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在做dissertation，没等放假就回国度假，赶上学生运动。以下是几个零星的经历。

我的一个画家朋友正好那时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个人展览。开枪前，去她的展览。院里都是军人。意识到事态严重。

不记得是哪天了，经过西直门，看到那个被殴打之后，又被燃烧，最终致死的战士被挂立交桥上。社会气氛开始紧张，学生与政府的冲突升级， 街上，集资者还在，捐款的人开始明显减少。广场上仍旧可以看到送食品和饮料的市民，大多是50岁以上的退休老年妇女。

隔日再去广场，纪念碑上面，以及周围，太多的垃圾，一堆一堆的，空气很不好，整个广场臭气熏天。少数抗议者躺在地上，旁边堆着市民送去的饮料和食物。五，六辆红十字的车辆停在广场上准备随时救援。没有警察，没有人管理。

晚上新闻联播中播了对戴晴的现场采访，戴晴利用此机会宣传把公共汽车竖过来排列可以更有效的阻挡交通，使军队难以进入市区。

六月三日晚，市民间传说木樨地放枪伤人，有人说是橡胶子弹。断断续续地枪响了一夜，并不密集，早上五点枪声开始密集，直到早上七点停止完全停止。

之后，骑车去位于北太平庄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看望曾经一起工作过的XX导演和他的夫人。过了小西天，看到三辆卡车载着荷枪实弹的军人在街上行驶，在北太平庄丁字路口转弯时，其中一辆车向我前边不远处的几个骑车的人扔催泪弹，一个年轻女孩遭到催泪弹骚扰，摔下车，跌倒在地，刚巧另一个方向有车经过，撞到了她。我不知深浅，想去帮助女孩，与我同行的人对我大喊，不要过去。我顿时双腿发软，从自行车上下来。后面的一辆军车过来，枪口对着我们，一个军人喊，”散开”。我推着车朝相反方向跑。腿仍旧发抖。那时不许聚集，只要超过两个人一起，就会遭催泪弹袭击。军车对几个骑车人发催泪弹可能以为他们是一伙的，其实就是大家一起从南往西转弯，恰巧同行。我决定改日去北影，掉头。

下午，我去看一个我哥哥曾经的同学，那时已经在某大医院做院长的大朋友，乘他的红十字救护车陪他在北京转了一圈。街上人很少，我们驱车从六部口开过大会堂，到前门，再绕回来，经过历史博物馆。广场仍旧是戒严状态，但是车辆可以行驶，22 路公共汽车，4路环形都在行驶。沿路看到军人用洒水车结出水管清洗广场，焚烧垃圾。此时的烟雾比早上已经少了许多。并没有任何恐怖景象，只是长安街上停着两辆抗议者用来做路障的公共汽车还没有被清理，停在那里。

之后，同朋友一起去了总医院看他的一个朋友，又顺便去了长椿街医院，又去了礼士路医院，那是接受伤者最多的医院，其中40 几 个死者。太平间接纳不了这么多，尸体都在自行车棚子那里。尸体不在袋子里，盖着白单子。知道单子下面是尸体，令人感到恐怖。医院仍旧营业，人们自由出入。街上行人很少，没看到军人，只有偶尔开过的军车。都是三辆一起行驶。军车开得很快，他们也不敢停，只是偶尔向路边超过两个人一起的高喊“散开”。

经过西便门时看到一个平板车拉吃力的行进着，车上躺着一个人，旁边有两个骑车的人跟着，看上去像是拉受伤者。

实事求是地讲，放空枪的不少。不然医院接的受伤者绝对不只那个数字。有了白天的经历，生理上反应强烈，一天没有吃饭。

六月五日，一个过去的同事来看我，他那天在广场，清晨六点幸运安全地回到位于沙滩的家里。他到广场既出于对事态发展的关注，又出于职业习惯。他说，行动之前，广场一直在广播戒严令，告诫人们撤离广场，并警告如果10点不出广场，一切后果自负。10点，广场熄灯，人群开始骚动，军人大概是八点就开始，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出来，以三排的队伍形式开始包围广场上的学生群体，只留出一个出口，要他们从前门方向撤出。可能是军人没有组织好，混乱下，造成一部分从前门撤，另一部分却走向长安街。广场上，使用拥挤驱逐的方法，没有开枪。被迫之下，学生一边唱国际歌，一边高呼口号，缓慢地走出广场。行进到六部口时，有人提议停止撤退，留在那里继续抗议。此提议得到一些人支持，也导致军队开枪。当时人群非常拥挤，学生后边是拥挤他们，力图将他们迅速驱逐的军人。放的都是朝天空枪。枪响后，一些人开始向各个方向跑，也有立定不动，主张继续坚持抗议的。直到军人和学生间距离拉开后，军人开始射击。有些人从路边捡起砖头向军人投掷。我的同事，被驱散后，躲到电报大楼附近。 大概清晨六点钟，抗议者人群不再。我的同事由小路回家。

社会秩序恢复很快。六日，一切恢复正常。去美国驻京领事馆申请回美签证。人山人海，领馆决定在院子里办公。我上学的地方正好是我的签证官的家乡，聊了几句，她说，在院子里办公也是前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