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睿观察到，由于少了视觉联系，盲人在情感关系里容易缺少安全感。（片方供图）
纪录片导演张家睿的拍摄源自于一篇报道，报道讲述贵州一家职业学院的盲人学院培养了七百多名视障者成为推拿技师。张家睿发现，文章难得没有强调视障群体的弱势，而是以一种平视的角度写出了他们如何依靠技能融入社会，过上更好的生活。
出于对这些视障者的好奇，张家睿联系到这家职业学院。学校的学制为三年，学生最后一年需要到社会上实习，学校联系人表示，他们有一批学生正好在上海的一家推拿馆实习。就这样，张家睿走进了纪录片里三位主人公左倩倩、周紫涵和滕召敏的生活。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不断“去标签化”的过程。
第一次正式拍摄，正值上海降温，拍摄对象们相约去买衣服。挑衣服时，他们很仔细地触摸手上的布料，感知它的质感以及厚薄，对于款式、颜色也有各自的要求，会请店员帮忙推荐。张家睿意识到，除了视力问题之外，他们也是一群有审美和自我表达的人，只不过这一点常常被忽略。
拍摄就这样有序进行着。一个月后，张家睿发现，镜头下的左倩倩变得有些消沉，到了休息时间，她不和人聊天，只是安安静静地躺在休息室的床上，对任何话题都兴味索然。张家睿疑惑，左倩倩发生了什么事？在摄制组女同事的帮助下，左倩倩逐渐向他们敞开了心扉：她失恋了。
“盲人的爱情是什么样的？”张家睿心里浮起这个疑问。在他的观察中，这家推拿馆里的很多人都曾经或正在经历爱情，带着种种好奇，他的镜头更为聚焦，渐渐了解到更多盲人的爱情故事。
张家睿拍摄的纪录片《推拿馆》是系列纪录片《籍籍无名》中的一部，这是一组关注当代青年人生存状况的纪录片，2025年12月在东方卫视和流媒体平台播出。《推拿馆》还特别制作了无障碍版本，通过增加旁白解说，增配描述性字幕，来辅助视障、听障人士实现无障碍观影。“真的做了一个能给盲人看的关于盲人的纪录片。”总导演谢抒豪说。
在谢抒豪的建议下，张家睿决定将故事的主干放在视障者爱情这一话题上。爱情是最普遍、最能引发共情的情感命题，而视障者由于身体与感知的限制、社会偏见的存在，拥有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
对盲人来说，爱情有时比生计更难。“他们被教会如何触摸别人的身体，却没有人教他们如何被温柔地拥抱。推拿是一种可训练的能力，爱是一种需要信任的冒险。”张家睿对南方周末记者总结，“当他们试图跨出盲人推拿师这层角色，去成为一个恋人、伴侣时，社会的反应就变得模糊、尴尬，甚至排斥。他们可能被怜悯、被好奇、被评判，却很少被平等地爱。”
拍摄过程中，左倩倩失恋了。（片方供图）
“他们有很多建立对于世界认知的方式”
从外表上看，第一眼很难注意到左倩倩是个盲人，大家的目光总会被她那一头金色长发吸引。店里的客人经常问她，“你的头发是染的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出于某种先天性因素，9岁起，左倩倩的视力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她的头发也在一天天变浅，变成如今的金色。
由于失明，左倩倩很早就离开了学校，一直待在家里，帮忙打扫卫生、收拾柴火，或听听电视。16岁时，她在当地残联的推荐下去了一家推拿馆学习按摩。后来，按摩师傅要开分店，左倩倩和一位师兄被安排在同一家店里。
从某种意义上看，左倩倩与师兄的相爱更像是一种水到渠成。小城市客源有限，通常一家推拿馆只由一两个人负责。按摩之外，左倩倩负责打扫店内卫生；师兄余有部分视力，会负责做饭。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情愫在两个人之间慢慢滋生。左倩倩18岁生日那天，师兄拿着花跟她表白，成了她的男友。后来，两个人前后去往盲人学院读书。
