抗日战争中“另一面”的不少新闻，抗战末期，国共关系日趋紧张，新华日报馆在重庆被砸后，也就很难再看到这份报纸了。
那时学校有一种“帮厨”制度，由学生派出代表，轮流到厨房“帮厨”。名义上是帮厨房洗洗菜、洗洗碗，实际上也起到对厨房工人的监督作用，以免厨房的米、面、菜、肉被厨房小工偷去。买菜时，都是由小工们挑着担子下山到离校好几公里嘉陵江边的瓷器口去买，并由两个学生代表随同前往，几年中我也轮过几次，去瓷器口的中途有一段山路是紧靠在歌乐山“中美合作所”的铁丝网围墙外边，当时我们不知道里边是什么单位，只知那是“军事要地”，老师们曾一再交待，不要因好奇而越入，不然就会“没命”的。直到解放后，才知那是一个专关共产党员和反对国民政府政治犯的人间地狱。幸好，学生们当时都听了老师们的告诫，否则，真误闯入内，恐怕家长是再大的官也救不出来的。
那时我们兄弟年龄虽较小，但都是住校读初中，家中每两周派车来接我们回城里一次。可能由于后来美国的参战，（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重庆等地的空防力量有所加强，日本飞机也不能轻易前来轰炸，因此，家就一直住在市中心，离中央政府不远的上清寺特园路2号。1945年夏，我和XW在扶轮初中毕业，暑假考上两所高中，一为本校扶轮高中，另一为近在离家咫尺位于曾家岩（即当时周恩来公馆附近）的求精中学，那天我和XW各骑一俩自行车去牛角坨“看榜”，XW在前、我在后，正在上清寺到牛角坨的那段下坡马路滑行时，XW突被对方开来的一辆大客车撞倒，自行车几乎全部进入客车前轮底下，我见状大惊，马上把自己骑的车往地下一丢，就跑了过去，这时XW从汽车前爬出来，还一边说：“没关系、没关系”，正准备站立起来，没想到刚一站起，就身不由己地倒了下去，只见右脚流血如注。原来是，当汽车前轮压到自行车的轮子时，车轮的钢丝卷住了浔文的右脚，他下意识地快速将脚抽出，才未被汽车轮压住，但脚筋却被自行车轮那已断的钢丝深深划入脚踝而拉断，但总算保住了脚未被汽车压断。这时行人都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议论，我则在惊慌中一时不知所措，幸好当时有父亲在公路局时的出纳科长包勛吾先生路过，他挤进人群一看，大惊失色：“这不是G先生的老五吗”！他立即叫车把XW送到位于曾家岩最那头的“宽仁医院”抢救，并住进了医院，我这才回家报信。
包家夫妇与我们家极为熟悉，因为包太太不能生育，因此对我们几个小点的兄弟也特别疼爱，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他家住虹口，与母亲之间交往不断，直到双方老人都去世后才止。宽仁医院则是由陈宽仁医生在重庆开的一家医院，我们全家老小平时看病都由他诊治（相当于现在通称的“家庭医生”），他的儿子恰巧也是成都华西坝时与姐姐、姐夫的同学（学医的），解放后在上海华山医院任职，80年代到美进修时与姐姐、姐夫仍有交往，后来才知道陈宽仁就是电影明星陈C的祖父，是陈医生的女儿，JW在上海时来美国之前，曾受姐夫之托去他家中拜访过他。XW由于及时送院和很好的治疗，脚伤日渐好转，但高中一年级上学期因疗伤未能上学，我则就近在求精中学读高一。
记得，正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正式宣布的那个晚上，我们都在家中客厅听父亲在中央广播电台的一个专题演讲（主要内容是讲抗战期间的国内交通及预测抗战即将取得胜利和胜利后如何恢复全国交通系统等问题。）好像正是在这时突然在他的广播中插入了日本投降的新闻，一时间街上鞭炮齐鸣、人潮欢腾，后来我们兄弟也上街参加狂欢。可以看出，尤其是大量逃难来到重庆的“下江人”，更是高兴自己终于盼到了能重回老家的这天。
此后不久，父亲带了一班人马，乘一架专机到全国各大城市进行考察，同时推行车辆“靠右走”的决定，因抗战期间，中国还不能自己制造、生产汽车，绝大部分汽车均由美国进口，故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决定改制，将原来的“靠左行”（英制）在全国改为美制的“靠右行”。父亲这次全国考察，北到北平、沈阳、哈尔滨等，南到广州、海南岛等，东到上海、南京等，西北还到了西安、兰州和迪化（新疆首府，解放后才改称“乌鲁木齐”）记得父亲回到重庆时，带回好几块新疆的纯毛手织地毯和一些纪念品，还有与当时新疆的头头盛世才等人的合影。盛某，当时人称“新疆王”，和云南的龙云，一个在西北，一个在西南，都是独霸一方。抗战时，蒋介石为了战略上的需要，曾主动与他们搞好关系，并在“交通、运输”方面有过紧密来往。
父亲全国考察回渝后，认定我们几兄弟今后读书上学的最佳地点是“北平”，因此，在放寒假后，让我们在重庆过完春节，于阴历正月十五那天，派总务科长赵仲坚先生送澄、南、建三人乘飞机直接先去北平，以便赶上第二学期的开学（XW则因脚伤还未完全复原，故暂与LW等留在母亲身边。）
姐姐达文
1941年在重庆
後立﹕NW﹐ 母親﹐CW﹐父親﹐廬W﹐DW
前排﹕LW﹐XW﹐JW
1947年在北平
前排: LW, 母親, 父親, DW
后立: JW, NW, 廬W, CW, XW
1946-1948 北平, 及几位好友
1946年阴历正月十五那天一早，赵Z坚先生带了我们兄弟三人在重庆长江中心的“珊瑚坝”小岛的飞机场起飞，这也是我今生以来第一次乘飞机，总共飞了近6小时，中途未降落，于当天下午飞抵北平西苑机场（现在的东郊北京国际机场那时还是一处较小的军用机场，未对民航开放）机门打开，向外一看，只见整个大地全被厚厚的白雪覆盖，这也是我今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大雪的美景，因此印象特别深刻。下机后，赵先生一打听，原来预定来接机的第8公路局梁副局长因大雪封路，未能按时来到。经他联系，我们四人临时爬上一辆进城的带篷卡车，一路上因公路被大雪埋没，司机是凭经验，慢慢找着可能的公路面向城里开去。（那时公路两侧还没有大树和明显的标记）大约走了不到一半的路程，由梁副局长带来的黑色轿车迎面开来，我们四人才下了卡车转入来接的小车开到北平城里，（那个时候，在这段通机场的公路上，来往车辆很少，尤其又正下大雪，赵先生坐在卡车司机旁，见有小车开来，停车询问，才没有错过来接的梁副局长－他们也并不认识。）
