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理论认为，上层建筑要和经济基础相适应，才能让经济得以发展。落后的上层建筑会与先进的生产力发生剧烈的冲突，导致社会动荡。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当社会冲突爆发的时候，作为少数族裔华裔很容易遭受池鱼之殃。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

科技进步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强化了生产的社会化。上世纪末的信息革命推动了全球化高潮，全球化就是世界分工，在全球贸易中，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贸易比重不断增加，这就是生产的社会化的增强，产业链和价值链在全球铺开，把生产进一步细分为更多的环节和步骤，以致一个产品要由世界各国合作来生产。比如苹果手机，用了美国设计，用了台湾芯片，荷兰的光刻机，用了中国组装等等。又比如波音飞机，可能用了德国的发电机，用了日本的合金材料，用了中国的稀土等等。这种合作形式，或者说生产的社会化形式，叫做市场。

信息革命强化了生产的社会化，使得全球两极分化加剧，美国中产阶级比例急剧下降，财富迅速聚集到全球几个富豪手中，他们控制了全球大部分生产资料。由此引发了·2008金融海啸，引发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很快就被美国外交政策外部化，变为阿拉伯之春，变为橙色革命，变为利比亚禁飞区，变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等等引发国际局势动荡的地缘政治操作，转嫁了矛盾和危机，压占领华尔街运动偃旗息鼓。

2016年谷歌阿尔法狗战胜围棋九段，开启了智能革命。随着智能革命，互联网进入物流与制造业，开始了物联网时代，生产的社会化进一步强化，企业间，企业和消费者之间，乃至企业和政府间都建立了信息关联。而智能革命和物联网都需要大数据。大数据谁来监护？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西方大数据都是公司监护，公司可以利用大数据占据市场垄断地位，这是一个凸显的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矛盾，大数据成为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而且是垄断性的生产资料。所有政府监护的大数据，在西方都遭到猛烈抨击。比如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不久，中国就出现了健康码。健康码有效地跟踪了疫情传播现状，为有效控制疫情提供了科学的根据。西方专家学者也认可健康码的作用。要控制疫情，首先要知道疫情传播的状况，这是基本科学态度，基本的经验常识。西方政府和公司也推出了不同形式的健康码，但这在西方得按照“民主”秩序“尊重人权”地自愿使用，同时流行媒体的脱口秀大肆抨击中国的健康码是专制政府的行为，导致西方的健康码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这种西方民主人权的意识和法律环境，就是西方社会的上层建筑，这种上层建筑完全不适应物联网大数据这种生产方式，使得成熟的大数据技术根本无法用于提高生产力，即旧的上层建筑阻碍了生产力的进步。

资本主义制度的上层建筑就是一整套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法律、道德、文化、哲学、教育等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组织、社会习惯、社会舆论等社会现象。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起源于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其基本意识形态就是对政府的不信任。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是这些意识形态的分支，美国政治中，小政府是共和党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法制正面的说是保护个人财产，反过来说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两种表述说的是一个意思。资本主义就是资本至上，政府保护资本，资本限制政府。由于资本不受政府限制，西方社会又非常怕大数据被公司垄断，成为公司侵犯人权谋取暴利的工具。信息时代的今天，网络诈骗已经成为规模的地下产业，个人隐私权更加成为人身安全的保障，所以，基于大数据的许多技术创新在西方遭到上层建筑的剧烈抵抗，曰：毁灭性创新。

中国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基础是对政府的信赖。如果大数据是政府监护，则市场信赖政府。如果大数据由公司管理，则市场信赖政府有能力有法规保护消费者权益不受公司侵害。这是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健康码能够得以成功应用的基础。新中国的政权源于抗日战争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从一开始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权，抗战期间是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政权，所以是人民信赖的政权。这个上层建筑就适应新的生产力，就可以用不断改革来化解生产社会化和部分生产资料私人私有制的矛盾。中国支柱产业都是国有的，如电网，铁路，公路等。大数据也一样。这就没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

