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曾两次和家人一起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第一次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老姨带着我随清华大学的队伍参加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第二次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和妈妈一起随北京机械工业学院的队伍参加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
从八月下旬到十二月上旬这段时间，我四次去北京，住在清华园，做为旁观冷眼人见证了这期间发生在清华大学的风风雨雨，观看了那形形色色人物的表演。我还到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团中央、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等单位斗争大会的现场，目睹了陆定一、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彭真、吴晗、廖沫沙、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等人挂着牌子挨斗的情景。此外，在各种场合不期而遇的各路“牛鬼蛇神”不计其数。
时间不断地冲刷着脑海里的记忆，文化大革命初期许多旁枝末节的琐事逐渐变得愈来愈模糊，但两次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甚至一些细节和思想活动都记忆犹新。在那之后的五十年中，我没有与他人说起过这段经历。现在似乎是快到做“寿终总结”的时候了，不妨将这两次亲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始末写出来，也算记录在案。
初到北京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吉林工业大学的一些学生纷纷策划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我老姨是吉林工业大学一九六六年毕业生，因文化大革命没有分配工作，在学校参加运动。她男朋友是同班同学，高大英俊，风流倜傥，风趣幽默。因名字里有一个“澎”字，再加上长得像电影《五朵金花》里的阿鹏，同学们送他一个外号“阿鹏”，我和弟弟妹妹们叫他徐叔。
他俩和一些同学决定带着我去北京，美其名曰“革命串联”，实则“游山玩水”。老姨和徐叔正在热恋中，已经走出了革命理想的迷雾，步入人间烟火的现实世界，正盘算着毕业结婚过二人的小日子；文革一来，美好愿景化为泡影，自然没有心思革命串联。对于我来说，更是以革命的名义游山玩水了，此外还游观文化大革命。
我们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晚从长春出发，次日下午到达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下火车后，我们乘车去清华大学投奔我二姨。一路上见到的北京景象与我心目中的首都差距很大，天安门有些破旧矮小，不像宣传画上的那么雄伟壮观，色彩鲜明；街道也不是那么宽阔整洁，一尘不染。当时我在车上生出一个奇怪的想法，这是真的北京吗？是真的天安门吗？是不是弄出来一个假北京来应付红卫兵？
接近黄昏时分，我们到达清华园，找到我二姨，她在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二姨父是原驻北京部队的军官，一九六四年随部队调防山西。因此，二姨暂时住在单身宿舍，清华八斋之一的善斋，同屋还有一位年轻老师。老姨将我交给二姨，便和同学们一起到清华的学生宿舍登记住宿。
当晚，清华大学将召开一个露天大会，周总理要来发表讲话。我们谈起周总理，我提到前几年周总理陪同崔庸健访问长春时，我们去夹道欢迎，近距离见过周总理。二姨和老姨他们都要去参加大会，一睹周总理的风采。他们问我去不去，当时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我看看窗外说：“不去了。”大人们对我的决定有些惊讶，小小年纪，竟然打了总理的“回票”！后来，我在清华的板报上见过周总理在雨中讲话的照片。
二姨安排我住在她的上铺，当时我刚满十五岁，对住在大人的女生宿舍里没有感到特别不妥。可是，同屋的女老师十分紧张，后来听二姨说，她第一晚是穿着衣服睡的觉。记得二姨看我一眼，转头对她说：“他还是个小孩儿，就是个子高”。这话说了好几次，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这位女老师的名字和相貌我记得很清楚，写到这里，想到她一定有一些学术成果，在网上搜索一下她的名字，果然有，是黄炎培之子黄万里的得意門生。
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活动中，意外遇见了一位邻居。他比我大六、七岁，六十年代初期在吉林师大附中上学，后来不知去向，原来他考上了清华大学。后来听说他是蒯大富麾下的一名得力干将，曾参与策划智擒王光美等一系列行动。他文革前期叱咤风云，风光无限；文革后期被整得死去活来，发誓再不参与政治。
