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法》草案目前已进入三审专家咨询阶段。修法带来希望，但草案中仍存在许多模糊地带。对监狱体系而言，法条从纸面落地，仍须跨越更深层的结构性障碍。
去年9月，程东平迎来了“出监教育”。那天，监区狱警告诉他：“出去后不要再参与敏感活动，好好工作，听从安排。”
他点点头，没有多说。
41岁的程东平曾系狱近2年。2022年8月，河南村镇银行暴雷，他和其他受害者到郑州上街维权，之后被判“寻衅滋事罪”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
出狱前的最后一个晚上，程东平在昏暗的监室里坐了很久。高墙改变了他，让他看清了一些原本模糊的东西——规则的另一面，以及“权力”在封闭空间里如何被无限放大。
程东平出狱1年多后，2025年9月，《监狱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_（以下简称“草案”）_在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
这是这部自1994年施行以来的法律，第一次被系统性修订：条款从78条扩至118条，新增“申诉”“罪犯基本医疗”“通信与会见权”“社会保险接续”“犯罪记录封存”等内容。
据最高检消息，今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推动修改包括《监狱法》在内的多部法律，称“法因时而立，因时而进”。
参与《监狱法》修订建言的法学专家詹华说，这次修法的核心是让“监狱更规范、服刑者更顺利回归社会”。
2025年9月8日，《监狱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图_网络）
但他也坦言，这次修法不是主动改革，而是被现实问题逼出来的。目前草案进入三审专家咨询阶段，即将表决，他对未来持积极的态度。
只是，这份“积极”仍在等待落实。多名律师、社工、刑满回归社会人员提及，草案中仍有许多模糊地带；而服刑者的权利要从纸面落地，仍须跨越更深层的结构性障碍。
板蓝根不再“包治百病”
在当下的监狱体系里，许多问题被以“制度”的名义隐藏。在草案被列入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之前，监狱系统其实已在着手改变。
罗惘是华东地区一所中型监狱的狱警。那是一座刚重修过的现代化监狱，关押着超过千名服刑人员，工厂、操场、医疗室一应俱全。
两年前，监区连续发生了几起死亡事件：有的因自残，有的因医疗延误。罗惘记得最清楚的是2022年冬天，一个中年犯人突发脑溢血，审批救治的手续一路上报，但批下来时，人已经没了。几个月后，又有服刑人员因慢病恶化去世。
这在监狱里算是大事。自上而下的问责接连不断，会议一场接一场。会上传达的核心要求只有一句——不能再出事。
从那之后，狱内医疗的处理逻辑不再“一刀切”。过去服刑人员喊身体不舒服，狱警往往凭经验判断，“小毛病”就扔出板蓝根或藿香正气水。“在里面，板蓝根和藿香正气水‘包治百病’。狱警甩出来的时候，从不会关心它有没有用。”在西南地区从事法律援助的魏敬律师说。
而现在，为了规避风险，狱警们几乎有求必应。罗惘说，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事出在自己头上”。
2023年4月18日，四川汉王山监狱为服刑人员提供健康体检和慢性病筛查。（图_澎湃新闻）
对患病的服刑者，《监狱法》修订草案新增了26条内容，明确提出“要给予及时治疗”。其中第七十五条还称：“国家保障罪犯基本医疗。罪犯基本医疗的药品目录、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目录参照当地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执行。”换言之，未来服刑者不仅可以得到医疗保障，还享有一定比例的医疗报销。
罗惘说，在监狱制度里，“多做多错”有时是个通用俗语。狱警上报服刑者的健康问题，有时会被领导打回来——“这点小问题，让他熬一熬。”此外，监狱这种微型社会里等级森严，老狱警一句话足以定调，年轻狱警无法越级决策。久而久之，不论大病小病，不到危机时刻大家索性一刀切。
魏敬接触过的服刑人员中，有人患精神类疾病，申请就医迟迟未批。还有人因慢性病被拖延治疗，直到出现贫血、肾功能损伤的症状后才被送往医院。
河北一名出狱人员回忆，自己因急性胃出血求医时，狱警以为他装病，两人起了争执。送医途中，手铐被锁得太紧，手腕磨出了血。返回监仓后，他的复查被耽搁，驻监医生只是例行问询，没有任何检查。药物往往是分装的小袋——吃完拉肚子，反映上去，只换来一句“要吃就吃，别废话”。
