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9月21日14时，美国保守派青年活动人士查理‧柯克追悼会在亚利桑那州的农业体育场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共和党多位要员等悉数出席。场馆内外，聚集了超过十万人。
9月10日，被特朗普誉为“最懂美国年轻人”的柯克，在犹他州奥勒姆市的犹他山谷大学演讲时遭枪击身亡，年仅31岁。6天后，犹他州地方检察官对22岁的嫌疑人罗宾逊正式提起诉讼。目前，罗宾逊面临7项初步罪名指控，包括严重谋杀、非法开枪、妨碍司法、干扰证人证言和在未成年人面前实施暴力等。
过去一年多时间里，美国先后发生三起重大社会影响的名流遭遇枪击案件，背后是美国的代际叙事断裂与政治文化危机进一步浮出水面。除了柯克遇袭身亡事件外，另外两起分别是特朗普2024年7月在总统竞选集会上遇险，保险巨头“联合健康保险公司”（United Healthcare）首席执行官布赖恩·汤普森在纽约酒店门口遇害。这三起案件，作案者均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中产群体，其动机呈理念化，行动去组织化。
当地时间2025年9月21日，美国亚利桑那州农业体育场，查理·柯克悼念活动舞台。图/视觉中国
三起案件，凶手都是20岁出头
2024年7月13日，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一场数千人参加的特朗普竞选集会因突如其来的枪声陷入混乱。20岁的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爬上屋顶，向讲台方向开火。子弹擦过特朗普耳部，当场造成一名观众死亡、两人重伤。特朗普被迅速护送离场。联邦调查局将案件定性为暗杀未遂，并展开大规模调查。案发后，美国国内对安保漏洞展开激烈争论，舆论迅速撕裂。支持者强调这是“对自由的攻击”，反对者则警告美国政治暴力正显著升级。
2024年12月4日清晨，纽约曼哈顿的空气还带着寒意。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布赖恩·汤普森刚走出酒店门口，准备前往公司投资者日的会场时突遭连环枪击，胸部和腿部多处中弹，最终宣告不治。警方事后确认，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袭击。凶手为20多岁的年轻男性，家境良好，受过高等教育。调查披露，他长期在网络上撰文，质疑金融资本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勾连。警方找到的文字材料显示，凶手并未遭遇个人经济困境，而是对美国金融政治体系失望已久。此案震动华尔街，美国媒体普遍将其视为对精英体制不信任情绪的极端化体现。
柯克遇袭案嫌疑人罗宾逊同样是20岁出头，长期活跃于社交媒体，反复批评美国政治极化，并视柯克为煽动社会撕裂、加剧党派对立的代表人物。
上述三起案件，目标不同，路径各异，但作案者的年龄、阶层与教育背景高度重合：年轻、中产、受过教育。他们都是在强烈的政治与价值判断下，做出去组织化、个体化的极端抉择。
问题随之浮出：为什么在美国，并不处于底层的年轻人会采取理念驱动下的暴力行为？答案或许与美国代际叙事的失灵密切相关。
当地时间2025年9月21日，美国亚利桑那州农业体育场，特朗普（左）在查理·柯克追悼活动上拥抱柯克的遗孀埃丽卡·柯克。图/视觉中国
代际叙事的断裂
这三起刺杀案，打破了人们对政治暴力的传统认知。在美国历史上，政治暴力往往伴随大规模社会运动或有组织的极端主义团体，而这几起案件则明显不同：行动高度个体化、去组织化，动机更多与政治理念相关。
要理解这一现象，必须放到美国代际结构中审视。婴儿潮一代（1946—1964）成长于战后繁荣和冷战胜利时期，享受产业扩张和社会流动的红利，对“美国例外论”和“美国再伟大”的叙事高度认同。X世代（1965—1980）虽经历经济震荡，但仍受益于稳定的就业与社会环境。千禧一代（1981—1996）成长于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中，却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遭遇重大冲击，就业与财富积累受到限制。而Z世代（1997—2012）成长于产业外迁、学贷高企与疫情冲击之下，他们对国家叙事的感受更多是停滞和不确定，对“再伟大”的口号缺乏共鸣。
数据印证了这种断裂。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的调查显示，仅约30%的Z世代受访者表示“信任政府能做正确的事”，而婴儿潮一代的比例接近60%。对国会、媒体和司法体系的信任度，年轻一代普遍比老一代低20个百分点以上。美国选举委员会数据显示，2022年中期选举中，18至29岁群体的投票率仅为27%，远低于老年群体超过60%的水平。盖洛普的民调则显示，超过一半的年轻人对美国民主制度“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比例明显高于婴儿潮一代。
更值得注意的是，年轻一代并不仅仅表现为冷漠，而是存在明显的认知冲突。他们在价值层面普遍支持平权、多元与社会公正，却同时对政治体系缺乏信任。这种个人价值追求与制度不信任间的矛盾，使他们对政客的宏大叙事特别是选票政治中的“空头支票”产生强烈排斥。当他们发现制度无法回应个人处境时，部分人可能选择极端方式来表达立场。
此外，社交媒体的作用不容忽视。在算法驱动的推荐机制下，青年长期浸泡在单一化、极端化的信息茧房中。在这种环境下，他们更容易把自身立场视为绝对正确，将自己塑造成“正义的化身”。
政治文化体系断层危机
美国一年多时间里发生的这三起枪击案，凸显出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危机。这种危机并非单一层面的漏洞，而是在制度信任、国家叙事与社会治理之间交织而成。
近年来，年轻人对国会、政府和媒体的信任度持续走低。与婴儿潮一代相比，Z世代普遍认为这些机构已偏离公共利益，更像是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制度信任的缺口，使年轻人不再依赖传统渠道来表达诉求，也削弱了政治体系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美国长期依赖的国家叙事也在失效。冷战胜利和世界霸权曾是社会凝聚力的来源，但这一宏大叙事与当下青年的生活体验脱节。成长于金融危机与疫情阴影中的一代人，对“再伟大”的口号难以产生共鸣。在这种落差下，青年群体难以在宏大叙事中找到自身位置，对政治话语的排斥感不断加深。
这种情况下，治理体系陷入被动。传统的安全防范着眼于有组织的极端团体或跨国网络，而当下的刺杀事件却高度个体化。行凶者没有组织背景，也缺乏长期迹象，往往在短时间内突然采取暴力举动。公共安全部门难以提前识别风险，只能在事后应对。极端事件的频发，又反过来进一步削弱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形成循环困境。
制度信任的缺失、叙事的失效与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相互叠加，政治文化的裂痕不断扩大。柯克遇刺案这样的突发事件，其实是整个政治文化体系断层危机的集中呈现。
对美国而言，这是社会整合与政治文化的重大挑战；对外部世界而言，这种内部裂痕将进一步加剧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影响全球格局的稳定性。
（作者系伦敦大学国际问题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