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哈尔·卡萨斯、她的丈夫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现居于加沙地带代尔巴拉赫的马斯米亚流离失所者营地。
在炸弹与饥荒的双重阴影下，记者与报道对象的界限，已然消弭。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代尔巴拉赫
七月底，我来到了代尔巴拉赫（Deir al-Balah）一个名为马斯米亚（al-Masmiyya）的临时帐篷营地。这个营地得名于大马斯米亚——加沙地带东北部一座于1948年在家园沦陷（Nakba）时遭清空的巴勒斯坦村庄。如今，营地中的居民，大多是当年被迫离开故土的难民们的后裔。而以色列在加沙持续不断的军事行动，早已将这些难民的后代，从他们祖辈的土地上再次驱逐。
马斯米亚难民营最初是在战争初期建立起来的，为的是给那些逃离加沙北部的家庭提供一处庇护。许多早期的居民后来曾离开营地，试图返回北方的家园，但几乎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种无休无止的流离失所的循环——在过去漫长的23个月里，这种绝望的循环已吞噬了加沙无数人的生活。
我前往这个当时仅收容着少数家庭的难民营，是为了探访四十五岁的萨哈尔·卡萨斯（Sahar al-Kassas），她是一位拥有八个孩子的母亲。她与她的家人，已经历了数不清次数的流离——从加沙城到拉法，从拉法到汗尤尼斯，再从汗尤尼斯辗转至代尔巴拉赫。今年早些时候的一次短暂停火期间，他们曾短暂返回加沙城，但当停火结束后，又被迫再次迁往代尔巴拉赫。
当一场人为制造的饥荒，正以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酷的方式，死死扼住加沙的咽喉时，我决定跟随萨哈尔度过完整的一天，观察她和她的家人在三餐之间的饮食状况，并试图讲述他们的故事。
然而我很快发现，以一种传统的、置身事外的新闻采访方式来进行报道，是多么的困难。当我向她问道：“你今天早餐吃了什么？”萨哈尔笑着，将这个问题原封不动地抛回给了我：“那你呢——你又吃了什么？” 这个指向我——或者说，指向任何一个加沙居民——的问题，同样切中要害。
不仅是萨哈尔，每当我试图采访人们的生活时，这种情况便会屡见不鲜。我不断地提醒他们——同时也提醒我自己——我之所以倾听这些故事，不仅仅是为了记录一段历史，更是出于我作为一名新闻从业者的责任。
但真相是，我们所有人都经历着同样的苦难。记者与受访者之间的那道界限，早已变得模糊不清。我们共同经历了这一切的全部——不是某一个人被迫承受这一切，而是我们所有人。
“你参加过他儿子的婚礼”
自我踏入难民营的那一瞬间，那条界限便已然消弭。萨拉赫·阿布·哈杜拉（Salah Abu Hadoura）——人们都称呼他阿布·穆斯塔法（Abu Mustafa）——上前迎接我。这位48岁的、自封的营地代表，常常与人道援助组织进行交涉，为营地的居民争取权益，有时，他也会协助我完成一些报道。
“你还记得我的儿子穆里德（Murid）吗？”他轻声问道，“你参加过他的婚礼。”
我记得。我记得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日子里，那场婚礼上洋溢着的短暂的喜悦——他的儿子穿着一套借来的西装，帐篷之间回荡着微弱的乐声。那是2024年7月27日，当时，我正在报道加沙的民众为何仍在战火之中坚持结婚。
“他死了。”阿布·穆斯塔法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我浑身僵住。“他死了？”这句话从我的口中吐出时，感觉是如此的违和与不真实。
他点了点头。
