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川普与詹姆斯·科米真的该少点这种“重逢”了。
2017年5月9日，时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将詹姆斯·科米免去联邦调查局局长一职。这是一记戏剧性的破格之举，其连锁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他第一任期的走向。数日之后，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任命罗伯特·穆勒出任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俄罗斯对2016年大选的干预，本质上是在接续联邦调查局此前已经展开的工作。自那以后，川普对科米以及对一切“Russia, Russia, Russia”的清算从未停歇。
2017年那天，科米被解职的消息传开时，我正好抵达华盛顿的一场图书派对，来宾多是资深政治记者和前高级官员，甚至还有一两位前白宫幕僚长。我还记得当时的震惊之感，大家都觉得某条重要的界线被跨越了。
八年过去，界线被跨越得多得多。如今，川普又一次选择跨越一条格外醒目的红线，而且还是再度踩在科米身上。周四，弗吉尼亚东区的联邦大陪审团以两项罪名起诉科米：一项是他在2020年参议院听证会上作伪证，另一项是妨碍该项程序。值得注意的是，此举是顶着该区职业检察官的反对推进的，这些检察官此前认为证据不足以对科米提起诉讼。
可这并未构成阻碍。白宫很快以一名缺乏经验却绝对忠诚的亲信，取代了那位不情愿的美国联邦检察官；与此同时，总统亲自向司法部长她本人施压，要求对他所认定的政治对手采取行动。川普上周在发给帕姆·邦迪（Pam Bondi）的讯息中写道：“他们两次弹劾我，还起诉我（起诉了我5次！）什么都没有的事。”他还补充说，那些人“guilty as hell”（罪大恶极），而且“JUSTICE MUST BE SERVED, NOW!!!”（正义必须立刻得到伸张）。
起诉书公开后不久，川普就在社交媒体上幸灾乐祸地写道：“JUSTICE IN AMERICA!”（美国的正义）。
这不过是川普第二任期“清算报复”征途上的最新一步。他已经表示，后面还会有更多起诉。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马克·沃纳称对科米采取的行动是“危险的权力滥用”，强调“我们的体系依赖检察官基于证据与法律来做决定，而不是迎合某个政客的个人怨恨”。
不过，说到底，反对起诉科米、反对把美国司法部（当成私人报仇工具的最有力论据，恰恰来自川普本人。而且偏偏就出自他八年前为解雇科米所给出的那番理由。
在那封简短的解职信中，川普写道他是依据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和司法部二号人物罗森斯坦的书面意见行事的。“我已接受他们的建议，自即刻起，解除并免去你的一切职务。”川普在信后附上了塞申斯与罗森斯坦的文件。更为古怪的是，这封信竟由川普的老牌保镖亲手送到联邦调查局总部，而科米本人当时人在洛杉矶。
那么，这两位司法部高官在主张撤换科米时都说了什么呢？
罗森斯坦批评科米在联邦调查局对希拉里·克林顿电邮一案的调查中所作所为。2016年，科米召开高调的新闻发布会，指责克林顿在公务中使用私人服务器“极端草率”，却决定不对其提起诉讼。罗森斯坦指出，科米“无端地”披露了有关克林顿的“贬损性信息”，并且“仿佛在向媒体作结案陈词般，陈列了他版本的事实，但案件根本未进入审判程序”。他称此举是“教科书式的反面示例”，恰恰是联邦官员受训时被告诫绝不该做的事情。
他谈论的是十年前的科米，但他同样可以在谈论今天的川普。