因为父亲托人在北平买的位于西四北、新街口南边的大帽胡同金家大院四号房子正在内部装修，还未竣工，因此，我们当晚及后来的一段日子是住在西四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地名忘了）。这房子是公路局接收的原来一个日本官员的住宅，进大门看上去是一栋不大的中国式“四合院”平房，但室内则全系日式装饰，房内没有床，地板都是“榻榻米”，室内很干净，被子白天都是收到大壁柜里，并有西式卫生间－当时在北平一般老百姓家中是极少见的。连那时比较有钱的满清遗族叶X云（后述）家的厕所也是室外中式蹲坑。
公路局已请妥一对北京老夫妇照顾我们的生活，这对赵姓老夫妇一直照顾我们到1947年（或1948年初），母亲从南方带一女佣刘嫂来后才离开。到达北平的当晚，因正值元宵节，公路局的接待规格是相当高档的，我想，一则可能是因为是他们顶头上司的三位“公子”初到北平，而更主要的可能是因为赵先生是部里派来的科长，他们也一定知道赵是父亲手下的“亲信”之一，不敢怠慢。记得“晚宴”是在有北京特色的“全聚德”吃烤鸭，（那也是我们兄弟“第一次”）饭后，招待我们到位于西长安街南侧的“长安大戏院”观赏由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演出的拿手京剧“红娘”。我们那时还小，虽看不太懂，但坐在楼上第一排的包厢里，可以清楚看到荀那精湛细腻的表演，至今记忆犹新，（此后，我居然对京剧的音乐也产生了一定的爱好，恐与此不无关系。）
因为我们住处离位于西四北护国寺的辅仁大学及其附中较近（解放后改称“十三中”）因此，我们“哥仨”在寒假后都进了这所在北平较好的教会学校读书。可能也是根据父亲要我们更能专心读好书的进一步要求，不久，赵先生就把我们三人送进了学校的集体宿舍住校。这个学生宿舍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大花园里，后来知道就是“恭王府”。因为房间又高又大，一间房内有几十张床，有专门的工人每晚把室内的几个大媒炉生好火，晚自习后回到宿舍就寝，有神父多人不时进来查房。辅仁大学好像是由德国教会主办的一所学校，因为当时管我们的神父都是德国人。也可能是因为北平在沦陷期间，原来英、美藉的神父多被日本人赶走，而改由德藉神父接下来管理吧。这些神父让我感到的是：既严肃、又和蔼，他们大都能说一口比较流利但仍带外国口音的北京话，给我们上课的绝大部分都是中国老师，也有一、两门课是神父教授。附中部的主任名叫“ 说”，是一位能说会道的教育家，他有时会来教室给我们做演讲，都是学生们爱听的很精彩内容，听说在北平解放后，可能因系教会的“死硬派”而被捕。
我在辅大附中读了两年半，直到1948年暑假高中毕业。在1946年夏天，XW一人也乘飞机来到北平，也进入辅大附中，比我低一班，他来的时候特别“惊险”，那几天民航机连续发生空难事件，记得是在他飞北平的前一天和后一天，飞北平的民航机都出事坠毁，所以，我们当时为了等他的飞机降落都十分担心、害怕，这可能是他“第二度大幸”！（上一次是在重庆牛角坨车祸）。
在北平的近三年，我们过得既新鲜、紧张，但也很丰富、愉快，除读书以外，也学到不少东西，充实了生活内容。
大约住校一个学期，金家大院自己的房子完全装修一新，由于离学校较近，骑自行车只需十来分钟，因此我们“哥四“全都住回家中，仍由佣人赵氏夫妇打理我们全部生活，仅比我大一岁的三哥CW则成为一家之长，而送我们来的赵科长则在将我们安排妥后就回重庆”述职“去了。
我们年初刚到北平的时候，还有一些日本战俘没有撤完，有时，他们列队在路旁经过，北平的一些小孩子们就远远地用小石子去打他们，当然他们是不敢还手的，只会继续默默地走着。从照顾我们的赵氏夫妇口中，使我们也了解到不少北平沦陷时的惨状。当地人当过“亡国奴”，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心情，是我们这些在和平的大后方长大的人难以体会到的。赵氏俩老在我们家帮佣，可以每天与我们一样地吃到白面（粉）做的馒头和大米饭，感到非常满足，因为在沦陷期间，一般老百姓焉说吃大米、白面，连做窝窝头的“棒子面”（苞谷面）都吃不到，而只能以那掺了许多杂七杂八东西的“混合面”充饥，吃上一顿高粱米饭就是很不简单的事了。（叶X云家里因为做地产生意，比较有钱，可以用较贵的价钱买到较好的粮食和食物，因此，他在北平沦陷期是没吃过多大苦头的。）
我们住的这个“金家大院”是一条只有四、五个门牌的小胡同，宽度只可开进一辆汽车，我们算是这胡同里的最大一户，其余几家均为小四合院，可能若干年前都属于一个金姓满族大户而得此名吧。那时北平虽已光复近年，但市政当局还顾不到这些小胡同，因此，在家门过去一点的一块有篮球场那么大的坪场上，堆满了像小山一样的垃圾，几个月后方来人清理完。平时成为附近儿童们常来踢球、运动、嬉戏的场地。金家大院内部装修，虽没改变“老北京”四合院原貌的格局，但内部则做了重大改造，增加了许多“西化”内容。例如：窗户改成能开关的玻璃窗而不是原来的“纸糊”窗，厕所改成了有抽水马桶、大瓷澡盆、自来水、瓷砖地、墙等的西式厕所，而不是原来半露天式的蹲坑茅房。由四号进大门后一共有四进，大门朝西，故第一进是东西向，右侧为汽车房，左侧（“属北屋”）是门卫和仆人的住房。第二进是一个大花园，呈南北向，正对大门有一棵很高大的槐树，树下放了一个从景德镇运来的兰瓷金边大金鱼缸。进入第三进之前，是一排朝南的房间，有大小客厅和书房，从大客厅穿堂而过的门后边是第三进，但一般常用的过道则是右侧书房外的弄堂。第三进不大，两侧各只有一个房间（按北京当时对房屋的算法，则称“各有三间房大小”。）由中间的圆形廊门进入最后一进，这第四进的四周均有外廊连接，穿行各房之间可不受雨林、日晒。北屋正房共五间，两侧各有一个耳房，正中堂屋的中央靠北墙一侧供放着祖父其贤和曾祖父升之（楚成）的瓷绘烧像及烛台、香钵等祭祖用品等。北侧其余房间除左侧耳房改建为西式卫生间外，其余均为住房。外边廊下朝西的是饭厅和厨房，朝东的几间房子，后来由二嬷和女佣刘嫂分住，并在南端设有一处厕所。正由于住房较多，又装有卫生设备，所以当时黄J、胡K瑞等朋友能常来共度周末。