我们在北京逗留了十多天，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故宫、北海、天坛、颐和园、八达岭长城，参观了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和天文台、北京动物园，还逛了王府井百货大楼和几处十大建筑。
妈妈也在北京，只是身不由己，不能和我们一起游览。她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是北京机械工业学院文化大革命工作队的队员，后来工作队被称为刘邓工作队，学生指责他们镇压革命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将工作队队员们打成镇压学生运动的黑手。工作队撤销后，学生数次把他们从原单位揪回学校斗争和审查，当时妈妈正在北京机械学院接受批斗和审查。在那期间，我去北京机械工业学院看望妈妈，我们去王府井大街的一家照相馆合影留念。
第二次接见
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天朦朦亮时，我和老姨以及她的同学们在一个操场集合，随着清华大学的队伍步行到清华园站上火车。火车走走停停，中午到达永定门站，下车后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清华大学的队伍在金水桥与西侧观礼台之间，离天安门城楼很近。
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天，就像是一个疯狂的海洋。各种消息接连不断，谣言也是层出不穷。在口号和歌声的间歇期间，时而后面就有一阵骚动，人们纷纷起身向后看。不一会儿，谣言或消息就像波浪一样传递过来，接着再向前面传播。这些消息要么是令人欢欣鼓舞的特大喜讯，要么是振奋人心的伟大胜利。我记得其中一个谣言是说蒋介石死了，当时我就不相信，哪有这么巧的事情？看到后面的人群挥动语录本喊口号时，我脱口而出：“他们都有小红旗！” 那时还不知道毛主席语录本几乎普及到人手一册的程度。
接见开始时已经快到下午六点钟了，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先乘敞篷车在天安门广场的夹道接见红卫兵。当车队经过我们时，人群沸腾了，挥舞着手或红宝书，毛主席万岁的喊声震耳欲聋。前面的大人们都挥着手跳起来欢呼，后面的人纷纷拥拥地向前挤，冲乱了原来人与人之间的相对位置，老姨也不见踪影了。
我始终在徐叔身边，没有挥手跟着大家喊，也没跳起来，前面狂欢的大人挡住了我的视线，看不到车队。徐叔在我旁边情不自禁地喊：“毛主席！毛主席！我见到毛主席了！”接着，他回身抱起我，举过头顶。这时车队前部刚刚驶过，我看见一位穿灰色中山装的白发人的背影，心想可能是刘少奇。那时刘少奇还没有被打倒，但排名已经从第二降到第八了。车队一过，人们平静了一些，开始寻找挤散了的同伴。这时，老姨和另一个同学兴奋地从前面挤回来。
车队驶入天安门不久，《东方红》的乐曲响了起来，毛主席在人们的簇拥下登上天安门城楼，又是一阵欢声雷动，万岁之声犹如山呼海啸。江青宣布大会开始，并代表中央文革欢迎红卫兵，向红卫兵问好和致敬。她戴着一顶军帽，似男非男，讲话的声音有些矫揉造作。接着，林副主席讲话，代表站在他旁边的那位四个伟大向红卫兵问好，讲到一半时，天色渐渐暗下来，城楼上的灯光亮了起来。在灯光的照耀下，看不清城楼上人们的面目细节，但从轮廓上可以认出谁是谁。
毛主席戴着红领巾，有时走到正在讲话的林副主席身边，看他的讲话稿，好像是在检查林副主席念的对不对。林副主席只管低头念稿，头也不抬一下，只是最后喊万万岁时才抬头向前看看。他喊万岁时铿锵顿挫，而喊万万岁时则拉长声音。然后，周总理讲话，问大家好，欢迎红卫兵来北京。周总理最后喊万岁万万岁时有些声嘶力竭，动作夸张，与他平时的温文尔雅形成鲜明对照，也与林副主席的从容不迫大相径庭。二位领导人都具体讲了些什么，当时就一个耳朵进，另一个耳朵出了，一点也不记得。
最后毛主席走到天安门城楼的东西两端，手里拿着帽子向下面的人群挥舞。所到之处，金水桥前和观礼台上的人们有节奏地挥着手高喊，毛主席！万岁！万岁！...... ，声音铿锵有力，震天动地。我一边仰头看着城楼上的毛主席，一边下意识地拉着徐叔，以免被向前拥挤的人群冲散。接见结束时，天色已经很黑了，人群疏散的现场十分混乱，怎么回的清华园，一点记忆也没有了。
第八次接见
第八次接见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和二十六日，已经是冬季，天气冷下来了。中央要结束大串联，周总理出面讲话，说冬季已到，要求红卫兵回到原地，等来年春天暖和后再继续串联。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不过是缓兵之计，明年春天绝不会再有串联了。所以，外地的红卫兵们见不到毛主席都不离开北京。为了让滞留北京的红卫兵尽快离京，这次接见分两天进行，分别在天安门广场、长安街和西郊机场以群众夹道的形式进行。
在这之前，我和一位同学来到北京。到北京后，我们就分开了，他去找洪学智的一个儿子；我去清华大学找二姨，到达清华二校门时，在暮色茫茫中看见妈妈手里捧着一串香蕉匆匆而来。她因是文革初期北京机械工业学院文化大革命工作队的队员，被学生揪回学校接受批斗和审查。二姨当时不在北京，妈妈偶尔去二姨的宿舍看看。可能是母子之间的心灵感应，那天她来了，不然的话，我恐怕要露宿街头了。进屋后，妈妈让我吃香蕉，我一边吃，一边让她也吃，说了好几次，她就是不吃，最后看着我将一串香蕉都吃光了。每次想起这件事情都十分内疚。
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我和妈妈随着北京机械工业学院的队伍来到长安街边，不知道我们在长安街的哪一段，估计离天安门很远。我们的位置在车辆行驶方向的左面，总共没有几排人，站在街边的树下能很清楚地看见街心。在等待的过程中，群情激奋，歌声嘹亮，口号阵阵，红旗飘飘。谁也不知道毛主席的车队什么时候来，有好几次人群骚动起来，说毛主席来了，人们纷纷站起来向右边望去，结果来的是工作人员的车辆。