穆里德年仅25岁。在他新婚周年纪念日到来的三周多以前，他前往位于内扎里姆走廊（Netzarim Corridor）旁的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GHF）的一个食品发放点，试图为他怀有身孕的妻子领取一些食物。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他再也没能回来。当他的孩子出生时，穆里德的遗孀将这个男婴命名为他已故父亲的名字。
阿布·穆斯塔法在向我讲述这段往事时，他的悲痛是沉静而深邃的，绵延不绝，仿佛没有尽头。
后来，我翻看他父亲手机里穆里德生前拍摄的一段TikTok视频。在视频里，他的声音沙哑，双眼因极度的疲惫而深深凹陷。
“当以色列响起枪声，”他说，“全世界都会屏息凝神。但当加沙的孩子们活活饿死时，这个世界连眼皮都不会眨一下。”
这句话让我久久无法忘怀，因为时至今日，炸弹和子弹已不再是这片土地上最致命的杀手——饥饿才是。而饥饿，常常与死亡相伴而行：人们为了求得果腹的食物而奔赴各个救援点，却在途中，惨遭枪击而丧生。
“当你的孩子饿得发抖时，你哪还有心思逃难”
萨哈尔在我到访前不久，也曾去过位于拉法的一处GHF物资点。“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喂给我的孩子们，他们日日夜夜都在哭喊，”她向我解释道，“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哄骗他们说，明天或许就会有食物了，再喝点水吧，喝点茶吧。”
在最终决定冒险前往GHF领取救济之前，她究竟经历了多少个这样充满谎言与绝望的“明天”？
当她抵达分发点附近时，已有民众不幸遇害。她亲眼目睹了他们的尸体，被一辆驴车默默地运走。
“我究竟是想去获取食物，还是为了给孩子们觅食而白白丧命？”她反复思忖着，“若是我死了，在这场深不见底的饥荒中，我的孩子们又能依靠谁呢？”
在历经了这趟艰险的旅途之后，萨哈尔仍然认定，GHF的物资点，不值得她去冒生命的危险。她转而向居住在马瓦西（al-Mawasi）地区的亲友求助——那是位于加沙中南部的一片沿海地带，以色列已将大批流离失所的居民驱赶至那里。她推测，马瓦西离GHF的分发点更近，或许那里的人们会有更多的食物。但那些向她伸出援手的人们，自己也已一无所有。
在马斯米亚附近，萨哈尔听闻以色列已对代尔巴拉赫西南部地区发布了新的疏散令。她火速赶回家中，最终得知她家人所居住的区域，并未被划为疏散区或交战区。但很快，以色列的坦克便开进了邻近的地带，炮火的碎片开始不断地击中他们的帐篷。
突然之间，萨哈尔一家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巨响——某栋建筑遭到了轰炸，多人当场遇难。在他们邻近的帐篷里，一名七岁的小女孩也不幸受伤了。当时，她正坐在帐篷外，一架以色列的四旋翼无人机突然向人群开火，一颗子弹击中了她的大腿。整个难民营顿时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人们开始纷纷撤离。
“当你的孩子们饿得头昏眼花时，流离失所是何其的艰难，”萨哈尔告诉我，“你让他们走路，他们却根本走不动。他们早已没有了任何前行的力气。”
七月底的代尔巴拉赫马斯米亚流离失所者营地。由于持续逃离以色列入侵加沙城的民众涌入，营地规模已大幅扩大。
“希望与谎言的市场”
在撤离后的第一个夜晚，萨哈尔一家在离海滩极近的一顶帐篷里栖身，涨起的潮水几乎要拍打到他们的帐篷门。第二个夜晚，他们返回了加沙城，但当他们抵达时，眼前是“满目疮痍，炸弹与空袭之声不绝于耳”，萨哈尔如此描述道。
更糟糕的是，饥饿的阴影仍在无情地肆虐。
萨哈尔挨家挨户地敲门，试图为孩子们讨要一片面包，但她得到的，却总是相同的回应：“如果我们有多余的粮食，请务必与我们分享。”
