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因“零距离”报道2003年非典（SARS）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调查记者和主持人。
之后，服务于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的她将报道重心转向底层人群的命运以及对民主法治的叩问，获得“公知”的的称号，但她则称自己为记者及作家，而非公知。
带着这些光环及注视，柴静出走国家媒体，成为了一名独立媒体人。2017年，为了持续自己的新闻工作，她出走欧洲。
今年5月，柴静10年前出版的自传体书在中国以“品质问题”被下架， 也让她再次回到舆论浪尖。近日在接受BBC访问中， 柴静回顾二十多年的媒体生涯说：“你也可以说，是被逼出来的，对吧？ 所有你能依附的条件都不存在时，真正的考验是你真的独立吗？ 你真的想干这个活吗？”
从2003非典大疫到图中的2020年武汉新冠疫情封城，柴静的报道不断拷问人性。
中国央视：调查记者的起点
1976年，柴静出生于山西，在湖南完成大学学业后投身媒体，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电台主持人。
2000年，一通来自陌生人的电话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柴静曾提及，那通电话来自中国中央电视台知名制片人陈虻，邀请她加入让很多人仰视的央视。“面试时陈虻问我，做新闻关心什么？我说关心新闻中的人。这是我们互相选择的原因。”柴静说。
她的第一份工作是主持《东方时空》新闻节目，在亦师亦友的陈虻及前辈崔永元等人的指导下，开启了在央视的职业生涯。多年后她曾向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铃木将久坦言，在《东方时空》期间，她虽勤奋工作，却感到格格不入：“因为为了获得坐在主播台上的安全感，并不困难，但还是会觉得哪里不太对……也有可能就是离‘人’远了，因为你坐在演播室什么都看不到，接触不到现实生活……”
2003年，柴静调至央视知名调查节目《新闻调查》，她参与的首个报导项目便是席卷全球的非典疫情。她与团队深入医疗前线，成为首位在人民医院“零距离”采访病患与医护人员的记者，记录生命与病毒的抗争及背后的人性挑战。报导大获成功。同年她被《南方都市报》评选为年度风云记者，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调查记者和主持人。
柴静将央视的成功部分归功于当时较宽松的媒体环境及团队与前辈的砥砺。她在近期影片中分享这样一段往事：非典疫情过后不久，刚上任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探访央视，对包括她在内的央视媒体人说：“记者要对人民有感情。”柴静忆及当时在交流中对温家宝说：“我们记者自认为有感情，但新闻调查节目有时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成品不能播出。”对此，温家宝则以一次下乡与贫农的偶遇回应。
有分析称，温家宝的回应为当时的中国言论空间的放宽产生正面影响。美国三一学院教授张洁（Jie Zhang，音译）撰文称，柴静与团队当年的成功报导为央视推动这项迟来的改革注入信心。张洁说，节目赋予中国记者前所未有的自主权，记者可否决选题并主导现场拍摄，“记者越居中心，新闻越具吸引力”的报导方式受到认可。
《看见》不再见
2011年8月，她开始主持央视一套访谈节目《看见》，成为她的标志性作品。她除了采访名人，（与媒体关系冷淡的香港喜剧明星周星驰，曾主动提议接受柴静二次采访）。但更多时候，她的工作直面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之痛与对人性的叩问。
她在该节目报导过被徵地农民、受虐杀夫的女死囚、重庆“打黑”、留守儿童、同性恋者及地震幸存者等议题。
她向记者透露，到了《看见》时期，她已无法制作监督公权力的报导，只能转向探讨人性议题的选题，例如药家鑫案、李阳家暴案等报导。
在上周与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隔空对话的影片中，柴静表示，当年她调查内蒙古农民土地被地方政府强徵后不久，便被要求调离《新闻调查》。她说：“重庆打黑三个月后，她就被调离该节目，收到的禁令是‘不允许日后对任何法政机关做监督性的报导’。”她还提到，另一位央视知名节目制作人因持续质疑重庆“打黑”的合法性被辞退。
尽管如此，这些报导为柴静赢得了“公知”的声誉。但她对BBC说，她并不认为自己是“公知”，而视自己为一位记者与作家。
许多人与BBC分享说，柴静当年的报导激发了中国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公共讨论，因此受到鼓励投身媒体行业。
有一位移居澳洲的同性恋者在柴静的影片下留言，感激她当年不顾同事讥讽，首次在中国官媒报导同性恋者的处境，包括“同妻”的痛苦。这是中国官媒首次让同性恋者不打码公开现身接受采访。该位观众提及自己当年逃离精神病院的电击疗法，如今才可以安身立命。
柴静在影片中回顾称，20年后，同性恋议题再次成为中国官方禁忌，颇有沧海桑田之感叹。
2013年，柴静出版回忆录《看见》，记录她在央视十余年的历程。她向BBC表示，这本书是她走向“独立”思考的过程，回应央视师父陈虻的提醒：“不要当了记者，就忘了自己是个人。”