《推拿馆》摄制组正在拍摄。（片方供图）
另一位拍摄对象周紫涵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暗恋。跟左倩倩类似，周紫涵的世界也是慢慢褪去颜色的。她上过三年学，后来视力变差、父母离婚，她随后离开学校，跟着父亲生活。一年多后，父亲因病去世，她又辗转在亲戚、母亲、异母姐姐家里待过，直至十几岁外出学习按摩。工作几年后，她了解到上述那家贵州的盲人学院正在招收学生，通过面试，她又回到了校园。
周紫涵爱听网络小说，也曾幻想过校园爱情。她对外表要求很高，总是将自己打扮得干净靓丽，去理发店洗头时，会要求发型师给她吹一个和当天衣服相配的发型。对她来说，失去视觉并不意味着她对另一半的外在没有要求，身高接近一米七的她，曾幻想过找一个一米八以上、身材瘦削的男朋友。
她有自己特殊的感知方式。例如，两个人走在一起，如果声音是从上方传来，说明对方比她高；长相也不难得知，可以通过其他人的描述知道，比如“帅气”之类的形容词。
张家睿惊讶于盲人们对周围感知的灵敏度。有个盲人告诉他，自己可以通过声音判断一个人的体重，这是他们常年做按摩的经验。如果是体重较重的人，声音会有那种“被肉压迫的感觉”，听起来比较“紧”，瘦的人则相反。
“他们有很多建立自己对于这个世界认知的方式，而且他们的思维逻辑非常清楚。”张家睿观察到，有些盲人会通过别人说的话来判断对方的受教育水平。在他们周围，大多数盲人教育水平不高，乡音难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的普通话很标准，或许可以说明比较有文化。
对于明眼人来说，视觉的吸引通常是选择伴侣的因素之一，但对全盲的人来说，“看不到人长什么样子，会通过这个人的言行举止去判断他是不是一个好人。”张家睿说。
尽管对伴侣的外在有要求，但周紫涵也向南方周末记者坦言：“没遇到喜欢的人之前，会有很多种你想象中的样子，遇到之后这些都不再是问题。”事实上，她喜欢的男生也没有一米八，但她仍动心于对方的暖心举动。
她第一次到这家店那天，做自我介绍时很紧张，说完之后，一个男生给她鼓起了掌，极大地缓解了她的紧张。那时她刚来店里，工具没有备齐，有一回在休息室，她向同事暂借工具箱，大家都沉默了。只有这个男生，本来在玩手机，听完后直接站起来，带着她去找工具箱。慢慢地，周紫涵对他产生了好感。
物色心仪的另一半时，周紫涵有自己特殊的感知方式。（片方供图）
“不停地寻找情感的及时反馈”
从日常的相处中，周紫涵觉得，那个男生或许对她有好感。有一次跟朋友聚会，她身体不太舒服，当时是夏天，她想喝冰冻的酒水，男生却直接给她买了常温，聚会时又给她倒了好几杯热水。
但她不能完全确定对方的态度，只能暗暗试探。一次，她和朋友在外玩到凌晨，想试试对方会不会来接她，就给他发了微信，结果他真的去朋友家接她了，之后两个人一起去黄浦江边吹了吹风。
在这样一次次的试探中，她觉得对方也喜欢自己，但好几次话到嘴边，还是不敢表白。她担心会错意，更重要的是，她有些自卑，那个男生并非全盲，视力比她好一些，她担心对方介意。
滕召敏也有类似的担忧。27岁时，他因装修被切割机弹到眼睛而失明，之后在亲戚推荐下去了贵州的职业学院学习，后来到上海这家推拿馆实习。他喜欢店里的一个女孩，对方是他的同学。
滕召敏很难讲清女孩是如何打动他的。“反正我一看到她就感觉好轻松。”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滕召敏朴实，不会说漂亮话，只能以近乎笨拙的方式示好。他每天早上都会给对方做早餐，尽量换不同花样，有时是饺子，有时是面条。