数日之后，萨哈尔一家决定重返代尔巴拉赫。他们徒步跋涉，在不久前刚刚逃离的原址之上，重新支起了他们的帐篷。
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到访前的大约一周。当我跟随萨哈尔一同穿行于难民营时，她向我娓娓道出了这段痛苦的往事。
当时在加沙，就连杜加（duggah）——一种由芝麻、小麦、漆树果混合而成的传统香料——也已绝迹。在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人们开始烘烤扁豆，将其碾碎后，充当香料。而面包，始终是人们心中最炽热、最深切的渴望。但面包，早已不复存在。
萨哈尔回忆起那些最艰难的时刻，她曾将一种饺子状的意面浸泡整整一夜，然后将其碾碎，像揉面团一般反复搓揉。如果没有意面，她就用扁豆或豆子来替代。再在其中添上满满一盘面粉，使其变得粘稠，直到能勉强捏成一团。“它没有任何味道，但至少能让孩子们的肚子暂时安静下来，”她指着自己的孩子们说。
然而，她那些从六岁到二十四岁不等的孩子们，仍然日复一日地向她讨要着面包。
“面包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萨哈尔解释道，“它是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幼便以面包为食。当你的餐桌上别无他物时，它能维系你的生命。它虽然质朴，却能填饱你的肚子。”
加沙的面包店早已关闭了数月之久，燃料早已耗尽，面粉也几近绝迹。曾经作为援助物资分发的25公斤装的面粉袋，一度成为了当地流通的硬通货。它的价格，就像这个正在崩塌的世界中人们的情绪一样，剧烈地波动着——有时，每公斤的价格高达200谢克尔（约合54美元），而有时，又会跌至仅40谢克尔（约12美元）。就连这种剧烈的价格波动，也深受政治因素的左右：停火的传闻、美国特使即将到访的耳语。萨哈尔将此称之为“一个由希望与谎言交织而成的面粉市场”。
近期，以色列允许了部分援助卡车和商业运输卡车进入加沙。如今，食物的供应状况稍有改善，价格虽然有所回落，但对于绝大多数民众而言，仍然是难以承受的天价——在战争爆发之后，他们纷纷失业，且早已钱财耗尽，萨哈尔一家也不例外。即便手头有钱，水果、蔬菜和牛奶等基本食品，也近乎绝迹。
于是，萨哈尔开始学着变通——我们所有人，都在这么做。
“妈妈，我们吃什么？”
我与萨哈尔共度的那个清晨，她正在用海水搓洗着孩子们的衣物。援助组织的运水车转瞬即逝，速度快得让她甚至连一个容器都来不及装满。
孩子们又开始向她要吃的了。她试图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她指着距离营地约200米处的海面，向他们许下了一个个她自己也明知无法兑现的承诺。可是，孩子们仍然不停地拽着她的裙摆，捂着自己的肚子，一遍又一遍地追问着：“妈妈，我们到底能吃什么？”
“身为一个母亲，这是最令人心碎的时刻；当你的孩子对你说出‘我饿了’这三个字，而你的手中却一无所有，”她说道。再也无法忍受的萨哈尔，走进了她的帐篷。片刻之后，她开始哭泣——起初是无声的抽泣，但随后，哭声变得愈发痛楚。
她六岁的幼子也跟着走进了帐篷，他看见了母亲脸上那泪痕斑驳的脸庞。“妈妈是因为我饿了才哭的吗？”他天真地问道。
萨哈尔没有回答。
男孩握住她的手，用极轻的声音说：“妈妈，我不饿了。你看？我真的，一点也不饿了。”
孩子们走出了帐篷，开始摘取帐篷旁一棵棕榈树上那些青涩未熟的果实。
“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从来不是一个母亲，”萨哈尔说，“我希望他们能重新回到我的身体里去。至少在那里，他们不会遭受这样的苦难。”
“他冒着生命危险回来，却只带了些扁豆”