在北平的几年，我们四兄弟远离父母，独立生活，渡过得也很愉快、平和（只是JW后来因运动过度患肋膜炎而休学）。那几年，是三哥CW“管家”，一切井井有条。建文还养了一群鸽子，在鸽身装了响哨，当鸽群环绕家的上空盘旋飞翔时发出阵阵响声。一次，我们几兄弟爬上东屋（饭厅）屋顶清扫鸽粪，从邻居的房屋上边看过去，就是新街口南大街，我们的住屋与大街之间只有临街店铺及其后院之隔。当时三哥站在屋顶上看看那边“雄心勃勃”地说，以后我们要想办法把这间店铺和它的后院买下来，把我家的大门改在新街口南大街进出，汽车也就不必拐来拐去地从金家大院胡同里进出了。当然，他当年的这个“抱负”完全成为泡影。直到1950年代初期，他从台湾回来后，代表父亲前往北京将这栋房子以当时一万多元人民币的价钱卖给绥远军区作为军人家属宿舍而彻底破灭！
从当年我们选择北平作为“发展基地”这件事，也可看出父亲和我们对抗战胜利后的时局（政局）都完全没有丝毫预见性的认识。当然，恐怕当时中国许多人，或不说是大部分人，都没预料到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会那么快地滑落到谷底，共产党会那么顺利地接掌了全大陆的政权！
因为当时我们家决定以北平为“根”，准备长扎，所以父亲在抗战胜利后，把子女的大部分（四个儿子，后来连LW共五个子女）都安排在北平读书，并在此置下较大的宅院，把全部家当都从南方搬来。但国共内战战场的迅速南移，大陆全部“解放”，改变了一切，也改变了我们全家和兄弟姐妹们的毕生道路。
1948年夏，我在辅大附中毕业后，考上黄J已就读三年的“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运输管理系。那时，这所大学校址还在靠近西长安街六部口的李阁老胡同，我每日仍为骑自行车上课，没有住校。（北平解放后数年，学院迁到西直门外红果园新建校址，原李阁老胡同校址改为中央统战部机关。) 约在1947年暑假前后，母亲曾来北平小住，然后带了JW、LW回南方，后到青岛。（因父亲改由原未能正式赴任的“大连市长”改任当时同属中央直辖市的青岛任市长）。到1948年夏，东北、华北国共战事已渐吃紧，我想，父母已感到北平可能已非我们扎根长住之地，于是，让我们兄弟将原来由南方搬到北平的部分物品收拾装箱，因当時，我们兄弟也分不清什么东西“重要”，什么“不重要”，在装箱收拾中，把那些全家冬日用的皮毛衣物、父亲积存多年的字画、书籍等放入拟运走的箱中，而大量由江西带来的瓷器，以及父亲由新疆买回的好几张羊毛大、小地毯等则认为“不好带”而仍留置于北平。父亲又派来赵Z坚先生，带我一起，找来小卡车一辆，由北平直接将行李物品运到天津塘沽码头，搬上一艘仅200吨位的小货海轮驶向青岛，这是1948年我已考取“北铁管”之后的暑假期间。记得，当我和赵先生与这艘小货轮上仅有的几个广东客驶离塘沽码头后，船在渤海中行驶，一路风平浪静，当夜到烟台上岸歇宿过夜。那时的烟台并不很大，当船在靠岸时，我第一次看到在水中漂浮着许多像草帽那样大大小小半透明的海蜇在不停地浮游，十分好看，上岸后，也是第一次吃到在美国叫“龙裡”那样最新鲜的“牙片鱼”。第二天一早，船离烟台驶向青岛，在绕经山东半岛顶尖的威海卫海域时，因海的深度使水呈黑色，船长说，这里也叫“黑水洋”。这时风浪渐大，小船就像水中的一片树叶，随浪上下飘打，海水不断翻上甲板，这时，船长通知我们进舱平躺在床上不要乱跑，在后来的几个小时里，简直感到小船将被海水吞没，总算有惊无险地平安到达青岛。
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美丽的海洋城市青岛。远远望去，那拥在绿树丛中的红瓦洋楼衬托在碧海之上的美景尽收眼底，的确十分迷人。当时的“市长官邸”暂设于龙山路尽头的“迎宾馆”，这里原来是德国驻青岛的总督府，也称“提督楼”，是1903年德国人所建。是一座设在山头面向大海的古堡式建筑。楼前有很大的花园，外观气势轩昂，内部装潢陈设富丽堂皇，楼房建筑面积有400平方米，楼高30多米，一楼门厅和相连的几个大厅，可以举办几百人的大型Party，二楼是很多间卧室，环绕在一楼大厅的周围，有宽敞的走廊相连，站在二楼走廊边，可以观赏在一楼大厅举办的舞会。我们几兄弟曾爬上像若干年后在电影“巴黎圣母院”里看到过那样的阁楼上，从窗口可以看到更远的海面和胶州湾的小岛。因为开学在即，我这次在青岛没呆多久，就一人乘飞机回北平了。
大约到十月份，华北战局更紧，北平已面临解放，父亲决定让我和XW、二嬷等仍在北平的五人（另详）离平南下。一天，由公路局梁副局长带我到驻军空军司令部（现已记不清具体地址，好像是在地安门附近。）找到一位某姓参谋长，谈妥乘离平的军用运输机的时间后，不几天我们五人只手提随身的小件行李，仍由梁副局长派车并亲自送我们到军用机场，（不记得是在西苑还是在南苑）“挤”上一架军用运输机，大约不到两小时，就直接飞抵青岛了。我还清楚记得，在北平上飞机时，真像逃难一样。（但当时在北平城里，虽然也能不时听到隐隐地大炮声，但似乎大家都没有“大难临头”的感觉。）这飞机上的乘客多系老弱妇孺，大家分坐在机舱两侧的帆布吊椅上，中间则是已用绳索捆缚固定好的大箱、大包物件，高度直达舱顶，两侧乘客都看不到对面的人，上机时的一片乱像，大人叫、小孩哭，一副“逃命”景象。在这里，则能更清楚地听到机舱外那不时传入的大炮“轰隆”声响。自此，我们离开了那值得深深怀念、呆过近三年的“旧北平”，直到解放后的1951年夏才又返回1949年10月1日建国后的首都北京。
