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外贸顺差一下子冲到了1.2万亿美元，把全世界的纪录破了。

很多人都在问：外面又是加关税又是搞封锁，咱们出口怎么反而更猛了？这么大的顺差，到底是好事还是该想办法降一降？

黄奇帆在最近两场演讲（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生态链接大会）里给出了他的“冷思考”。他说，这不是政府硬推出来的，而是《中国制造2025》搞了十年，制造业真的变强了。

但顺差太大也确实容易引发摩擦，他提了五个招：让人民币慢慢升值、下调出口退税、降低进口关税、减少内卷加班、给大家多放几天假，把出口的优势产能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收入和消费。

顺着这个话题，他还讲了怎么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真正打通，现在最大的短板在哪，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才是高附加值的源头，是未来发展的核心。

两场演讲，从贸易现象一直聊到产业升级的底层逻辑，把中国制造讲得很透。我们把他两场演讲的核心内容做了梳理融合，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2025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顺差（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收入大于支出）突破12000亿美元，创下历史纪录。

今年一季度，每月顺差大体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全年大概率将再次达到12000亿美元的规模。

这一数据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近一百年来，全球发达国家历史最高出口顺差纪录仅约7000亿美元（美国、日本均曾达到）。

而中国过去三十四十年间，最高纪录也基本在6000-7000亿美元之间。如今一举突破万亿，确实超乎想象。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结果并非中国政府主动追求扩大顺差的政策导向所致。

近十年来，中国始终着力扩大进口，通过举办进博会、降低进口关税等举措，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此背景下，顺差大幅增长的核心原因只有一个：《中国制造2025》战略取得了五项历史性重大成就。

一、中国制造2025的五大突破

1.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形成“三个三分之一”格局

去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接近30%，全球就此形成了“三个三分之一”的制造业格局：

中国制造占全球制造业总规模的三分之一；

美国、欧洲26国加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三十余个经济强国的制造业总规模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其余150余个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总规模也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中国已然成为全球制造业格局中“三个三分之一”的重要一极，自三百年来工业化文明发展以来，仅三个国家曾经达到这一格局位置，其中英国曾保持这一格局地位长达一百年。美国也曾一度将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提升至三分之一以上，这一格局维持了八十年。

当前中国也达到了“三个三分之一”的占比水平，至于这一地位能够维持三十年、五十年还是八十年、一百年尚未可知，但可以确定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由此开启。

2.十大制造业门类实现领跑与并跑，产业门类全方位覆盖

若仅仅是制造业规模大，而质量水平不高，仅处于跟跑地位，依赖引进、消化吸收，集中发展劳动密集型大规模产品，那么这种规模扩张的意义是有限的。

但《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目标，就是对全球制造业最重要的十大门类实现升级发展，这十大门类的总产值占全球制造业的50%以上，各国制造业的竞争，核心就是这十大领域的竞争。

2010年时，我国在这十大门类均处于相对落后的跟跑位置，发展模式以引进、消化吸收、合作为主。经过十年来《中国制造2025》的推进，目前已有五大领域实现全面领跑，另有五大门类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的转变。

实现全面领跑、位居全球前列的五大领域包括船舶制造、铁路高铁地铁轨道交通制造、发电装备、电力传输输变电装备、汽车制造以及新能源制造。

另有五个领域，包括新材料、新型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数字化电子化，当前已经从原来的全面跟跑进入并跑阶段。

这一格局的形成，推动中国制造实现了当前中国拥有全世界制造业全部41个大类、200多个中类、600多个小类，实现了产业门类的全方位覆盖。因此联合国明确认定中国为全球唯一实现制造业全门类覆盖的国家。

3.产业链结构根本性转型，从“两头在外”到“自主制造”

2010年以前，中国制造中50%以上为加工贸易：即便加工产品为笔记本电脑、手机、空调等具备一定技术含量的相对高端品类，但其核心零部件、原材料、关键材料均从境外采购，国内仅承担组装环节。

例如以800亿美元进口原材料及零部件，组装完成后以1000亿美元出口，这种“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本质上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组装环节。若仅门类覆盖范围较广，但产业仍以此类模式为主，整体发展水平仍然偏低。