正午时分，萨哈尔向居住在邻近帐篷里的嫂子索比娅（Sobiya）求助，问她能否分一些食物给饥饿的孩子们。索比娅告诉她，她二十岁的儿子穆罕默德（Muhammad），刚刚从GHF的一个分发点带回了一些扁豆。
“就只有扁豆，”同为四十多岁的索比娅说。“他冒着生命危险赶回来，却只带回了这么一些扁豆。”
索比娅给了萨哈尔一小把扁豆。萨哈尔八岁的女儿内斯玛（Nesma）帮着她生火煮饭。萨哈尔没有打火机，便让内斯玛去向阿布·穆斯塔法借火。随后，她往一口小锅里倒入少量扁豆和大量清水，开始熬煮一锅稀薄的汤。
萨哈尔和内斯玛用一些纸板、两块布料和一些木屑生起了火，随后，她们又往火里添上了一些尼龙和塑料瓶，以维持火势。
“我们现在已经买不起木头了，”她解释道，“我让孩子们去捡任何他们能找到的东西——木头、尼龙、垃圾、瓶子、旧衣服，只要是能维持火势的东西就行。”
过了一会儿，内斯玛说火快要熄灭了。萨哈尔让她对着火吹一吹，自己也过去帮忙。她站起身，用一块纸板扇着那微弱的火苗，大口地喘着粗气，汗珠顺着她的脸颊不断地流淌。她又往火里扔了一条破旧的裤子。“你为什么要把裤子扔进火里？”内斯玛不解地问道。
我暗自发笑。在家里时，我们也同样在烧一切能烧的东西——塑料、布料、碎布、塑料袋——但我们最爱烧的，是牛仔裤。牛仔布在火焰中，能燃烧得更持久一些。我们把家里破损的塑料水管撕成碎片，然后一块块地往火里塞。“少用点塑料管，”我总是这样提醒我的嫂子，“那东西冒出的烟太多了。”
这场战争，让我亲手烧掉了许多我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东西：我的书。有些是我大学时代在加沙伊斯兰大学买的，在那些深夜学习的夜晚，我在书页的边缘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还有些，是在我有了一份工作、我的生活尚未被这场战争彻底吞噬时，一本本地购入的。
我把那些书页一簇簇地撕下，在将它们投入火焰之前，最后一次读着上面曾记录下的文字。那些旧的讲义、涂鸦的诗篇、未完成的思绪，全都被我抛进了熊熊的烈火之中。
萨哈尔·卡萨斯和她八岁的女儿内斯玛正在熬煮一锅清淡的扁豆汤，同时不断地为微弱的炉火添柴。
“我们从未想过会沦落至此”
在马斯米亚难民营，萨哈尔的炉火总是不愿持久地燃烧。“我曾经很胖——有92公斤，”她说，“但现在，我只剩下60公斤了。”
“我的父亲在城里曾开过一家肉铺。我们曾经是那些可以尽情享用肉食和肝脏的人。我们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们会沦落至此，”她补充道。
在战前，她那位如今也住在隔壁帐篷里的父亲，曾经营着一家远近闻名的餐馆。而如今，在一次次绝望的觅食过程中，萨哈尔曾在垃圾堆里，发现过一罐已经生锈的豌豆。她将罐子清洗干净，打开盖子，然后煮给了她的孩子们吃。“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天——那纯属是一个偶然，”她说，“当我在垃圾堆里翻找时，我突然发现了可以吃的食物。”
萨哈尔24岁的长子穆罕默德，在2023年11月的战争初期便已身受重伤，身上缝了82针，至今仍无法正常行走。因此，她17岁的次子奥拜达（Ubaydah），常常需要去GHF的救济点领取物资，但却往往空手而归。
“每一次他出门，我都提心吊胆，那种恐惧让我感觉自己的大脑都停止了运转，”萨哈尔说，“他之所以会去，是因为他深知我们一家已濒临绝境。也只有他能去——他的哥哥病了，他的父亲无法行动，而我，在亲眼目睹过那些惨状之后，更是不敢再踏足那个地方。”
在我们谈话期间，萨哈尔的丈夫哈米德（Hamed）回到了营地。这位49岁的男子，因为持续的腹痛，刚刚去了一趟医生的诊所。“你平时都吃些什么？”医生询问道。“什么都没有，”哈米德回答说，“如果碰巧有的话，也只是一些扁豆而已。”