“这东西其实是藏不住的，他们可能看不见自己的表现，但在我们看来都是很明显的。”张家睿说，他早早就观察到，滕召敏喜欢那个女孩。店里有三个休息室，每个休息室里只有三四张床，每到休息时间，滕召敏总会提前去帮对方占位置，让她有地方休息。店里的女孩们相约去逛街时，滕召敏也会借口自己还有一些视力，可以提醒她们注意危险，一直跟在那个女孩身边。
但他同样不敢表白。即使女孩对他的示好并未拒绝，他还是担心对方也许只是因为彼此的同学关系，而家境的普通、视力条件更让他难以开口，“我年纪比她大一些，对现实的考虑肯定更多一些。”滕召敏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
在上海陆家嘴对面的一家推拿馆里，年轻的盲人们正在经历各自的爱情故事。（片方供图）
在张家睿看来，推拿给盲人带来的是确定性，只要手艺好、肯吃苦，就能生存，但爱情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难以掌控。“他们能触摸世界，却摸不清一个人是否真的爱自己，”他说，“在情感上，他们要学会相信另一个人的心。而这份信任，比任何按摩技巧都难。”
生日那天，周紫涵还是决定表白。那之后男生天天给她送早餐，后来还在平安夜补上了对她的表白，两个人确立了恋爱关系。
然而，维系一段感情没有想象般容易。原生家庭的经历让周紫涵有些缺乏安全感，这也自然影响到了她的亲密关系。她担心对方没有那么喜欢她，他的一些行为总让她患得患失。
例如，男生有时会和店里其他女同事打闹，在她生病时很长时间没回信息，这些都让周紫涵无法接受。她比较有安全感的时刻，还是对方休息，跟她单独相处之际。
“他们对于安全感的判定方式就是来自于不间断的沟通，比如要时刻确定你在哪儿、你能不能陪我去哪儿。”张家睿说。左倩倩的失恋同样和安全感问题相关。在上海推拿馆实习期间，左倩倩每月能挣到七八千元的工资，而比她晚一年入学的男友当时还在面临毕业以及未来的焦虑，他担心自己的能力难以负担起两个人以后的生活。而且，由于左倩倩不在身边，对方也很没有安全感。
在张家睿看来，“少了视觉作为一个联系点，很多时候是你无法去判断的，会无法与这个人建立一个长期的联系”。对盲人们来说，“他们就是在不停地寻找情感的及时反馈，如果这个反馈是延时的话，延得越久，带来的不安全感就会越多”。
在推拿馆里，张家睿观察到，相较于明眼人，盲人群体对于肢体接触的渴望会更急切。一旦确认了情感关系，他们就会拉手、拥抱，或者肩并肩地靠在一起，这些肢体接触正是他们需要的及时的情感反馈。“我要触摸到你，感知到你才可以。”张家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对于别人的离开，要看得更开一点”
滕召敏失明后，母亲给他介绍过一个隔壁村的女孩。之前滕召敏曾在街上见过那个女孩，她有智力缺陷。他有些生气，觉得这似乎意味着自己在别人眼中成了“废人”，他不想被这样看待。
张家睿注意到，几乎所有视障者的择偶都局限在残障群体里，特别是在与他们相同的视障人群内部。一方面，他们的社交面比较窄，另一方面，健全人大多都不愿意找残障人士作为伴侣，“他们的所有空间就是停留在这个圈子里面”。
而即使婚恋被局限在视障圈子里，有时候盲人们也会因自身条件被划分成“不同等级”。张家睿了解到，视障圈子里最受欢迎的是高收入、高学历的后天失明者——这种失明“最好”来自于外伤，视障者对于某些致病基因的遗传比较谨慎，也因此，先天性失明的盲人通常处在一个较受歧视的位置。
店里一个盲人技师告诉张家睿，在他老家，有一对开了家推拿馆的先天性失明夫妻结婚后，生下了三个同样是先天性失明的孩子。“这五个人天天在家‘对对碰’。”对方跟张家睿开了个“地狱玩笑”。张家睿却能想象到，这五个人或许再也难以走出那家推拿馆了。
滕召敏春节回到贵州老家，蹲着滑雪玩。（片方供图）