“《看见》这个节目，实际上，我在谈的就是我一步一步走向独立的过程。其中一个过程就是我对‘系统’的认识。”她向笔者说。
“在非典之前，我是一个主持人，其实我是在意的.....我在意每天报几个题，之后有没有评奖会，电视台领导有没有批示，有没有上头条等等。我当然会在意，因为在一个系统里，妳被裹住了，便自然的认同这东西。”
然而，成为调查记者后，她逐渐摆脱对体制认可的依赖：“到非典的时候，它粉碎了，不存在了。”
她进一步解释：“非典之后，我得到极大的解放感，那是一种深深的解放。我觉得，从那之后再也没有认为自己需要得到他们（外界或组织）的认可和评价，我不太在意，我有自己的标准。”
2013年，随着习近平上台，外界多半认为中国公民社会有了急遽变化，民间组织受打压渐深，媒体空间被严重地挤压。
同年，《看见》在播完清华大学“朱令被投毒”案停播。次年，柴静辞职正式离开央视，踏上独立媒体人之路。
回应《看见》一书被禁，柴静说，她并不意外也不生气，“禁得还挺晚的。”
流星般划过的《穹顶之下》
2015年初柴静自费制作的环境纪录片《穹顶之下》。纪录片在人民网等官方网络上线后，瞬间引发全中国热议，一周内网络吸引超过两亿浏览量，甚至获得官媒与政治人物的赞赏。据《纽约时报》记者黄安国当年报导，即便时任中国环保部长甚至将《穹顶之下》与1962年美国环境里程碑《寂静的春天》相比。
她向记者解释，女儿出生后诊断出肿瘤，她在家照顾孩子时因雾霾严重无法出门，进而启发她调查中国空污问题。事实上，这部纪录片并不走煽情路线，但直接的指陈中国能源结构与环境法规的缺陷，包含对中国石化公司的叩问。
影片在当年两会前夕被全网下架，并禁止讨论，相关讨论如同流星划破夜空后戛然而止。有分析称，影片触碰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之痛，以及海量的网民关注，对以维稳为优先的体制来说已经造成憾动。
对此，柴静从未公开回应影片被禁的看法。但她向BBC解释，作为新闻工作者，其实她早已明白代价，在《穹顶之下》这部片推出后，她就已经了然于心。
2017年，柴静随家人移居欧洲。
《穹顶之下》是她当年在中国转型后众多想做而唯一做成的选题。
柴静从2000年因为陈虻邀请进入央视总部，到2014年离开。她在央视的调查报导从留守儿童，农村小学生集体服毒案，重庆打黑到同志族群等议题都有深度的调查。
《陌生人》：自媒体之路
“那圣战者也是这样，怎么人就这样白白死去？你们怎么不开口说话呢？就像那个小孩的父亲一样，谁去探寻这个真相呢？我一个外国人，一个连西班牙语都不会说的移民，但只要对方愿意听我讲话，愿意向我讲话，我就愿意听。”-----这是柴静移居西班牙后，于2023年完成的纪录片《陌生人》。
纪录片聚焦欧亚伊斯兰“圣战士”的恐怖行动背后的宗教禁忌。她说，一切源于她搬到巴塞罗那（巴塞隆纳）没几个月，住所大街上便发生惨重伤亡的恐袭事件，点燃了她的新闻好奇心。
她也坦言，“播完《穹顶》后，再做新闻记者已不可能，这是我说‘卸甲归田’的原因。或许在国内做商业性工作可以，但那不是我的志趣。不如走走看看。”她告诉BBC。
“我采访的每一个人，从‘圣战者’到专家，似乎都急迫地向我诉说……好像从未有机会表达。有趣的是，这些西方人急切地想跟一个中国人诉说他们社会的禁忌……我有个朋友想推荐我的片子给西班牙电视台，他们说，这片子太敏感，播不了。我就想，这难道不是我在央视时常听到的回答吗？”柴静笑着说。
受《陌生人》启发，柴静2024年转型为自媒体人，在YouTube开设频道《陌生人》，将视角转回中国。一年内，她发布五十部影片，涵盖义和团、“文革”、“六四”、朝鲜战争（韩站）中的中国战俘、俄乌战争中的中国佣兵、武汉封城等议题，每每引发网路热议，甚至吸引当事人亲友翻墙留言回应或网友激辩。她表示，閱读与回覆留言让她感动，许多高质量的评论启发了她的思考。
柴静向BBC解释，这是她将频道命名为《陌生人》的原因：“在采访圣战者时，我意识到‘身份’往往是人们了解彼此的障碍，甚至仇恨的来源，但经验可以改变偏见，陌生人彼此感受，能产生深刻的关联。”
柴静与恐怖攻击的受难者家属会面。移居西班牙没多久，她所在社区便遇到恐怖攻击，造成多名无辜死伤，激发她对此议题的调查冲动。
柴静特别提到，一部点閱近百万的“文革”影片对她意义非凡。这部影片讲述清华大学物理系创系主任叶企孙在“文革”中的遭遇。在叶企孙姪孙的协助下，她将叶教授未公开的“文革”日记与照片在海外重现，重述其一生。她形容这如“手工艺”，与商业无关，而是在因缘际会下“完成”故事，像是“画好了一个圆”，“织补了”历史的缺漏，让她感到满足。有人称，科幻小说《三体》中的叶教授以叶企孙为原型。
她说，很多议题，包含“文革”、“六四”或薄熙来打黑的事件等等，当时在央视工作时没有空间说尽，如今人在海外作独立的自媒体人反而有了空间，可以补述这些事情带给她的影响或她没说尽的观点。
至于有关对敏感议题的忧虑，她则告诉记者说：“就像《陌生人》中一位受访对象说的，一个社会有禁忌就不健康了：‘因为会有人去操弄这个禁忌’。所以，任何社会都应该有人平静、诚实、公正地叙述禁忌。当你把问题问对了，答案就呈现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你不需要什么新方案新措施，你把问题说明白了，答案就有了。”
然而，触及“禁忌”是否要付出代价？譬如，会不会因此无法回国？柴静说：“我对新闻工作者的宿命很早就看得很清楚。我做《穹顶之下》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清楚后果。我不左转、不右转、不后退，也不加快步伐，只是按自己的脚步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