近十年来，中国最重要的转变即扭转了2010年以前加工贸易占制造品出口50%以上的格局，当前中国出口产品中，80%由国内产业链集群自主生产完成。

基于这一变化，工信部、科技部在2018年出台了“中国制造”的国家标准：

若产品80%的零部件、原材料及附加值在中国境内产生，无论生产主体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均可定义为中国制造。由此可见，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生产方式已经发生深刻变革。

4.开放格局下外资结构的优化升级，总量翻倍增长

当前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更大水平、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外资流入中国的总规模不仅没有缩减，反而实现了翻倍增长。

即便在特朗普政府发起贸易战、拜登政府推行“小院高墙”政策、鼓动撤资封锁的背景下，外资对华工商领域投资仍保持增长态势。

需要明确的是，近七八年来，两类外资对华投资确实出现了普遍下降：

第一类是劳动密集型加工领域投资，劳动密集型加工投资下降则属于结构性转移，相关产业已逐步向东南亚、印度等地区转移。

第二类是港口、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其中基础设施投资下降，并非中国不欢迎相关投资，而是因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已基本处于饱和状态，国内企业对相关领域的投资也已大幅缩减。

此外，近五年来受房地产行业结构性调整影响，国内民营企业对房地产新项目的投资已大幅缩减，对应房地产领域的外资投资几乎降至零。

过去一二十年间，上述三类外资占中国吸引外资总规模的40%至50%，即便该部分投资出现缩减，中国吸引外资总规模并未减半。

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0年中国年均引进外资约为600亿美元，而近十年来中国年均引进外资规模稳定在1200亿美元，即在房地产、加工贸易、基础设施三类外资大幅减少的背景下，中国吸引外资总规模仍实现了翻倍，这意味着外资对中国工业领域的投资实现了倍增。

可以得出结论：当前外资在华工业投资带动约7%的城镇就业，规模约为3000万人，而中国城镇就业总规模约为4亿人，对应占比为7%；

在税收层面，外资贡献了全国总税收的15%，目前非公有制经济税收占全国总税收的50%，其中外资贡献了15个百分点；

在出口层面，去年中国出口总规模为3万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贡献了1万亿美元，占比达三分之一，尤其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中，外资占比达到50%。

例如智能手机年出口额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苹果公司在郑州、深圳生产的苹果手机全部用于出口，即为典型案例。

5.出口产品结构升级，90%为机电与高附加值产品

当中国制造业规模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出口规模自然会相应增长。

在这三分之一的制造业产品中，产业档次已实现提升，目前五个领域处于全球领跑地位，五个领域处于并跑地位。当前中国出口产品中90%为机电与电子产品，属于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品。

去年我国出口总额达3万亿美元，其中90%为高附加值产品，第一大类出口产品为芯片，全年出口额达1600多亿美元，在我国十余种至二三十种主要出口品类中位居第一；

船舶出口以3000多万吨位居第二；

汽车出口量达800万辆，单车出口额不到2万美元，累计出口额约一千几百亿美元，此外还有光伏产品等其他出口品类。

整体来看，当前我国出口产品中90%为机电类产品，已不再以轻工、纺织类加工贸易产品为主，在此背景下我国出口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

从贸易顺差结构来看，以往出口1000亿美元加工贸易产品，需要进口800亿美元的零部件与原材料完成组装，仅产生200亿美元附加值，对应顺差也为200亿美元；

当前出口1000亿美元产品，其中百分之八九十的零部件、原材料均由我国国内自主生产供应，因此对应顺差规模较以往提升了四至五倍，这是我国出口贸易的重要变化。

此外，我国三分之一的出口产品中，高档品有50%经由外资企业完成出口，外资企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综合以上五个维度分析，当前我国实现1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具有必然性，并非政府通过刻意推行出口导向政策、出台各类优惠与鼓励政策主动推动形成，而是我国制造业逐步发展壮大、产业竞争力自然提升所产生的结果。

二、万亿顺差是否合理？

经济学基本规律显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长期保持贸易逆差不利于经济发展，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具备合理性，但长期维持超大规模顺差则存在不合理性，会加剧国际贸易摩擦（因贸易顺差、逆差或产业损害引发的国家间经济争端）等问题。