下边仍循前例，说一下我们兄弟认识的在北平时的几位同学、好友。首先要提到的是交往至今五六十年的叶X云、叶H君兄妹。X云是我在辅大附中时的同班同学，因为住得很近，几乎每天下课都是他用一只手搭在我肩上并行骑车回家（他比我个子高）。有时也相约一同骑车上课。他本姓“叶和那拉”，是满族后裔，他父亲管慈禧太后叫姑母，民国后为免遭歧视，而改用“叶”一字为姓。他家在北平西城一带拥有一批祖上留下的房产，因此他们的父辈也以经营房地产为业（据说，我们家的金家大院四号也是从他父辈手中购得）他们一家住在大帽胡同北边紧鄰的北帽胡同13号，是一户不大的独家四合院，我们两条胡同的后边，有一条只能通过三轮车的窄胡同连接，相距极近，相距估计不到200米，这也是我们交往甚密的客观条件之一吧。X云人很聪敏，是独子，下边只有一个妹妹H君，当时在读初中。锡云在高中时就特别喜爱数学，致使他在1950年代初进入并毕业于北师大数学系，后来分配到苏州纺织学院教授数学，直到1986年底移民加拿大。（记得在1980年代时，XW的儿、女、JW的儿子和LW的女儿，去考大学以前都曾去到苏州住在他家请他辅导过数学。）1949年初，那时长江以南还未解放，他不想呆在北方， 通过国共封锁线只身南下来到上海，曾在江苏路我们家中住过一段时间，上海解放后他才再度回北京继续大学学业。由于在京沪两地与我们家交往甚密，当他后来分配在苏州工作，而我们兄弟妹们大学毕业后又全部分配到外地，他仍常到上海看望我们的母亲。X云在中学时，同学们给他取的绰号叫“姑子”，我们全家老小平时也总以这个绰号叫他，可见相处之熟稔。而我在出差经过苏州时，也总会下车去看望那时已半身不遂但神志仍很清醒的他的母亲，记得一九五、六十年代，她尚未离开北京南下时，我几乎也是只要到北京出差，定会抽空到北帽胡同看望她老人家，有一年，我还介绍过一个迁到北京的在成都时的郑姓邻居买下她家中一间耳房，那时房价很便宜，只是人民币300元就成交了。这位郑姓邻居后来每每见到我时，都千谢万谢地表示，解决了她和女儿在北京的住房和落脚，郑某的弟弟是当时总政文工团的领导干部之一。（据说是文工团团长）
至于X云的妹妹H君，我们在北平读高中时，只是经常见面，并不很熟，她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天津市商业局工作，一九五、六十年代，我曾多次去天津出差，并多次去看望她们夫妇。她丈夫李Z雄是1950年代初燕京大学毕业的上海人，为人忠厚、热情，与我也很谈得来，故相处较熟。于1960 年代初，他一人先期去香港与在台湾的父母团聚，不久后H君也带了孩子们去港继而移民加拿大。约20年后的1983年，他们夫妇到成都为他们在多伦多开设的“舫膳”、“燕京”等餐馆聘请川菜厨师时，又再重逢。那次在成都不长的时间里，不但数次来到我当时住在市中心文化宫对面勾头巷的家中品尝小Y调拌的川味担担面，并且邀我“带路”，连日几乎品尝了当时成都的各家川菜名店。最后经由正在“四川技术经济合作公司”工作的小Y介绍，聘得正宗川菜厨师数名到多伦多工作（后来知道其中有几位已留加定居）。后来他们与XW结亲，他儿子李Y明与XW的女儿XF在加结婚。
1977年底，叶、李在波士顿哈佛大学附近开设多年的“燕京”中餐馆原董事龙某，因年事已高决定退下，（龙某是龙云的儿子，早年与叶、李相识而共同经营这家餐馆）为找到一个有美国国籍的人士继续担任该饭馆“董事”之职，他们要我“帮忙”，（XW虽是他们的“亲家”，但自1989年夏由美去加后，就放弃了美国绿卡，入了加拿大藉。）经多次电话联系和要求，我将工卡号码、美国公民纸等个人有关资料Fax去波士顿交仲雄作为申办资料，自那以后，使我成为那家餐馆名义上的“董事”。（因为我对这家至今还未去过的餐馆未作实质上的投资，因此也未收到过任何的“酬劳”或“分红”。所幸，这么多年来从未使我在经济上或报税问题上等其它方面带来任何麻烦－因我从未做过生意，当时的确有些担心。) 叶H君做事大胆、泼辣并善于交际，应属“女强人”型人物。一九八、九十年代，他们几乎每年都会回中国办事、做生意，并与中国多位中央高层人士交往较密，如：姬鹏飞、万里、李瑞环（可能因他当过天津市长，叶、李也在天津呆过多年，听说李R环的儿子在美国留学时曾在叶H君开的餐馆打过工。）1989年7月我与姐姐、姐夫送XW去多伦多时，正值“六四”过后不久，不少国外商人暂时避开与中国官方打交道，而叶H君当时所持的观点则与众完全不同，她说：“越是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你越应该去接近他、帮助他，这样才能更加得到他们的信任，而你自己也越是可以从中得到你需要的好处……”在“六四”那样的局面，她仍然与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联系密切，仍然与中方照样做生意，由此可见，她对中共了解的是何等透彻。所以，在中国建国35周年大庆、在香港回归等诸多重大庆典活动中，她都能受到中国政府以爱国侨胞贵宾式的邀请和接待。
然而，他的哥哥X云，则是一个性格与之截然不同的人，他过得平淡、丰富且悠闲，是一位“很会生活”的人，大家都说他“命好”。他与妻子目前在多伦多与女儿同住，儿子1980年代来美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工作、经商，事业有成。媳妇是一位完全“美国化”的女子，其父系大名鼎鼎的美藉华人陈香梅的前夫，她是其父与陈离异后再婚所生之女。X云夫妇1997年来美旅游，到纽约后，让他们住在小L夫妇在Queens的家中数日，（小L夫妇则暂时让出房子住到我家）当我们兄弟联名在China Town宴请这位老友夫妇和他们的儿子时，问到怎么在达拉斯的媳妇没来与公婆团聚？说媳妇那边的反映是：我若来了纽约，那家里养的两只宠物谁来照顾？！可见这位完全美国化的媳妇与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相距甚远！
