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学者：为什么路边很少见到女性流浪者？

说起流浪者，我们最常想到的可能是中老年男性形象，甚至对这一群体的命名“流浪汉”本身已经带有了性别化的预设。这一印象也与全球多地的数据统计相吻合，在有大量流浪者的都市中，女性的占比都远低于男性。

然而不成比例的是，在人类与贫困的漫长斗争中，女性其实更容易陷入贫困。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研究，全球贫困人口中女性比例普遍高于男性，尤其在极端贫困（每日生活费低于1.90美元）群体中，女性占比可能更高。美国社会学家戴安娜·皮尔斯曾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贫困的女性化”来指代这一问题。那么需要追问的是，如果说女性确实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贫困，为什么在流浪者中女性反而比男性更少？

时至今日，尽管全球的流浪者人数总体呈下降趋势，但自21世纪以来，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导致非正规劳动者数量持续增加，尤其在年轻群体当中，实际贫困的扩散正在成为相当严峻的社会议题。在这一背景下，贫困人口在数字统计层面的波动似乎早已无法反映真实的生活现状，我们亟须一些不同的视角去重新审视对“贫困”的理解方式。

这一现状早年间就引起了日本社会学者丸山里美的关注。2010年，她曾以“为什么女性流浪者这么少”为题提交了博士论文，并于2013年以《无家可归的女性》为题目正式出版。时隔十余年，当年的研究译成中文版，书中的问题意识并不过时且至今仍未得到充足的回应。她也在后记中感慨，当年的那个问题有必要换种问法了，也就是说真正值得公众思考的其实是——在数据明确显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贫困的今天，那些虽然贫困却没有成为流浪者的女性到底在哪里？她们又是如何生活的？

今天的这篇文章结合《无家可归的女性》谈贫困发生机制的性别化问题。从被隐藏的女性流浪者说起，也尝试揭开女性流浪者实际生活的真实一角。相比于男性流浪者而言，她们的选择时常左右摇摆，乍一看甚至互相矛盾，该如何理解她们身上的“主体性”？这些问题不只与流浪群体相关，更不只局限于性别领域，它实际上与所有已经、正在或未来有可能“从社会铺好的安全网上掉落的人”都息息相关。



撰文 | 申璐



《无家可归的女性》

作者：[日]丸山里美

译者：沈念

版本：光启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6月



贫困发生机制的性别差异：

女性更容易成为“隐性流浪者”

当我们提到“流浪者”时，一个很容易被跳过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人会被社会层面定义为“流浪者”。2000年初，当丸山里美开始关注女性流浪者这个群体时，首先引起她的困惑的是，为什么相较于日本，其他发达国家如北美和欧洲的女性流浪者相对比例更高。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社会集中出现了一批被称为“新流浪者”的人群，他们大多处于20-30岁，且其中女性流浪者的增长占到了整个群体增长量的三成。这是否意味着发达国家中露宿街头的女性就更多？

显然数据在这里是“失效”的。丸山里美注意到，不同社会对流浪者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如何看待“贫困”的视角。以日本社会为例，流浪者一般指露宿街头的人，更具体地说专门指代那些“无故将城市公园、河川、路边、车站等设施作为生活起居场所，经营日常生活的人”。相较而言，北美和欧洲等地对流浪者有相对更精细的分类，露宿街头只是流浪者的极限状态，除此以外，很多没有固定居所的人可能会根据当天的具体情况留宿在熟人家里；或是网咖、廉价民宿或24小时营业的商店中。而在后者的分类中，女性的比例都比纯粹地“露宿街头”要高。也就是说，在无固定处所的人群中，女性实际上更倾向于采取露宿街头之外的生活方式，从而成了“隐性流浪者”。



电影《无依之地》剧照。

这里就产生了关于流浪者的人口普查和真实处于“无家”处境的人群之间的断裂。不过这依然无法解释为何当女性面临居住困难时，她们很少露宿街头？这一方面与女性流浪者在实际露宿中可能面临的性别暴力有关（将在后文中具体分析），另一方面则折射出很多贫困女性结构性地被家庭所缚而“无法变成流浪者”。

在丸山里美随后为该书增补的文章《贫困女性在哪里》中，她提到了多名50多岁女性的案例。在有婚史的女性中，有8.6%的人反映遭受过“经济型家庭暴力”，也就是说即便女性在家庭内部遭遇到来自丈夫的身体和精神暴力，她们也会因为家庭内部金钱分配的不平等而无法离开家庭，这有可能造成家庭中只有妻子和孩子处于贫困的状态。

这一现状在底层社会的家庭中尤其常见，但过往的研究很少注意到这种只有特定个人处于内部贫困的状态。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女性明明更容易陷入贫困，却很少成为流浪者。正如在世界范围内首次提及日本女性贫困的社会学家琼·阿克辛所形容的那样：“她们甚至走不到贫困的女性化这一步，因为她们根本不可能离婚和经济独立。”