然而，在服刑者身心健康方面，明确的基本医疗保障只是草案的一部分。有研究者指出，草案的另一面是强化思想教育。
比如，草案新增“监狱工作坚持党的领导”，以及坚持未明确定义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罗惘的感受是，这些原则不仅针对服刑者，也约束着狱警。
去年起，罗惘所在的监狱每周都要组织至少3次针对于服刑者的思想学习，课程涵盖政治、党建、法制和爱国主义教育。法制的内容，会请相熟的公安系统指导员来讲课；爱国主义教育则让监舍的班长先行学习报纸上的革命故事，再同其他人在课室内进行分享。
监狱的劳动场所内还配置了电子屏，滚动播放各种党代会的视频素材。就在前段时间，针对八项规定，监狱还在大礼堂连开了几天分享会，要求所有服刑者全部参与，后续还得提交参会笔记。
2022年国庆期间，四川监狱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图_网络）
对于这些课程，监狱给的口号是“让刑期变成学期”。对服刑人员来说，学习的一个好处是可以拿到积分或工分，用于减刑。
罗惘记得有次学习《新闻联播》，主题是“中美贸易战”。一个服刑人员在本子上写下“美国垃圾”。罗惘问他为什么这么写，对方一本正经地说：“美国就知道欺负人，要是打仗，我一定站在党这边。”罗惘哭笑不得。
有时候，罗惘想，对服刑者而言，不仅身体疾病在监狱中得不到保障，心理上留下的烙印或许会更深。
他深知这些“正能量”课程对于人的改造毫无用处。过去虽然也有类似的学习课程，但一个月不会超过2次，也很少会和减刑挂钩。他觉得，如果草案顺利落地的话，类似的学习可能会更多。
罗惘还觉得，笔记和心得也会带来一定的灰色地带，“现在还好，但以后如果减刑和学习评比挂钩的比例越大，那狱警主观决策权也就大了，自然有人会以此做些手脚。”
旧法漏洞
在服刑人员的权利体系中，申诉、控告与辩护权早被写入法律，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被层层限制。相比现行《监狱法》，此次修订草案中对该部分的调整，显得尤为关键。
草案明确规定：
“监狱收到罪犯的申诉、控告、检举材料后，需要转送其他机关处理的，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转递，不得扣压。”
“监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得将罪犯提出申诉、控告、检举，作为认定其不服从管教、没有悔罪表现的依据。”
“监狱转递申诉、控告、检举材料后，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告知罪犯；如有特殊情况，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五个工作日。”
在詹华看来，这三条新增条款实质是对旧法漏洞的修补。过去，许多监狱往往将“申诉”视为服刑人员“不认罪悔罪”的表现，直接影响其减刑、假释等权利。服刑人员因此身处“想申诉却不敢申诉”的困境。
2004年12月10日，湖北洪山监狱，服刑人员正在参加减刑宣判。（图_网络）
一名曾因参与维权运动而被判“寻衅滋事罪”的刑满出狱人员告诉水瓶纪元，他曾几次试图申诉，却被狱警警告：“要是还不认罪、不认罚，就让你牢底坐穿。”他明知那是威胁，却无力反抗。他还发现，不认罪的服刑人员往往会被“特殊对待”，管理强度更高，处境更难。
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刑辩律师屈振红则表示，不少申诉材料在监狱内部被无理由扣压，甚至服刑人员给律师寄送文件也常遭遇查扣。在她代理过的案件中，有服刑者甚至因坚持申诉而被认定为“不服管教”，随后被异地关押。
北京泽博律师王飞也坦言，即便旧法早已明确“监狱应当及时转递申诉材料、不得扣压”，但各地在执行中仍存在“变形”做法。
“监狱方往往将认罪、悔罪作为减刑前提，这与申诉权本身是相冲突的。”他解释道，一旦申诉，就意味着“不认罪”，即便表现良好，也难获减刑。很多冤案中的申诉者，就是在这种环境里被压抑。
曾代理过刑事申诉案件的徐凯律师指出，草案虽然已明确禁止这种绑定，但最高法现行司法解释中仍保留了模糊表述——“对罪犯正当申诉，不得不加分析地认为是不认罪悔罪。”
徐凯认为，这种“不得不加分析”的措辞，给了执行端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也让新法的落实存在不确定性。
“这是理念问题，”王飞总结道，“很多监狱仍然把‘认罪’当作管理目标，但认罪不是服从，认罪也不该成为改造的唯一标准。”