在这里，我还要记下叶X云为我们家办妥的一件永生铭感的大事。那就是为我们的母亲觅妥一处风水极佳的墓地－苏州东山华侨公墓。1986年上半年，当我得知母亲在苏州市郊由公社生产队辟建为公墓的墓地，将因城市扩建的需要而登报限期葬此墓地的亲属自行将坟墓迁移，否则，在限期超过无人过问，则由生产队按无主墓统一“处理”。这时，二哥全家已于1981年移民美国，仍留国内的几兄弟和妹妹中，我一下子变成了“国内老大”，自感义不容辞，为母亲迁墓的担子当然落在我的身上。可能也由于母亲1969年在沪去世时，正值文革的“清队运动”，使我无法返沪奔丧，而长期以来从内心感到对慈母的歉疚。因此，我利用这年多次到华东一带出差的机會，顺道或绕道去到苏州，与当时仍住在苏州的锡云到母亲原墓地观察，了解情况以及商研迁墓事宜。由于叶的岳父、母数年前在香港去世后将骨灰运回老家苏州葬于东山华侨公墓的先例，使我们比较顺利的得到此公墓的同意，售给一块十几平方米的地皮建墓，经与国内外的诸兄弟姐妹们商定将母亲骨灰迁葬于此，并选定建墓方案。迁墓费用则主要由在美国的姐姐和二哥共出资1200美元，其余由国内弟妹们稍作补贴，于同年秋季建妥。当时，国内弟妹们等齐聚苏州，由JW之子Z寅代表全体子、孙（原拟由长孙W平－浔文之子代表，他因事那天未能赶到苏州）一同到原墓取出母亲的骨灰盒送到新墓地置入墓穴葬妥。这一墓地，“风水”极佳，它背靠东山稍上部的山腰，面向广阔的太湖，周围植长青树似太师椅状相拥，周边设花岗岩石栏杆，墓前特雕石狮两尊守护。墓地上方不远有中国曾任外交部长的才子乔冠华等名人之墓为伴，相信母亲在此定能更加安息。唯不足者，因父亲1968年在济南去世后，骨灰一直下落不明，子女及生前友人又找不到他的任何衣冠或遗物与母亲同葬，故建墓时，在母亲墓穴左侧留有相同墓穴一个，暂以同样形式封闭，拟待日后找到父亲骨灰及遗物后，再行补葬。花岗岩的墓碑上方刻有父、母名字，左下方刻有全部子、女、孙、媳、婿以及孙子、女、外孙子、女的名字。墓地管理费已分两次交到2006年，到时拟再续交，而当年的建墓费用，估计以目前市价可能十倍或数十倍于当年吧。此墓地得以如此顺利建成，至今我仍由衷感谢好友叶锡云的鼎立协助。
（墓地地址、番号为：苏州杨塆华侨公墓特级华侨区X排X号）。
由叶X云而在北京认识、并相处较熟的朋友中，还有叶C勋夫妇、田S珍、田S恩兄妹（其长兄为中国工笔名画家田S光）等，在此不再多述。
NW, 叶X云, JW 1986年在苏州
XW﹐JW在北平頤和園昆明湖泛舟(1947年)
JW, XW, CW, 庐W, NW, 黄J 1947年在北平
1947年在北平
NW﹐父親﹐XW﹐母親﹐廬W﹐CW
LW﹐JW﹐DW
短聚青岛
1948年秋，我与XW弟等五人乘国军空军军用运输机匆匆飞离已面临解放的北平城直飞青岛，那时的父亲市长官邸已搬到离迎宾馆不远的龙山路3号顾祝同（国民党高级将领）原有的别墅。那是一栋位于山坡高处不太大的两层洋楼，一楼以下还有一层面海的半土库式房间，由警卫班战士们居住。房子大门靠龙山路，另一面则可俯瞰广阔的胶州湾，风景极佳。楼下是客厅、饭厅、书房、厨房及佣人住房等。楼上则全系卧室。这时姐姐已去美国留学，二哥、三哥在上海读书，建文和丽文早已跟随父、母住在青岛，只有我和浔文是刚来，但因暑假曾已来过，因此对这个青山、红瓦、绿树、黄墙、碧海、蓝天的美丽山城也并不陌生。因距下学期学校开学正式继续入校学习还有一段时间，经与当时设在青岛的山东大学理学院联系后，我与XW暂到该校旁听，学校离家不远，每日一早步行上学听课也很方便。（那时青岛市的范围并不很大，而崂山等郊区多由共军游击队控制。）
在青岛不长的日子，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事情有以下几桩。在东北全部解放和华北地区大部分落入解放军之手后，周恩来派出在青岛的地下党与父亲秘密联系，劝他“起义”。那时，山东境内除了济南、青岛等几个大城市外，其余地区基本上已非国军所能控制，连胶濟铁路也仅靠沿线的国军把守维持不稳定的通车状态。后来知道，当时经常到家中来“看望”父亲的青岛电厂刘厂长，就是共产党派来与父亲联络的主要人员。记得曾有过多次周末，会有三三两两的青年男女来到我们家，利用父亲酷爱狩猎在星期天一早去崂山打猎的机会，带上他们，也加上我们一两个真正的儿子一同乘车通过国军的岗哨前往崂山“打猎”，而在下午回城时，那三、两位年青人就没再跟车回来。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由南方投奔解放区，并可能已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注意到或已被通缉的共党地下成员。有趣的是，有一次由父亲带我们兄弟依样送去崂山解放区的一位女青年，竟是我们过去曾见过的胡M华的大女儿（即好友胡K瑞的大姐），她父亲曾是国民党“军统”或“中统”系中或有密切关联的高官，而女儿竟会是共党的地下成员，可见当时中国政治情况之复杂！
父亲在青岛当市长时，手下有十来个年青的“谋士”为他执政出谋划策，几乎每个星期五或六，固定在家中以晚宴方式聚会，我们兄弟也常会帮助厨房准备一些半成品的菜肴，有空位时，也会让我们一、两个兄弟上桌作陪，席间，他们会谈到在社会上听到的对市政的某些反映，并往往提出自己的建议等，可能这也算是父亲的“智囊团”吧。