对于那些没有进入婚姻或已经结束婚姻的“无家”女性而言，她们大多也许获得了各种意义上的社会救济而没有出现在街头，但这种救济通常维持的也是一种伴随着耻辱感的低水准生活。丸山里美在书中提到很多看似中立的社会政策本身就存在性别差异。“因为国家期待男性从事雇佣劳动，所以即使他们因为某些原因无法劳动，也会更容易申请到社会保险；而女性因为总是承担再生产劳动或者相对低薪的工作，当她们需要生活保障时，更容易与社会福利绑定。”这些福利发放规则通常伴随着对女性私德的层层审视，即便部分“无家”女性接受福利而没有流落街头，但长远来看也很难彻底摆脱贫困。



女性流浪者的生活世界：

不同于男性流浪者的被排斥轨迹

由于女性更容易成为“隐性流浪者”，这群人的生活现状长期处于学界和媒体的关注之外，又或被笼统地归入流浪人群看待。实际上，相比于男性流浪者而言，女性流浪者遭遇着不同的被排斥轨迹，当一个普通女性意外落入流浪者构成的微缩社会（男性占压倒性比例的群体）中，既有社会中带有的性别歧视等结构性的不利因素很容易在这样的环境中被摊开。

以开始流浪的原因为例，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显示，男性流浪者中没有婚史的占半数以上；而在丸山里美接触到的女性流浪者中，接近九成都有过婚史，其中甚至半数以上有过不止一段婚姻。这意味着想要弄明白这些女性为何走到流浪这一步，不仅要关注她们的职业，更重要的是关注她们的家庭关系。至于为何不少女性流浪者会经历不止一次的婚姻，丸山里美推测这可能是因为对贫困女性而言，拥有男性伴侣是维持生活的一种手段。



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的流浪女性和男性的婚史情况。（出版社供图）

这点在丸山里美随后的实地调研中得到证实。不少女性流浪者称，在高度危险的露宿生活中，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有些女性流浪者会选择只在夜晚睡在某位男性流浪者身旁。据日本都市生活会2000年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平均每15名女性流浪者中有11人与男性同住，其中既有和男性伴侣一起露宿的情况，也有与在露宿中邂逅的男性同居的情况。不少单身女性流浪者称，在这样一个男性居多的街头环境中，女性想要独自露宿是相当困难的。

相较于男性流浪者，女性的确在这种露宿生活中会遭遇许多只有身为女性才会遇到的困难。丸山里美曾询问多位女性流浪者，她们在公园露宿时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几乎每一位都会最先回答：半夜去厕所是最可怕的。陌生人靠近自己的生活空间本身给女性流浪者造成的恐惧是更大的。这一观察在女性杂志《美丽佳人》2022年发布的一篇调查报道中也得到了类似的反馈，街头潜在的性别暴力对女性太不友善，“她们几乎都有被性骚扰过的经验，比方说偷摸，或是言语上吃豆腐，这种情形非常普遍。除了把自己弄得脏脏臭臭，再来就是剃平头、打扮得很阳刚，要不然就是找一个比较有权势的异性来依附，大概不出这三种。”

除此之外，洗澡、上厕所等日常生理需求也存在诸多不便。男性流浪者可能会在公园等地直接裸体用水龙头的水冲洗，但女性流浪者没钱去澡堂时，就只能在公共厕所洗头。也有女性流浪者提到洗衣服也很困难，她们感觉在男性多的地方无法晾晒女性内衣（如内衣被偷等经历），只能用毛巾盖住，或者选择在不引人注目的树荫下晾晒。“这些具体问题都让女性流浪者长期处于高度紧绷和焦虑的精神状态。睡眠品质不好又影响体力，变得更难找到工作，也缺少愿意互动的对象，支持系统便越趋薄弱，约有六成的女性流浪者精神状况不稳定。”



丸山里美曾借住过的一位女性流浪者的帐篷。（出版社供图）

不过，当流浪者能够找到相对固定的露宿地点时，公园也有可能成为城市的“绿洲”。丸山里美观察发现，长期相对稳定的群体性露宿生活会逐渐形成新的社会关系。2000年初，日本东京都的几座公园中都分布着规模不一的“帐篷村共同体”，来到这里“定居”的流浪者因为都是“有过去”的人，而形成了一种松散的共同性，他们能够日常互相打招呼，交流露宿生活必需的信息，以及通过建立一定的赠予关系来共同降低露宿生活的物质风险。

然而后来的这些年，这样的“帐篷村”也在急剧缩小，不只日本，全球多国的公共政策中都不同程度地规定了对流浪者的排斥。直到2021年丸山里美写作《贫困女性在哪里》时，她直言当年书中描绘的那种“在公园创建社区”的露宿者生活已经几乎看不到了。在政府的公告中，流浪人口的比例这些年大幅下降。但丸山里美对此却更加担忧：“随着主动脱离露宿生活渠道的拓宽，即便如此却还是选择继续露宿生活的人，就容易面临这样一种局面，即露宿问题容易被归结为本人的意愿。”这样的“帮扶”真的能通往人们构想中的那个未来吗？