一般而言，当一个国家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保持在2%至3%区间时，该规模具备合理性与可持续性，既符合国家兴旺发展的趋势，也容易被国际社会接受。

我国当前GDP规模为140万亿人民币，按此计算，2%对应2.8万亿人民币，3%对应4.2万亿人民币，折算为美元约为4000亿至7000亿美元，这一区间是贸易顺差的合理规模，而当前我国顺差规模达12000亿美元，已超出合理区间。

从经济学逻辑来看，压缩过大的出口顺差主要可采取以下路径：

第一，推动人民币适度升值。

我国不支持人民币在短期，例如一个月或一年内出现30%、50%甚至100%的大幅升值。

我们所提出的人民币适度升值，指的是每年逐步升值一至两角人民币，经过五至六年累计升值一元人民币，循序渐进调整，十年累计升值幅度约为15%至20%。

人民币升值后，人民币购买力提升，进口外国商品成本降低，有利于扩大进口；同时出口商品成本会因升值上升约十几个百分点，进而会对出口规模产生一定抑制作用，从而压缩顺差。

此外，人民币适度升值还有助于实现我国既定的人均GDP发展战略目标：我国规划2035年以美元计价的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较2025年约13000美元的水平实现翻番，这一目标已纳入“十五五”规划。

但仅依靠经济增长，若我国每年经济增速为5%，十年无法实现翻番，只有年均增速达到7%才能完成翻番，若仅依靠增长仅能实现70%至80%的涨幅。

为什么我国“十五五”规划能够确定以美元计价的人均GDP达到设定的目标？

核心原因是规划已考虑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此十年间会累计升值15%至20%，即便实际经济增长仅带动GDP提升70%至80%，经汇率升值调整后，以美元计价的人均GDP即可实现翻番，推动我国提前达到以美元计价的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

目前人民币已经出现适度升值，近几个月汇率已从1美元兑7.3人民币升值至1美元兑6.8人民币，后续仍存在适度升值的空间。

第二，对出口顺差设置合理约束，下调出口退税率。

目前我国每年对多类重要产品实施出口退税，对应13%的增值税档，不同产品退税率分别为5%、9%、7%不等，年度出口退税总规模达三万多亿元，可有针对性地调减相关产品的出口退税。

例如针对铝加工产品、光伏产品等，国家自今年一季度以来已出台相关政策，宣布下调该类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下调出口退税率相当于削减出口补贴，由此节省下来的退税资金规模可达到一万亿至三万亿，可用于补助国内居民，开展扶贫帮困工作，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充足的资金为相关惠民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三，进一步下调进口关税。

当前WTO成员国的平均进口关税约为5%，若为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成员国间进口关税逐步趋近于零。

我国支持包括RCEP、CPTPP在内的各类自由贸易协定合作，始终践行WTO框架下的低关税原则，我国进口关税水平已从1990年、2000年的水平逐步降至当前的7%，后续仍可进一步下调2至3个百分点，逐步达到全球平均关税水平，下调进口关税可有效拉动进口增长。

过往特朗普政府对我国加征关税，我国在贸易摩擦中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秉持寸步不让的原则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是应对贸易摩擦的合理立场；

而从我国对全球贸易合作的整体姿态出发，适度下调进口关税，可有效平衡过大的贸易顺差。

第四，缓解出口企业内部的过度内卷问题。

对于出口企业中“5+2”“白+黑”“996”这类过度加班的内卷化经营模式，应当通过完善劳动纪律、劳动制度与薪酬体系进行规范调节，适度压缩不合理加班，稳步提升劳动者收入。该举措同样有助于平衡过大的出口顺差。

第五，优化休假制度安排。

我国当前一年共有55个周日，合计110个休息日，加上十多天的带薪休假，年度休假总天数约为120余天；

而欧美等世界其他国家年度休假总天数可达150天左右，因此我国可适度增加带薪休假天数，扩大国内居民消费，进而推动出口顺差逐步回落。

上述五项举措落地后，出口顺差的下降并不代表我国产业竞争力弱化，而是将中国制造的优势产能转化为居民共同富裕的收入与生活水平，提升我国GDP的含金量。

三、打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5大阶段

顺差调整是将存量优势进行再分配，而面向未来，中国经济的核心命题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新质生产力。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针对“十五五”规划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部署：“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抓手。