1948年圣诞节，我和XW正在青岛，美军西太平洋舰队司令（名字现已记不得了）在青岛海滨距栈桥不远的太平路美军俱乐部举办过一次盛大的Christmas Party ，邀请当地党、政、军要员及社会名流及家属赴宴。那天晚上，父母把我们几个在青岛的孩子也带去“见见世面”。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由外国人举办的大型盛会，一开始由宴会主人美军司令致词，后由身为地方官的父亲在会上讲话，请了他的老友、曾任国民党政府驻丹麦等国的大使、老外交家罗某任翻译，这位罗伯伯不快不慢以朗诵诗一般的英语译词，虽然我听不懂，但从与会人士的热烈掌声中，可以感到是相当精彩的。（1949年上海解放前，他和夫人曾带过他的两个比我们兄弟大些的女儿来江苏路家中做客，当时感到，从小随外交家父母在北欧长大的这两个大女孩，风度、气质的确与众不同，后来听说，他们全家都离沪出国了。）
1980年代初期，我与铁二院李总受国家计委的委托，为亦属青岛市的“黄岛开发区”方案的可行性研究进行实地考察和评估，再次来到青岛出差。正好由市交际处安排我们住进解放前系美军俱乐部的这栋建筑里，这时，它已属青岛市府的招待所之一。入住后，我迫不及待地楼上、楼下参观了一番，看到当年举行Party的大厅，激起不少旧时的回忆。这可能就是所谓的阶级“烙印”效应吧！后来还到当年父亲办公的市政府大楼里开过几次会，时过境迁，不胜唏嘘！ 听JW说过，当年美军西太平洋舰队司令此前还招待父母带了他和LW到舰队驻地“小青岛”乘直升机在青岛上空遨游。
在青岛不长的时日，父母还把我和XW送到一个德国老太太家中学钢琴，后因决定去上海，只学过几次就作罢了，这也可以看出，父母对儿女们操心到何等程度，直到后来自己也为人父时，才对“可怜天下父母心”稍有体会！
1949年元旦过后，我和XW等乘民航飞机离开青岛到达上海，随即住进紧靠沪西愚园路的江苏路237弄家中，直到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
父母攝于1948年青島市長官邸 (原系德國總督府﹐現為迎賓館)
1948年夏﹐母親﹐達文在青島家中(市長官邸)客廳
LW, NW, JW, 吴Y清与母亲, 父亲, 1948青岛
关于林Q
我原来的想法是不愿再提到这个人，因为她对我们家庭带来的负面影响太大，假如讲重些，她不但影响到父亲后半生（由1947年直到1968年去世以前的20年间）的仕途，并且对我们兄弟姐妹的人生道路也可能有着重大的影响。但终究，她已渗入我们的“家庭历史”20多年，想想，还是如实记述下来吧。
林Q是父亲给她起的中文名字，日本姓氏，父亲似曾说过，但已不记得了。林是父亲1946~1947年接任大连市长等待苏联交回主权在沈阳相识的一个日本女子，据说是父亲委任的市府秘书长黄G鬥介绍认识的。（前已述及，黄是父亲年青时留日同学之一。）听说当时的年龄是二十七、八岁，比父亲小20多岁，据后来母亲转述父亲当时对她说的情况，林在伪满时期是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头头（相当于后来“中长铁路局”局长）的侄女，抗战胜利后，“满洲国”土崩瓦解，在东北地区的日本人，有的成为战俘，有的跑回日本，而仍有大量的日本人，尤其是妇女、儿童则被留在东北，林就是留下来的日本妇女之一。国民党官员到东北“接收”之际，不少日本女人均以身投靠，务求生存。父亲虽然不是抗战一胜利就去沈阳的“接收大员”（抗战胜利，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后，父亲曾在南京任“对日赔偿委员会副主任”、“资源委员会主任”等职，约一年后才获任命为待由苏联手中接收的大连市市长之职。）但虽晚去一年，仍未“逃脱”接收一个日本女子为妾的命运。林因出身于日本在伪满的“官宦”之家，是受过相当教育的知识分子，这也可能是她在抗战胜利后较晚投靠国民党官员的原因吧。但就我们家庭当时的经济状况来看，并不宽裕，看在我们眼里，她在生活上是相当奢侈的，致使父亲手上仅有的一点积蓄，几乎全都被她花光。（这也可能影响到父亲原拟除姐姐外多送几个子女出国留学的计划。）
约于1948年春，因苏联迟迟不肯交回大连主权，父亲被调任当时同为中央直辖市的青岛市任市长，（记得抗战胜利后的“中央直辖市”除未能收回的大连市以外，还有好几个，在长江以南的有首都南京和上海、武汉、重庆、广州，在长江以北的有北平、天津、沈阳和青岛，可能还有西北的西安、兰州等，都是当时具有政治、经济或军事地位的重镇。）父亲去青岛上任后，将林由沈阳迁来北平，与我们几个仍留北平读书的儿子同住在大帽胡同金家大院。当时CW、XW和我三人仍在北平读书，而同在此院内居住的女眷则有二嬷、AW（三叔的大女儿）和佣人刘嫂等。将第三进的西屋辟为林的卧室，其实，三叔的女儿AW（小名“华华”，当时只有十几岁，之所以由武汉来北平读书，可能也是父亲的刻意安排，让她一边能北上读书，同时也为陪伴林Q。)
那时，我们三个兄弟基本上是不与林打招呼的，何况她平时也多不在家里吃饭，北平市面在沦陷时留下的日本餐馆比比皆是，估计是拿着父亲给的钱到日本餐馆吃“家乡味”去了。她平时穿着也是与众不同的一身“洋服”，换了一套又一套，我们兄弟也很看不惯，认为太奢侈、太浪费。记得有一次，在北平城内能听到城外有远远的炮声时，我们可能出自日本在抗战8年中杀害过我国无数同胞，而现在又被这个日本女人破坏和搅乱了我们家庭的生活的情绪影响下，三哥CW曾气愤地提出，能否干脆利用这乱世，一不做二不休，把她杀掉，就在院里挖个坑埋掉算了。可见，当时我们兄弟对她是何等痛恨并为母亲不平的心理状态，当然，这也是气愤地“说说而已”，我们兄弟实际上是没有那么大胆的。不久后，三哥一人先回上海读书，其余六人仍留北平。
前边已经谈到，在华北战局进一步紧张之际，父母决定除刘嫂一人留北平看房子之外，其余五人全部南下，最后于1949年元旦后由青岛抵达上海。在江苏路237弄19号，将二楼北边，靠“中西女校”操场那边的一个大间，隔出一间约十几平方米的单间，作为林的居室。1949年三、四月间，父亲辞去青岛市长职务，与母親﹐JW﹐LW等全家搬回上海。同年五月，上海面临解放的前数日，父亲忍痛将林送到码头乘坐上海至东京的海轮回日本。（当时有二哥等陪同父亲前往码头送行）.