毛主席的车队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中速行驶过来，两边的群众欢呼起来，我妈妈在我前面跟着人群欢呼。我还是与上次一样，平静地看着车队，没有挥手喊口号。这次我好像是长高了，前面的人群没有挡住我的视线。毛主席的座驾在最前面，特别突出。他穿着笔挺的军大衣，没有戴帽子，脸色红润，站在车上，双手扶着身前的护栏，气宇轩昂，魁梧奇伟。面对两边欢呼雀跃的群众，他面无表情，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他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一丝不紊。
当时，一个念头很自然地从我的头脑中冒了出来，这该不是一个彩色雕像吧？后面的车辆分二、三列跟进，在我这一侧的人都看得很清楚，记得有叶剑英，好像还有谢富治。这些人物表情麻木，凛若冰霜，但个个都红光满面，就像化了妆一样，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车队匆匆而过，没有看到林副主席和周总理。
前几年在长春见到周总理时，给我留下最深的烙印是他那黑黑的胡茬，脸色与平常人没有什么不一样。在六十年代，大部分中国人面黄饥瘦，像这些中央首长那么容光焕发的人只在舞台上见过。以后每次想起这次接见，在我脑海里翻腾出来的景象是：任尔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自岿然不动的毛主席，还有那些白里透红的衰年童颜。不禁又在想，那是不是彩色雕像？那些领导人是不是粉墨登场？
一点感想
两次亲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没有热血沸腾，没有挥手山呼万岁，也没有感到莫大的幸福，只是站在那里不动声色地观看，还敢大不敬地怀疑检阅车上的毛主席不是真人。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似乎过于冷静？或者迟钝？或是思想过于独立？我想还是本性使然。其实，我是一个很容易被自然真情所感动的人，一件很小的事情，影视剧里一个暖心的情节，新闻里一个寻常百姓的善举，在电视里看到无辜的动物受到伤害，都能使我鼻子发酸，怆然泪下。可是，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这等感天动地的大事，却激动不起来。
尽管那时我和其他同龄人一样，相信党和毛主席的光荣、伟大、正确，但就是觉得有些事情不那么自然。例如，国际歌里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现实却到处都是“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声，到处都是“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的歌声。小时候，第一次看到“毛主席万岁” 的表达时，我十分惊诧，心想党和毛主席怎么也这么愚昧，搞封建迷信。如果不是内心认同的东西，我不会被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煽动起来，也不会受宏大、热烈的场面感染而逢场作戏。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我没有清楚地喊过毛主席万岁；没有跳过忠字舞；没有做过早请示晚汇报；也没有在日常对话中先来一段毛主席语录。能侥幸做到这些，应该归功于我那时没有单位和组织。其实，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还是有组织的，那是松散的红卫兵组织。重要的是，组织里的人都是同一类人，没有激进的痴狂分子。在社会上，每次遇到讲究形式的场合，都巧妙地躲避过去了。迫不得已时，只是跟着大家举一下手，动一下嘴，发出一点儿含糊不清的声音。
党的教育和宣传从娃娃开始抓起，贯穿我的全部成长过程，排山倒海式的全方位灌输和长期耳濡目染的积累，许多画面和说法根深蒂固地植于我的心田，相信那是千真万确的。例如，新中国多么美好，人民多么幸福美满；旧中国多么丑恶，人民多么苦难深重；我们的首都多么美丽整洁；党和毛主席伟大正确。在小学一年级时，我天真地问爸爸，“旧社会有没有晴天”，得到的回答是“当然有”。我这才如梦初醒，原来旧社会也不全都是阴天。说起来真是幼稚可笑，但这就是党教育出来的“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由此可见，这种欺骗教育的危害有多么深重，以至于我认为真实的北京是假的，正应了红楼梦里那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
对于党的有些宣传教育，我根本不相信。例如，文革前盛行的学毛著，一把钥匙开千把锁，任何解决不了的问题，一学毛著就解决了。我不相信毛主席的一段与问题无关的论述就能解决一个具体问题。一九六五年学校组织到部队参观，解放军战士现身说法活学活用，立杆见影。我看着他们的眼睛心想，解放军叔叔怎么能当面大言不惭地说谎呢。
当年的疑惑，后来有了答案和判断：北京肯定是真的北京，毛主席是真的毛主席，那些领导人养尊处优，应该不用化妆。
写于2017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