“我们现在所有的对话，都离不开食物，”哈米德告诉我。他补充道，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钱，说他们的处境艰难，都算是轻描淡写了。
过了一会儿，篝火彻底熄灭了。萨哈尔和内斯玛试图重新点燃它，但火苗始终无法再次燃起。锅里的扁豆并没有完全煮透，但他们却不得不吃了。孩子们在饥肠辘辘中，已经苦苦等待了太久。
萨哈尔·卡萨斯的三名子女，正在吃她煮的那锅稀薄的扁豆汤。
耻辱无法再掩盖真相
若是在数月前撰写这个故事，我或许还会犹豫。在我们的文化里，说一个人正在挨饿，是一种耻辱。是一种诅咒。是一种羞辱。
但耻辱，再也无法掩盖真相。
真相是：自这场战争伊始，以色列便系统性地将饥饿作为一种战争武器，通过严密控制食物和援助物资的流通，来打击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民。起初，他们完全封锁了所有物资的通道；后来，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他们允许了少量车队通行——但数量太少，为时已晚。随后，他们又实施了更多的封锁。加沙的农田——那些曾经是我们粮仓的地方——如今已沦为军事缓冲区，任何胆敢进入的人，都会遭到无情的射杀。
这绝非偶然，而是系统性的、蓄意的。
饥饿是一种缓慢的暴力。它摧毁的，不仅仅是人的肉体，更摧毁人的尊严，掏空人的灵魂。
然而，此地存在着一种超越了新闻语言的坚韧。这不仅仅是坚韧——它是悲恸、疲惫与求生的欲望，在一位母亲的泪水中无声地交织，在孩童们沉默的饥饿里悄然凝结，在炖着那锅稀薄扁豆汤的锅底之下，尼龙燃烧的火焰里熊熊燃烧。
“我们不再期盼停火，只求更多扁豆”
八月初，我重返马斯米亚。萨哈尔仍在那里。阿布·穆斯塔法和那个以他殉难的父亲命名的男婴穆里德，也还在那里。但这一次，营地变得拥挤了许多。以色列威胁将在加沙北部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场行动现已展开），这迫使又一波流离失所的民众向南迁移，马斯米亚也因此再度人满为患。
营地中所有的空地都已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新帐篷的排排林立。那些从北方仓皇逃来的家庭，四处寻找着可以栖身的地方，却往往无处容身。人们形容眼前的景象，如同战争初期那场大流离失所的悲惨重演。许多人都对这种过度拥挤所带来的后果——饥饿、疾病以及持续不断的袭击威胁——感到忧心忡忡。有人忧心忡忡地表示，在加沙北部之后，下一个被迫迁离的，可能就是他们。
“他们让我们活活饿到不再去祈求停火，我们现在只盼望能有更多的扁豆可以充饥，”萨哈尔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她指的是以色列允许运入加沙的极少量食品。
她说得对。这场战争，正在无情地扼杀我们的希望与梦想。如今，我们只谈论两件事情：我们今天能吃上什么？明天又会有多少援助物资能够进入加沙？
就在几周前，人们的谈话内容还截然不同：今晚会实现停火吗？轰炸会停止吗？
再往前追溯几个月，我们还在问：我们何时能重返加沙城？我们的家园是否依然还存在？
若再将时光回溯到更久远的过去——在战争爆发之前、在流离失所之前、在这一切的变故发生之前——我们曾怀揣着更宏大的梦想：我们何时能出国旅行？我们能否在加沙之外的某个地方，安然地观赏一次日落？
战争的本质，正是如此：它将你生命中的一切，都无情地缩减至微末。
我们曾经的梦想，关乎自由与未来，如今，却只求能熬过眼前的每一天。这也是战争的一部分——它不仅仅是炸弹与毁灭，更是它将我们鲜活的生命，压缩成一个个最微小、最简单的问题。如今，我们不再问自己能吃上什么，而只问自己能否吃上饭；我们不再问自己能去向哪里，而只问自己能否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