算下来，到此时为止，林与父亲同居的日子可能只有两年左右，当时以为，我们家庭的这段“插曲”就此完结。没想到，父亲1949年9月到北京参加第一次政协会议期间，被周恩来、董必武等新中国领导人派去香港作“白区”的统一战线工作，未回上海，直接由天津乘船去了香港。后来，在上海解放前夕去台湾求学的三哥CW因未能考上台大农学院而经香港返回上海，我们才知道，父亲到港后，随即与在日本的林取得联系，并将她接到香港同住。
1953年，我已大学毕业分配到在成都的铁道部第二设计院工作一年多，父亲奉调回国，据后来母亲和二哥告诉我，父亲当时拟将林带回国来，曾向他在港工作的领导单位“中共华东联络局”（局总部设在上海）局长何Y瑞征求意见，何的答复是，因这类问题是解放前留下来的遗留问题，只要本人家属没有意见，共产党和政府不作干涉。何并且在上海到江苏路家中向母亲征求意见，母亲从大局考虑，表示同意，约于1953年下半年，在香港工作达四年之久的父亲携林一同重回上海，在江苏路她原来住过的房间住下。不久，父亲被任命为设在济南的“华东煤炭管理局”顾问工程师，即带林同去济南，直到1968年8月在济南逝世共约15年，未再回到母亲身边。
1965年初，我在成都，接二哥来信，才知父亲在济南中风，他接单位的通知后，以长子身份去济南探望，经省政府及政协等单位全力抢救，已渐康复，特批由林“脱产”在旁照顾。同年8月，我在北京出差时，正遇上宝成铁路因大雨后塌方断道停运，我不能即时返回成都，按当时的规定，我作为工程师，如果没有特殊紧急任务，是不能不乘铁道部自己免费的火车而随意改乘飞机的，否则将不予报销。那天我把同在北京出差的院总工程师郝Z骞送上回成都的飞机后，回到铁道部招待所，即与在成都的站场处处长姚F来通了电话，提出，能否利用在京等待宝成线通车的时间去济南看望多年未见并仍在病中的父亲，姚当即表示同意，并用航空信寄来我的北京－济南往返公用免票一张。（这位站场设计处的处长原为哈尔滨铁路局的一位工人提拔上来的干部，但他对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相当照顾和看中，故曾在后来的“文革”中被造反派和一些“阶级观念”特强的左派员工斗得几乎活不下去，“文革”后上调铁道部任职。）我在北京收到寄来的免票后，随即利用一个周末，乘火车去到济南，当时车速较慢，京－济单程需时8小时。这是自1949年9月父亲由上海随当时上海市长陈毅去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政协会议的16年后与父亲重见，也是与父亲的最后一次相聚。当时父亲在济南的住处是一栋公寓式楼房的二楼，两房一厅，有全套卫浴设施，在当时算是相当“高级”的宿舍了。就我在成都看到的这类住房，是只有局级干部才有资格享用，在济南的职工宿舍也许比西南地区标准高些吧。这次，我只在济南住了两夜和一个白天，即返京回蓉了。
在济南，见到了据父亲说，是林Q1956年在济南出生的妹妹GL，（那时她才8、9岁，与XW儿子W平差不多大）父亲那时已能由人扶起来坐在椅子上谈话、看书报和吃饭等。在他病中曾由省政府送他到青岛疗养、复健好几个月，林Q则由政府特批带薪一直陪伴在旁。我在济南的这个周末，来过两次医生给父亲检查身体，一次是一位西医，另一次是一位中医，还看到让他吃了一种液体的深色药水，据医生说，这药每剂需人民币70多元，是进口的，（相当于当时一个科级干部一个月的工资，我因系技术人员工资，比一般干部的工资高些，当时为月工资110元。）医生向我介绍了他的病情和康复情况，认为由于父亲一直喜爱运动，因此身体恢复得较好，要儿女们放心。我还是一如往常，像小时候那样，为父亲做了头部和手指的按摩，（小时候，当父亲下班回家后，躺在靠椅上休息时，我们兄弟经常轮流为他做这种按摩。）当时父亲用很慢的速度但口齿仍很清晰地讲了不少话，谈到他在香港“白区”工作是受周、董亲自指派，谈到了到港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利用原来在交通部任职的老关系，动员“两航”架机起义返回祖国，谈到在港曾动员孙K返回。（未能成功）说曾到日本、东南亚等国寻访国民党一些流落国外的高层人士，（如国民党高级将领卫L煌、原行政院长、地质学家翁W浩等）动员他们回国参加祖国重建等等。当我问到他“57年反右”时的遭遇时，他谈了与“民盟主席罗L基”、“民建主席章N器”等因系旧友，交往较密，而这些人均被中央划为“右派”，致使省里也曾拟把他定为“右派份子”，后经陈毅出面力保，说了“G某人不会反党”的话，才使父亲免遭一灾，后山东省统战部门把父亲定为“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民主人士”，给予适当的政治和生活待遇。那次，父亲还告诉我，林Q在煤炭局资料室搞翻译工作，除日文外，俄文、英文等也能作笔译等等。从当时情况看，父亲的病情的确恢复较好，谈话时口齿比较清晰，记忆也很不错。
第三天一早，由林Q陪我叫了一辆三轮车，一同去到火车站，送我上车返京。一路上，在交谈中看得出来，这三轮车夫对林相当熟悉，好像会经常在父亲住处门口等着拉林进城上街似的。
我回京后，曾用复写纸（那时国内可能除出版社外，恐怕还没有复印机）写了一封长信，将去济南的详情向国内各兄、弟、妹们做了“通报”。通过那次济南之行，改变了我对林的一贯看法，在那封信中，我评价了父亲在病中林的正面作用，觉得，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当子女的都远在外地工作，不可能在旁长期照顾父病，母亲年老，当然不可能前往照看，这时，有一个较年青的林（当时的林，应该已是45岁左右吧。）在父旁照顾，也不能不算是“坏事变好事”吧！后来听说，母亲1953年同意父亲把林从香港带回时就说过：既然父亲喜欢这个女人，她年纪也比较青，对父亲可以照顾得好些……看来，在父亲最后几年的日子里，的确应了母亲的这个看法和意愿！
1970年中期，因为我前几年曾在青岛参加过胶济铁路复线的勘测设计，对这条铁路的情况比较熟悉，一次随院长严勋到济南出差，住在省府的一个招待所里，他主动对我提起我父亲曾在济南工作的事，（看来，严是看过我的档案，对我的家庭情况也了解甚多，并且那时正是设计院准备提升我担任站场处总工程师之前不久）他还问到林的事情，我说可能还在济南，他表示：可以联系、联系嘛。（这位严院长解放前是上海一家纺织厂的工人，解放后调到上海铁路局当干部，也是一位对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特别照顾和重视的工人干部，在当院长以前也当过我的顶头上司站场处长。）事后，我在他房间里打电话到煤炭管理局人事处询问，对方告诉我，说林现在煤炭学院图书馆搞翻译工作，并告诉我图书馆的电话号码，但当时正值可怕的“文革”刚刚过去，我对与林再接上关系的事，还“心有余悸”怕又惹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故随即写信向国内各兄、弟、妹们征询，后来，各兄、弟、妹们均对此事的必要性持否定态度，故此未与林作进一步直接联络。后据了解，在中国与日本建交后，约于1979年举办的一次“日侨遣返”中，林带了女儿在那次遣返中乘船返回日本。1980年初，XW曾到日本出差，曾托人打听她们母女的下落，当时是出于想要回可能被林带走的父亲的骨灰与母亲合葬，但因一直没能找到其确切地址而作罢。
父亲(中站)与林Q(前一)在济南
上海解放