除了申诉层面，对与申诉权密切相关的“会见制度”，《监狱法》草案也作出了调整。
草案中规定，服刑者有权“与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委托或者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会见”。与此同时，会见、通话的范围被扩大至经监狱长批准的“有利于罪犯改造的其他人员”。
北京西城区一所看守所内，一名在押人员正在与律师会面。无论是在看守所还是在监狱，许多律师都曾经历“会见难”的情况。（图_网络）
许多律师都曾经历会见被延搁的情况。魏敬说，按司法部规定，只要律师提供三项材料——律师证、律所证明、委托书，监狱就应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但实际上，48小时只是订立在纸上的参考而已，“拖上个几天很正常，更多的几个月也有可能。”
魏敬私下了解过原因，一方面是监狱人手不够；另一方面可能是当事人涉及敏感案件，比如有过上访、维权的经历，或是在狱中持续不断申诉，被判定为“不服从管教”，狱方就会变相延迟审核会见的周期。
王飞则告诉水瓶纪元，他会见在西藏某监狱服刑的当事人的申请，曾被整整拖了八个月。而有时即便会见得以实现，对话的过程会被层层加码，有一次会见前他曾被狱方要求提供“会见提纲”。
王飞认为，草案的出现是积极信号，但“修法之后，如何落实执行，才是最难的一步。”
新的模糊边界
在一些法律界人士看来，《监狱法》修订草案的一个令人争议之处，在于生成了新的模糊边界。
现行《监狱法》第47条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与他人通信，但是来往信件应当经过监狱检查。监狱发现有碍罪犯改造内容的信件，可以扣留。罪犯写给监狱的上级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信件，不受检查。”然而，“有碍改造”该如何理解，具体内容又该如何划定，现行法律并未明确划定。
以罗惘的实操经验来看，虽然没有具体规定，但“有碍改造”是一分为二的。
明面上指的是“不服罪”。他和同事们的操作是，如果信件中有写到让家属帮忙找律师辩护，则会直接划叉，再统一交到负责收寄信的办公处。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信件会被投入垃圾桶中。
而藏在暗处的辨别方式是：“我觉得这里不好”。罗惘记得，有服刑者在一封信里写了很多自己在监狱吃的苦，被关禁闭，为了减刑不停加班换工时积分，还提到在监狱被狱警欺负。
“这样的内容肯定不能出去。”罗惘说，万一惹了事，家属举报，大家都麻烦。
《监狱法》修订草案针对上述现实问题作出了调整。第六十七条明确指出：“监狱应当依法保障罪犯的通信权利。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与他人通信，但是来往信件应当经过安全检查。发现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或者犯罪活动的信件，应当扣留并依法作出处理。”
但魏敬的疑问是，和“有碍改造”类似，“危害国家安全”这一表述该由谁来定义，是否有明确的内容边界？他担忧，如果没有外部监管和公开机制，模糊表述可能成为新的“口袋罪”，让通信权在现实中形同虚设。
一名服刑人员从狱警手中接过信件。（图_网络）
通信的限制并不止于服刑者写出的信件，还涉及收信问题。徐凯曾给一名服刑人员寄信，系统显示“已签收”，但当事人从未收到。
徐凯多次追问，却无人告诉他信被拦在哪个环节、出于何种理由被拦截。即便家属或律师发现信件被扣留，也无法获得解释或申诉通道。通信权成了形式上的权利，缺乏实际保障。
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这涉及草案修订的另一核心争议，即监狱权力边界被扩大。
詹华表示，监狱系统运行着两套规则——一套是对外公开的《监狱法》；另一套是内部的执法手册。
内部手册不对外公开，却在实际操作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监狱可以依据它进行内部监督、执行规范与权力自律。詹华认为，这种机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能防止权力滥用，但也意味着外界无法真正了解监狱的运行逻辑与决策过程。
“外界对监狱权力扩张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他说，“但从内部看，系统也存在自我约束的能力，尤其是最近一年来，司法系统已启动一系列自上而下的监督行为。”
