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5日，刘传生刚过完61岁生日不久，他的女儿死在了紧急转往北京的救护车上。
车是医院联系的，车身印着医院的名字。驶出吉林300多公里后，车上的氧气快要耗尽，司机两次开下高速，进入四平、沈阳市区找氧气。
“进通州不久，孩子呕了几口血，随车医生胸部按压个把小时，说人没了。”老伴儿张凤琴事后发现，救护车是由医院收取年费并负责监管的民营公司所有，而这家公司没有医疗执业许可、没有急救能力。
4年来，老两口与医院、救护车公司打了5次行政和民事官司。2022年，他们的民事官司一审胜诉，法院判令医院承担10%的责任、救护车公司承担60%的责任，共计赔偿老两口63万余元。
今年2月，吉林省高院裁定维持了一审的判决。?6月30日，刘传生和张凤琴告诉记者，尚有48万元赔偿款被救护车公司拖欠。
32岁女子紧急转院途中死亡
医院介绍的救护车竟无执业资质
2020年7月29日，32岁的刘丽因周身关节疼痛、全身无力及肿胀，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简称吉大一院）风湿科确诊“多发性肌炎和皮肌炎”，被收治住院。
这不是她第一次来这家医院就诊。2016年救治过刘丽的医生，4年后再次接诊了她。
住院3天后，刘丽被注射了头孢类抗生素，之后出现过敏反应。2020年8月3日的病程记录显示，“患者呼吸衰竭，感染重……建议转入RICU（呼吸重症监护病房）或转入上级医院治疗。与患者家属沟通后，患者家属同意转入RICU继续治疗，予以转科。”
8月5日上午，刘丽按计划转往北京某医院。
张凤琴说，医院介绍的跨省救护车挂着辽宁车牌，车身涂装着吉大一院的标识。张凤琴向随车医生转账1万元，之后和老伴、女婿一起陪同刘丽往北京赶。
救护车开出长春300多公里后，医生表示氧气不够了。司机开车下了高速，到四平市、沈阳市寻找氧气。“原本预计10小时到北京，结果走了13个小时才进入通州。后来刘丽呕了几口血，医生胸部按压抢救了个把小时，人没了。”
刘丽转院途中救护车临时寻找氧气（受访者供图）
司机提出，要么继续将遗体送往北京处理，要么重新交费后将遗体拉回长春处理。女婿孙某向司机提供的账号转账3000元，遗体被拉回长春某殡仪馆。
“吉大一院认为人是离开医院之后死亡，他们无法开具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张凤琴说，家属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帮忙开了死亡推断书，死亡地点注明是急救车从吉大一院转北京途中死亡，死因是多发性心肌炎。
张凤琴称，当时被殡仪馆催促索要死亡证明，老两口不知道要对遗体尸检，拿到死亡医学证明之后就匆忙交给殡仪馆，按程序将刘丽火化、安葬了。
他们对救护车两次寻找氧气耽误抢救时间进行追责时，发现救护车并不是吉大一院的，而是来自一家没有执业资质的民营医院。
涉事救护车是吉林省仁康急救站有限公司（简称吉林仁康）所有。公司大股东为长春东业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简称长春东业），两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周某。
吉大一院与长春东业2019年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吉大一院有病人需要转运时，长春东业以吉大一院的名义为病人及家属提供转运服务，吉大一院为其提供便利条件，并对其监督，合约期5年。合作前两年，长春东业每年向吉大医院支付20万元，第三年起每年支付50万元。转运发生安全事故、交通事故及其他纠纷，与医院无关。
救护车公司在吉大一院招揽转运病人（受访者供图）
老两口4年打了5起官司
医院、救护车公司被判担责70%
张凤琴介绍，刘丽2015年、2016年先后去过沈阳盛京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和吉大一院住院治疗。吉大一院2016年的病案中，记录了她对头孢类抗生素及丽科伟药物过敏。
她认为，吉大一院忽略刘丽头孢过敏病史，使用了头孢类抗生素，并且介绍了没有资质的黑救护车，医院和公司应承担全部责任。
长春市卫健委针对投诉回复称，刘丽入院时否认有头孢过敏史，自称以前用头孢出现过皮疹，但后来用头孢又没出现过皮疹，不确定皮疹是过敏还是原发病；医生则称，没看过刘丽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疗的病历。
2021年2月，刘传生将吉大一院内的一辆救护车砸坏。仁康公司报警，刘传生因此被法院判处拘役五个月，并赔偿1.2万余元。
“头孢过敏是要命的事，就诊时不可能不跟医生讲。”张凤琴说，他们不认可长春卫健委的回复，因此提起行政复议，复议失败后又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法院一审、二审均判令撤销长春卫健委的回复，撤销长春市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之后，长春卫健委以“未按规定填写病历资料”对吉大一院进行了警告和罚款处罚。
拿到行政诉讼胜诉结果，张凤琴正式对吉大一院、仁康公司提起民事索赔诉讼。这起案子一直打到了吉林省高院。
一审法院调查认为，刘丽遗体火化后无法查清死亡原因，因此无法认定是因注射头孢过敏后死亡；涉事救护车涂刷着吉大一院标识，车辆停放在医院院内，工作人员在院内招揽业务，病人转运协议印有“吉大一院病人转运中心”的字样，这些足以让患者对该救护车产生合理信赖，以为救护车就是吉大一院配备的。
而仁康急救站，在多次庭审中无法说明车内配备的急救设备、实施的具体急救措施，在医护人员、急救设备、执业资质方面均不具备的情况下，承接了病危患者的转运业务，又因配备氧气不充足，两次加氧气延误了宝贵的救治时间，加大了患者丧失救治的概率。
由此，法院综合过错程度，判令吉大一院承担10%的赔偿责任，仁康急救站公司承担60%赔偿责任，共计赔偿刘传生、张凤琴63万余元。
张凤琴认为上述责任比例过低，提出了上诉。吉大一院和仁康急救站同样提起上诉。张凤琴认为，没有尸检的责任在吉大一院和仁康公司。
2025年2月，吉林省高院作出裁定，维持原判。
涉事救护车公司两次无证被罚款
尚有48万赔偿款未支付
此前，记者通过天眼查查阅到，2021年9月仁康公司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被没收违法所得，罚款13.02万元。次年，仁康公司再次因同样的原因被罚款10万元。
6月30日，记者再次查阅天眼查，发现上述两条处罚信息消失。
张凤琴称，仁康急救站公司败诉后一直拖欠赔偿款，法院强制划扣6万余元之后，仍有48万元赔偿款被拖欠。她在2024年7月申请了强制执行，但至今没有进展。
天眼查显示，2024年8月，仁康急救站公司被法院强制执行54.5万余元，同年9月，它和它的母公司长春东业投资公司，均被法院列为限制高消费企业。
2022年11月，仁康急救公司因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3年4月，周某退出上述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改由公司员工陈某担任法定代表人。张凤琴称，陈某是周某的妹夫。
7月1日，通过相关法律文书及天眼查上的电话，记者多次联系吉林省仁康急救站有限公司，但电话被挂断。记者短信发送采访信息后，对方表示自己只是员工，目前已经离职。
记者拨打张凤琴提供的周某电话，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