1949年4月下旬的一天早晨，虽然已可听到解放军围城的炮声，我按常骑了自行车离家去徐家汇上海交通大学上课。在离学校不远的华山路上，感到今天有些异常。街旁三三两两的站了不少荷枪实弹的国军，待到了校门口，更见住校的同学和老师们，个个背着行李，铺盖卷向校外走来。一打听，说是：“被勒令停学了。” 我仍然推着自行车进了校门，在大门口站岗的军人并没有加以阻拦。进得校门，赫然看到院内停了几辆坦克车，车上站着握枪的军人，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校园内地动静。这时正巧碰上我们“铁路运输系”的黄教授也背着行李，手中提着放脸盆和洗漱用品的网带向校外走。他见我，一扬手说：“不上课了，回家去吧！” 我仍然推着车走到教导处大楼门口，看到布告栏上贴着军方“勒令停课” 的告示，这才折返车身离校回家。一路上，同学们议论纷纷，讲诉着昨夜和近一两天发生的事情。这才知道是在一两天前，国民党暗藏在学校的学生特务在上海街头抓到两个在交大读书的共产党地下党员后，昨晚半夜出动大批国军开了坦克车冲进校园，实行戒严，并从学生宿舍按事先备好的黑名单抓走正在睡梦中的50多位男女学生(其中有与二哥同班的李R训) ，关在交大附近的一所中学里。因为学生们最近实在“闹得太不像话了，” 这才抓走一批较激进的学生，并勒令学校从即日起停学。在校内居住的师生一律赶出校园自寻栖身之处。当时学生自治会在校园中树立了一幅很大的全国地图，上边用红旗代表解放军，黑旗代表国民党军队，在图上标明解放军在全国各地已经控制的城区。的确，当时学校师生们可以在最快的第一时间了解全国各地的战局。许多同学也正在为迎接解放军攻入上海而积极准备。例如备好腰鼓，红绸和欢迎的大型横幅等。实际上交大校园内已经成为上海市内地“小解放区” 了。上海解放后，才得知那次被捕的两位地下党学生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枪毙后埋葬在校园大门内侧路旁。而被抓到50几位学生，因查无实据，只是当时学运的活跃分子，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故于解放前夕在看守们自顾不暇中逃出，而免遭大难 (其中也包括当时只是较爱“出头” 的李R训)。李与我们兄弟均较熟，后在上海财经大学任教。1988年以“访问学者” 签证来美，到美国一些学府讲学，后于1989年中返回上海财经大学继续担任教授。
5月26日，解放军围城的炮火声愈来愈近了，当晚，因怕有流弹击着，父亲让全家大小一律从楼上搬到一楼来睡。全家人都在一楼客厅打地铺过夜。半夜里，只听到密集的枪声由远而近，好像从弄堂口经过，然后枪声渐渐远去。到天亮时，枪声已经很远了。我们兄弟好奇地跑出弄堂，走到江苏路愚园路交口处张望，只见一些零零散散的解放军，背着长枪从西边中山公园方向快步走过。这时到路边来看的市民已渐渐的多了。解放军们目不斜视地继续向东走去。突然，有一辆美式军用吉普车载着几名国民党军官模样的人物沿着江苏路开了过来，车到愚园路口，见到有几位解放军走近，他们急忙掉转车头沿来的方向逃走。路边看热闹的人群轰然大笑，有的还拍手高呼些什么。我想可能是被打散的国民党军官们正驾车逃窜吧？估计是逃不出去了，所以那些路过的解放军“收尾” 部队们好像视而不见，没去管他们。
27日虹口和闸北那边还在巷战，但全上海竟未因战争而停水，停电，连电话都是畅通无阻。这可能是因为共产党地下组织事先工作十分到家之故。苏州河边上那两个大煤气罐都安然无恙，假如爆炸，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在家中打电话到住在虹口的亲友家，告诉他们：“沪西已经解放” 。5月28日结束了在上海市的战斗，共产党掌握上海后的第一任市长陈毅，在广播中正式宣布：“上海解放了！”
大概是第二天，我们就到学校打听复学消息及安排，好像没几天就恢复上课了。大约也是在5月28日后两，三天，陈毅市长派人来与父亲联系后，父亲即前往市府办的“学习班” 学习。8月 (或9月) 他即随陈北上，列席参加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始了他那与前完全不同但也并不平顺的历程和晚年生活。
1949年初夏攝于上海在江蘇路237弄家中前院
廬W﹐LW﹐ XW﹐ 二嬤﹐ NW﹐ CW﹐ JW
附：关于寻觅父亲骨灰未果的情况
1980年代中期，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 实施数年后，我们几个仍在国内的弟，妹才有“胆量” 想到宜将父亲骨灰找回与母亲葬在苏州的骨灰合葬，一了母亲去世之前，一直想着能与父亲“团圆” 的遗愿。当时我们兄弟们的分析，父亲骨灰一定已由林Q和同父异母的妹妹GL于1970年代末期“文革” 后带回日本去了。因为一般均认为日本人是非常重视和珍惜亲人逝世后的骨灰的。
正巧，XW这时有一次去日本出差的机会(他时任设在北京的石化公司外貿科科长，已曾随公司领导等6人去美国出差一次) 。他在去日本出差以前，在济南打听到一位曾与父亲同住在一栋公寓楼内并与林Q情况类似亦曾嫁给一位中国人的日本妇女。此人已育有三个女儿，经向此人了解到林Q离济南时给她留下的日本横滨的地址。(据了解此日籍妇女亦为中国丈夫已经去世，之所以未与林Q一同返日是因为她在日已无亲人可依。不比林Q当时还有一位弟弟在横滨，因此她带了三个女儿仍在济南定居) 。
XW到东京后，原拟请假去横滨找林Q，但领队的头头感到“为难” ，因不通日语，全团只有一位翻译，如XW前往横滨，最少需时3日，翻译也需一同前往，团内工作只能“停摆” 。为避免给领队带来困难，XW只好转托石化公司驻日的一位代表代为前往联系。据后来该同志告XW，他按址未能找到林Q，转而向所在地派出所查询，派出所告知林已迁往它地。为保护当事人的安全和隐私，不能将林的新地址告知，除非提供“亲属公证” 。当时也曾提到改用登报寻人的办法，派出所则表示，登报寻人在日本的费用极高，认为一般的中国人是花不起这高额费用的，何况登了报对方也不一定会看到。因而就此作罢。致使父亲骨灰至今仍下落不明。
1986年為父母在蘇州東山華僑公墓新立的墓地
蘇州東山華僑公墓 2006
后记
我原意是想把我知道的关于祖先的传奇故事和我们家庭几十年来随时代变迁的曲折经历记述下来，以备在国外出生、成长的直系和旁系孙辈们日后一旦对“寻根问祖”有兴趣时提供一个线索和参考。在写的过程中又想到，不如干脆把我还记得的一些往事和有些亲友以及个人的某些经历也作个记述。并且还曾有过一种“心态”，就是，怕我们这个虽称不上“辉煌”的家史，在我们这代人之后就“失传”了，未免有些“可惜”。所以，趁自己现在头脑还算清楚，利用退休在家养老的机会，在这一年多时间，“写写停停”地记下这篇近五万字的“材料”，以备若干年后孙辈们的不时之需。
只凭我一个人的回忆总是有限的，其中定有不少谬误、遗漏和失真之处，请各位兄弟姐妹抽空看看，并请提出意见，我将尽力据以补充、修改。有些情节涉及到某些亲友，但愿不致有侵犯“隐私”之嫌。谢谢！
NW 2004年3月于纽约
中文輸入﹕ 蘇SL﹐龐M﹐GXY
封面設計及插圖﹕ GZY
校隊﹕ XC英﹐GZL
出版﹕ GZY 2006夏 (NY NC)
2008夏 (SHANGHAI) 再版重印
封底人物﹕ NW﹐LW﹐JW
NW, LW, DW, JW 一九九零年代 圣诞, 纽约长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