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大学生办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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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瞬间】73期 | 傅一民 8212

【导读】

八十年代中期,科大出现的第一份女生自创报刊《四方》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因有二。其一,学生自创报刊的出现,犹如石板下顽强生长出的小草,是那个年代从压制逐渐走向开放的象征,尤其在一个男女学生比例悬殊的校园里,女生挑战时代的声音令人倍感清新。其二,当时每份《四方》报售价二分钱,可以用菜票买。带一毛钱去吃饭,买了《四方》就只剩八分钱了,而八分和一毛的差别,决定了这顿菜有没有肉味,因此买《四方》前常常有大脑与肚皮的对话。至今难忘。

——黄剑辉

两年前返校参加毕业三十周年庆祝活动,昔日的男女生宿舍“四牌楼”,"黄鹤楼" 虽在,早已不再是吾等"老校友"的栖息之地。我们每晚归宿的是坐落在老校门东侧、正对着"眼镜湖"的"专家楼"。而823/8212班集体认领的一棵纪念树,正好与"专家楼"隔湖相望。铭牌上刻着短句"那些年, 我们相伴成长", 指的既是那棵树, 也是我们大家彼此。

上世纪八十年代, "科大"品牌辉煌如日中天, 配以科大招生组老师工作非常积极主动,每年收罗到合肥的几百号新生都是来自各省市重点高中的佼佼者, 个个胸怀大志,梦想成为下一个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因此说来,形容"科大人都比较有个性", 可算是不小的understatement。这"有个性"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谁也不服谁,大到班级,小到寝室,不仅在学业上充满竞争,平日里说话句句较真也是常态。

我读科大虽被录取进了化学系,但骨子里多少有点小文艺,去图书馆占好座位,并不总能专心做题,常跑去翻阅一些文学期刊,或从图书馆借些与功课无关的杂书回寝室看。说来惭愧,在合肥三年期间(后两年转去管理班,就读于北京玉泉路校区),只认真读了一年的书,从大二开始便踊跃地投身于各种课外活动,参加系女足球队下场踢过球,参与艺术团话剧队编演过哑剧,各类大小文章也陆陆续续写过N篇(包括曾为一份轰动校园的"大字报"撰写文案)。彼时科大官方出版物,除了教材,只有一份校刊,发的都是比较正统的官样文章和院系报道,基本少有普通学生发表文字的空间。偶有诗歌类散页或高深话题讨论文章,属于民间非出版物,仅以油印资料形式传阅。

记得1984年9月的一天,开学不久,午饭后两位室友带回她们顺手买的,824同学自己编印的《大学生论坛》。名字起得虽大,其实也就是一份装订成册的油印杂志,页数不多,刊登了几篇杂文、散文和诗歌(哦,对了,那些年也是新诗/朦胧诗在校园里大热的时代),装订成教材一样大的开张,粗看甚至有点像考试复习资料(那时复印机在国内尚未普及)。

翻阅完这份油印版的"自媒体"创刊号,免不了开始逐篇点评,说着说着,话锋一转,何不我们自己也来办张小报?几位宿舍同仁擦拳磨掌,纷纷响应,立马筹划起来,甚至各自取起笔名了。最近,为考证办报经历,我们还特意翻出大学期间的相关日记。以下这段记于试刊前的1984年9月17日:

“我们的意思是搞一份传播讯息的小报,坚决废除大块头文章。
我已为它取好了名字《四方》快报,计划本周末出第一期……
不论成功与否,它都将是科大女生办报的首创。”

小报的名字定为《四方》快报,出自"好儿女志在四方", 简单明了, 琅琅上口。记得我们专门跑到南七小店,花几元钱治了一方大印,又去文具店购办蜡纸,刻字专用笔,及墨油等一系列所需用品。又从学生会借来钢板,手摇滚筒油印机。经过几番尝试,当第一期小报试刊版成功付印之时,那份发自心底的喜悦真是难以言表。就这样,第一份科大女生创办的报刊诞生了!

这里再摘录一段那年十月初的日记:

“我们的《四方》分别于9月22日、9月29日出了两期,轰动不小。
第一期是赠阅,第二期在食堂门口卖,最后剩了几张,
到现在已被人要光了,大有供不应求之势。”

别忘了,我们那时可还没谁读过商学院呢!