“联邦刑事调查的目标，不是开发布会宣布我们的想法。”罗森斯坦接着说，“目标是判断证据是否足以支持联邦刑事起诉，然后让由司法部长授权的联邦检察官作出起诉与否的决定。”
他谈论的是十年前的科米，但他同样可以在谈论今天的川普。
为支撑自己的建议，罗森斯坦还引用了多位司法部高官的看法。曾在福特政府出任司法部副部长的劳伦斯·西尔伯曼法官表示，“是否应当起诉并非联邦调查局的职责”。罗森斯坦还引用了曾在比尔·克林顿与乔治·W·布什任内担任司法部副部长的杰米·戈瑞利克与拉里·汤普森的意见，称科米违背了“维护、保护与捍卫”司法部传统的义务，反而把联邦刑事调查“弄成了一种真人秀”，这与“司法正义的利益背道而驰”。
他们谈论的是十年前的科米，但他们同样可以在谈论今天的川普。
塞申斯在那封仅一段话、且高度依赖罗森斯坦备忘录的建议信中，以相当优雅的措辞阐述了应当引导司法部的原则。他说：“作为司法部长，我承诺在司法部内坚持高度的纪律、廉正与法治，我对这个机构怀有深切敬意。”他在呼吁让联邦调查局“重整旗鼓”时表示，“本部必须重申其对诸多长期原则的承诺，这些原则确保联邦调查与起诉的廉正与公正。”塞申斯还写道，联邦调查局局长必须为“我们的执法人员以及部门内的其他人员树立正确的榜样”。
他谈论的是十年前的科米，但他同样可以在谈论今天的川普。
当然，塞申斯与罗森斯坦所给出的，是解雇科米的最体面、最站得住脚的理由。不久，各种替代性解释便陆续浮现，既来自川普本人，也来自其高级助手：他在决定解雇科米时脑子里想着“那个俄罗斯的事”；科米是个“真正的疯子”；早在2016年11月、他甚至尚未上任之时，就考虑过要炒掉科米，远在那些“方便”的司法部备忘录送来之前。
但即便如此，塞申斯与罗森斯坦这些自我粉饰的说辞仍不乏教益。两人设定了美国执法应当遵守的高标准与硬程序，并警示说，错误的领导者可能会一路把这些标准与程序碾个稀烂。
他们并没有看错。如果这些标准适用于联邦调查局局长，那么更应该适用于美国总统。
总统不应当把自己对某项刑事调查相关事实的看法随意铺陈给公众，将一场调查演成真人秀。
总统不应当在社交媒体上对特定个人的有罪或无罪大发议论，而应当让司法部做好自己的工作。
总统不应当让个人怨怼侵蚀应当引导司法部的廉正与公正。更重要的是，总统必须为美国的法治树立正确榜样。
正如川普在2017年致科米的信中所总结的那样，“我们必须为联邦调查局找到能够恢复公众对其至关重要的执法使命的信任与信心的新领导。”他谈的是十年前的科米，但他也完全可以在谈他自己——以及他如今的总统任期。
在这一时期的史册里，川普与科米注定彼此纠缠，不仅因为克林顿、俄罗斯、穆勒以及其他种种。两人合在一起，讲述的是美国司法政治化的故事。川普在2017年为解雇科米所作的辩护，事实上无意间戳穿了他在2025年要求起诉科米的呼声。若非如此真实，这几乎像是文学情节。
如今再去指责其“言行不一”都显得有点天真。一个对法治缺乏敬畏、只把法律当作巩固自身权力工具的总统，早已超越羞耻与难堪。一天高举崇高原则，改天就把它踩在脚下，这只是他做事的成本罢了，而在他看来，这成本并不高。
离任后，科米出过一本书——我当时写过评论，认为其中不乏自我粉饰——主题是公共生活中的伦理型领导。他在书中回忆自己担任曼哈顿联邦检察官时打击黑手党的经历。
“当我发现自己被卷入川普的轨道时，我再次闪回到了早年的检察官生涯，”他在2018年写道，“那种沉默的默许之环。老大掌控一切。效忠誓言。非我即敌的世界观。”
科米谈论的是十年前的川普，而放到今天看，这番话恐怕更为贴切。
作者｜卡洛斯·洛萨达（Carlos Lozada），《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驻华盛顿意见版专栏作者，近著《华盛顿之书：如何阅读政治与政治人物》（The Washington Book: How to Read Politics and Politicia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