2025年1月，广西西江监狱，两名狱警正在进行巡逻工作。（图_网络）
这在草案中也有体现。修订的法律首次提及，监狱实行狱务公开，依法及时准确公开执行刑罚中的法律依据、程序、结果，主动接受监督。不过，草案同样点明：“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信息，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监狱秩序的信息，不予公开。”
詹华说，狱务公开给家属、媒体与公众，能够尽可能地避免外界的误解以及内部各种乱象的滋生，并以此推动法治。
但他也强调，狱务公开其实是一个中国式概念。在西方国家，狱务公开归属在政府信息公开中监狱“执法公开”的内容里。在我国，监狱管理局虽然隶属于司法部,是政府的一部分，但其信息公开不属于政务公开的范畴。
劳动与规训
尽管草案首次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法律，但想起过去的遭遇，程东平仍感后脊发凉。在他看来，权利写在纸上，但现实的墙太厚。
除了制度设计与执法实践，中国监狱内部的劳动与生活条件也曾长期受国际舆论关注。程东平说，在监狱里提劳动环境和权利只会给自己带来风险。在监狱里，一切都在强调“服从”和“纪律”。
夏天的日子，车间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但空调不开，因为监区规定“节能”。金属粉尘落在皮肤上，久了会刺痛。他曾提出能否开空调或是想办法吸取粉尘，却被告知：“这些事我们会处理，你不要多想。”但第二天，他的劳动指标就被悄悄提高。
程东平还记得有一天，车间有位年轻人因为头晕而倒下，狱警却先质问他是不是“故意逃避劳动”。年轻人不敢说话，只说自己会继续干。
他回忆，大部分情况下，每日工作8小时，旺季可能到12小时，而报酬寥寥——大部分人一个月拿不到200元。但劳动本身不是最累的，真正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达标考核”。
每个工作都有产量指标，达不到就会影响“表现分”，表现分关系到电话、会见次数和减刑机会。
“在这里，劳动不是劳动，权利也不是权利，是秩序的一部分。”程东平说。
关于监狱内劳动时间和劳动报酬等，《监狱法》修订草案明确规定：“监狱对罪犯的劳动时间，参照国家有关劳动工时的规定执行；在季节性劳动等特殊情况下，可以调整劳动时间；罪犯有在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休息的权利；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
但魏敬说，从既往经验看，首先劳动报酬很难执行。监狱内部的劳动，男监有不少体力活，女监相对轻松，做些制衣工作，但工资收入都低得“可怜”且和刑期相关。比如，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的刑期，一个月的收入大约是几百元。刑期3年至5年的，一个月收入只有100元左右。
同样，在劳动休息和劳动时间方面，魏敬说，多数监狱中，服刑人员的劳动任务往往与减刑或权利获取挂钩。例如，盗窃罪犯即便判了十年，若想获得减刑，就必须态度良好并积极退赃。但现实是，许多服刑人员根本无力退赔，只能通过服从管教、超额劳动来争取积分或减刑。这种制度安排在无形中增加了压力，也让劳动成为他们“唯一能掌控的事”。
2008年3月7日，重庆一所监狱中，服刑人员正在使用缝纫机工作。（图_网络）
以魏敬熟悉的西南地区监狱为例，服刑人员每月只能购买三至四次生活用品，每次上限500元，且种类有限。零食、调料等日常食品受到严格管控，生活乐趣被压缩到最低。
他还记得有服刑者向他形容，“吃火锅”是在监狱内部最幸福的时刻，但那不过是一根火腿肠，用冷水泡开，加上方便面调料和豌豆碎末，这种拙劣的“仪式感”，是他们能拥有的少数生活慰藉。
《中外法学》杂志在《现代西方国家监狱制度比较》中指出，欧美国家的监狱在设计之时，劳动与教育就被视为改造核心。
从制度上看，美国提供职业训练和监狱工业机会；法国实行政府管理劳动和特许制劳动，收入部分自由支配、部分用于司法或储蓄；德国尤其关注青少年教育和职业训练，强调社会接触和改造。假释和监外执行制度普遍存在，表现良好的服刑人员可申请提前释放或临时外出，由专门委员会审核。
詹华解释，草案提出的核心是希望通过更规范的制度，一方面让监狱方面有法可依，有了具体的执行抓手，避免执法过程当中的权利滥用；另一面是更好地保障服刑者的权利。
