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鲁迅是绝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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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鲁迅是绝望的

文:北游

鲁迅是桀骜不驯的,是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杠精。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没有被他骂过的,很少了。

没错,所有人都看到了鲁迅的愤怒与傲慢。

但我看到的,却是他的绝望。

对于鲁迅,我有过两句评语:

第一句,鲁迅具有天才般的洞察力,是最懂中国和中国人的唯二人选。关于这一点,很多读者都认同。

另外,我也说过,从我个人喜好来说,我并不喜欢鲁迅。因为我更喜欢系统化的思想者,比如康德,比如哈耶克。

所以我说,思维的盲区,让最懂中国的鲁迅,没有能力贴近正确的路径,这令人遗憾。

我这第二句评语,让许多读者好奇并困惑,似乎觉得跟我第一句评语自相矛盾,为什么我心目中最懂中国的人,却不知道中国的正确路径在哪里呢?于是想听我聊聊。

我今天就是来兑现这个承诺的。

相对于文学成就来说,我一直认为,鲁迅更像个思想的革新者,他写小说不是为了文学,而是为了说事。

他弃医从文,是因为他认为中国人的病症不在于身体,而在于思想。

他也确实做到了,他把中国的五脏六腑都血淋淋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这非常了不起,然而,他却突然发现,自己无从下手,开不出药方来。

于是,他绝望了。看得越清楚的人,往往越绝望。

鲁迅的桀骜不驯、愤世嫉俗,其实都只是在掩饰他不知去路的绝望。

他说:

“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很多人会说,鲁迅是个激进的左派,喜欢革命,喜欢破坏,我从来没不这么认为。

实际上,鲁迅对破坏者的鄙视,才是贯穿一致的。他认为中国传统式的破坏,不是寇盗式的,就是奴才式的,结局都是一片瓦砾。

鲁迅告诉我们,中国人很难是个建设者,却非常容易变成一个破坏者,会因为个人的失败而破坏社会。这个事实,让他无比沮丧,也是让鲁迅最抓狂的地方。

《阿Q正传》是鲁迅的标志性作品,鲁迅想通过这部作品,通过塑造阿Q这个人物形象,表达什么呢?

很多人其实没看懂。

1936年7月,就在逝世前三个月,鲁迅还在一封通信中谈到,“《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他因此感到“隔膜”与“无聊”。

我们先来看看,鲁迅笔下的阿Q是谁?

他是一个三无产品——无姓,无名,无籍贯。鲁迅在小说的序里,用罕见的篇幅絮叨了这一点。

鲁迅为什么要这么写?他想说明什么?

我们接下来看,鲁迅说,“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工作略长久时,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

无姓、无名、无籍贯,再加上这段描写让你想起了什么?没错,阿Q是个典型的游民——脱离了宗法农民秩序的游民。

整部小说写的就是一个游民的失败人生——他的挣扎,他的心理,他的所谓“革命”,以及他的宿命。

如果你看完了整部小说,没有看到历史,没有看到轮回,没有看到游民的破坏性,只看到了“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那就太遗憾了。

在小说里,你应该看到,一个天天被人欺负的人,最后是如何想欺负他人的?一个经受了那么多侮辱和欺压,终于起来“革命”的人,又是为何稀里糊涂被砍了头的?

鲁迅是在用阿Q来隐喻中国人的悲剧性命运是如何形成的?他在交代这个思想脉络,他在说明阿Q们为何始终是一个破坏者,而不是一个建设者,他在剖析中国历史的周期率和国民性的关系,他在展示他的绝望。

对此,我认为钱理群看得准确,他认为,鲁迅的“本意”,在十年前即1926年写的《〈阿Q正传〉的成因》里,已经讲得很清楚:“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式的革命党出现”,“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后”。

也就是说,在鲁迅看来,由阿Q这样的游民搞的革命,救不了中国,因为阿Q骨子里还是奴才,有的只有奴才式的破坏。

这让古代中国始终走不出周期性的轮回。

对于古代中国人这种不自觉的破坏性,鲁迅也有深入的剖析,他在《晨凉漫记》中就分析过张献忠的心理特征。

他并没有把张献忠杀人简单归结为个人的性格因素,而是在对比他起义前后完全不同的行事风格后,认为张献忠的嗜杀其实符合中国历史上那些失败者的普遍心态和行为模式。

他说,“他(张献忠)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他还有兵,而没有古董之类,所以就杀,杀,杀人,杀……”

这个洞察可谓一针见血——毁掉他人的东西,癫狂残忍;自己的东西,严禁他人染指。

不只是张献忠,几乎所有的起义者都遵循着同样的行为模式。

我之前在文章中,也提到李自成,他和张献忠恰好调了个个:

李自成在“流寇主义”的初期,一路烧杀抢掠,“志乐狗盗,所至焚荡屠夷”(《明史纪事本末》)。

然而,在连打了几个大胜仗之后,他的心态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侈然以为天下莫与争”,把江山看成自己的地盘,同样经历了“匪变官”的心态转变,不但对百姓“秋毫无犯”,甚至放言“杀一人者如杀我父,淫一人者如淫我母”。

为什么?

同样是因为,李自成起义时,他把天下看成是别人的,所以怎么毁掉都无所谓,但是一旦自己已经坐稳了江山,那么他就不允许再有人染指它了。

表面上看,是游民嗜杀,骨子里其实是游民文化对他们的驱使。

而阿Q悲催的命运源于何处?就是因为他原本是个游民,他骨子里的游民文化,注定了他跳不出“不是杀人,就是被杀”的宿命般的轮回。

鲁迅早就想写阿Q了,《阿Q正传》第一句话就已开宗明义,“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这足以证明,塑造阿Q并批判阿Q,贯穿鲁迅思考的始终。

民国时期,社会巨变,各种思潮交融碰撞,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都试图给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和国家指明出路,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鲁迅也不例外。

鲁迅之所以对国民性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批判,目的也在于此。

然而,就如同面对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当一个高明的医生清楚知道病人的病灶和痛苦,却无技可用、无能为力,鲁迅的痛苦可想而知。

中国如何能够摆脱周期性的破坏,摆脱阿Q式的革命呢?这让鲁迅忧心,而更让他焦虑的是,他看不到任何解决的可能性方案。

于是,他嘲讽众人,跟哪个派都若即若离,张嘴就骂,除开他本人的性格原因,更主要的是,他并不认为这些人看懂了中国,要么他认为他们开出的药方并不靠谱,甚至是毒药。

鲁迅就是鲁迅,他并不属于任何一派,他自成一派,他“一个都不宽恕”。

这话证明鲁迅有些孩子气了,一个天才有点孩子气,也属正常。

可怕的不是孩子般的任性赌气,怕的是有些人根本就看不懂中国,总说些场面下的虚伪话;或是看懂了却利用起来,把人性之恶玩弄于股掌,那真是万劫不复了。

至少,鲁迅不是这样的人,打打嘴炮,误伤几人,瑕不掩瑜。

他看懂了,他也说出来了,虽然懂的人依然不多,推崇他的人,也各有主意,好在他及时的死掉,让他成为了一代宗师。而我们也有幸能够在今天时时重温他精彩的文字,不让他的思考丧失意义。