而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核心在于打通五个发展阶段，五个环节贯通落地，才能真正实现双向融合、协同发展。

这五大阶段贯穿科技成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点突破到产业集群的全过程，是科创与产创融合的核心逻辑。

1.0～1原始创新阶段

核心任务是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涵盖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工具创新、要素创新四大维度，是完全无中生有的原创性突破。这类前沿创新，大多依托高校、顶尖科研机构以及头部跨国企业完成，是仰望星空、布局未来的基础性创新。

2.1～100成果转化孵化阶段

将原始创新的理论概念、技术雏形，转化为可落地、可产业化的成果，相当于把创新“胚胎”培育成成型成果，是科技落地生产力的核心过渡环节。

3.100～100万独角兽成长阶段

将成熟的科技成果进一步规模化、市场化，培育出行业独角兽企业。这一阶段的核心支撑是资本市场，依靠天使基金、产业基金、私募创投等各类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助力科技成果完成规模化跃迁。

4.100万～百亿产业链集群阶段

依托行业龙头企业，整合制造环节与配套资源，联动十大生产性服务业，构建“1+10”产业链体系，也就是行业熟知的微笑曲线：

曲线底部是制造业硬件生产环节，左右两侧是十大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业，共同支撑企业从独角兽成长为百亿级龙头，形成完整产业链条。

5.百亿～万亿产业生态阶段

单一百亿产业链集群不足以支撑区域产业格局，当一个区域、一个国家形成数十个同类优质产业链集群，多点联动、协同发展，就能最终培育出万亿级、数万亿级的战略性产业生态，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度不足，核心症结就在于五大阶段均存在短板、落地不到位。

我们可以将五个阶段划分为三大板块：

0～1、1～100属于前端科研创新环节；

100～100万是资本赋能的过渡环节，既是科研创新的收尾，也是产业创新的起步；

100万～百亿、百亿～万亿属于后端产业创新环节。

三个板块对应三类不同的资金来源，三类资金能否有效联动融合，直接决定科创、产创融合的最终成效。

首先，0～1原始创新、1～100成果转化环节的资金，统一纳入国家研发经费范畴。

去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达2.68%，对应140万亿的GDP总量，全国研发经费总规模约4万亿元，主要用于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基础研究与成果孵化。

其次，独角兽培育阶段的资金，来自各类风险投资基金，包括天使基金、产业基金、公募私募基金等，依靠风险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的特性孵化创新企业，最终通过企业上市实现原始资本退出，这部分资金不纳入4万亿研发经费范畴。

最后，百亿产业链、万亿产业生态培育的资金，来自企业自有资金、银行信贷、股市融资等产业投资资金，同样与国家研发经费无关。

四、生产性服务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科创产创融合五大阶段，所有赋能环节、落地环节、增值环节，本质上都依托生产性服务业支撑，而非传统制造业。

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升级、科技创新迭代、产业链高效运转的核心土壤，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核心。

根据国家统计局与联合国标准，生产性服务业包含10个大类、35个中类、171个小类，是贯穿制造业全链条的中间型服务产业，依附于制造业、服务于制造业，无法独立存在，全部镶嵌在产品研发、生产、流通、销售、迭代的全流程中。

高端制造产品的高附加值，核心来自内嵌的生产性服务业。

一部高端手机，硬件制造成本仅占30%～40%，剩余60%以上的价值，均来自专利技术、软件系统、品牌运营、供应链服务、数字化赋能等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附加值高低，本质是区域生产性服务业水平的体现。

郑州代工生产苹果手机，年产1亿多部、产值超千亿美元，但仅赚取10%的组装加工毛利，70%以上的利润被苹果拿走。核心原因就是苹果掌控了全部十大生产性服务业环节，掌握了产业链的核心价值与定价权。

这也充分证明：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高附加值的源头、科技创新的源头、产业链高效运转的源头。

除此之外，生产性服务业更是国民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独角兽企业的培育沃土、贸易强国建设的核心支撑，具备四重核心价值。