但詹华也指出，监狱只是冰山一角，看守所与留置场所的权力运行同样需要关注。在全球视野下，监狱内部的细节不仅是管理问题，更涉及司法文明、权力边界以及服刑人员改造和社会重返的核心议题。当权力的边界重新划定，真正的司法文明才有可能在高墙之内萌芽。
王飞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不论草案修订还是近年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口供依赖”的讨论，本质上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效率与公正的权衡。
断层的接续
监狱学者芮佳瑞在《监狱法论》中指出，监狱应承担让人回归社会轨道的功能。这亦是此次《监狱法》系统性大修的题中之意。
相比以往版本，草案第60条提出了“符合条件的犯罪记录封存”，第79条涉及出狱后社会保险的“接续与保障”。
2024年出狱后，孔熙在一家玻璃工厂找到临时工作。几天后，同事发现他用着一部苹果第四代手机，他因盗窃入狱的过往因此被揭开。老板没细问，第二天就让他走人，工资也没结。
孔熙承认自己犯过错，但觉得，“进去一趟，人就脏了，怎么洗都洗不掉。”
后来，他试过不下20份工作，最短的只干了十几天。不是工资低得活不下去，就是对方一查犯罪记录就赶人。想要开滴滴也只能借别人账号，根本干不长久。
有参与公共事件后入狱的刑满出狱人员也表示，求职时稍具规模的企业都要无犯罪记录证明，这成为他无法翻越的高墙，无奈之下只能改名换姓。
程东平说，外面有句俗话叫“案底带一辈子”。一旦留下案底，很难正常就业。摆到现实当中，连保安、网约车司机都需要“无犯罪证明”。
当下，许多企业要求应聘者提供无犯罪证明，这成为许多轻罪刑释人员回归社会一道跨不过去的坎。（图_极目新闻）
律师金宏伟一向关注“轻罪前科”的问题。他曾撰文表示，“案底带一辈子”已经实质化为一种附加刑。我国40多部法律，如《公务员法》、《教师法》等，都规定剥夺受过刑事处罚者的从业资格。
《罪犯矫正学概论》一书中有数据显示，在重新犯罪的人员当中，因为释放后无法就业的占到60%以上。
詹华认为，犯罪记录封存的核心在于保护个人权利，即便曾经犯罪，也不应因记录被无限制使用而剥夺其社会权益。相关机关在处理个人事务时，应尽量将其视作“无犯罪记录”的状态。例如，在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时，即便有轻微犯罪，也应允许封存。
他还表示，德国和北欧国家的实践也以宽容和权益保护为主，但国内制度尚未全面出台。目前，对轻微犯罪（如三年以下或最高刑为六个月的案件），正在探索开具封存证明的方式，封存期限仍存在争议，一年以下被认为更为合理。由于立法主题的限制，监狱法本身无法直接解决犯罪记录封存问题。
《财新》杂志也在近期的报道《轻微犯罪记录封存怎么做？调研建议以危险驾驶罪进行试点》中提及，最高法院咨询委调研组认为，刑释人员长期遭受歧视，部分永久性犯罪附随后果等于宣告“社会性死亡”。该调研组建议先选取部分罪名开展试点，后总结实践经验，完善立法；并建议优先考虑案件量大、社会影响面广的危险驾驶罪等罪名。
屈振红指出，一些涉及职务犯罪的公务员或国企人员服刑后社保被停，出狱后再就业和就医都受影响。如果司法部和人社部能通过配套规定解决社保衔接问题，对他们的社会重建具有关键作用。
李建此前曾是处级干部，因职务犯罪入狱七年，后减刑两年。出狱后，社保、医保全无，为了重获退休保障，他只能重新补缴近20万元的保险金。
草案还提及司法矫正和帮教，增加了心理辅导、社会适应教育等条款，要求监狱关注服刑人员心理健康，帮助他们恢复社会功能，降低重犯风险。但在长沙市地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创始人朱聪看来，对刑满出狱者而言重新开始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漫长的重建。
这家社工服务中心主要救助和帮扶街头的流浪者。据她统计，流浪者中至少一半有案底。过去数年，她和同事通过长期个案陪伴——补证件、找栖身地、重建生活节奏——协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詹华还表示，建言的专家团中，亦有学者指出，国务院早在相关公告中提出将“刑满释放人员”称为“回归社会人员”。他说，在名称上消除烙印，或许也是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的重要一步。
程东平说，有些问题不是靠人和法律就能改变的。不过，讲述本身或许就是一种抵抗，或许能带来改变。
（文中程东平、李建、罗惘、魏敬、孔熙、詹华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