当年科大的圈子很小,同级各系同学之间,分隔度几乎基于1和2之间,远低于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 我们《四方》创刊后,还曾特意前往校门北侧的银行干校、四系所在地,拜访了《大学生论坛》的主要编委、824的潘同学和朱同学。824的编委同学非常友好,对我们创办《四方》小报亦表示支持,甚至同意转发我们下一期即将发表的《给科大的男子汉》。这是一篇引起不少争论的"檄文", 本班就有两位男生愤然投稿回应,被我们选发在了第三期上。

实话说,已不记得这篇我用笔名"曾雄"所写的具体文字,无外乎半义正言辞、半嘲讽加幽默, 调侃一下科大男女生之间的对抗情绪, 绝对是too young, too simple,sometimes naïve. 那时科大男女比例接近6:1,我们老三系(化学)女生算多的,仍不及30%,除了六系(无线电)和八系(生物),其余的大部分系,女生寥寥无几,真是屈指可数。其实那时对gender politics并无深刻认识,不过这份完全由女生自主编辑出版的油印小报,也算是替校园上最大的少数群体,发出一点不容忽视的声音。更何况十八九岁的青春年华,写写诗、抒抒情好像也是很自然的事。小小斗室,瞬间又催生出好几位诗人。

从此,每隔一到二周,《四方》小报带着油墨香,从女生楼飘向校园的不同角落。除了我自己,同寝室的周同学、袁同学、陈同学、魏同学都曾积极参与撰稿、刻字、印刷,轮番上阵。当时主要的也是唯一的发行渠道就是在食堂门口设摊,小报每份定价2分钱,每次售完都收回一大捧零饭票(塑胶版小票)。有时同班的部分男女生也会主动加入"卖报”行列,拿着饭盆,边吃边帮忙照看"报摊"。几期办下来,《四方》小报销量逐渐增加,相应地对刻字的工作量和质量的要求也有所提高。班上字写得好的陈同学、梁同学也曾帮忙加入刻板印刷。

为均衡工作量,我们决定实行责任编辑制,每人轮值一期,负责组稿以及协调刻板、印刷、销售等事宜,包括回复为数不多的读者来信。办了三期,就有编委以不想耽误学习为由请求退出,“为了办事正规化,她还提交了一份辞职申请”。创刊一个多月后,编委由最初的五人,缩水到三人,但我们还是决定坚持办下去,"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把《四方》办到期末"。后来还发生过辅导员老师到寝室当面传达"领导意见", 以及数日后再次转达,校领导希望我们不要办了, 云云。甚至还听说有人去系里查过编委学习成绩。

办报期间,也有不少高年级前辈(男同学为主),包括前学生会主席,亲临指导、献计献策,希望我们能把一大批有见解的人团结在我们周围,真正起到为同学说话的作用。那一学期,校园里"自媒体"空前活跃,涌现出不少大大小小学生刊物,印象较深的还有研究生部主办的《学生学报》。11月底,改革风云人物温元凯教授出任系主任,还曾"提出要我们《四方》和系学生会共同组织一个座谈会,(让同学们)提建议。”

小报办了一学期后,曾在女生楼门口张贴告示,招贤纳士,原本希望有低年级女生团队愿意接手编辑, 结果只有一位女生自告奋勇—8313的魏奇志。她后来成功转学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果真成为新闻从业者,现在硅谷仍然从事与中文有关的工作,这是题外话。总之《四方》小报在出版期间未遭关停,总计出了十余期,我们也实现了"办到期末"的小目标。那学期快结束时,我们寝室全体成员照例去拍了一张集体照,不过这一次特意题上了:我们是《四方》首届编委 85.1.7。图中后排站着的三位是坚持到最后的编委,也算应了那句last ones standing.

进入《四方》自主停刊后的大三下学期,我们几位编委也被"招安"进了校刊,一本正经地做起学生编委/记者来了。我还曾一度接手校广播站的组稿工作,继续发扬自媒体精神,联系各系学生会供稿,介绍本系的人和事,那是后话。

另外还有一件有点意思的小花絮。某同学出任《四方》责任编辑时,收到一位即将出国留学的高年级男生来信,结果一来二去,编读通信演变成“准情书“,一直到寒假前夕的“读者见面会”。遗憾的是该读者别校去国后音讯全无,未能成就一段《四方》佳缘。

作者(右)和同班同学刘绯在北京,摄于1987年3月

这样一份纯属自发性的、自媒体雏形《四方》小报,所刊载内容不免幼稚,字里行间流露出编者、作者青春期的萌动,可惜没有存留,无以逐篇回顾。作为发起人之一和亲身参与者,这段尘封已久的微历史绝对是本人五年科大生涯中的亮点之一。

毫无疑问,《四方》小报能够问世并存活一学期,足以见证八十年代中期科大校园的生活是多么活跃开放。时任校领导对《四方》等学生刊物究竟有多关注?我们自己当时并不清楚,只是后来听说,某位几年后举世闻名的校领导在85年的一次校外公开讲话中,重点介绍科大办学之自由开放,而学生自主创办的诸多校园报刊包括《四方》小
报,即是所举实例之一。

823/8212毕业十周年在纽约mini reunion。右一为作者,右三、右五为《四方》前编辑

823/8212毕业三十周年聚会 (二排右三为作者)

 

文图编辑:黄剑辉, 陶李, 许赞华
排版编辑:吴钧

 《科大瞬间》编委会
许赞华 803|刘扬 815
黄剑辉 815|滕春晖 8111
余明强 9115
陈风雷 786|沈涛 822
Jay Sun 8364|吴钧 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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