第一，生产性服务业增速远超传统产业，是GDP增长的核心动力。

农业社会GDP年均增速仅1%～2%，工业社会增速是农业社会的3～5倍，而生产性服务业增速是工业制造业的2～3倍。

从全球数据来看，1950年美国GDP约4000亿美元，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仅10%；如今美国GDP达29万亿美元，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升至48%，规模突破14万亿美元，七十余年增长超300倍，远超GDP整体70倍的增幅。

我国同样呈现高速增长态势：1980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规模仅200亿美元，当前已接近6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达30%。

近三年我国GDP年均增速4.7%，而生产性服务业年均增速高达12.1%，是国民经济最核心的增长极。

未来15～20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将突破40%，成为GDP第一大支柱产业。

第二，生产性服务业是全球顶级独角兽企业的核心赛道。

全球股市70万亿美元市值中，硬核科创企业市值约20万亿美元。其中，仅少量为高端制造企业，绝大多数万亿级市值龙头均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包括苹果、微软、谷歌、英伟达、高通、亚马逊等。

这些企业不从事底层硬件制造，仅依托技术研发、专利运营、生态搭建、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业掌控产业核心，拿走行业绝大部分利润。

第三，生产性服务业是贸易强国建设的关键抓手。

当前全球贸易格局持续迭代，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比重已从三十年前的5%升至25%，欧美发达国家更是达到30%～40%。

服务贸易的附加值远高于货物贸易：1000亿美元货物贸易，最终增加值仅200亿美元左右；而1000亿美元生产性服务贸易，增加值可达700～800亿美元。

我国已连续多年位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但货物贸易大国不等于贸易强国，服务贸易规模与质量，才是贸易强国的核心标志。

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占总贸易比重仅13%，远低于全球20%～25%的平均水平。想要实现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跨越，必须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推动服务贸易占比提升至25%～30%。

第四，生产性服务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基础。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70%以上依靠全要素生产率驱动，摆脱了对矿产、资金、低端劳动力的依赖；而我国目前仅25%的增长来自全要素生产率，75%依靠资源、资本、劳动力等传统要素投入。

生产性服务业属于人才密集、技术密集、创新密集型产业，不消耗矿产资源、不依赖低端劳动力、无需大规模固定资产投入，核心依托高端人才与科技创新。

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能够持续优化我国经济结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培育纯粹的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五、做强生产性服务业，

抓好5大举措

立足“十五五”规划与大湾区产业发展机遇，想要做强生产性服务业、打通科创产创融合堵点，重点要抓好五大落地举措：

1.培育专精特新生产性服务业中小企业

我国现有5000万家中小企业，若培育1%（约50万家）深耕十大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赛道，聚焦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创新化发展，扎根科研基地、产业园区、科创楼宇，形成细分领域配套支撑，就能全面完善产业服务生态。

2.打造一批标杆型生产性服务业龙头企业

对标施耐德等国际企业，推动传统制造企业向服务型企业转型，培育50家左右全国性、行业性生产性服务业头部企业，聚焦绿色低碳、物流供应链、知识产权、数字化服务等高端赛道，打造百亿级、千亿级服务产业规模，提升产业附加值。

3.培育产业链链头生态型企业

打造华为、苹果、微软式的链头企业，不局限于硬件制造，重点搭建产业链服务体系，通过技术、标准、品牌、服务赋能上下游数十万配套企业，形成“链头引领、中小企业协同”的万亿级产业生态。

4.构建链头企业与代工制造企业协同模式

由链头企业负责全链条生产性服务业布局，聚焦研发、设计、品牌、渠道、风控、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委托专业制造企业负责硬件代工生产，分工协作、各取所长，实现产业链效率与价值最大化。

5.大力发展产业互联网平台

区别于主打销售的消费互联网，产业互联网覆盖研发、生产、制造、物流、供应链、服务、售后全流程，将“1个制造业核心+10类生产性服务业”全部纳入数字化平台，实现全链条数字化赋能。

广东目前已培育多个优质产业互联网平台，单平台可赋能上千家制造企业，形成千亿级产业规模，是未来产业升级的核心方向。

总而言之，只要全社会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实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就能彻底打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堵点、断点、痛点。

全面落地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科创产创深度融合的战略部署，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