出于种种考虑，很多视障者的家属希望孩子能找一个明眼人。左倩倩男友的家人便是如此，在张家睿看来，这一点无可厚非。周紫涵同样觉得，父母有顾虑是正常的，她更在意对方的态度。
2024年春节，周紫涵的男友回家过年，被父母安排相亲。在此之前，男生跟父母提及自己已有女友，他们一听是盲人，不太同意。他们觉得男生应该找一个明眼人。虽然男友没去相亲，后来却在电话里将这些场景和话语一一转述给周紫涵，这令她很受伤。
在她看来，男生不仅没有从中协调，还将原话转给自己，一点都没有顾及她的感受。那时候，他们因各种矛盾已冷战了近半个月没有联系。在那通电话里，男生提了分手，那时他们才恋爱了两个月。
周紫涵其实早已预感这段感情走不下去了。分手前的大年三十，周紫涵没有回家，给男生发新年祝福，对方没有回，却发了一条朋友圈。她一直在哭，三个盲人朋友围坐在她身边，试图安慰她。
一个年长些的同事劝她，“男人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会失去的，只有钱揣到你的口袋里……就不会丢”，其他人也同意，“只有钱才是你的靠山”。这并非无稽之谈——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已饱尝过太多艰辛。“对于感情的执着没有那么深了。”张家睿说。
张家睿去过一场盲人内部的相亲会，参加的大多是三四十岁的盲人。令他意外的是，这些盲人在相亲会上几乎都直截了当地承认，在学历、视力条件等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大家主要考虑的就是财力。很多女性盲人会直接说想找一个愿意给自己花钱的人，男性盲人会直接向对方表达，“以后我挣的钱全都给你花，家里的钱都给你管”。
“从（年轻时担忧）如何与心仪的人走到最后，到激情褪去，当一些不是很现实的东西消失后，他们就会在相亲会上提各自的要求。”张家睿说，“他们会非常直接地拿出那种最能抵御未来风险的东西，就是钱。跳过了关于性格、外貌、审美很多层后，变成了如何让两个人在一起时安全感更大、利益化更大的这样一个过程。”
但纪录片里的主人公们还很年轻，他们依然有继续去爱的勇气。左倩倩最终离开上海，回到贵州，她没有办法割舍这段感情，想回去挽留男友。张家睿理解她的选择，从十几岁踏上社会起，她的安全感几乎都来自男友，“她没有勇气放弃这个安全感，一定要回去把这个给她建立安全感的人找回来”。
滕召敏最后还是向那个女孩表白了，他想，自己总得尝试一下。某天下班，在和女孩回去的路上，他开了口，但被拒绝了，对方没有说明原因。滕召敏察觉到对方有些顾虑，但他没有追问，只觉得自己还需努力。后续的感情进展，他不愿过多透露。
分手后，周紫涵参加了一个盲人旅行团，独自去了内蒙古海拉尔——那是她原本想和男友一起去的地方。在无边的草原上，她第一次握上了方向盘，踩下油门，感受风在脸上轻轻抚过，开心得尖叫起来。她毫无顾忌地在草原上奔跑，跑上一个小山丘，向着远处大喊，“我们要像风一样自由”。她整个人躺在草原上，突然觉得，跟自然相比起来，人和事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周紫涵参加了一个盲人旅行团，在内蒙古海拉尔的草原上开车。（片方供图）
“其实他们对于别人的离开，会比我们想象中要看得更开一点，有更快的时间去消化。”张家睿说，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很多时候社会上或者家庭的角色都是缺失的”。于是，他们在一次次渴望与失望之间，已然被迫习惯了生命中的来来去去。
好在，周紫涵依然相信和向往爱情，如今她拥有一段新感情。“我觉得遇到的每个人都有意义，会教会你很多。任何东西都是两面性的，你要接受好与坏。”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