比如移动支付在中国是最普及的。移动支付的基础设施是移动电话，移动电话网是国有的，覆盖穷乡僻壤，持有手机成本低。如果手机不通话光用wifi，中国每月成本可低至6元人民币，大致等于1加元。而加拿大至少得30多加元一个月，打上税就是40加元。即加拿大移动通讯成本差不多是中国的40倍。中国餐馆都有wifi，移动支付得以普及。移动支付的基础之一在于手机实名认证，这是西方社会的大忌，是侵犯隐私的行为。移动支付可以说是与西方上层建筑直接相冲突。2019年中国移动支付的市场占全球移动支付市场的83.5%，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在于其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

数字货币也一样，也是不适应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比特币一直得不到政府背书，基本是无疾而终。数字货币是天然的国家大数据和国家虚拟网络，浸透到生产生活方方面面。数字货币和健康码一样，一旦政府背书一个数字货币了，必然会招致媒体舆论的攻击。但是，政府不背书的货币，必然不能成为法币。如果政府承认了一个数字货币，就可以用数字货币缴税，那个人的财务还有什么隐私？可见，中国将是最早使用数字货币的国家，这是可以预见得到的将来。

工业4.0和智能社会，大数据就是一个基石。物联网，就得把法律法规落实的虚拟空间中。资本主义社会虚拟空间都是大公司割据，如脸书、推特、谷歌等几个大平台寡头市场博弈。政府怎么能够把法律法规落实到私营企业的虚拟空间中呢？这是相当困难的。政府监护大数据在西方是非常恐怖的事情，虽然美国政府确实是监听全球通讯包括虚拟空间的一切信息，但真正用的生产和生活中了，大家都知道那是政府知道的，那就违反政治正确了，这是西方上层建筑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那是专制政府操控人民的手段。可以说，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与工业4.0和智能社会的经济基础格格不入。

2008年金融海啸，就是信息革命带来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相冲突的结果。信息革命深刻改变了资本市场。美国政府面对信息革命，解除了很多传统金融业界的规则，大量资本和人才涌入金融界，华尔街获取市场交易的超额利润。华尔街爆发式地发明了许多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尤其是衍生工具和衍生金融产品，高杠杆获取超额利润。社会的财富只能产生于生产过程，而不是交易过程。交易过程获取超额利润意味着金融垄断资本榨取了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即技术进步反而阻碍了经济发展。而军工集团操纵了美国国会制定政策的过程，获取大量政府的军工合同，得到大量资金和人才，把人类发展的最先进最前沿的技术首先用于军事和武器。这是金融垄断霸权资本主义，最优秀的资源和最先进的技术用于金融交易套利和武器的研发，而不是用于提高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自2008年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而西方民众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美国人均寿命反而下降，西方民众普遍对未来感到悲观，认为后代的生活水平会不如他们今天的父母辈。加拿大是资源丰富的国家，也是教育和科技先进的国家，是人才辈出的创新国家，却面临着通胀、住房成本难以负担，暴利犯罪和无家可归人口增加。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结合就应该有经济产出，移民引入的劳动力如果结合加拿大的资源就可以让加拿大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然而，面对婴儿潮一代退休需要更多劳动力的时候，移民安置却成了加拿大备受争议的政治议题，反对移民的思潮在极右势力中盛行。加拿大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已经无以适应全球化的生产社会化。

中国是和谐社会，市场中各个实体当然有市场竞争，当然也要利益冲突，但商家和消费者，商家和政府，都是社会分工不同，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者，都有共同目标，那就是共同富裕。与智能社会和工业4.0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必然是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本质是人人相互合作，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人都有人的尊严，这种上层建筑才能发展和谐社会。全球都认可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全球才能转型为智能社会。接受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接受命运共同体的国家，都将先于现在的发达国家进入智能社会。现在，亚非拉许多国家已经先于美国有了高速铁路。可以预期，不少发展中国家都会先于某些发达国家先使用上5G。 西方5G是要先用于地缘政治，用于军事，用于间谍，所以限制华为。无人驾驶汽车需要5G技术，需要大数据，这也和移动支付一样，一定会最先在中国普及，然后在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中实现。

今天在世界处于大变局的时候，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得以让中国突破西方封锁率先发动工业4.0，让中国率先进入智能社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人类。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认同，就无以解决气候变化的全球性问题，就无以在全球实现智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