公园内即将被撤走的帐篷，原本住在里面的人已经不见了。（出版社供图）



频繁进入与退出背后：

重思弱者的“主体性”与“抵抗”

尽管露宿生活对女性流浪者而言意味着许多的不确定和危险，但被问及是否想要结束这样的流浪生活时，很多女性流浪者的答案是相当模糊的。书中提到的73岁的顺子在丈夫离世后失去了曾经赖以维生的保障金，无法顺利读写且没有孩子的她也没有固定的住所，曾被相关的福利机构收容过，但她的生活却几乎重复着某种循环——因情况危急被救助，在多地领取过生活保障，然后再次失踪。起初就连她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何明明觉得露宿很辛苦，但依然还会选择失踪。

在丸山里美接触到的女性流浪者中，和顺子有相似行为的不在少数。她们总是反复失踪，偶尔会主动回来，有时会被警方找到。她们似乎“很难搞清楚自己的需求，并将需求清晰地传达给周围的人，最终独立实现自己的选择”。不仅如此，当这些女性流浪者在不断讲述碎片化的记忆时，她们的生活史很难被组织成容易理解的叙事，或者说并不符合如今我们最常接触到的有“主体性”的个体叙事。

这些都引起了丸山里美对既有研究，甚至是自己无意识中已经带有的研究视角的反思。当作为个体的女性流浪者的生活没有被真正走近时，人们就很难理解女性流浪者或者说底层社会女性群体的真实处境。比如在后来的走访中，丸山发现看似温顺的顺子实际上并不适应与他人同居的集体生活，因为无法处理机构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她宁愿重新露宿也不想回到机构。

“当女性面临继续或脱离露宿生活的抉择之际，（周遭）亲密关系就成了左右其个人意愿的存在。由于女性露宿者们在这些关系中做出的选择总是与他人相关，就导致她们总是反复进入机构又重返街头，命运在周围人的作用和时间的流逝中不断变化。”丸山里美认为，如今的公共领域对“个人的主体性”又或者“自立的人”有着某种迷思式的推崇，实际上这一特征之所以被越来越多地强调，可能正是因为在私人领域中排除了关怀与被关怀的关系。



2000年初，昔日的日本一处公园，流浪者的帐篷林立。（出版社供图）

在丸山里美看来，所谓的“主体性”也并非预先存在的特质，实际上恰恰是在这些女性流浪者反复摇摆的抉择中，她感觉到了她们身上某种类似“意愿”的东西。“在多项选择间犹豫不决，半是偶然地作出决定，其后又长时间地在失败和他者的关联中继续维持”，正是在这样看似踌躇不前的过程中，主体性才会慢慢浮现。

丸山里美在后来的一次对谈中提到，时隔多年她依然对当年一位60多岁的女性流浪者英子印象深刻。英子在一个贫困的单亲渔民家庭长大，目不识丁，曾经在长达十年的露宿生活中被欺负过，但她依然和丸山称“露宿是自己经历过的最好的生活”。当时的丸山并不明白她的意思。直到对她有更深入的了解后，丸山才意识到这个判断意味着什么。在成为流浪者前，英子一直羞于承认自己不识字，并极力隐藏这件事。但成为流浪者后，她在接受过的许多采访中吐露了这一情况，因为这个身份她被理解，有了听众，结识了和她有相似感受的人，她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被需要的感觉。

“英子的选择也不是基于主体性的个人层面的‘抵抗’，而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不断作出的暂时性的决定。”因为英子，丸山说她第一次明白了，“人生中还有比睡在榻榻米上更重要的事情。”

对女性流浪者的研究无形中通向了一个更广阔的领域。我们对“主体性”的理解其实影响着对共同的社会未来的构想。丸山里美在书中的结尾提到，现代以来的政治设定了这样一个前提，即所有人都有着具备自由意愿和选择能力的人格；但实际情况是，这个前提本身也许并不预先成立，正是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人格，我们所构想的司法系统才应该辅助建立它。而这个过程，“只有在我们拥有能够自由想象自己希望成为的模样的空间时才能实现”。

从这个角度而言，这本书中涉及的问题就不只与流浪群体相关，更不只局限于性别领域，它实际上与所有已经、正在或未来有可能“从社会铺好的安全网上掉落的人”都息息相关。丸山里美明确谈到，我们不应该逼迫这些人脱离此刻的处境（比如流浪）——哪怕是以保障的名义，而是“要努力创建一个领域，让所有人即使露宿街头，也能够自由想象并摸索着实现理想中的自己，并且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